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屠殺並不是一次的慘劇，而是成千上萬次的謀殺，每一個都是來不及長大的生命和來不及完成的夢……
現在的盧安達被稱為非洲的新加坡
1994年的4月，醞釀已久的圖西族和胡圖族之間的衝突，終於在盧安達的首都Kigali爆發開來一發不可收拾，野火瞬間燃燒至盧安達的各個角落，在未來的三個月之內，透過媒體和當權者的搧風點火，鄰居和朋友成為仇敵互相殘殺。二十幾年過去，當年這個宛如人間煉獄、三個月內死了五分之一人口的東非蕞爾小國，現在是什麼模樣呢？
盧安達可能是世界經濟發展和轉型正義的奇蹟，雖然「種族屠殺」是人們對這個國家的第一印象，但現在的盧安達被稱為非洲的新加坡，是全非洲最進步且最乾淨的國家之一。
很少人會刻意到盧安達旅遊，觀光客的步伐通常僅止於坦尚尼亞和肯亞，而不會跨越維多利亞湖到達這個看似危險的非洲山脈小國。盧安達很美，整個國家山脈連綿，茶田和咖啡田沿著山坡種植，婦女將剛採完的茶頂在頭上，沿著彎曲的山路走到最近的城鎮販售，再深入一點的地方則是原始熱帶雨林，裡面住著世界碩果僅存的山地大猩猩。無論在非洲住了多久，我常常還是會想，為什麼老天爺如此折磨這塊壯麗的大地。
我和朋友坐上從烏干達到盧安達的高級客運，這是一個長達十二個小時的漫長旅程，從烏干達的首都前進非洲中部的山脈和雨林。我們從烏干達的Kabale坐三十分鐘的計程車到群山環繞的邊境小鎮Katuna，下車走路到海關辦出境與簽證，一跨過邊境，最明顯的差別就是馬路，前面是盧安達沒有盡頭、美麗平坦的柏油路，對比後方的烏干達坑坑疤疤的半柏油泥土路，真的難以想像二十幾年前還是因為烏干達支持圖西族叛軍，才能讓他們獲得勝利、終結大屠殺。看著平順的柏油路頓時讓我心情大好，在非洲的小確幸就是熱水澡、平順的交通、沖水馬桶和免費網路，而盧安達至少滿足了其中一項。
一瞬間彷彿正步上陽明山看夜景
盧安達近幾年來被視作國際發展的成功案例，大屠殺結束之後，西方國家對大屠殺的無作為感到內疚，挹注大筆資金協助建設盧安達，盧安達成了西方國家的「aid darling」。與烏干達一樣，國外援助占整年的年度預算百分之五十，雖然有大筆的外援，但如何利用又是一值得探討的事。盧安達總統發下豪語，希望在2020年讓這個地處非洲中心，缺乏自然資源、連一塊平地也沒有的蕞爾小國，成為中等收入國家。過去幾年的發展也沒有讓國民失望，以與台灣人日常生活貼切的咖啡為例，盧安達並不是傳統咖啡生產大國，但這幾年來因為政府的推廣與私有化，盧安達咖啡在國際精品咖啡市場漸漸嶄露頭角，甚至在台灣的精品咖啡店也能見到盧安達咖啡的蹤跡。
除了台灣人較為熟悉的咖啡，盧安達的人均GDP從1998年575美元，到2012年的1170美元，早夭率從1998年的千分之230，急遽下降至2012年的千分之55；在國會中有過半的席次是女性議員，種種的指標顯示盧安達在過去二十年之中脫胎換骨。總統Paul Kagame強硬法治與飽受爭議的發展政策讓盧安達在二十年之內從大屠殺中走出，成為非洲發展最快的經濟體之一。
到了盧安達，我們坐兩小時的計程車到了首都Kigali，一到Kigali市區，沿著寬廣和充滿整齊路燈的山路上山，山坡上點綴著家戶的亮光，「這條路也太像仰德大道了吧。」我朋友在一旁驚呼，一瞬間彷彿正步上陽明山看夜景。Kigali是一個在山坡上的城市，我們住的Discover Rwanda Hostel的陽台可以瞭望整個景致，整齊的建築橫躺在充滿綠意與大樹的山坡上。與烏干達首都Kampala的年輕躁動不同，Kigali寧靜而安詳，涼風徐徐吹來，雖然緯度接近赤道，但因為海拔極高，並不覺得熱。眼前這般悠閒美景，難以想像二十年前此處曾經歷慘絕人寰的大屠殺。
大屠殺並不是一次的慘劇
Hotel des Mille Collines，就是《盧安達飯店》中的「盧安達飯店」。時至今日，這裡仍然是Kigali首屈一指的大飯店，位處山坡高處。Milles Collines頂樓的餐廳，擁有極佳的視野鳥瞰整個城市，點一杯飲料，坐在電影中被當作蓄水池的游泳池旁，似乎等一下Don Cheadle就會從門後走出來問候。表面上整個國家一片祥和、整潔，人民奉公守法而友善，大屠殺彷彿前世記憶，不在這個國家留下一點混亂的痕跡，但實際上真的是這樣嗎？現今的盧安達人又怎麼面對過去的傷痛呢？
大部分的人來盧安達旅行主要為了兩件事，大猩猩和大屠殺，Genocide Memorial更是所有人都不會錯過的景點。這個博物館被視為東非最棒的博物館之一，記錄了大屠殺的前因與之後的轉型正義。我們到的這一天剛好是世界大屠殺紀念日，從聯合國與其他國際組織來的代表盛裝打扮的在講台上發言，卻隻字未提正在盧安達南邊浦隆地發生的大屠殺，這個畫面充滿既視感與諷刺，但對於其他國家的苦難，或許能做的其實並不多。
歷史如河，所有事的發生都能上溯河的根源找到其原因。圖西族與胡圖族的衝突，從比利時殖民政府開始，獨立後胡圖族不滿圖西族的壓迫和統治，奪取政權後展開衝突與歧視，國際社會更是放任一場又一場的模擬大屠殺，甚至到了真正的屠殺時也冷眼旁觀，釀成1994年的四月天，三個月內屠殺了全國五分之一，一百多萬人口的大悲劇。
“If you must remember, remember this……The Nazis did not kill six million Jews……nor the Interahamwe kill a million Tutsis, they kill one and then another, then another……Genocide is not a single act of murder, it is millions of acts of murders.”
