土地種房子、

夕陽落在高樓背後、

孩子在公園

跟學校操場跑步、

婦女在大賣場買四季

都一樣的菜色跟冷凍魚肉、

五大洲的美女

可以長得一樣的臉跟身材、

大家生的病越來越像、

生命的過程

彷彿一個模子造出來的……

每一個中間世代都有它的輝煌與悲哀。五年級銜接的是傳統與新潮，兩個局勢殊異的蛻變。在黑與白的過渡期，我們是兩極還帶著過往的金邊，與前景顯示出強烈白光而未明確的大部分灰色一票。

這一票人，是色票，出版印刷術語；五年級人是一張美麗又詭異的灰色票。

連講到色票，我這傳播界的老編輯都感到心虛了。三十歲以下的美術設計者，誰還摸著色票去核對彩色校樣呢？

手工業一去不回

我念國中時，班上有份讓同學練筆的班刊《掌舵者》，不論文圖編排，作品影印後，直接在B4白紙上剪剪貼貼、畫上框線、標題用粗筆寫上美術字或書法呈現，內容就是作者自己謄寫的散文、詩、黑白插畫，沒有什麼字體跟級數可以玩。上了高中加入校刊社，跟著懂印刷與刊物編排的指導老師，學會「發打」，首次知道手寫作品印成鉛字的神聖性，原來是靠著編輯台上多重流程的完成。這是我正式進入編輯工作的啟蒙，也因為出版仍是手工業的一環，對源頭的創作更有一份謹慎之心。提醒自己，千萬要看重創作這件事，發表的幕後有一群人在為作品把關、執行一個個環節的流程。一直到我上大學，到出版社工讀，自認手工技藝細膩，以鐵尺對其內文發打的照相紙、電腦發排、插圖邊線、編輯稿紙上的框線對齊、針筆畫黑線或是外框、透明的相片膠輕輕點在照相打字稿的背後，黏在校稿紙上……一切的小心、芒雕般的編輯作業，那些經我手而編輯出版的書籍，務必求其沒有錯別字、頁碼跟編輯隱形框的對位精確。那是一個從寫作到出書，還是全手工的年代。

以上那些繁複的編輯過程，現在說給年輕的美術設計、編輯，或是不管在紙張報刊、臉書、部落格、微博、推特等等網路發表作品的人聽，他可能會覺得，寫就寫、隨手拍拍、用軟體將攝影畫面轉成繪畫風格，乃至於獨立完成漫畫、音樂、電影作品，想貼就貼，還需誰來審稿跟編輯作品？那個敬重寫字與發表的年代，也是作家尚有尊嚴的年代。讀者相信出版社的眼光、編輯權還握在傳播圈手上的末班黃金列車。而五年級生都曾坐在最後一個車廂，看不到開闢建造鐵路、駕駛著火車頭的前輩們所見到的美好全景，我們只看到兩旁車窗外的風景，由繁華逐漸轉為淒涼。

而現在不需手寫字，只要在電腦前思考、打字、校對完成，便可以一個指頭、幾個動作將作品透過網路傳輸到私人臉書、部落格，或是報刊雜誌的主編信箱，即完成一切作業。編輯則搭上了高速太空船在雲端裡接收訊息、存檔，但他們眼前所見的無限大宇宙，景色是那麼璀璨又無比孤寒。

過往的手工業，帶著一份人與人的溫度，匆匆時光裡緩慢的短暫心情。我收藏著周夢蝶、□弦、程抱一、張默、洛夫、辛鬱、張香華、碧果、梅新、羅智成、陳義芝、高行健、向陽等人的信箋；以往春節前、重大節日，我也親自製作各式卡片寄給前輩親友，可是這十年來親手寫的信、明信片不到二十張，我也隨波逐流的e化了。書寫從紙本變成e card，收的人哪能從制式的文圖感受到手寫的心路痕跡呢？

數位化的快速取得與失去

速度一直變快，創作不需沉澱、發表不需層層把關的審視；在網路上的「看與被看」、隱藏或彰顯的資訊，形成個人的脾性、風格、思想的表現。以往得尋覓作品來窺探、猜測作家們的性情，現在則在臉書、微信、推特等介面上，直擊作家的生活、去處。

