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夜多霧，有時在一條暗夜的路上，我開車爬上了大度山的坡。山路低緩，開著開著竟忽而身陷五里霧中。擋風玻璃霎時一片朦白，只剩下遠方霧裡的車燈，一明一滅地，像在夜路上忽遇見了一隻打著燈籠的白狐，被牠的尾巴摩挲了臉頰……
有一日，沿著中港路，車子的廣播忽然流出了陳昇的歌。電台裡有一個低沉的男聲，他說，秋天到了就適合聽陳昇了。我沒有停下車子，在原本要去的地方，輕易地擦過，將路開到了一首歌的盡頭。說來可笑，在這座城裡其實沒有什麼我真正要去的地方。沒有課的白日，我經常一個人開著車，沿著這樣一條筆直的路進城，穿越高架橋底下的涵洞。進城的路上，這樣接續而來的涵洞總共有三個。它們底下的陰影把我摩擦成一隻光影交錯的斑馬，和其他的斑馬放馳在這理應加速的道途上。也許我該問的是能而不是要：在一座不知該以陌生抑或熟悉待之的城市裡，沿著一首往日的歌，我能將一部小車開到什麼地方去？白日裡我在邊郊的超市買菜，提衛生紙，抱回貓砂與糧食。在煞車板與油門的縫隙間，忽然想起了很久以前在北方的城市，為了聽完耳機裡的一首歌，而在恍惚間坐過了一兩個捷運站的事。
中港路其實已不叫作中港路了。在我搬進這座城的時候。它早我先認識它一步地被改換了名字，成為了另一條路。如同淡水線倏忽轉了彎，移花接木地。某天以後，某些必然的抵達忽然失效。比如有一天醒來，我就忽然醒在這島上中央的城市。離什麼地方都近，離什麼年紀都遠。
不開車出門的日子，我亦曾拿著北城寄居時買的悠遊卡，在島一樣的公車站上車。十公里免費。再十公里免費。膠水一樣地把那些截了頭的短路黏接在一起。三十歲以後從頭認識一座陌生的城，和在這個年紀重新結識朋友一樣地困難。心與皮膚老而堅硬，指尖的指爪細長鋒銳，而所有的感官竟都是破碎。常常，我在一公車不斷繞路後的某地站牌下了車，往前與往後，皆是再尋常不過的街市風景。這裡是什麼地方？我無法辨識眼前的風景與過往居住過的任一城市之差異。它們皮膚一樣地覆蓋在我的表層，幾乎只是一張被褥。
後來某日，我就忽然理解那半透明狀的薄膜所為何來了。沒有傷口的地方，沒有種植。終沒有一棵自己的樹來遮蔽自己的影子。心室若是輕斜地偏移，日晷一樣地，一公里也是異鄉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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搬到了此城才開始學車。如同搬到花蓮才開始真的寫字。往往一種技藝來自一種命運，一種命運則決定了心底寄居的一座城池。我常想人與一座城的關係往往來自某種偶然。而成年以後搬遷的地方，便因此像是繼母一樣的存在物。某段時光逝去，你不得不被催逼著跋涉一段路程去抵達另一座城；租屋，購買簡便（而易於裝箱或拋棄的）家具，熟習新的通勤道路。這些寄居的城市個個都像是某種託孤。生活所剩的餘裕，皆耗在和解。二十二歲我剛踏進台北時，也有過那樣一個多雨而尖銳的繼母。冬季盆底的水氣陰濕浸骨。東北季風刮人臉面。我與她共同居住在一個屋簷下，有時被她殺死，有時我殺死了她。
內殘自毀的日子畢竟屬於二十世代，過不去的日子亦是。但過著過著，竟真的過去了。搬離北城時我想，我永遠也不會喜歡這座城市，如同世上長久並存的許多關係：並不喜歡，只是習慣而已。而今我搬進中部的這座城市，竟已跨越了那條三島由紀夫緯度，在日復一日的重複中洗滌著一條又一條的日子，緩慢學習在一篇文章裡安置此地的名字。往往人用寫作去指稱故鄉甚或一個陌生的他方是一件相對容易的事，但要指稱自己繼母的名字卻需要長久的練習。每每在新的城市裡我自介：「我住在……」「我是……人。」都有一種害怕被誰拆穿的罪惡感。日常話語掩蔽了那些遷徙的路徑。像是日日浮在這座城上三英哩處，假裝腳踏實地的生活，忽而竟也理解「汗毛豎立」四字是一種什麼樣安靜且無聲的意思。因為每根毛都沒有緊貼著皮膚，哪裡都可以生活，卻也哪裡都沒有活過。
