造成「文革」的政治勢力雖然在意識型態和組織方式上取法於現代西方的極權系統，但是在實際政治操作上則繼承了許多傳統君權的負面作風，而集中表現在對於知識人的敵視和迫害，以及對理性與知識的輕鄙上面……

《歷史與思想》面世已整整三十八年。這是我在台灣刊行的第一部論文集，而我和聯經的文字因緣也從此書開始。這是我個人出版史上一件最值得珍惜的大事。現在本書重排新版，我願意藉機對這段往事略作回顧，以為紀念。

在我的記憶中留下印象最深的是關於本書第一篇論文：〈反智論與中國政治傳統〉。這篇長文是應香港《明報月刊》的特約而撰寫的，當時尚未刊出。但我將原稿副本與其他已刊論文一併收入《歷史與思想》中，直接寄給聯經發行人劉國瑞先生。不料國瑞先生對此稿特加賞識，竟提前送交《聯合報．副刊》刊布，連載了很多天。更意外的是此文無意中觸動了台灣學術和文化界的政治神經，因而引起相當廣泛而持續的強烈反響。這一反響在當時充滿著反諷的意味，因為最初我寫此文，完全針對著大陸的「文革」而發。我想揭示的是：造成「文革」的政治勢力雖然在意識型態和組織方式上取法於現代西方的極權系統，但是在實際政治操作上則繼承了許多傳統君權的負面作風，而集中表現在對於知識人的敵視和迫害，以及對理性與知識的輕鄙上面。題目中特標「反智論」，我的立論所指是相當明顯的。在撰寫過程中，我完全沒有聯想到台灣的政治狀態。也許是因為當時台灣的思想與言論自由也受到了嚴重的限制，這才引起不少讀者對於這篇文字的共鳴。就我個人而言，這真是一個絕對意想不到的後果。

反響當然不可能一面倒，反對和批評同樣大有人在，而且筆下也充滿著激情。但是使我最感遺憾的則是此文竟給先師錢先生（賓四）帶來了困擾。〈反智論〉在《聯合報．副刊》上刊出不久，台北的同門友人便先後來信告訴我，錢先生認為我仍然盲從梁啟超以來的流行說法，以「帝王專制」四字來抹殺中國的政治傳統，持論過於偏激。我聽到這些轉述的批評之後，心中極為不安。細閱原稿，也發現其中確有立言欠妥，足以引起誤讀的地方。因此我立刻進行了兩個系列的補過工作：第一是修改舊稿，第二是增寫新篇。我手頭已沒有初登在報上的舊文本，不能與書中的改本互校。不過我仍清楚地記得：全文結尾處我做了一個基本的變更。舊本引譚嗣同《仁學》中的話：

二千年來之政，秦政也，皆大盜也；二千年來之學，荀學也，皆鄉愿也。唯大盜利用鄉愿，唯鄉愿工媚大盜。

這樣斬釘截鐵的否定論斷雖然讀起來十分動人有力，但究竟經不起歷史分析。因此我改用朱熹〈答陳同甫〉中語以代之並引申其言曰：

二千三百年之間，只是架漏牽補過了時日。堯、舜、三王、周公、孔子所傳之道，未嘗一日得行於天地之間也。

為了進一步澄清〈反智論〉的旨趣，我則在1976年先後補寫了〈「君尊臣卑」下的君權與相權〉和〈唐、宋、明三帝老子注中之治術發微〉。當時我還在哈佛任教，所以這兩篇文字都曾得益於先師楊聯陞教授的商榷。

錢先生是否曾寓目我的補過之作，不得而知。但他還是親自寫了一篇近萬言的〈皇帝與士人〉刊載在1976年7月10日和11日的《聯合報》上，對我的原文進行了不指名的駁斥。最後我必須說明，先師此舉完全是就學論學，對於我個人則採取了寬恕的態度。在我們以後無數次的歡聚中，他從無一語及此，我也沒有向他做出任何解釋，師生之間的感情絲毫未受學術異同的影響。（按：錢先生此文後來易名為〈帝王與士人〉，收在《晚學盲言（上）》，《錢賓四先生全集》本，台北：聯經，1998，頁785-799。）

本書對於我自己來說，還有兩點特別值得紀念之處。第一是這部選集將我的治學取向相當準確地呈現了出來，例如中國文、史、哲之間的相互關聯以及中、西文化與思想之間異同的比較正是全書的重點所在。不但如此，以具體的研究論題而言，當時集中所收的少數論文後來多發展成為篇幅很大的專書，如《論戴震與章學誠》、《紅樓夢的兩個世界》和《陳寅恪晚年詩文釋證》便是顯例。

