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文學創作中,我最珍惜的是自由自在的書寫;最警覺的是,為了精確表現與傳達,你必須堅持誠實──不是為了道德而誠實,而是為了自我意識、為了不自欺而誠實……
●胡晴舫:
當一個人帶著自己的價值信念進入公共對話領域,無可避免涉入政治。作為一名寫作者,一輩子沒做什麼大事,只是像石匠專注磨光一塊玉石一樣來來回回,分分秒秒、時時刻刻,不厭其煩、持續不斷,翻轉整理試著清晰表述自己以及其他人類的思緒與情感,不可能對這個世界沒有意見。事實上,對世界有意見是他唯一的責任。
美國學者愛德華薩伊德的《知識分子論》出版之後,解決了知識分子究竟應該入世還是出世的困境。然而一個文學的人,與社會學家、政治學者、社會運動分子或許信仰同樣的價值,接近世界的方式卻有本質上的不同。我這代人經歷冷戰、美麗島事件、解嚴、學運、民選總統、換黨執政、總統下獄等等,可說在一波波社會運動中長大,雖然我分享並強烈認同一些運動價值,也滿懷希望能以我的方式幫助社會進步,但我很年輕時便發現自己對任何政治組織以及政治動員感到強烈不信任,任何人只要掌握了權力,無論是實質的政治職位或動員群眾的魅力,我就開始對此人保持警惕。
由於文學背景、戲劇的訓練,我習慣每次只看一個人,關切發生在他身上的事情,我不從大時代去看他,我從他去看大時代。我把他個人化,將他從芸芸眾生中單獨分出來,還原他一張只屬於他的獨特面孔。我真心相信每一個靈魂皆獨一無二,這是為什麼我覺得星座學很蠢的原因。當現代社會越來越依賴量化,使用數據,將人類像超級市場貨品一樣分類建檔,利於市場分析、濃縮民意成一個性感的概念,文學更要抗拒這種論述快感的誘惑。就像美國黑人作家寇慈(Ta-Nehisi Coats)說的,「我們活在一個目標導向的時代。我們的媒體語言充滿對一切事物的熱點評論、大創意、宏偉理論。然而,很久以前我便拒絕這時代各種形式的魔術」。
歷史永遠在滾動,時代總是在變動,許多偉大可敬的社會理念之所以變成一場可怕的社會災難時,皆因為以個人名義發起的集體目標最後凌駕了個人,遺忘了個人,終至不惜踐踏個人,為了完成一幅空洞的歷史圖像。革命、運動,觀念革新、社會進步,都是我喜愛的字眼。但,文學拉住我的胳臂,強迫我轉頭,推我背向歷史逆風而行。他們在乎他們完成了什麼,我在乎他們是否犧牲了什麼。站在歷史前頭的偉人不缺我的注目,留在歷史後面的屍體卻極需我的關注。
從小說家左拉高呼「我控訴」到近代花神咖啡館那一群文人,法國作家建立了一個公共知識分子的傳統,獨立於時代噪音之外,自願擔任社會的精神嚮導。就像古早歐洲礦工進入空氣汙濁的礦坑工作,總要帶上一隻金絲雀,金絲雀對瓦斯敏感,只要聞到一絲絲瓦斯味,立刻高聲啼鳴,發出警訊,礦工得以逃離雖然肉眼暫時還看不見卻正洶洶來襲的危險;這個寫作的人,這個叫作作家的人,就是社會的金絲雀。他用他的本能、他的直覺、他的整個存在,努力讓他的社會安全。五四文人就是當時民國的金絲雀,其中魯迅最著名。我喜歡使用金絲雀的意象,也是因為我認為文學作家畢竟追求美,人類情感最纖細的枝枒。再黑暗腐敗的礦坑,他依然敏銳捕捉最微小的光,借用詩人顧城的名句,「黑夜給了我黑色的眼睛,我卻用它尋找光明」。
現實生活中,我介入政治的方式只是一張選票。但,在我的文學想像中,我以各種方式全面介入。而我的目的地也是我的出發點,即一個人。這個人的形象,是我檢驗所有我的價值的終極標準。
●羅智成:
