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先生所有的題簽，字跡都十分清秀。字雖為行草，但合乎法度，一看就知道是受過良好訓練的。從他的題簽，也可以看出他對人的尊重，看出他的修養。──他是一個十分真誠的人。他曾夫子自道：「我覺得我還是個挺可愛的人，因為我比較真誠。」……我現在有不少簽名本的書。王蒙的，黃裳的，黃永玉的，還有鐵凝、舒婷、賈平凹、鄧友梅、范用、李國文和王安憶等。當然汪曾祺的簽名本我最多，手頭有好幾本。──給這些書簽名已經近二十年了。
簽名本有什麼用處呢？沒有什麼用處，只是一個紀念、一個記憶而已；或者有時會翻翻，見到那些手跡，會有一些感慨。當然，它也是有點文學趣味的。簽名本的商業價值有多大？那是另一回事，我不是藏書愛好者，對書的商業價值，一竅不通。
倒是有的簽名本，頗能研究出一些書之外的微妙資訊，或者能看出一些簽名者的性格、趣味、為人和脾氣等端倪。
比如近期的事，秋天在北戴河見到王蒙和鄧友梅，有朋友買來他們的書，請兩位題簽。朋友盛情，也為我代購了兩本。因同在「創作之家」住，每天見面，吃飯時就將書帶上，他們來了，就掏出筆，請在扉頁上寫幾個字。那天見到王蒙，我走上去，將《王蒙精選集》遞上，王蒙穿著非常輕便的白色夏裝，就立下了，很麻利地在扉頁上簽下了「感謝蘇北先生購閱」幾個字。因書是藏書者自己購買的，並非著者所贈，這也是對買書人的一份尊重。而鄧友梅先生，則是另一番風度。鄧先生與我同住一幢樓，每天進進出出都從他門前過。我的朋友劉政屏，是位圖書人。他讓同事從店裡郵來十多本大開本《那五》，分發給我們。那天我們一行人浩浩蕩蕩，敲開鄧先生的門，請他給我們一一簽字。鄧先生穿個老頭衫、大褲衩，趿著個鞋子來開門。開門一看，好傢伙！一大群人！鄧先生笑呵呵的，把大夥迎了進去，招呼坐下，之後便趴在茶几上一個一個開始簽名，邊簽還邊說：「這麼多啊！」可還是戴著老花鏡，老老實實為每人寫下「×××指正」。
請黃裳題簽亦有意思。黃先生去世的前幾年，一個五月，我和朱自奮女士敲開黃先生家的門。因為之前已約好，所以並不唐突。黃先生彷彿又是記者來訪了，規規矩矩坐在長沙發上，等待提問。我們確實問了不少問題。因先生耳實在背得厲害，因此談話特別吃力，談完出來，像跟誰打了一仗，體力、智力都透支得夠嗆。請黃先生在帶去的書上簽名，黃先生並不推託，而是十分麻溜，頗有明星範兒，手下特別流行。先是一本《來燕榭文存》，黃先生在扉頁上寫下「為蘇北先生題，黃裳，己丑年夏」，在另一本我的《一汪情深：回憶汪曾祺先生》上，他本想題汪曾祺寫昆明蓮花池的一首詩，可是只記得「蓮花池外少行人，野店苔痕一寸深」，後兩句「濁酒一杯天過午，木香花濕雨沉沉」愣是想不起來，可惜我作為「資深汪迷」，一時也迷糊了，接不上後兩句。黃先生不愧是大家，雖年近九十，可應變得很快，立即寫道：「曾祺寫昆明的雨，情韻都絕，有詩一絕，能得南疆風韻，不易忘也。己醜初夏，為蘇北書，黃裳」。今年9月已過，轉眼黃先生也走了兩年了。我翻出這兩本書，望著書的扉頁上黃先生清秀俊美的字跡，心生感嘆，有物是人非的感覺。
說起黃裳，他和汪曾祺、黃永玉曾有過一段非常美妙的友誼。那時年輕，無牽無掛，在上海灘，你來我往，揮斥方遒，很是快樂了一陣。晚年南北呼應，在文壇上產生不凡的影響，而風格卻大不相同，我有幸都見過他們，感覺真是性情各異。就說這個題簽吧，如若是汪先生，你帶過書去，他會很快給你簽上：「汪曾祺，某年某月」；若你再請他題幾個字，他了解你的，稍一沉吟，會立即給你題上兩句貼切的話語；不太熟悉的，在言談中，知道你是哪裡人，喜歡什麼，有什麼特長，也能為你寫上兩句，也還像那麼一回事。看後你心中會特別歡喜。因為這是獨一份，是專門為你寫的，用現在的話說：特供。
