黑白是一個象徵符號，它的深層意涵不只是顏色問題，舉凡族群、性別、語言、技能、專業…… 都存在階級差異、優劣框架，甚至排他、貶抑的桎梏與氛圍……
期待翻身的意志隱隱乍現
《黑女孩》（Negrinha）由法國插畫家尚．克里斯多夫．卡謬（Jean-Christophe Camus）撰文、奧利維耶．塔列克（Olivier Tallec）繪圖，兩人「一筆一畫」合作完成這部圖文故事書。《黑女孩》的故事背景為 1953年，敘述小女孩瑪麗亞的母親「歐琳達夫人」替富豪人家幫傭，住在里約．熱內盧的上流社會社區——科帕卡巴那（Copacabana）海灘。對外，她刻意掩飾自己是瑪麗亞的母親身分，希望藉著和上流社會人士的交際往來，可以一掃身為黑人奴隸後代的悲情標籤，讓瑪麗亞有更美好的未來。因此，她禁止瑪麗亞和花生販托奇諾以及低下階層人物交遊。但在一次妹夫過世的喪禮中，因為帶著瑪麗亞回到山上的貧民窟（favela）坎塔加盧（Cantagalo）而暴露身分，甚至讓瑪麗亞知道可能與托奇諾有親戚關係。相較母親的刻意隔離，瑪麗亞反而與貧民窟的親朋好友往來甚歡。可憐的托奇諾，卻在一次貧民窟幫派槍戰中，不幸遭流彈射擊，中彈身亡，留給瑪麗亞無限哀思與懷念。
《黑女孩》的文字與圖像就像巴西作曲家卡多拉（Marco Cartola, 1908-1980）的森巴音樂一樣，輕快活潑中流洩著一股淡淡的愁緒與哀怨，藉著青少年的成長穿透長輩與祖先的悲情境遇，一如托奇諾等人哼唱著「見我微笑的人，以為我很幸福∼喔我的微笑只不過是個慰藉；因為我懂得自持，不讓人看到我心裡的憂傷」（69）。話語間沒有過多強烈的控訴，但是不平之鳴、隱忍奮鬥、期待翻身的意志隱隱乍現。另一方面，托奇諾的死凸顯了里約貧民窟的危險與亂象，形塑繁華里約另一個極端負面的暴力毒梟形象，電影《無法無天》（Cidade de Deus）即為最佳寫照。
黑也分深淺和漸層
尚．克里斯多夫．卡謬的父親是法國人，母親是巴西人，這樣的結合彷彿見證了最早的歷史，1555年法軍曾在里約建立灘頭堡，後遭葡人驅逐。《黑女孩》追憶作者的母親來時地的歷史，描繪殖民時期役奴制度的不公不義，種族歧視與社會階級差異，迄今仍像未能癒合的傷口，疤痕黑影雖逐漸褪色縮合，但只稍一癢一搔，那傷痕核心立刻翻黑，比原來更黯沉。此種創傷情結就如同歐琳達對瑪麗亞的教誨：「我親愛的孩子，妳是奴隸的後代，雖然奴隸制度已經廢除六十五年，但相信我，除非是當音樂家或足球員，不然，當白人永遠比當黑人好」（73）。雖然奴隸制度廢除了，種族階級仍然壁壘分明：「妳的曾祖父母、妳的祖父母，還有我，我們一直在替白人清大便，就只因為我們是黑人，我們只能住在貧民窟！我因為黑可以做打掃工作」（85）母親這略似嘲諷的無奈，訴說著生為黑人的悲哀。「因為黑」：在黑奴的身分認同上，黑的深淺、黑的漸層也左右他們的命運：「妳是個科帕卡巴那的黑髮女孩，但絕不是貧民窟的黑女孩」； 「妳不是黑女孩，妳只是黑頭髮，妳幾乎是個白人女孩！」（73；85）。生為黑人，卻必須聲嘶力竭強調自己的「不黑」。
黑奴輸入到美洲或歐洲（甚至亞洲），經過三、四百年世代交替，從不諳當地語言的非洲純黑「波薩爾」（negro-bozal）族群，進階到嫻熟美洲當地語言的混種拉丁諾（ladino）人，新興族群則是與歐洲後裔結合在地出生的克里歐由（criollo）人。白皮膚成分遞增的情形，相對提升他們的社會地位。由此可窺《黑女孩》瑪麗亞的母親想躋身上流社會階級的一番苦心。
隱性的奴隸依然可見
大航海時期，西、葡兩大強國，誰與爭鋒。葡萄牙瓜分了巴西，西班牙占領了拉丁美洲其餘諸國。1501年黑奴隨著殖民者登陸正式引入了拉丁美洲。西班牙的塞維亞、加地斯港和葡萄牙的里斯本形成鐵三角，是非洲黑奴交易販賣的集散地。當西班牙的費南多國王深信「一個非洲黑奴勝過四個印第安原住民，且可持續工作16小時」的勞動力後，加上「印第安的守護神」卡薩斯神父（Bartolomé de las Casas）大聲疾呼應該廢除原住民奴隸，開啟了長達近四個世紀的黑奴血淚史。
