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1972年。初進病房，頂著一頭電燙鬈髮、一身黑肉底、因而馬上被人號作「黑甜仔」的阿梅，並不知道，她的眼睛恰恰見證了台灣神經學發展那段閃爍著微光的年月……來了來了，終於來了，黑甜仔來啦！
七月溽暑天，阿梅西線鐵路顛晃半日，午後，終於提著皮箱，出前站，來到朝思暮想常德街；這回，不是為著考試，而是來報到了，現下，她總算有心情好好看看這幢老醫院——站在車道彎坡仰頭看，這日本人留下來、熱帶洋樓式的醫院好古雅，紅磚面、白紋帶，幾根厚重歐式立柱撐起門面，門邊尚植有南國濃綠草木；入內，阿梅張嘴抬眼上望，是著名的挑高拱頂大廳，二樓迴廊似天井圍繞，柱壁浮雕，向上連接著壯麗廳頂，光線則自巨大玻璃罩灑落。白亮光暈裡，多少病人來來去去，阿梅遂混在他們之中，輕腳踩過大廳拼貼已逾半世紀的褐白二色地磚，沿著醫院主要通道，朝後探險，中央走廊兩側，東西兩翼向外延伸，一進又一進，一進又一進……
啊，這就是全國最出名的醫院嗎？想到真能如願在此上班，阿梅不禁歡喜得忘了形，最讓她興奮的，是她剛剛才發現、仍然貼在中央走廊西側布告欄上的榜單，它還沒被揭走哩。直至現在，少女阿梅如若作夢一般，那幾日，沒事就會去瞻仰自己的名字。蔡○梅。三個字端端整整地鑲在那張名單裡，好像熠熠生著光，頭一次，她覺得自己的名字有了重量。
甫報到，這批新進護士的第一份差事，就是被帶至位醫院中央走道末尾的供應室，負責清洗針筒。供應室，全院器材回收之中心，備有各式大型蒸汽鍋爐，專司高溫高壓消毒。那時節，資源不如今日豐足，諸如點滴注射管、胃管、導尿管等，多要重複使用。醫院針具仍是玻璃製的，配上金屬針頭，注射後並不丟棄，而是回收滅菌；消毒好的鋼鐵針頭依大小號數區分、送回病房，被置放在無菌紗布上，護理人員再依需要揀選針頭套用。然而，扎過病患的針頭不時會被血塊堵死，少女阿梅和她的同事們，初始那一兩個月的時間，便每日反覆將水灌入玻璃針筒，再使力如擠壓唧筒一般，試圖將血塊清出。阿梅說，經手這些尖銳物，她好擔心自己也被扎傷。所幸，幾年過去，塑膠針筒問世，護士們再也不必清洗這些回收品了；且其後在醫院服務的數年間，阿梅竟奇蹟似地從未遇上針扎。
兩個月職前訓練般的供應室生涯過去後，這批新招入的三十幾名護理人員，才正式被分發至各單位。彼時，同屆南護的同學阿蜜被分至專供公教人員住院的公教內科病房，阿梅則被派至獨立於院外、自成一天地格局的那棟神經精神科病房。
神經精神科？乍聽的結果，少女阿梅實在丈二金剛摸不著頭腦，她不明白自己為何被分遣到這單位，對神經精神科別也全無概念。她眨眨小眼睛想，從前，在台南護校可有學過這科？彼一時日，不僅一般民眾分不清神經病及精神病的差異，尚在茁長階段的神經醫學及精神醫學，當年亦未完全分科，沿襲了日式醫學傳統，神經科不過是隸屬於精神科的分支，兩大類疾患悉數歸入腦內乾坤，被涵納其中的，無論精神科或神經科醫師皆要學習，收治住院的病人也未分開，是以，無論腦中風、肌肉萎縮、重症肌無力，抑或躁鬱、精神分裂患者，雖然分了樓層，但仍統統住在同一棟病房內。
