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宰治（1909-48）是日本女大學生撰寫畢業論文最喜歡的作家之一。那幅坐在高腳凳上左腳平放，右腳弓起，右手置於右腳上，兩眼直視前方，輪廓顯明的照片，不知吸引多少女性？

有如台灣的青少年迷上瓊瑤一樣，日本的文學愛好者年輕時期會迷上太宰治，原因可能是長相，或他的「頹廢生活」樣態。之後有一段時間遠離，到了人生的某一階段，人生體驗較多之後，可能又重回太宰治，當然這時對太宰的了解層次或許不同，欣賞的是他的文學之美，而不是長相，或生活的頹廢樣。

出生於青森大地主的太宰治，幼時有僕人專門伺候他，過著十分優裕的生活。十六歲念青森中學時醉心於菊池寬、芥川龍之介文學，開始發表文章，學校成績優異。

另一方面早熟的他對女僕產生愛意，十八歲起進出花柳界，與藝妓戀愛。1935年之前自殺三次，經濟來源也被繼承家業的長兄斷絕了。疾病纏身，患腹膜炎時使用的鎮痛劑中毒，生活困頓，舉債過日。這時候金錢對太宰治來說非常重要，希望能獲芥川獎。《逆行》被列為第一屆芥川獎候選作品，但未獲獎。評審之一的川端評語中提到：「例如，也有佐藤春夫氏提出比起《逆行》，《道化之華》更能代表太宰氏的意見……那裡可見其才華，的確，《道化之華》滿盛作者的生活和文學觀，但依我之見，作者眼下的生活有著討厭的烏雲，無法完全發揮才能之憾。」對此，太宰治在《文藝通信》發表〈給川端康成〉提出反駁：「我充滿憤怒，幾個晚上睡不好。養小鳥，欣賞舞蹈是那麼高級的生活嗎？……雖然裝著冷淡；然而，像杜斯妥也夫斯基那樣強烈而錯亂的愛情，讓我的身體感到熱騰騰。而你完全沒有察覺到，我感到遺憾！川端康成裝著若無其事，但偽裝不周全的謊言，我感到無比遺憾。」還罵川端「大壞人」，川端當然提出反駁，說明這完全是太宰治個人的猜測，落選的原因是沒有人大力推薦。

佐藤春夫早在太宰治還是無名小子時已注意到他的才華，寫信鼓勵他。因此，形成師生關係（後來與佐藤春夫逐漸疏遠，改入井伏鱒二門下）。太宰治寫給佐藤春夫的書信過去已找到34封，這次實踐女子大學的河野龍也准教授受託整理佐藤遺物，在東京都內遺族家裡新發現3封書信。

第一封的日期是1935年6月5日，第一屆芥川獎評審會議二個月前。當時太宰26歲，無名作家，佐藤43歲已是文壇大家，注意到太宰的《道化之華》，對太宰朋友說：覺得甚為有趣，當然及格。這封信就是太宰的道謝信：除了列舉最近在雜誌上發表的作品，還說：「如果這次芥川獎過門而不入，我又將在五里霧中徘徊。」對於佐藤欣賞自己的作品則說：「突然湧上高興得要命的話來。真想喊道萬歲！」從內容看來，無疑地意識到即將舉行的評審會議。結果，第一屆芥川獎由石川達三的《蒼氓》獲得。

第二封日期是同年8月12日，大意是希望能跟佐藤見第一次面。

第三封的日期是1936年1月28日，用毛筆寫在和紙，長約四公尺，寫道：「芥川獎，這一年把我弄得團團轉，幾乎籠罩了我全部的生活。」「伏請給我第二屆芥川獎。我一定會成為好的作家，不會忘記您的恩惠。」「佐藤先生，請不要忘記我。請不要見死不救！」完全拋棄羞恥與自尊，由此可以了解芥川獎的權威性，以及初出茅廬的太宰治的精神，和那時經濟情況之惡劣。

結果，第二屆芥川獎從缺。第三屆時又以太宰已非新人被排除。終其一生未獲芥川獎。但留下《人間失格》、《津輕》等名作。尤其是《津輕》，佐藤春夫在〈稀有的文才〉說：「那部作品他的缺點完全不見，只表現出他的優點。他的其他作品即使全部被抹殺，只要有這部作品，他可以說就是不朽的作家之一。」這部作品好在哪裡呢？佐藤說：「把當地的風土與人情融合得這麼好，他的才華的確了不起！」