在整個役奴史中，從官方的販奴交易許可令發布（1517）到正式廢除奴隸制度（1888）止，販奴的數量粗估至少一千兩百萬人，尚不計算航海途中病死失蹤的人數。近四百年間，黑奴販賣轉口貿易（非洲、歐洲、美洲），巴西的黑奴數量遠遠超過加勒比海、拉丁美洲諸國、北美、歐洲的總和。當時黑奴的工作區分為都會與田野，都會為家庭幫傭，例如《黑女孩》的情形；田野工作依序為蔗糖廠、咖啡園、礦坑、棉田、可可園、基礎建設。役奴時期，統治者尚且設立各種體罰方式嚴懲黑奴：鞭笞；九日刑（每日九鞭，連續九天）；手腕與小腿肚用鐵鑽串在一起如烤肉串等等，與宗教法庭的各種酷刑無異。人不如畜讓許多黑奴「不自由毋寧死」，潛逃或自殺者層出不窮。當今時下，隱性的奴隸情況依然可見。各國外勞的輸出和外傭聘雇，已跨越黑人族群，勞役、主僕之間的槓桿和對價關係，轉變成另一種新的社會形態與挑戰。
弱勢者有發言的機會嗎？
耐人尋味的是，黑奴的辛酸血淚啟發了文化反思、革命運動，挹注文學創作的題材。從15世紀的卡薩斯神父到21世紀的童妮．摩里森，蘊含了豐厚的「黑奴文化與黑人文學」。以國家而言，海地是世界史上第一個黑奴主導起義、成功解奴、脫離法國統治而獨立建國的國家，而且全國人民95%為黑人主體，體現了從屬階級革命成功替自己發聲的典範。然而，這也提醒了我們省思學者史碧娃克（Gayatri Chakravorty Spivak）的知名論述〈從屬階級有聲音嗎？〉（“Can the Subaltern Speak?”）的辯證，弱勢者有發言的機會嗎？黑奴卑微的身分與閉鎖的環境，他們的心路歷程恆常必須透過中介代言始能讓人看見。《黑女孩》的「漂白」企圖透過在法國成長的尚．克里斯多夫．卡謬的智慧、才華與自由呈現給社會大眾。長期以來，許多弱勢階層的悲悽經歷仍須透過知識分子的呼籲與發聲始能為力。
法國思想家弗朗茲．法農（Frantz Fanon），以《黑皮膚，白面具》企圖顛覆黑白涇渭分明的二分法：黑人是落後、愚昧、野蠻的；白人是進化、文明的論述，他一方面控訴殖民主義的顢頇與壓制，一方面試圖為黑人發聲，從心理精神層面建構一個捨棄面具的生存空間。過往迄今，白人掌握詮釋世界的話語權，同時宰制了黑人的動向，人人渴望向白人位階靠攏得到認同，以證明自身的存在及價值。這正是《黑女孩》裡歐琳達奮鬥的目標，卻也是法農試圖解構的迷思與迷宮。
弱勢從屬階級都還在邊緣拔河
巴西和古巴，兩個葡、西帝國統治下最後獨立、最後解奴的國家，1888年著名的「黃金條款」終結了近四個世紀的黑奴制度。然而從十九世紀開始，兩地的役奴與解奴文學書寫可比洛陽紙貴。其中，不少為白人和黑人知識分子撰寫敘述，替黑奴發聲。少數恢復自由身的黑奴，解放後得能自己書寫，娓娓細訴孤雛淚。黑人作家與相關文學，一般對英美文學較為耳熟能詳，例如《黑奴籲天錄》、《飄》、《根》，《蘇拉》……然而西葡兩語的反役奴文學不遑多讓，巴西的霍赫．阿馬多（Jorge Amado），古巴的卡本迪爾（Alejo Carpentier），都是箇中翹楚；或是十九世紀的巴西黑人女作家，瑪麗亞．費米娜，雷伊斯（Maria Firmina dos Reis），她因私生女身分特殊，無法接受正常教育，力爭上游著傳編劇，尤其傳記性質的《烏蘇拉》（Úrsula, 1859），是巴西首部膽敢批判奴隸制度的小說。古巴這廂，更是拉美反奴隸小說創作的園地，《黑奴薩博》（Sab），《賽西莉亞．巴爾德斯》（Cecilia Valdés）都是黑奴文學研究的經典。這僅僅是以小說文類計，若再加上詩、戲劇、散文……更是琳瑯滿目了。
本文從《黑女孩》出發，引發我們思索的是大框架的價值觀與視野。黑白是一個象徵符號，它的深層意涵不只是顏色問題，舉凡族群、性別、語言、技能、專業……都存在階級差異、優劣框架，甚至排他、貶抑的桎梏與氛圍。從役奴到外勞，從販賣、偷渡到遷徙，目的和性質或有不同，但是壓榨、歧視、剝削的事實依然層出不窮。殊不知，十九世紀的古巴廢奴說甚囂塵上時，取而代之的是中國苦力，其勞役、酷刑可謂有過之而無不及。曼德拉、歐巴馬，麥克．傑克森，碧昂絲這些黑人同胞成功之路，或許是個激勵人心的典範，但也是少眾特例，絕大部分的黑人族裔，絕大部分的弱勢從屬階級都還在離心地帶，還在邊緣拔河，還在施無力的泥沼中掙扎。金恩博士的〈我有一個夢〉，在演講中反覆朗誦，意味著革命尚未成功。有一天不僅白人與黑人可以和平且平等共存，而是所有族群、性別之間共存共榮的願景。族群，恰似萬花筒（Kaleidoscope），之所以「美麗」（kalos），因為它的「形狀」（eidos），卻不看顏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