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躊躇之歌》第一章〈歧路〉結束於入獄，第二章〈藏身〉開始於出獄，之間的「牢獄歲月」彷如陷落地底不見蹤影。這個「失蹤」頗讓我不解。2010年春讀過《躊躇之歌》初稿，曾建議他補回獄中歲月增寫一章〈無怨〉，他卻認為不宜。「那裡面太複雜了，」他說，「要用小說的方式寫
電話總是響很久，十幾聲，二十幾聲，甚至三十幾聲。
近午或者午後，他的家人不在，有時也許他也不在，四十聲一過只好放下。
但有時，聽筒正準備返回其位，好大一聲「喂──」伴著急促喘息蹦出，聽筒於是迅即回到耳邊，他的喘息由急而緩，平穩的又「喂」了一次，我才明知故問道：
「陳列──，你又在割草啊？」
「是啊，是啊，」他聽出了我，「哎喲──，我知道妳要說什麼啦，有啦有啦，我有在改啦，還在慢慢改啦。」
「你那些草，割了又長，沒完沒了的！但你的稿子，改完就可以出書了，」有幾次我是這麼說他的，「不改完，什麼時候才能出啊？」
「哎喲，我沒那麼重要啦，」有幾次他是這麼回答的，「不出也沒關係啦。」
也有幾次，聽筒那端嘆息著：「哎喲，我真怕接到妳的電話囁！」接著是一聲溫柔的苦笑。
類似這樣的對話，那三年裡不知重複了多少次，說的無非改稿與出書，然而割草往往是無可避免的開場白。
陳列在改的，是《躊躇之歌》。
一年過了一年，我與文友等了又等，他卻氣定神閒的繼續在土地勞動與文字勞動之間躊躇，繼續在兩分多地的家園裡汗流浹背低頭割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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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之如此掛念《躊躇之歌》，源自1980年秋天陳列以〈無怨〉獲得第三屆「時報文學獎」散文首獎（成名多年的張曉風以〈再生緣〉得優等獎）。那年元月，我從《聯合報》轉到《中國時報˙人間副刊》工作，有緣參與散文獎決審委員余光中、思果、張系國、逯耀東、鍾肇政的決審過程並在會議結束後通知得獎者寄來簡介、照片、得獎感言，因而開啟了與陳列的文學因緣。
〈無怨〉是很特殊的散文題材，第一句就點出背景在牢獄：
「午睡在雷聲中醒來，脆急沉厚的聲音響在囚房外。……
就在房間角落那個高出地板許多的廁所內，我曾多次踮著腳尖，透過鐵柵的空隙，凝視外面陽光或夜空下的市鎮，心中陣陣不安的飢渴和疼痛。一個老犯人說，除了吃飯和睡覺之外，不要再看其他和想其他。……唯有使自己的心境進入心理學家所說的最後的妥協期，接納事實並調整自己之後，才不至於發狂或活得很辛苦。……」
陳列的散文常像一幅畫或幾組繪畫聯作，人物、場景的影像幾筆鮮明或者有意的厚重模糊。〈無怨〉裡的難友無不各有滄桑，其中的「船長」甚至「還得離開他所熟悉的海洋九年」，這個綽號「船長」的壯漢不識字，原是船上射魚手，當其他難友侷促在囚室裡以閱讀潑殘生時，他只能伏在地板上畫魚哼小調或繃著臉焦躁的跺步；偶爾心情好，「他把手伸出廁所壁上的鐵條外，開玩笑的對大家說，『來啊，摸一下社會。』」──這句玩笑有如一行詩，也如一把劍。
1980，尚未解嚴的年代，報紙只有三大張，〈無怨〉於10月2日社慶當天發表後，《人間》辦公室接到許多讀者電話（與信件），大多是驚訝（你們社慶還敢登這種坐牢文章啊？）、讚賞（這個陳列寫得很好啊），或想了解更詳細的「陳列」背景：他是犯了什麼罪啊？他為什麼去坐牢？看他的文章是讀很多書的人，是不是政治犯啊？……
對於這些疑問，答案只有一種：「我們也不清楚。」──那時僅知陳列三十四歲，老家在嘉義六腳鄉蒜頭村，淡江英文系畢業，住在台北，從事翻譯工作。
2008年春，又是一場特殊機緣，意外讀到陳列《躊躇之歌》第一章〈歧路〉初稿，敘述他被情治人員監控、偵訊、逮捕（1971-1972）的過程。意外中的意外，〈歧路〉與書寫牢獄生活的〈無怨〉恰是前後篇。