發表如此容易，也代表閱讀與遺忘的容易，而出版書籍更不像以前困難了；快速而不需檢驗的節奏，讓悲涼也更容易漫生。作家的頭銜，不值得了。

手工環節的消失，科技替代人腦的記憶儲存，造成另一個因工具化的替代窘況。1993年我大學畢業，有十幾個工作等著我面試、有兩、三個面試後還不錯的缺，至少起薪兩萬五要我去上班。而現在碩士、博士生畢業兩三年，竟然找不到適合自己的職缺，起薪兩萬八不到。業者跟求職者都有各自的立場要抱怨。在這節骨眼上的五年級主管，感嘆逝去的工作品質難追回、慨然人才的難求與理念的繼承，不禁問，科技真的帶給人類越來越好的生活嗎？每天大量的從網路上接受資訊，淺層的閱讀跟理解，有讓我們變得更聰明或更有同理心嗎？

電腦科技將經濟一方面膨脹成一個巨大的市場，一方面將口袋裡的紙鈔變得更薄。土地種房子、夕陽落在高樓背後、孩子在公園跟學校操場跑步、婦女在大賣場買四季都一樣的菜色跟冷凍魚肉、五大洲的美女可以長得一樣的臉跟身材、大家生的病越來越像、生命的過程彷彿一個模子造出來的。人類透過科技，把自己變成可悲的托拉斯王國中的螺絲釘了。

五年級面對此一變遷，感覺是活了兩輩子的生命節奏。

經典的不見與再生

經典的遺失、基礎打底欠扎實、水平往下滑落、人才不易覓得、薪資偏低、留在台灣的人看不到前景，整體士氣低迷。薪資與升遷的黑幕重重，看後門跟背景才開大門讓新人進去，太多人情酬庸，使真正的人才無法得其適任，造成台灣近二十年來薪資停滯不前，產業業績硬拉上來而實質脆弱不堪一擊。這些都顯示在大學科系增多，可能倒閉或徵不到學生……世局變太快，專業教育的師資跟不上變化，下層空虛怎能蓋大樓呢？

說個小故事，不論哪個世代的人也許都該深省己身。近二十年來，我去同一所在地排名第一的名校演講多次，最早我說的是張愛玲、黃春明、王禎和、張系國、陳若曦、李昂、朱家跟《三三集刊》、金庸、瓊瑤；之後是駱以軍、鍾文音、郝譽翔、吳明益、吳鈞堯、《聯合文學》、《幼獅文藝》、《印刻》雜誌、倪匡、席絹；後來是朱少麟、痞子蔡、敷米漿、藤井樹、深雪、水泉等等，且這時期還可以談談有點深度的漫畫；後來近三年，提及上述的作者，這所曾經充滿可愛的文藝少女，能跟我這個長期在出版圈工作的講者互動，竟然只看X把刀。問他們原因，回答說正經的文學作品讀了太傷腦，看容易消化且又貼近現代觀念的小說，能紓解升學的壓力。

我在大學和中學教授新詩、散文創作與賞析、帶藝文種子班，發現十二年國教的現代文學選錄多了，出版書籍越多了，可是二十年前我視為普級的藝文涵養，不僅一問三不知，講課等同從台灣文學史、現代華文史重新教起。要學生買一兩本書作為此學期的教材，若不硬性規定購書、從中出考題跟作業、威脅不買書就死當，學生連教材都不願掏錢來購買。

這是2015年末，有許多新的行業、新的學習、新的工作跟職場，是我十多年前從未看過的，而我除了能教授累積二十多年的編採、出版、新詩、散文、報導文學課程之外，卻還能教文創、廣告下標、分鏡、詩歌朗誦與演出，並不是學程教育裡有這些學分，而是自我的閱讀與修習。新的經典跟行銷、生活的觀念，隨著市場而擴大、分化，甚至消失，失與得在近二十年死過又再生。我們這些灰色色票，有轉色的可能嗎？

在當時，太宰治的譯本相對較少。我因為迷戀三島由紀夫，而三島曾公開表示不喜歡太宰，這多少也影響到我，我並不欣賞太宰治，讀得也少。

這幾年，書市裡太宰治的譯本變多了。我在大學教書，發現許多學生嗜讀太宰治。更有趣的發現是，有些學生是先讀了邱妙津，受她影響才注意到太宰治。

邱妙津在《蒙馬特遺書》中對太宰治多所推崇，她跟太宰站在同一陣線，對三島沒好感。她說：「我從小一直愛太宰，這和我對其他藝術家的愛都不一樣。太宰不夠好，還來不及偉大就死了，還被三島笑『氣弱』，但沒關係，嘲笑就嘲笑，都好，嘲笑他的人更是常被遮蔽在某種腐爛的虛偽性裡，三島就是。我跟太宰是在同一種生命本質裡的。太宰治最厭惡的就是世人的虛偽性，也可說他是死於世人的虛偽性。」