第二是我中年以後改用中文為我個人學術著作的主要媒介，本書是最早的一個見證。本來我在美國教書和研究，著作自然應該用英文刊布。但是1971年夏天初訪日本和台北，並重回香港母校（新亞書院）會晤師友，我發生了一個很深切的感觸。我發現我的英文專著和學報論文，在整個東方學界的同行中，根本無人問津。尤其是在日本京都大學的人文研究所訪談之後，這一印象更是牢牢地銘刻於心。我已萌生了用中文著述的念頭，希望我的研究成果可以傳布到西方漢學的小圈子以外（當時西方漢學遠不及今天這樣流行）。恰巧1973-75兩年，我回到香港工作，重新運用中文變成了理所當然之事。這是我的幸運。從那時起，我便決定先用中文寫出比較詳盡的研究報告，然後再以英文另撰簡要的論文。因為我的教研崗位畢竟是在美國，發表英文論著仍是我義不容辭的專業任務之一。我在初版〈自序〉中曾指出，本書百分之七十以上都是在香港兩年的作品。現在我要補充一句：這些作品正是我為了轉換書寫媒介而特意撰寫的。所以《歷史與思想》在我個人的學術生命中具有極不尋常的意義。

三十八年來本書不斷重印，是我的著作中流傳最廣而且持續最久的一部。讓我在這裡對於讀者的長期支持表達我最誠摯的感謝！

推薦書：張錯詩歌散文合集《山居地圖》（書林出版）

在創作上，張錯以詩名，詩齡在半個世紀以上，詩集即達十九種，我有緣拜讀其中絕大部分。相形之下，張錯的散文我倒所讀不多。《山居地圖》是張錯新近由書林出版的一本詩與散文合集，從張錯的代序中我才知道，原來這本詩文集是他2001年的詩集《流浪地圖》和散文集《山居札記》的合集重刊。事隔十餘年，張錯視這本合集「如浴火鳳凰再世重生」。

《山居地圖》收詩三十首。像我讀過的諸多張錯的詩一樣，這些詩多富歷史意識。特別是某些記遊之作，寫景敘事充塞著飽滿的歷史感，如〈赤崁感懷〉、〈珍珠港緬懷〉、〈登古城樓〉、〈龍嵩街之歌〉等皆是。其他如讀《東萊博議》、《西京雜記》、《洛陽伽藍記》等古籍之作，也多在借古抒情。甚至在與南洋有關的兩組詩中，也不無藉歷史抒懷之意。〈南洋詩抄〉中第一首〈訪三寶井逢雨有感〉就以諸多的假設抒寫歷史的反諷：

倘若不赴錫蘭

倘若不繞印度趨阿剌伯

倘若就在滿剌加據山開井

……

倘若不再等候南風轉順掉棹回洋

倘若大伯公宣賜後轉念留守殖民

倘若，倘若，唉！

微風細雨裡的許多歷史

皆在無數倘若與嘆息間完成。

只要這眾多「倘若」中的任何一個成為事實，歷史恐將改寫，千萬人的命運或將改弦更張。歷史如此，個人的生命也是如此。這些「倘若」所寄託的喟嘆當然隱含詩人對歷史現實的不滿與批判，而張錯的歷史感往往又指涉當下的政治與文化窘境──特別是離散華人的命運。

這種情形也見於《山居地圖》中的若干散文。在書中所收五十二篇散文中，談文與寫人者占大多數，而其中不少又漫渙著歷史滄桑之感。〈哲者與詩人〉透過思想家漢娜•鄂蘭與詩人奧登之間的關係感嘆時空錯置如何弄人。張錯這樣嘆道：「不止奧登與鄂蘭如此，世間許多人事，又何嘗不如此，我們往往悲哀於退卻的一方無法應命花好月圓；但一方面也同感到自己能補救或做到的實在太少，也就只能讓其花開花落，月圓月缺。這種宿命感嘆，古今中外皆然。」

《山居地圖》中有兩篇散文涉及張愛玲的後事，不僅張迷，一般讀者也應該一讀。〈張愛玲與荒涼〉寫作者與林式同、高全之等人遵張愛玲之遺囑，將其骨灰撒在加州「離岸三海里外的大海裡」的經過。全文旨在為三人之決定作辯解，除此之外，張錯對張愛玲的遺囑卻另有文學上的詮釋：「其實我在遺囑演繹裡，看到的是一個獨立堅強女性的最後宣言，不是世界不要她，而是她不要這世界。」這樣的詮釋倒是恰如其分地為我們描述了張愛玲最後的身影。

〈如水一般華麗自然〉可視為〈張愛玲與荒涼〉的續篇，除重申將張愛玲骨灰海葬之理由外，文中錄有張錯為這次葬禮所寫的祭文。祭文提到：「因為加州法例不准撒在陸地，我們選擇申請離陸地三海里外的寧靜海洋。魂歸故國，茲後妳乘波駕返，朝東朝西，均是最短距離。」所謂「魂歸故國」，背後所暗示的容或正是許多離散者的最後祈願。這樣的命運，用張錯在《山居地圖》詩部分〈後記〉的話說，猶如「浪潮般起伏激盪，一邊是離鄉飄泊的越盪越遠，另一邊卻是懷鄉渴切的迴旋拍岸。」