時隔二十八年，我對陳列多了不少了解，甚至在八○年代同遊太魯閣國家公園時走過那座傳說中的佛寺（當年他準備考研究所時隱居讀書引致情治人員起疑之處），也去過他在花蓮市區的舊家和壽豐鄉那個種了很多樹木水果蔬菜且野草蔓長的新家，吃過他自豪的到了六月仍然「連根生吃都很甜」的大蔥……。然而，我從不問他「當年事」。
直到〈歧路〉一頁頁於眼前展開，在那層層轉折中才清楚看見他如何被羅織罪名，如何在二十六歲黃金之年從那座幽靜的佛寺落難於冷肅的監獄……。閉鎖了三十餘年之後，已過花甲的陳列終於鼓勇寫出噤聲事。接著〈歧路〉的是〈藏身〉（出獄後），〈作夥〉（參選民代），〈假面〉（當選國代），〈浮雲〉（淡出政治）；全書五章預計2009年春完成。
從那時起，我等待著《躊躇之歌》。2009年春，躊躇無有音訊。2010年2月，讀到全部書稿，興奮的打電話去道喜，他卻淡淡的說，「那只是初稿啦，還有許多地方得慢慢再改，妳知道我還要割草嘛，割草很累很花時間的！」
我知道，我都知道。改稿其實也如割草，很累很花時間的。
然而懸念不止，躊躇又躊躇，仍然不時打電話去，十幾聲，二十幾聲，三十幾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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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列的散文寫作，有如台灣諺語「大隻雞慢啼」。三十四歲，第一篇散文得第三屆時報散文首獎一鳴驚人。三十五歲，第二篇散文〈地上歲月〉得第四屆時報散文首獎八方矚目。連續兩年奪冠，在各大文學獎史上是空前的（也可能絕後）。決審委員林文月對〈地上歲月〉的評語標題是〈厚實感人〉，極為中肯：
「在這篇文章裡，人和大地渾然一體，不分彼此；甚至於父子關係也質樸的建立於那一片大地之上。人從大地取得生活所需，而對於大地的感激之情，卻不必用『見外』的客套禮讚，就好比真正親愛的感情是不需表之於語言。」
陳列的「得獎感言」則是〈散文大有可為〉，氣度豪邁而誠懇：
「再次獲得首獎，當然是很歡喜的。有人會接納甚或欣賞傷春悲秋之外的題材，足證散文還是大有可為，有其積極意義。我生長於農家，農人的苦樂、農村的變貌和土地的生息，對我的感思一直有著不小的影響。那是我最熟悉的事物。有一次，隔了一段較久的時間才從北部返鄉，看著依然忙碌的父母和一些顯著的變化，我總覺得應該為沉靜的鄉間生活和大地說些話。當然，農村的種種現狀用一大本書也談不完，我也只是試著從另個角度切入，以較溫柔的文字把個人的一部分觀察和繫念表達出來而已，希望別人能通過這些較易接受的文字，感覺到一些嚴肅的問題。……」
不過，除了「人間」副刊同仁與決審委員，鮮有人知1981年時報散文獎過程之奇。那年共收來稿791件，初審二人一組（共四組），得兩票者才能進入複審。主辦單位於初審結束後，照例進行各項「淘汰審」；我從散文類找出四篇淘汰稿請「人間」主編高信疆先生過目，他也覺得是「遺珠」，同意直接送入複審。結果，兩篇二度淘汰，另兩篇在決審抱走兩大獎：除了陳列〈地上歲月〉，還有洪文慶〈出巢〉得優等獎。
那屆的散文決審委員是三毛、吳宏一、林良、林文月、鍾肇政。評審名次確定後，主辦單位宣布得獎者名單，五個委員一聽陳列二度得首獎都很訝異，再聽到兩大獎作品是初審淘汰稿更是震驚不已。林文月說，「怎麼會這樣？」吳宏一說，「這種事情確實不多見。」三毛說，「初審委員是哪些人？」
類似之事我之前倒遇過一次。1976年第一屆「聯合報小說獎」，《聯副》主編馬各邀我協助看初審淘汰稿，後來轟動一時的〈我愛博士〉就是初審被淘汰的，我請馬各再看一次，決定送入複審；決審時與七等生、鄭清文等名家之作並列「佳作獎」。作者曾台生是新人，一夕成名後以筆名「曾心儀」出版第一本小說集《我愛博士》。──如果初審沒有「淘汰審」機制，曾台生焉能以〈我愛博士〉成名？〈地上歲月〉與〈出巢〉焉能「敗部復活」？可見「初審」之不可輕忽；稍一看走眼可能「遺珠之憾」，也可能「魚目混珠」。