藉著新譯本，我重讀太宰治，雖不再像我年輕時有所嫌惡，但仍不願將他列入心中的大師行列。邱妙津說得對，太宰還來不及偉大就死了。或許邱妙津自己也是。而無論是太宰或三島或邱妙津，都在盛開時以自殺替自己寫下句點。

學生們喜歡讀太宰治，我當然不反對，也不擔心他們對太宰的行徑起而效尤。如今這年頭，若有人因閱讀文學作品而喪失生之慾，我甚至願向他／她致敬。

太宰有一篇小說〈Good-bye〉，因他自盡而未完成，我常在小說創作課讓學生續寫。續寫是很好的練習，學生們的程度雖遠不及太宰，但發揮創意替故事設想結局，倒是反應熱絡。太宰看不到這些作業，我真的為他可惜。

其中「最有創意」的一篇，也是未完成之作。我把學生叫來問罪，他倒滿不在乎：「太宰也沒寫完啊，我何必寫完？」

「你這不是詭辯嗎？」我說。

小夥子聳聳肩，說了一句太宰的名言：「生而為人，我很抱歉。」

我只能搖搖頭，心裡嘆了一口氣：唉！真是個無賴啊！

風雨並肩處，記得歲歲看花人

台北城南有棵樹，名叫魚木，是日本時代種下的。它的祖籍是南美洲。如今長得碩大偉壯，枝繁葉茂，有四層樓那麼高。暮春的時候開一身碗口大的白花，算來也該有八、九十歲了。

2012年四月，我人在台北，花期又至，我照例去探探她。那天落雨，我沒帶傘，心想，也好，細雨霏霏中看花，並且跟花一起淋雨，應該別有一番意趣。花樹位於新生南路的巷子裡，全台北就此一棵。聽說台灣南部也有一棵，但好像花氣人氣都不這麼旺。

有個女子從羅斯福路的方向走來，看見我在雨中癡立看花，她忽然停下步履，將手中一把小傘遞給我，說：

「老師，這傘給你。我，就到家了。」

她雖叫我老師，但我確定她不是我的學生。我的第一個反應是拒絕，素昧平生，憑什麼拿人家的傘？

「不用，不用，這雨小小的。」我說。

「沒事的，沒事的，老師，我家真的就到了。真的。我不騙你！」她說得更大聲更急切，顯得益發理直氣壯，簡直一副「你們大家來評評理」的架式。

我忽然驚覺，自己好像必須接受這把傘，這女子是如此善良執著，拒絕她簡直近乎罪惡。而且，她給我傘，背後大概有一段小小的隱情：

這棵全台北唯一的一株魚木，開起來鬧鬧騰騰，花期約莫三個禮拜，平均每天會有一千多人跑來看她。看的人或仰著頭，或猛按快門，或徘徊躑躅，或驚呼連連，誇張他們對此絕美的不能置信。至於情人檔或親子檔則指指點點，細語溫婉，亦看花，亦互看。總之，幾分鐘後，匆忙的看花人輕輕嘆一口氣，在喜悅和悵惘中一一離去。而台北市有四、五百萬人口，每年來看花的人數雖多，也只是三、四萬，算來，看花者應是少數的癡心人。

在巷子裡，在花樹下，癡心人逢癡心人，大概彼此都有一分疼惜。贈傘的女子也許敬我重我，也許疼我憐我，她沒說出口來，但其中自有深意在焉。想來，她應該一向深愛這棵花樹，因而也就順便愛惜在雨中兀立看花的我。

我們都是花下的一時過客，都為一樹的華美芳鬱而震懾而俯首，「風雨並肩處，記得歲歲看花人」。

那天雨愈下愈大，贈傘的女子想必已回到家了。我因手中撐傘，覺得有必要多站一會兒，才對得起贈傘人。此時，薄暮初臨，花瓣紛落，細香微度。環顧四周，來者自來，去者自去，我們都是站在同一棵大樹下驚豔的看花人──在同一個春天。我想，我因而還能再站一會兒，在暮春的花樹下。

●後記：

這篇短文，是我三年半前寫給大陸讀者看的，想讓他們多知道一些台北這座老城特殊的風儀樣貌。至於台北市民自己，好像早就已知此景，不勞我多說了。不過，最近亂翻舊作，重睹此一文，遂又想起那年的雨中情節，而那把贈傘，還在我前廊吊著──讓我想起，哎，歲月不居，這竟是一千多天以前的事了！遂把文章重新修改刪補了一番，正式在台灣發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