《山居地圖》中歷史滄桑之嘆泰半正是源於這樣的離散宿命。

推薦書：愛亞散文《安靜的煙火：我的台灣花•樹》（群星出版）

今年的春天，顯得特別有活力，太陽花開遍了全台灣。而愛亞新書《安靜的煙火：我的台灣花•樹》恰恰也為台灣散文開出一朵美麗的花。

一直以來，愛亞的文字觸感是敏感而有溫度的，《安靜的煙火：我的台灣花•樹》便是用敏感而有溫度的文字，深度觀察生長在我們日常生活中的另一群愛台灣的子民──花與樹。而這一群子民在愛亞的筆下一群一叢地現身在台灣各地與四季裡。尤其，本書著重在行道樹的觀察與記錄，且是在四季輪開樹花的行道樹，是如此美麗，只是忙碌的都市人，雖與其共存卻無視他們美麗的存在，他們在愛亞筆端重新現身與發聲；透過愛亞的觀察與書寫，讓整個城市頓時鮮活繽紛了起來；若心放緩，鋼鐵都市，事實上也很自然。

但是，我們對於日常的感動，在整個社會環境往經濟發展方向傾斜之下，人心與人性往往處於疲累狀態，對生命感動的熟悉度，亦越來越貧弱無力。人們對於自然的敏感度及與自然共存的能力，也在大幅下降與消退中。循著愛亞老師面對與回應世界環境的姿態與語彙，讓我們有了重新閱讀生活／自然的可能性。透過此書的描述與深度閱讀，我們才猛然發現，原來，這群在台灣這塊土地上，花與樹的身影一直都在，一直都美麗地充滿綠意地在那裡，或在鄉間或在城市，或在窗外不遠處。

愛亞是熱愛生命的，對於生命內在質感的確認，她是執著與實踐的，這些面向便反映在生活一切事物上，包括反核、國光石化等相關環保議題，都是她日常關注的焦點。此外，「愛台灣」這三個字大概是近年來，台灣社會共通語彙的集大成者。只是要如何愛？怎樣才是真愛？愛亞《安靜的煙火：我的台灣花•樹》一書的完成，絕對是一種回應愛台灣愛這塊土地的內涵與行動實踐力的展現。

《安靜的煙火：我的台灣花•樹》既談大樹小花，也談台灣歷史變遷，更有大時代裡的小人物，從樹到人，都是故事。整本書的內容展現了溫柔也是一種力量；安靜也可以很燦爛。這就是──愛亞，一朵──安靜的煙火。

推薦書：陳玉慧小說《幸福之葉》（印刻出版）

陳玉慧在《幸福之葉》書末，提到「教化性與娛樂性並重」是她理想中的小說。《幸》是這樣的合融，以台灣烏龍茶的源起、發展，記動盪中，茶葉怎麼在清水中舒緩姿態與顏色。在茶文化盛行的當下，《幸》掌握了飲茶、愛茶的人，再斟一壺烏龍時，便重溫了魏芷雲、高青華、陶德以及李春生的愛情故事。一杯烏龍，一壺乾坤。故事從福建懂茶的少女魏芷雲開始。魏的父親沉溺鴉片，致使家道中落，幾乎賣盡茶田。魏芷雲為支應家中經濟，接受李春生與陶德的邀約，培育茶苗，並險渡黑水溝，到台灣種茶、教茶。我愛喝茶，能辨烏龍與東方美人，卻不知原委，陳玉慧以茶入文，素手烘焙，讓人難忘。

在歷史的架構上寫茶小說，資料與史實的調度，是小說的肉身，書的靈魂是魏芷雲，一名肖像曾經印在包裝盒上的傳奇女子。魏芷雲的傳奇自小就開始了，在安溪的鬥茶會，識茶能力一鳴驚人，為方便跑遍茶山，堅拒綁腳。正因為這一個掙脫，還肉身於自然，才能有台灣滿山的烏龍香。

可以細分《幸福之葉》調用的「茶學」。魏芷雲跨海赴台製茶，可視為「茶路」，魏家遭受王家的設計擺弄可作「茶毒」。高青華、陶德、李春生相繼拜倒魏芷雲的茶，愛上她，當是「茶情」。最迷人者是魏芷雲款款細說的「茶藝」、「茶知」。

魏芷雲說，「茶葉死了會復生，死去活來，香味就出來了」。她的茶簡直無味，但是淡中有味。茶沒有祕密，「喝茶是觀自在，觀察自己的心情」。「做茶本來是一種對殘缺的崇拜，製茶便在不完美的生命，成就某種可能的完美」。魏芷雲的一生是茶，她懷了高青華的孩子，但離開已不是她所愛的高青華，赴台嫁與陶德，後死於難產。魏芷雲的人生恰如蟲蛀的茶葉，不完美，卻因此成就了台灣獨具、英女王贈名的「東方美人茶」。

《幸》寫了不少種茶訣竅，如施肥、茶葉該在何時摘、茶葉的護送、茶必須根據特性烘焙等，而「低山茶水紅，高山茶清香」簡單道出了賞茶的方便法。《幸》以茶學孕育「教化」，茶的愛情故事雖見悲涼，在茶香的氳氤中，我們卻記下了一個女人的完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