記憶或歷史是被置放於我們眼前；然而，未來卻是身後颳來的一陣風暴。……倘使我們再不面對這段壓殺的歷史，身背襲來的風暴，將把我們颳向那不可抗拒的未來……
仲夏的美濃鍾理和紀念園區，酷暑難擋；烈日如火球般將曬得紅通通的肌膚，硬是多圈了一層層的紅皮。我們在這反水庫運動發生的家鄉，演出《回到里山》一劇，述說的是：對於生態、生活、生產如何三位成一體的里山追尋。午時，稍稍休憩過後，帶領演員們經過理和家族的前院，在植滿果樹園的後山背，踏上鍾家的祖墳，去給鍾浩東、鍾理和、蔣碧玉合掌祭拜，祈求午後這場在紀念園區的演出，不受夏日陣雨的影響而受阻。豈料，剛過午飯時間，陣雨來襲，我們全都坐在紀念館二樓的窗前，望著陰霾的天空，不知所措……但，天空的烏雲，就紀念館上方的這片，像是飄散得很快。臨開場演出前一刻，雨過天晴且一片朗朗……遠遠地，一隊踩街的陣頭拉開了表演的序幕。我們順利演出，直到演出過後，才又是一陣陣的午後雷陣雨……
這齣地景環境劇場《回到里山》，以演員帶領觀眾共同牽著紅繩去追尋里山為終結。那一刻，滿滿的人群隊伍牽在一條紅繩上，朝著想像中的里山地景前去，我彷彿便又聽見蔣媽媽（我們這樣喚蔣碧玉女士）的歌聲，從後山的家墳傳來。唱著：
「黃昏時候，在樹葉散落的馬路上目送你的馬車，在馬路上幌來幌去
消失在遙遠的彼方。
在充滿回憶的小山上，遙望他國的天空
憶起在夢中消逝的一年，淚水忍不住流了下來
馬車的聲音，令人懷念，去年送走你的馬車，竟是永別」
當然，都只是我對伊的緬懷與想念……而這首歌，一如書名，知者甚眾。是知名作家藍博洲在《幌馬車之歌》一書中，以蔣碧玉女士為訪談對象時，由蔣女士親口唱出來的一首日文的世界民謠；而教蔣女士唱這首歌的，恰是於1950年白色恐怖初起的年代，被槍決於馬場町刑場的鍾浩東先生。可以說，台灣相關「白色恐怖」的歷史發掘，便是由這首歌作為起點，逐漸拉出鍾浩東被槍決於刑場的場景而展開的……
1950年代「白色恐怖」的歷史，是台灣繼日本殖民統治後，二二八事件以降至1949年期間，美國第七艦隊封鎖台海，導致全島捲入冷戰／戒嚴風雲下的反共、清共政治肅殺。依據後來翻越出土的事件當事人口述報告顯示：當年，有超過五千人因案被槍決於馬場町刑場；更有超過兩萬人以上，因冤錯假案的各種因素，被羅織判刑並坐牢。因此，可以說，白色恐怖歷史是針對當年左翼地下黨人的肅殺，就事件本身的性質而言，與二二八有著相當不同的歷史面向。
相關白色恐怖歷史的重新出土，自有其繁複、糾纏於國共內戰與國際冷戰下的結構性因素。然則，就報告文學的表現內容，則以藍博洲長達二十五年以上的報導篇章最為引人側目。因為，在這裡，有著動人的面貌。無論在面對理想主義的現身，又或人的孤寂甚或挫敗而言，統統以一種容貌、形象、聲音或心智的具體情境，展現在人們的面前。
因此，《幌馬車之歌》的面世，所帶給我們的是一頁動人的故事。而這故事背後，則是一頁被壓殺的歷史。從這樣的角度出發，我們便也追尋到：那個理想主義被壓殺年代的種種事蹟。這是《幌馬車之歌》從歷史中走來，帶給後世的我們最為動人的一個時刻……
在這樣的時刻，卻也不免憶及陳映真先生，在一次演講中語帶感慨地說：「關於50年代白色恐怖的歷史，現在又有多少人還知曉其背後的真實意義呢？」陳先生這席話，還是讓我再度回想起歐哲班雅明相關歷史與當代對話的經典訴說。雖然，我曾在另外的文章中已引用，但因其對鍾浩東及相關白色恐怖歷史，確有其特別值得參照之處，我且引述如下：
班雅明以保羅．克利的《新天使》這幅畫，作為相關記憶性創作的論說時。他見識非常深刻地說：