這是展覽中的最後一句話，大屠殺並不是一次的慘劇，而是成千上萬次的謀殺，每一個都是來不及長大的生命和來不及完成的夢。
鄰里間仍然很難互相信任
Nyamata Church是另一個大屠殺紀念園區，當年有將近一萬人在此遭屠殺。許多圖西族逃到教堂，以為胡圖族人會放過神聖的領地，沒想到卻讓胡圖族人有機可乘，更有些神父將圖西族出賣，洩漏他們的行蹤。
一走進Nyamata Church，地上堆滿了罹難者的衣服，教堂的牆壁上仍然矗立著當年的聖母瑪麗亞像，祂微笑的低著頭，眷顧著祂的子民，祂親眼見證了當年的整場殺戮，見證了人類能做出最惡極的事。教堂旁邊是罹難者的萬人塚，走下陰暗狹小的階梯，是一整排兩公尺高的頭骨和骨頭，無數生命，就這樣消逝在1994年的四月天，在這個教會中。除了此處，還有無數的萬人塚散布在盧安達各地。
導覽結束，我問我們的導覽先生：「現在你們還有胡圖族和圖西族的區別嗎？」他一聽到這兩個詞愣了一下，堅定地說：「我們都是盧安達人！不管是圖西族還是胡圖族，我們都說盧安達語都是盧安達人，不管是過去、現在、未來都是，我們都應該攜手讓這個國家變得更好。但是，不可否認的是，鄰里間仍然很難互相信任。」
雖然盧安達社會在這二十年中努力的復原，但心裡的傷口仍然在，人與人之間很難建立信任，也不若烏干達社會一般容易相信外人。而箝制社會言論和政治自由的總統，也使得盧安達人難以監督政府和說出自己真正的想法。
法律明文禁止製造種族仇恨
「你們在學校裡怎麼教大屠殺呢？」我問坐在隔壁跟我年紀相仿的大學女生，去完紀念館的隔天，我們坐了三個小時的車到Lake Kivu，沒想到下大雨，只好到一個當地小教堂避雨。「大屠殺的時候我還太小，沒什麼印象。但我們的課程從小學到高中都有教大屠殺，課程裡也特別強調每個人都是一樣的，不應該、也不能區分種族，我們都是盧安達人，都應該為這個國家努力，到每年的四月，轉型正義委員會更會到每個學校與學生討論，在盧安達，製造種族仇恨是被法律明文禁止的。」
不分種族、不分你我，以及對人最基本的尊重，這是我在盧安達所感受到的。城市中有斑馬線、紅綠燈，車輛禮讓行人，摩托車更規定一定要戴安全帽，每個月甚至還有全國打掃日維持環境整潔，在這些顯而易見的地方，可以看出盧安達的社會對人最基本的尊重和保護。除此之外，幾乎沒有人在路邊對我指指點點叫我Muzungu（白種人），也沒有騙外國人錢的公車司機。大家把我當作一般人，不會因為膚色而有所不同，這種社會中對人的尊重是最難被量化，但卻最珍貴的，這也是盧安達與烏干達和其他非洲國家最大的差別。
多年過去，盧安達的確有令人驚豔的成長與改變，雖然專制的總統令西方各國詬病，聯合國更指責盧安達資助剛果東部的叛軍、暗殺國內異議分子與壓迫言論自由。經歷種種指控，總統Paul Kagame仍深受盧安達人民喜愛。其實也是，在非洲這塊命運多舛的土地上，難得有這一個尊重人民、照顧人民的小國，是這塊動盪不安的大地中一片和平的綠洲。盧安達，讓我們看到非洲發展的希望與可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