此地其實待我不薄。秋日的日光涼薄如蟬翼，抵達沙鹿前的海線斜坡，整個下午就有了那種芒草的金黃。冬日高曠，坡上的電塔孤獨而荒涼，冷高壓的線軸壓花般地壓過了天空，多的是乾燥花般低垂懸吊的日子。春夜多霧，有時在一條暗夜的路上，我開車爬上了大度山的坡。山路低緩，開著開著竟忽而身陷五里霧中。擋風玻璃霎時一片朦白，只剩下遠方霧裡的車燈，一明一滅地，像在夜路上忽遇見了一隻打著燈籠的白狐，被牠的尾巴摩挲了臉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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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我其實已離作為一女兒的時期甚遠了。
結婚的時候，迎娶的飯店訂在梧棲港旁，一個面海的房間。港邊起重機的燈光終夜明滅。我幾乎要以為這是在異國的某城了。海濱碼頭空曠無人。這就是我某日老死埋骨的城嗎？旁人說拜別儀式時應該要哭，或許正因為這「應該」二字，在眾目睽睽的企盼之下，我竟哭不出來，甚至有點想笑的氛圍。像小學時被點到回答問題時的尷尬氣氛，既說不出是也說不出不是。其實我應該像個成人，說些什麼來結束這回合，畢竟沒有人想被懸吊在那裡。成人的意思是：要儘量讓別人感到舒服。最終是成人的母親出聲解了圍：算了吧。免這功夫。以後你就是台中人了。
母親不會知道，在許多時間的節點上，往前與往後，我總是無話可說。丟掉扇子。潑一盆水。踩踏火爐。踏過火爐的時候我曾幻想那白紗的裙尾會不會就此燒了起來，擾亂程序，延遲儀式，所有人驚恐一遭。我應許會在心底哈哈大笑。年輕時我在張惠菁的小說裡讀到，出嫁的新娘從禮車裡丟出去的扇子正恰好打中了一隻貓。忘了那貓後來是不是搖搖晃晃地站起來，抑或就此昏死了過去。所有的敘事原來都為了繞路。
而大度山的這一邊，其實是難以繞路的。路熟了以後我才知道出了國道涵洞往東海方向的中港路是一條極逼仄的路。每日有通勤的人從城裡出來工作，從城外進城上學。路的兩旁看似分支甚細，都是逃避與繞路的洞口，然而細路多歧，盡頭不是永無終止的綿密巷弄，便多半是戛然而止的死路。我曾想過避開中港路下班時間的尖峰車潮，將車子打彎開進了工業區裡的產業道路。殊不知廠區裡的道路星羅棋布，根本無限延伸的歧路花園。天黑下來，我卻還在路上打轉，找不到通向聯外道路的方向。路旁是中南部工業區裡隨處可見的大排水溝渠，水聲嘩啦嘩啦作響，櫛比鱗次的低矮廠房一座接連著一座。偶爾有幾個大眼睛的外籍勞工停下腳踏車來注視著你。他們的眼睛閃爍著困惑的星芒。這裡是哪裡呢？我究竟把車開到了一個什麼樣的地方？很奇怪地，是在那樣一個日常生活的化外之地，沒有遊客，沒有在地的人。我第一次隱約地想起，這裡是一個叫作「台中」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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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塞車的日子，從校門離開。只有中港路能抵達中港路。這一次，開車的是J。
我問他，大度山究竟在什麼地方？為什麼沒有人告訴我它明確的場所？J偏著頭想了想，說，這裡就是大度山吧。或許，我們住的地方，就在大度山裡。
但是我們從城裡回來，走同一條路，筆直地爬到高處。這條路兩側的高樓幾無變化。一點也沒有上山的感覺。我說，我們真的在山上了嗎？為什麼路沒有轉彎？地理課本上說，世上所有的山路，都是蛇一樣地盤著山往上爬。
山腳就是這座城的脖子。每次，車到了國道的高架橋下，我都會想，啊，這裡是肩膀，緊接著是脖子。過了朝陽橋，慢慢抵達城的唇。城之心。開車的時候，真像是接吻。四腳輪子滾著滾上了城的臉。即使是陌生人，親吻幾次，可能也會產生愛吧？這真是一個過於浪漫的想像。仔細一想，親吻幾次而產生的愛，哪裡浪漫？真正的浪漫是一條一去不回頭的路，一見鍾情，所以無須回返。仔細想來，那日日壓輾過大度山的中港路其實是一條坐三奔四的路。蘋果皮般的下山方式畢竟是屬於高山的。被中港路劃過的城郊的矮山，只能是電剃刀般地在腦勺上推延著，推延著，終劃過了整片山坡的植被。所謂前中年的一種風塵僕僕，大抵如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