「天使的臉正面朝向過去，卻有歷史堆積的碎片殘骸，拋到他腳前。天使似乎想要停留，喚醒死者，把破碎修補完整。但是天堂正颳來一場風暴，已經捉住他的翅膀，這場風暴將天使不可抗拒地颳向他所背對著的未來，這些歷史碎片在他面前堆疊到天際，我們所稱的進步就是這一場風暴。」
在這裡，記憶或歷史是被置放於我們眼前；然而，未來卻是身後颳來的一陣風暴。用這樣的書寫來對應白色恐怖歷史，是再適切也不過的一種形容了！因為，面對那層層疊疊的歷史碎片殘骸，我們將以怎樣的態度、情懷及思想來加以對待呢？這是很迫切的一項質問。也可以說，倘使我們再不面對這段壓殺的歷史，身背襲來的風暴，將把我們颳向那不可抗拒的未來……
就是這樣，我們重新走入藍博洲《幌馬車之歌》的書寫中。在2016年新出的第三版中，相較於前面的版本，添增了許多出土的重要照片、判決書以及兩件遺書的原稿。鍾浩東與蔣碧玉及基隆中學案的一夥革命同志，如何面對革命志業並以身殉難，已經非常完備的出現在我們面前。然而，這其中新添加的歷史報告，主要透露出鍾浩東一行人在廣東參與抗日行動中，雖一如侯孝賢電影《好男好女》中所述，遭遇種種懷疑、困頓，甚至波及生命安危。然則，也在這同時鍾浩東其實已暗中加入地下黨組織，為其日後返台於基隆中學發展革命事業，做出下一步的準備。
革命者在面對革命工作時的種種思想功課，到底如何在生命體驗中，具體展現深入底層民眾生活，進而開展階級翻轉的實踐，是新版書頁中較具深刻價值的所在。這也說明了，一部白色恐怖時期地下黨人的歷史報告，需要經過多少證言、口述，以及官方解密後的告白，才得以重見於天日，當真是數不盡的殘骸在積累多年的沉埋後，終在世人面前現身。
現在，歷史回到人們的面前……然而，我們又將如何對待這段歷史呢？這是很值得探索的一件差事。因為，感性的浪漫化革命，絲毫無法說服任何當代人，去相信本書一開始時所描述的情境。但，那種情境卻又比任何電影或劇場的場景，都更逼真的浮現在我們的眼前。情境描述是：1950年10月14日。台北青島東路軍法處看守所。清晨六點鐘。剛吃過早餐，押房的門鎖便喀拉喀拉的響。「鍾浩東、李蒼降、唐志堂，開庭。」……我看著校長安靜地向同房難友一一握手，然後在憲兵的扣押下，一邊唱著他最喜歡的一首世界名曲——〈幌馬車之歌〉，一邊從容地走出押房。於是，伴奏著校長行走的腳鍊拖地聲，押房裡也響起了由輕聲而逐漸宏亮的大合唱。
一個被點名將赴刑場的地下黨人，如何經由如此冷靜的身軀，竟能從容的與「同房難友一一握手」，並毫無疑懼地走向死亡呢？這是《幌馬車之歌》最複雜、最困難，卻也最迫切想告訴我們的故事。這樣的故事，曾經確鑿地活在時間的彼岸；當我們將之拉到時間此岸來時，如何透過歷史之眼，創造如亞里斯多德所言「詩比歷史更真實」的想像，幾乎已經宣告左翼革命者，追求美好世紀的到來，無關乎道德責任，而是將社會或世界更為平等的倫理觀，化身為日常生活的事實。
如此，我們找到鍾浩東當年投身「祖國」社會主義革命的確切身影；而當時的中國革命，又是如何吸引著剛從殖民地惡夜中醒來，竟遭逢腐敗親美蔣政權的島內左翼地下黨人。這是本書提供給世人的一面鏡子，讓我們重新在歷史的殘骸中，看見未來的一場又一場風暴！
也就是這面鏡子。1989年，我們在《人間雜誌》工作的幾個夥伴，撐開了想像中理想主義的身軀，走上了《幌馬車之歌》報告劇的舞台。在當年的台北大同區活動中心，由劇場人王墨林任導演……記憶清晰，我們便是由腳鍊拖地聲開的場。這樣回首，匆匆又已三十年；而那時透過這齣報告劇的演出，我們是否也已看見當前的這場「去革命化」的風暴？！這是值得探究的一件事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