而黃先生，其實是一個頗倔的老頭。他並不會隨著你的意而為的。有些時候，有的問題，他是頗為堅持的。還是以題簽為例，你若帶書請題，他一般都是「為××題」，很少簽個大名，更不會出現「指正」。這裡「為××題」，也間接告訴別人，這書是作者自己買的，不是我黃某人贈的。因為享受贈書，這也有個「格」的問題。你配不配贈？也是有講究的。這種習慣和風格，可以說也不是一時興起，是幾十年養成的。它是一種風範，一種氣度。再退一步，用小人之心度之：將書送給一個不入流之人，日後再流入市場，豈不給自己蒙羞？這也是不得不留意的。
而黃永玉，這個老頭，還真是個「活寶」。他那麼老，而心那麼年輕。在一副蒼老的身體上，附著一個孩子的表情。他在上海搞〈我的文學行當——黃永玉作品展〉，我趕到上海，在上圖見到他，行止，動作，表情，都是那麼俐落和靈便，總是一副精力飽滿的樣子。既愛開玩笑，舉止又調皮。在巴金紀念館，他忽然在院子裡的草坪上打了幾個滾，把圍著他轉的記者嚇了一跳！──大約是在巴金面前，自己再頑皮一下？
到上海，我帶了兩本書：一本是李輝主編的《黃永玉自述》，另一本是個小冊子，《太陽下的風景》（1994年，百花文藝版）。因在上圖人實在太多，根本沒有辦法請黃先生題簽，我便將書交給周立民兄，請他方便託黃先生一簽。立民兄真是負責，因為〈我的文學行當〉要在上海、廣州和長沙三地巡展，他主持的巴金紀念館作為主辦方之一，一直要跟隨活動到底。在廣州，一天飯後，立民將我的兩本書遞上，黃先生用碳素筆，在《黃永玉自述》的扉頁，龍飛鳳舞地簽下了「黃永玉」三個字，而在另一本《太陽下的風景》，則簽上「蘇北，黃永玉，2013年」。
黃先生的題簽，也了卻了我的心願。汪、黃、黃，這三位老人，當年的「滬上三劍客」，人是我都見過了，書也都有了，而且還都留下了他們墨跡。
汪先生的書，我有幾十本，可以裝滿書櫥的兩層，大部分是他去世之後出版的。他在世的時候，出的書並不多，主要也就是兩本小說（《汪曾祺短篇小說》和《晚飯花集》），一本散文集（《蒲橋集》）和一本文論集（《晚翠文談》），當然還有江蘇社的四卷本文集和其他的一些版本。汪先生的簽名本，我大約有五六本，基本都是他送的。最早的是《蒲橋集》（作家出版社，1989年3月第一版），汪先生在扉頁上題「贈蘇北，汪曾祺，1989年7月」，那時我在魯迅文學院進修，一次去先生家，得到了這本書。第二本是《旅食集》，此時我還在縣裡工作，是用牛皮紙信封寄給我的，上題「贈蘇北，汪曾祺，1992年11月」。1993年初我到北京工作，接觸汪先生機會多了，所受的饋贈也多了。之後的幾年，先後送給我過《汪曾祺人生小說選》、《獨坐小品》和《汪曾祺散文選集》等，多題「蘇北存」，落款也由「汪曾祺」而簡略為「曾祺」，這也可見出對一個人的親近程度的變化。
汪先生所有的題簽，字跡都十分清秀。字雖為行草，但合乎法度，一看就知道是受過良好訓練的。從他的題簽，也可以看出他對人的尊重，看出他的修養。──他是一個十分真誠的人。他曾夫子自道：「我覺得我還是個挺可愛的人，因為我比較真誠。」（《自選集》重印後記）
我對這些簽名本心懷敬畏。對在這些書上留下的墨跡，都十分珍惜。因為這些人，他們在我的心中，自有他們的分量。我時常看看，以激勵自己，也更好地接近他們的靈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