許多人問過我這樣的問題。
但,我覺得文學本身沒有該不該介入政治的問題。它只是一個書寫、表達、論述或表現的工具,至於作為作者的你,要拿它來做什麼是你的選擇。
文學本質的討論是實然問題,作品應不應該如何是價值判斷,是應然問題。文學藝術創作上的價值判斷,和倫理或法律上的價值判斷有著本質上的不同,它呈現主觀的差異性,沒有強制性。
任何人在文學藝術上的主張都不能強加於別人,你不能強迫別人去寫(去看)你想要的作品、主張這個道德或那個價值的作品、介入政治或不介入政治的作品。在這個範疇裡,你的主張只能靠自己的創作或理論來實踐或推動,就像其他作者也在用自己的創作或理論來表達他們的主張一樣。
你當然可以批評。說:「為什麼你的理髮店沒有我要的耕耘機?為什麼你表達困惑跟猶豫的作品裡沒有我要的憤怒跟傷心?」但你無法阻止他照自己的想法寫作。
至於政治,本身就十分複雜,在不同國家、社會與文化裡,也有極為不同的意義。在有些地方,政治是你死我活的鬥爭,是國族認同、宗教信仰的角力;有些地方,是生存發展、人道人權、大是大非的議題;有些成熟的民主社會裡,政治已上軌道,也有許多管道來表達、行使個人意見,政治在人民生活中的強度和影響力相對小很多。而抱持新馬觀點的論者,覺得人類在日常生活中的言談舉止,多少帶有政治意涵,或無一不可用政治概念解釋。
我當然也有自己的政治態度,也感慨於我們的公共論壇總是在討論二位數以下的加減法,甚至認為此時此刻的我們應該關心政治、提高政治素養,不宜只是潔癖式地標榜我們對政治的疏離、無力與無知;但通常我會用其他方式去表達、參與。一方面,我在文學創作中有太多的探索還沒有完成,還來不及拿它來談政治,除非跟人性或文化有關係;一方面,在創作初始,我在營造自我的「作者想像」時,就賦與他較為易感、較為疏離,或更具個人風格、內省特質的定位;另一方面,我所預設的讀者(我的「讀者想像」?)在我的作品中所期待的,無論哪種主題,往往是一種更為人性、更為根本,甚至超越偏狹政治的觀點。
我自己作為讀者的更多時候,常被政治書寫中某些關乎人性的深刻思維所感動,像很好看的勒卡雷的間諜小說;也偶爾會被某些過度簡化、過度亢奮的作品,弄得有些不知所措。
再一方面,當代華人的政治環境太複雜了,我們是一個受過傷的民族,在許多時候,我們書寫政治不是為了客觀的是非,而是尋求看似客觀的表態——對於我們過去的光榮與委屈你夠不夠自豪、夠不夠同情,總是在字裡行間一再被檢視,一再被期待。我一直認為「客觀心智」是國民現代化的重要指標,但是我所目擊的,是一個非常「自族中心」的社會,難以對話,或討論敏感議題的社會。
在文學創作中,我最珍惜的是自由自在的書寫;最警覺的是,為了精確表現與傳達,你必須堅持誠實──不是為了道德而誠實,而是為了自我意識、為了不自欺而誠實。一旦介入政治主題,你就得籌備好你談論政治的正當性,籌備好某種「自己人」的身分或證據;在文學創作上,我沒有意願去成為任何人或任何團體的「自己人」,因為它會剝奪掉我在文字間逍遙悠遊的許多樂趣。
但是即使如此,有些人,包括我自己,還是會在我的作品中找到政治的蛛絲馬跡。最多最多,我只能說:在我的創作過程中,政治始終不是我的主要創作動機。
下周一《文學相對論》預告
羅智成 VS. 胡晴舫
離地與落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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