● 〈地上歲月〉奠定了陳列本土散文書寫的地位，他卻始終「堅持一些東西」，得獎近十年才得十二篇作品出書；第一本散文集即以代表作〈地上歲月〉為書名（1989，漢藝色研／1994，聯合文學／2013，印刻出版）。又過了將近十年，玉山國家公園管理處想找一個作家「駐山」，一年寫一本書，稿酬五十萬，我推薦了陳列。1989至90年間，他每月從花蓮到南投，行走漫遊於高山荒嶺溪澗古道之間，學習觀察珍奇的高山植物與動物，親近當地的布農族並理解他們的生活文化，也在花草樹木雲霧流水間思索人與自然如何共生共存如何對看對話，終以〈玉山去來〉等八章完成了氣勢磅礴的第二本書《永遠的山》（1991，玉山國家公園管理處／1997，玉山社／2013，印刻出版）並獲得第十四屆時報文學獎散文推薦獎。
一個編輯人遇到好作家讀到好作品本屬平常事；1981年有幸讓〈地上歲月〉「出土」，1988又有幸推薦他寫《永遠的山》則是奇特的緣分。當年我沒跟陳列說這些事，只默默祝福並期待著他的下一本書；時隔二十多年又有緣巧遇《躊躇之歌》，才欣喜的讓他分享了這些祕辛。絲微遺憾的是《躊躇之歌》於2013年秋出版時，距離《永遠的山》已經二十二年！──這「大隻雞」也「啼」得有夠慢，難怪陳芳明《台灣新文學史》（聯經出版）忘了他。
如今這「慢啼者」得了「第一屆聯合報文學大獎」，恰恰印證了1981年他為〈地上歲月〉寫的得獎感言：「足證散文還是大有可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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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我一直覺得〈無怨〉未了。
獄中近五年，為何只有四千字〈無怨〉？《躊躇之歌》第一章〈歧路〉結束於入獄，第二章〈藏身〉開始於出獄，之間的「牢獄歲月」彷如陷落地底不見蹤影。這個「失蹤」頗讓我不解。2010年春讀過《躊躇之歌》初稿，曾建議他補回獄中歲月增寫一章〈無怨〉，他卻認為不宜。
「那裡面太複雜了，」他說，「要用小說的方式寫比較妥當。」
「啊──？」我大吃一驚，「你是說獄中歲月要寫成小說？」
「對啊，」他那天沒割草，語氣很輕鬆的說，「我也可以寫小說囁，妳以為我不會寫呃？」
「你當然會寫，」我想起他翻譯的那本小說，「你會寫得像《黑色的烈日》一樣好。」
「哎喲，別這麼說啦，妳還記得那本書呃？」
怎會不記得？
1981年之後，輾轉聽一些文友說他繫獄期間（1972-1976）以一種「特別的方式」翻譯了一本書；出獄後翻譯糊口之餘，不忘整合修改那些「零碎」的譯稿並出版。──那應是陳列的「第一本書」，但僅止於傳聞未曾閱讀。
1983年五月，意外收到陳列寄來那本傳說中的書──《黑色的烈日》（1979，千乘出版社）。封面右上角「陳麟譯」（隱去其本名中的「瑞」）；底下醒目的褐底反白字「抗議小說」。再底下一段黑體字：「歷史所流經的路線有著許多迂迴曲折；現在他已跟不上這股水流，所以必須成為溺水者的屍體而被棄置於流程的轉角處。對嗎？」
《黑色的烈日》（Darkness At Noon, 1940）是猶太裔匈牙利作家亞瑟．柯斯勒（Arthur Koestler, 1905-1983）代表作，描述俄共革命、黨內鬥爭及鬥爭失敗者被捕入獄後的再鬥爭、猜忌、洗腦、背叛、審判、槍決……。1998年藍燈書屋評選「20世紀百大英文小說」，該書名列第八。陳列當年尚難預料此事，但於獄中翻譯此書也許有意隱喻「囚房裡的囚房」、「抗議中的抗議」；多麼沉痛的雙重意象！
《黑色的烈日》前言第一句：「本書的人物都是虛構的。決定其活動的歷史環境則是真實的。」第一章第一節首句「囚房的門在魯巴休夫身後砰然關閉。」陳列解釋了將以小說彌補《躊躇之歌》的不足後，我發現〈無怨〉的首句也是以「囚房」出場的。那麼，陳列的「第一本小說」是否也會呼應他翻譯的「第一本書」向柯斯勒致敬？那麼，推開了森嚴的「囚房」鐵門後，曝曬於《黑色的烈日》之下的，將是多少組無言的或吶喊的繪畫聯作？
我想像著，並期待著，陳列的小說。也許偶爾仍會打電話去。也許開場白仍是無可避免的那一句：「陳列──，你又在割草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