但這類敘事中，時常少了農村。大多數旅人不曾走進普通的中國村鎮中，更別說體認村寨在近代的極速改變；人們可能還停留在費孝通《鄉土中國》那僵固不變的農村結構認知裡──虛構小說或許給予我們豐富角度接觸當代中國農村，但從莫言到閻連科，我們讀到更多的荒誕（或許這些荒誕比真實更為真實）──我們該如何調整自己的認知圖像？

中國紀錄片導演張贊波曾以《大路》，引領我們從築路角度進入中國農村；中國人民大學教授梁鴻則以《中國在梁庄》、《出梁庄記》帶讀者進出梁庄，觀看農村裡裡外外的各樣結構變化。巧合的是，梁鴻的梁庄起筆，也是從「路」開始：「出城的公路依河而建……整個鄉村網絡最顯在的變化是路……」

「那一輛輛飛速駛過的汽車，與村莊的人們沒有任何關係，反而更加強化了他們在這現代社會中他者的身分……鄉村生態被破壞，內在機體的被損傷並不屬於建設過程中決策者考慮的範圍。」出身河南省穰縣梁庄的梁鴻藉著童年步行騎車經驗來對比今日道路改變環境的景況，並具體而微描摹村落景觀與排設因道路修築產生的巨大變化。她自稱若非有家人，老墳，走在路上她會迷失，因為沒有歸屬沒有記憶感。這樣的經濟介入，也讓原本以氏族為中心的屋舍，轉以經濟資本排列。這是過去那些人類學、社會學家的研究都無法比照的今日變化。

諸如此類的變化，還發生在教育、教養、貧病孤寂鄉村政治等等原本相互扶持的穩固基石上。

而當農村的人開始離鄉在外，不僅打破內在結構，也更加強了諸多問題與悲劇。《中國在梁庄》談的是前者，《出梁庄記》面對的是後者。「中國現代化轉型以來，鄉土中國在文化、情感、生活方式與心理結構方面的變化是一個巨大的矛盾存在，難以用簡單的是非對錯來衡量。」

梁鴻藉著田野訪談細訴農村具體變化，文字或帶論理，但更多是溫柔感傷，並在身分界線中反思和辯證，談文學究竟能拿這些問題怎麼辦，而她又該以什麼資格評論這些？只因她就是見證這變化的「梁庄異鄉人」──離鄉多年，某種程度她也與《出梁庄記》內許多人物一樣，和故鄉間靠著曖昧的連結維繫，同樣哀痛憂傷。但她也說若不曾離開，不會對故鄉變化如此震驚。作為知識分子，她自認有必要拿筆記下來：「因為，很快，我所熟悉的這一切，都將消亡。」所謂的哀痛與憂傷，不是為了傾訴和哭泣，而是為了對抗遺忘。

當作者最後以「我終將離梁庄而去」，點名自身虛無和心裡的支離破碎，然其實這兩本作品，已確切地將所有人都帶到了梁庄，帶到了當代中國農村，自然包含她自己。

這段我已經不確定出處的機智妙答，面對的其實是全球華人作家，在面對鋪天蓋地的「中國崛起」趨勢時常常遭遇的問題。中國民族主義者慣常自居主流、視「海外」華人為失根的支流，他人若不承認這個框架就會使其傷心動怒的玻璃心態，早已不是新聞。但退一步說，每一位作家在國界之間移徙流動時，對生命中留駐過的空間擁有鄉愁、依戀，卻也是人之常情。由此來讀台裔美籍作家吳茗秀的小說《三郎》，就別有一番興味了。

《三郎》寫的是戰後第一代台灣人在島內遭遇各種困境，最終靠著學業上的成就擠到美國留學，並且獲得了在美國工作和移民的機會，躲開了島內逼仄的生存壓力。這是一個標準的美國夢敘事，在美國開放的文化和自由競爭的社會制度裡，小人物終究能靠著努力和天賦得到幸福。不過，有趣的是，從作家的身分和她所寫的人物模組來看，《三郎》應該也可以和台灣文學史上的「留學生文學」脈絡裡來比較。「留學生文學」興盛於1970年代之後，正是戰後第一代台灣人開始能夠循著台灣與美國之間的分工管道，被吸附到「第一世界」的年代。其中代表作家，包含郭松棻、劉大任、於梨華、叢甦，甚至可以延續到平路的〈玉米田之死〉這樣的譜系。