是1972年。初進病房，頂著一頭電燙鬈髮、一身黑肉底、因而馬上被人號作「黑甜仔」的阿梅，並不知道，她的眼睛恰恰見證了台灣神經學發展那段閃爍著微光的年月。那之前一年，台大醫院才剛開始使用左旋多巴胺治療帕金森氏症；而再往後一年，有醫師自美國學成返台，從而開啟了台灣神經生理學研究的濫觴。
阿梅印象猶在，當時神經科主任，是戰前出身淡水達觀樓的世家之後，也是台灣第一位前往英國倫敦受正統神經醫學訓練的洪祖培教授，眾人皆敬稱他「洪P」。與蘭大弼私交甚篤的洪祖培，在蘭醫師的協助下負笈英國，帶回台灣仍缺乏的神經學知識及檢查方法。他且是位細心的醫者，譬如，他曾觀察到亨丁頓舞蹈症（Huntington’s disease）與台灣特別的風土關係，「在台灣，若看到一位亨丁頓舞蹈症的病人，你該去問問他的家族起源於哪裡，依照我的經驗，都在台南一帶。因為這疾病變異屬於高加索人的基因，本土沒有，多是由荷蘭人帶進來的。」
少女阿梅見到洪教授時，四十七歲的他正值壯年，瘦削挺拔，嚴格而易怒。每周四的病房會議，由洪教授主持，通常用來討論新病例，除了原來台大的住院醫師及護理人員外，當年也有不少外院的醫師前來受訓——榮總、三總、台北鐵路醫院、空軍、彰基、阮綜合……他們亦一併列席。會議流程多半如此：住院醫師們先將這周所接新病人報告一遍，包括診斷、症狀、檢查結果等，教授聽畢，會指示該再安排哪些檢查。討論時，氣氛總緊繃而肅殺，畢竟人人知曉洪P的脾氣，若是洪P問下的題目答得離譜了，接下來他可是會不留情面地、把人教訓得體無完膚的。回答不干護士的事，但阿梅她們坐在後頭，氣也不敢吭，只能無比同情、默默看著前排的住院醫師們，都是大人大樣了，被電慘的醫師臉面通紅、又羞又沮喪，竟成阿梅對病房巡診最鮮明的回憶。
也是進了神經科病房，新手阿梅才開始實地操演各項臨床事務。內容包羅萬象的病房工作畢竟與護校所學有段落差，初來，她看見戴著呼吸器的病患，簡直嚇壞：萬一輪她值夜班時，病人有個閃失，她該如何是好？
好在，責任重大的夜班只有老鳥才能擔當，這些新手得從白班學起。當時整間神經科病房共二十六床，白班護士有四至五人，各人負責四到六床。七○年代，能入台大住院者不多，非急重難罕不會轉送此地，是以病房常常住不滿。彼一時節也並不盛行雇請看護，若家屬未隨側，大多病人仍倚賴護士翻身、洗澡。這些照護，護生時代就學過了，她們將之稱為「bath care（沐浴護理）」，洗頭、擦拭身體、協助病人使用便盆，都附含在內。每周固定一日，她們亦替病人更替床單，護士兩人一組，將名下所屬病患的布單皆換過。新患者入院時亦同，護士們將床墊撣一撣，翻個面，總是舊的去了，新的來。
小夜班則是稍稍嚴苛的考驗。這時段兩人值班，負責鎮住午夜前的病房，量血壓體溫、備藥發藥、打針、寫紀錄，一切同於白日；大夜班則僅餘一人，縱然此時整座病房的人皆睡去，大夜護士該做的卻沒少，且須額外備好隔日耗材——她得泡製消毒用75%酒精、製作酒精棉球，也須消毒鑷子、泡鑷罐等等。病房裡往往就有小型消毒鍋，夜深，護士會將物件丟入鍋中，無眠咕嘟咕嘟煮著，靜待它們慢慢沸騰。
