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煤炭到核子，能源漫長的進程，在災異前只是一瞬。廢墟中的餘生，青草仍瘋長，花怒放，水自流……

像灰塵一樣飛走

●房慧真

偉格：

新世紀初，我在大屯山腰的中學實習，聽說已出版第一本小說《王考》的你，在戲劇班教劇本創作。我把自己再度塞入彆扭的課桌椅中，和高中生一起寫隨堂作業，讓你帶讀《凡尼亞舅舅》，成了一整年最重要的事。偶爾你也談起自己，在山頂的小學盪鞦韆，一邊是安靜的荒村與海，一邊是嘈鬧的盆地，離心力將你甩盪在兩者之間，兩端看似很近，其實很遠。

《童話故事》開端，你讓1858年的英國軍官史溫侯的眼睛，從海上看向萬里：「他們繞過基隆嶼，由港口上岸，花了兩整天走過煙濛炎熱，恍如內陸的礦區抵達馬鋉。」你盪鞦韆的那所國小，就位於馬鋉溪的中游。你說，平埔族在未來一百五十年裡，將從北海地帶全體流散，只遺留馬鋉之名。

平埔族人被流放後，採礦者補上空缺。萬里的礦工家庭，在新任閣揆的成功樣板故事中，只是襯托的暗淡背景。萬里曾因一家蛋糕店而知名，是盆地人北海岸一日遊可拎回的伴手禮。除此之外，能讓人想起萬里的物事，就幾乎沒有了。電影《無言的山丘》讓我可稍稍揣想日治時期的礦工，淘金之後是煤礦，挖礦者的個別命運，彷彿也隨著能源的進化嬗遞而深埋地底。

讀報導文學《通往維根碼頭之路》，喬治．歐威爾和礦工家庭同住，發覺他們十幾個人睡一間房，內急時需要走好長一段路到三十多人共用的公廁，因為家裡沒有廁所，沾滿煤灰的礦工回家後，經年累月無法清洗。

歐威爾還和他們一起下礦，對於高個子的他而言，是莫大的折磨。他發覺下到深井中，隨著坑道越挖越長，礦工還需水平移動，半蹲跪爬五英里，才能抵達工作的場所。長時間在空氣汙濁、氧氣不足的地底屈身爬行，以半蹲姿態挖礦，每個礦工的脊椎骨都被碰撞得傷痕累累，留下永久的疤痕。除非發生災變，人們不能理解這到底有多痛苦，不能理解地上萬物伸展運行的根源，皆來自於地下低伏卑屈的暗影，直到把地上世界的「度量衡」放進去，也就是歐威爾的高大身體與敏銳感知，才讓人稍微懂得：

「那樣的景象你只要見過一次就終生無法忘卻——他們跪下的體型，弓弩般的線條，全身上下的煤黑色，他們揮動著巨大的鏟子以驚人的速度和力量鏟起煤礦。」

地下的景況，對於擅長打磨文字的歐威爾來說，並非難事，但寫下的同時也在消解意義：「文字是如此無力，當你的眼睛掃過這些字句之後，不會留下什麼印象，但這些詞裡包含著多大的痛苦呀！」

歐威爾在1949年寫下未來的寓言《1984》。1984年在台灣接連發生了兩場礦災，與你切身的1984，當時你剛上小學，父親在礦災中亡故。1984年我比你大一點，也在讀小學，對於礦災的記憶幾乎空白。去年我採訪八○年代拍攝社會運動的《綠色小組》成員麻子。麻子說，每當礦坑口傳來台車的轆轆聲，吵雜的現場立刻安靜下來，台車上載著以藍白條紋塑膠布簡單包裹的罹難者，「有好一陣子，在街上看到大樓工地拉起的藍白塑膠布，我都不由自主的發抖，那種難以平復的痛，我說不上來。」當時的報紙都說受傷的礦工已痊癒，他去醫院眼見許多都成了植物人，如何能向更多人報信？麻子第一次拿起攝影機，拍下礦災後的植物人，在記者會播放。

在災難前，文字無以描摹，彷彿任何描述都成了褻瀆，只能直觀地「看見」。

我們對談的終章是「核子」，萬里除了知名蛋糕、閣揆故鄉，還有與首善之都直線距離最短的核二廠，也許因此，萬里與核二廠，必須被隱蔽在首都居民的認知之外，台北與萬里地理鄰近，心理距離則遠。

核子首先在戰爭中「試用」，作為終極的懲罰，杜魯門給廣島、長崎的「禮物」有兩個美式風格的淘氣名字：「小男孩」（Little Boy）與「胖子」（Fat Man）。核爆的資訊不難找，中心溫度比太陽核心還高，衝擊波超越音速，火球正下方的地面溫度大約三千至四千度，紅外線將人類和動物直接碳化，體內器官蒸發。一長串說明，都不如廣島原爆倖存者的一句話：「抬眼幾秒，看見一個小孩子『像灰塵一樣飛走』。」