很有趣的是，不管在留學生文學當中的哪一位作家筆下，台灣人到底「要不要回台灣」始終是一個大問題。留下，則要面對鄉愁、文化隔閡和美國的種族歧視；回去，則要重新投入那個落後的、政治環境惡劣的島國，和日漸平庸的生活。吳茗秀的《三郎》值得注意之處就在於，「回去」的負面效果被放得很大，「留下」的問題卻都在美國夢的樂觀正向中消失了。吳茗秀筆下的美國，是一個只要你在正確的時機展現了機械維修的技術，就可以讓你在尖端學術研究計畫中卡一個位置的「任人唯才」的地方，聰明勤奮的台灣人可以在此如魚得水，不但第一次吃到西餐毫無不慣，也當然沒有任何一絲鄉愁——只要成功把妻小也接來。

鄉愁的缺席，反應的或許是吳茗秀的特殊位置。留學生文學是移民第一代書寫同代人的故事，《三郎》則是移民第二代書寫上代人的故事。我們或可這樣理解：作家早已融入美國社會，而人類這種動物本來就是沒有根的，強作哀愁反而矯情，畢竟移民不世襲，鄉愁也不會。然而真是如此而已嗎？據作者所說，吳茗秀在書寫前進行了一番詳細的調查和訪談，如果屬實，那曾經是同代人主流敘事的「鄉愁」究竟失落在哪一個環節呢？是第一代的報導人隱去了，還是第二代的敘事將之剪裁，或者是出版機制的某種偏好篩掉了？這種關於認同、位置與敘事的思考，或正是台灣讀者讀《三郎》時，最值得尋思之處。

主要是塊頭強悍的李晨所展現出來的溫和特質，簡直冬季裡溫煦的日光一般，輕輕地俯照，不炙人，反倒給予一種鮮明的溫暖，他總是盡可能節制地使用他的力氣，小心謹慎，一方面使節目效果好看，另一方面又要周全每個人的身心，在烏煙瘴氣人人強調鋒頭盡出吸引注視的綜藝裡目擊這等人種，真是覺得萬般萬般不可思議啊。

而閱讀《讓你咻咻咻的人生編輯術》就讓我想起被暱稱晨媽媽的此一中國演員，特別是夏民乍看不正經東拉西扯時時來上一記好笑亂入回馬槍的句法裡隱隱約約流露莫大的寬厚溫柔。比如「但許多讀者都希望作者吃土。唯有如此才會使他們崇拜的對象變成傳奇。彷彿理想中的作家，都應該像神仙一樣……不然就是必須遭受磨難，把人生道路活成一個血跡斑斑的十字架，拿肉體獻祭給文學，死而後已……」，他用輕鬆愉快的寫法，講出無比到位且真誠的觀點，明明是指涉尖銳的，卻由於夏民感口吻變得沒那麼淒厲嚴重，但又實實在在戳穿一些什麼。而最重要的還是他對那些以文字維生的作者們的鼓勵：「今晚，好好吃一頓吧。吃飽了，才有力氣寫作。加油。」這不很像就算被天才陳赫背叛了傷害了最後仍舊選擇保護有夠哭腰（這傢伙的腰真的不好）的陳赫或者贏了遊戲獨享荒野大餐還心心念念其他敗戰夥伴邀來一起共享的李晨嗎？

對照流動萬種深情、十足文學系的《那些乘客教我的事》，《讓你咻咻咻的人生編輯術》與《飛踢，醜哭，白鼻毛》應該屬於日常應用系，看似坊間一般的勵志書，但夏民是竭力說著出版險路以來的誠摯感想與所有人分享，如「編輯之道就是在極短的時間看見人世萬物／（不只是書）的核心。」這裡他談的可不只是文學發行而已，他說的更多也更殷切地直指生命狀態，縱然他在後記峰迴路轉的講「不要相信拿麥克風的人」，唯此處的不要相信，其實該近於不要輕易相信（也就是不要輕易懷疑──是了，這個時代最恐怖大王的其實是「輕易」啊），像他這般懇切願意全力以赴珍惜顧念書籍與作者、每個細節都絕不輕忽以對、在艱難困頓之中依然將自己完整投入絕無輕言放棄、走在出版作為志業（而不僅僅是職業）長路的出版人眼下真是罕見矣（簡直鐘樓怪人的神等級）。

「是啊，很苦很澀，不過直到自己成為志業的祭品前，我們都是酷的。」他如是寫。他的酷不是那種厲害型的酷，而是以最大柔軟做最長久支撐的酷。他是溫柔之酷（庫）。逗點文創結社曾經出版一本《約會不看恐怖電影不酷》，稍微轉動一下套用在夏民身上可以是：人生不作編輯（不夠溫柔）不酷。這個編輯不只是名詞而已，更被他擴大為奇妙動詞，連接積極校正、勇敢面對、溫和堅定、認真作業、獨立思索等等形成複合型的意義。而我願意相信即使到最後他為了志業壯烈犧牲，他依然是酷的，始終都是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