最令輪值大夜者提心吊膽的，不是勞務，而是急救事件。若遇上，得迅即喚來值班醫師，叫上實習醫師，最多三人設法合力解決。對病患或守夜者來說，能否安然過夜，都屬乎運氣問題了吧。阿梅的同事復芝曾在某晚遇到三名病患同時需搶救，危急間的取捨最是困難，先救誰，後救誰，這已不是思辨題，卻是眼睜睜發生的狀況題了——復芝仍記得那驚心畫面：其中一床病人動脈破裂，氣切口大量噴血，黏熱腥紅的血液井水也似毫無節制地湧出、漫開，幾秒內便溢滿枕頭、床緣，慌亂中，她只能扯起床單，朝冒血的孔洞緊緊捂去。
然而，無論夜裡平靜或困厄，它總會過去。
窗外，久違的天光乍亮，白班人員陸續到了。夜與晝交會之時，大夜班護士終得以卸下重擔，向白班護士交代昨夜突發狀況；續後，再一一報告每床詳細情形。護士的晨會，由護理長主持，生命徴象、處置、今日安排檢查都回答清楚後，解散，各人推出自己的藥車，走廊上碌碌前行，開展一天。
那樣周而復始的一日日裡，少女阿梅於是上手了，也熟習了。
難得假日，若無特別節目，換下制服的阿梅，慣以簡單方式打發多出的時間。她偶爾邀從前在南護的同學美珍出來逛街——美珍也上台北了，如今在石牌那裡的榮總上班——這樣一對青春人兒會從台大醫院出發，信步走過新公園，拎上一小袋焦褐色、冰鎮後正泌著水珠的公園號桂花酸梅湯，邊啜邊往西門町去。沿途，有矗立寶慶路上的遠東百貨、中華路旁的南洋百貨公司，阿梅與美珍會好奇地瀏覽櫥窗，但也僅止於此。那時節百貨公司貴，專櫃小姐姿態也高，阿梅總是不敢輕易進去。
兩人跨過中華路天橋，她們的目的地是巍巍橫亙路邊、一連八棟的中華商場。商場是個殺時間的好地方，那裡匯聚有上千家店鋪，鞋店、古玩店、集郵社、服裝店、唱片行……她們一間間逛過去，看人看物都有趣。傍晚，兩個女孩會在商場中吃上一碗比牛肉麵便宜許多的牛肉湯麵——哪一家已不記得了，總之商場裡牛肉麵店多得很——這樣，便算結結實實過了快樂的一日。回程，阿梅在中華路上送美珍搭公車返榮總，再自己按來時路踅回宿舍。
有時，則輪到阿梅去榮總找美珍，她會先在美珍宿舍坐坐，兩人再去踩踏天母一帶。七○年代，美國大兵早已離開，中山北路上金髮碧眼者少矣，但販賣異國風情的鋪子仍不少；舶來品，絕對是買不下手的，阿梅奉行只逛不買原則，畢竟在台大薪水一個月一千八百元，護士餐廳的包月夥食費三百，撙節吃用，每月還可存下一千二。
這錢省來不是給她自己留用，卻是要帶回舊廍，拿給蓮蕉和清秀的。
上台北後，阿梅每隔月餘至雙月回舊廍一次，排好輪休的她，每次約能返鄉五天。住在家裡的日子過得快，臨去台北前，母親蓮蕉會捉來一隻院落裡的雞，宰煮了，下醬油炒鹹，讓阿梅路上帶著。然當時宿舍概無冰箱，阿梅提回台北的紅燒雞肉，就多給室友分食了。好在大家有來有往，下一回，又不知是誰，要帶來家鄉特產呢。
算算，自七○年代開始，整整十二年光陰，阿梅都在這所醫院裡度過，員工宿舍及餐廳的這一偏隅，曾經，就是她在台北落腳安身多年的地方。
那角落裡的風景，她最記得宿舍旁的水果攤，一對中年夫婦，做的是醫護人員的生意，攤位上擺滿一袋袋洗削淨的水果片，花樣隨著時令而變。阿梅總喜歡午飯後買上一小袋，嚼呀嚼、嚼呀嚼——秋日水梨、冬日橘——彷彿就這樣啃著啃著，少女，也會長大了。
（本文選自《暮至臺北車停未》，近日由有鹿文化出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