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急救儀器中間，曉偉因為腦缺氧，開始說起了我當時想都不敢想的胡話──「文革毀了我。」我趕緊去捂他的嘴，怕他因此惹禍，他卻咬了我的手，在無意識的黑暗中……
2014至2015年之間，我在三藩市住了出乎意料長的一段時間。那裡，不像在聖路易家中，可以成天在熟悉的電腦前寫作，更多的時候，我喜歡坐在公寓的一個小園子裡，離史丹福很近，很靜，獨自看些書，想些事。五月的一個下午，我開始重讀理查．洛笛（Richard Rorty）的《偶然性、反嘲、休戚與共》（Contingency, Irony, and Solidarity）一書，摺疊小桌上放一杯龍井茶。書中一些段落讀來很後現代，深刻又令人不安地捉摸不定，不過，周遭一片靜寂，對晦澀的閱讀也不無幫助。讀累了，放下書，我聽到樹葉與花瓣在身邊一陣陣窸窸窣窣落下。
在三藩市計畫要做一些事，其中之一是要完成一部拖了很久的稿子，《成為陳探長》（Becoming Inspector Chen）。這是陳探長系列的第十本小說，內容回溯到主人公的童年、青年時代。書稿中不少章節已完成或部分完成，提綱也經一再修改，但在結構上卻總覺得拒不形成一有機整體。
要建構狄更斯《大衛考帕菲爾德》（David Copperfield）中麥考伯夫人 （Mrs. Micawber）那樣的扁平人物，用一句話來概括，「我永遠不會拋棄麥考伯先生」，她便輕而易舉地躍然紙上。可陳探長就不一樣了。在他的大學年代，他夢想要成為一個詩人，卻從未想過要做一個探長。而且，他身上更充滿了當代中國社會轉型中的衝突和矛盾。要讓他演變、進入這樣一個自我／身分，如《齊瓦哥醫生》〈哈姆雷特〉一詩中所寫的，不可能像「漫步走過田野」那麼輕鬆容易。
去美國之前，在一首最初用中文寫的詩歌裡有這樣的句子，「我理解，我理解，／但說到底，人只是／他選擇所做的／一切的總和。」那些日子，我在讀存在主義：做出選擇，承擔後果，人就成了存在主義意義上的自我。但在中國的現實生活中，事情要遠為複雜。就陳探長而言，選擇可能是強加到他頭上，不管他自己是如何不願意，譬如八十年代大學畢業生的國家統一分配；也可以是他人所做的選擇，卻在不知不覺中對他產生了直接或間接的影響。
在《名利場》（Vanity Fair，又譯《浮華世界》）的序言中，薩克萊（Thackeray）把作品中的人物比喻成由作者操縱的木偶；按這一觀點，陳探長這個人物究竟怎樣生成，卻似乎沒什麼分析的必要。
碧綠的茶葉在杯子中悠閒地舒展，我無意一味耽於沉思冥想。不過，圍繞這問題的想法像固執的蒼蠅，我一揮手，嗡嗡飛去，一會兒卻又飛回原地——也許上面還真有我看不到的一星糖漬。
接著，思路又延伸了開去，轉到了上一次回上海探親，哥哥曉偉向我所提的一個問題。這許多年以來，他一直住在南匯一家醫院裡，我從未告訴過他有關我在美國寫作的情況，唯恐他擔驚受怕。那次，他肯定是先在報紙上看到了我的消息。我一腳剛踏進病房，他就問我，「你怎麼寫起了偵探小說？」
更驚訝的是，我突然覺得他所問的其實很接近我在思考的：陳超怎麼成了陳探長？
那天，我未能給曉偉一個滿意的答覆。眾多可能的線索湧上腦海，彷彿一條漫長的因果鏈向往事的地平線閃爍伸展，一環扣一環的陰差陽錯：譬如，在上海五官科醫院裡一個下午，眼蒙紗布的父親還要在脖子上懸掛黑板，顫巍巍地接受革命大批判，我得在旁邊支撐住他，彷彿人肉柺杖；一個外號叫「華僑」的中學同學，躲在亭子間裡「自成一統」地煮「私家酸辣桂魚湯」，不聞不問窗下此起彼伏紅衛兵的口號聲；一通來自京郊賓館的神祕電話，鬼使神差地在大學宿舍走廊裡接聽了、被監聽了；掩映著紫禁城飛簷的暮色中，與一位朋友普魯弗洛克式地分別……其中有好一些，在當時似乎與後來的發展毫無關連，卻在此刻匯總到了一起。
於《成為陳探長》而言，也可以作如是觀。
在曉偉的病床邊，我可以指出這點或那點來答覆他的問題，但內心深處卻知道，沒有單獨的一點是令人信服、有足夠概括性的回答。
說來難以置信，我怎樣會選擇去寫陳探長，與曉偉其實也很有關係。文革中我所經歷的最恐怖一夜，是在上海仁濟醫院的急救室裡。在急救儀器中間，曉偉因為腦缺氧，開始說起了我當時想都不敢想的胡話──「文革毀了我。」我趕緊去捂他的嘴，怕他因此惹禍，他卻咬了我的手，在無意識的黑暗中。自那個夜晚後，他從未真正恢復過來。二十多年過去了，我把陳探長系列中《紅旗袍》一書題詞獻給曉偉，「只是運氣使然，文革中曉偉所經歷的一切災難，本來也完全可能落到我的頭上。」那一場整個民族的浩劫，至今仍是我的夢魘，我不得不動筆來寫這本書。
從佛經的角度來講，世間無盡人事都緣自因果注定，誠所謂一飲一啄，莫非前定。一個人對他人做的事前，抑或反之亦然，都落入無所不在的因果。要再進一步擴展開去，就到了輪迴，人因此或不復投胎為人。只是，這不再在陳探長的詩歌或哲學所能理解的範圍了。
用後現代主義的理論來講，人的存在與生成在與他人的交錯關聯和互動中得以實現。這並非是在某個特定時間點上發生的變形，而是通過一個漫長的過程呈現出來，其中發生著種種人事交雜，在當時或者看不到關係，要到後來回顧時才可能漸漸明瞭。
這樣看來，有關陳超怎麼成了陳探長的問題，好像還真沒有一個簡單、容易、單一角度的答案，其中的複雜性就像我在醫院裡所面對曉偉的那個問題一樣，兩者其實是平行的。
我又撿起理查．洛笛的書，在漸漸暗淡的光線中，讀到下面這一段話，「把其他人看成『我們中的一個』，而不是『外人』的過程，是要對我們自己不熟悉的人到底是什麼樣的人，努力去作出詳盡描述，也是要對我們自己到底是什麼樣的人，重新試圖作出描述……」
喝口茶，我抬頭瞧見孤獨的藍鳥翅膀馱著墜落的夕陽。在靜悄悄的院子裡，一個下午已經過去了，落葉在小院子門前積成一堆。此情此景，又讓我想起唐代詩人劉方平的句子，「寂寞空庭春欲晚，梨花滿地不開門」。
或許，這其實是我那次去醫院看曉偉時看到的一個意象。他病房的窗子外面應該有好幾棵樹，是不是梨樹，記不清了，但他一定是孤獨的，畢竟，我要一兩年才能回去一次。
關於《成為陳探長》一書的結構問題，我似乎有了新的想法。
●後記：去年年底，一直在趕《成為陳探長》一書的稿子，完工後好像意猶未盡，又想加寫一篇類似後記的短文，但還在收尾時，接到上海來的微信，說哥哥曉偉於2016年1月5日去世，謹以此文為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