「像灰塵一樣飛走」不是文學修辭，現實就是魔幻。讀倖存者回憶，皮膚如破布片片落下，當下卻一點都不痛，連哭都忘記了。看到其他傷者，只覺得「這不像人類」。幾個中學生找到平日玩伴：「我不敢相信他都變成這樣了，還能活著。」說完這句話，同學死了，幾個人一起把「它」燒了，在火堆外看屍體焚燒，「我們已經超過悲傷或是憐憫的境地」，良久，沒有人哭泣。災異的形體，首先顯現為「奇觀」，遠處山頂上，一個砍柴的樵夫，看到巨大的雲朵升起，不斷炸開，變換七彩顏色，他被壯觀的美景震撼到說不出話。

「這地方真的太美了！美到不可思議，這讓恐怖顯得更恐怖。」1986年車諾比事件發生時，剛從阿富汗戰場歸來，又被分派前去的蘇聯軍人這麼說。萬物不仁，以天地為芻狗，暮春時節草仍瘋長，花怒放，水自流。

災異解構所有知識與常規，溢出疆界，超過所有歷史的總和，不受拘束無法定義，在時空中自由遊蕩。「瞠目結舌」這個形容驚嚇的最高級成語，也許只能用在此時此刻。但在日常，人們習慣誇飾詞語與感受，使得浩劫當前，真真切切無話可說。

領受美景的士兵，又叫「清理人」或「綠色機器人」，蘇聯科學院為了探索火星所設計的機器人，在車諾比一無所用，所有線路都被輻射摧毀，唯有不作什麼防護設施的「清理人」來來去去，穿梭無間。在輻射量最強的反應爐頂端，核災前掛著蘇聯國旗，核災後，國家的意志使得綠色機器人一個接一個，前仆後繼地前去掛旗。

塔可夫斯基的電影《犧牲》，在一個俄羅斯的貴族之家，賓主談文論藝，普希金的詩歌、屠格涅夫的小說、契訶夫的劇本。女傭或許預感於災難的將臨，急著要走，女主人說：「你把所有的叉子擦完就可以走。」「擦完就可以走嗎？」「你把叉子擦完，酒瓶拿出來，就可以走。」「這些都做完就可以走了嗎？」「你把叉子擦完，酒瓶拿出來，順便把燭台再點上，就可以走。」

女僕不敢再問下去了，她在心中默念：「叉子、酒瓶、燭台」，文明高度發展下的繁複儀節來到盡頭，下一瞬間，災難彷彿彌賽亞降臨，挽救女僕於無盡的細節迴圈中，叉子、酒杯、燭台，普希金、屠格涅夫、契訶夫……被風暴捲成碎片，意義瓦解成廢墟。

從煤炭到核子，能源漫長的進程，在災異前只是一瞬。廢墟中的餘生，青草仍瘋長，花怒放，水自流。

最迅捷的一種死亡

●童偉格

阿運：

我印象最深刻的原爆現場描述，來自《廣島末班列車》，在其中，作者裴列格里諾（Charles Pellegrino）用一整章的篇幅，慢速重理了那致命半秒內的細節。對他而言，原爆可簡單形容為「恆星的短暫重生」：以投在廣島的「小男孩」為例，當炸彈內部的反應鈾開始裂變，「在那1.2磅、兩茶匙的體積內，幾乎所有在宇宙生命中曾經存在過的元素都立即重新誕生，但許多也迅速遭到毀滅」。於是，整個事件亦可複雜地描摹成某種漫長的重逢。因為原爆創造者，人類，「流動在他們血管裡的碳就像鈾一般是星體的塵埃」，而很久以後，當人類在一顆孤星上所歷的總體文明，終於讓他們學會如何再次純化宇宙創生時的原始殘留物，並組裝成炸彈時，他們就像是總體倒轉了時間；因為「炸彈核心的每個鈾235原子，早在46億年前就存在於超新星的核心中」。

這顆恆星被重新造出，妥善安眠，空運到城市上空投下，再被準確喚醒、復生與寂滅，只為了完成一個目標：無差別毀滅能量所能追及的一切。如妳前信所述，它釋出的光爆，溫度高過太陽，衝擊波超越音速。從原爆點向外擴張，形成所謂「死神的同心圓」，它瞬間熔化鋼鐵與土壤，將河川，肉身與一切全數蒸發，抬升，散進同溫層，化作數公里外，下在其他倖存者身上的黑色暴雨。而更超越人類經驗的是，那光爆激發種種放射線的重複吸收、驅散與極化，形成不可測的彈道網，於是「一個人即使在閃光降臨時身前有道屏障」，「還是會遭到從四面八方散射而來的輻射線穿透」。

它創造了「人類歷史中最迅捷的一種死亡」：在人能意識到自己將死之前，他全身血液已然沸騰，神經已經停擺，而骨與肉也早就分離了。它亦翻新並延長了「死亡」的定義：如果一個人能倖存，在未來，他將發覺，早在高熱與衝擊波之前，那不可測的彈道可能早就擊穿他的臟腑，無可救藥地鏤空了他的生命。

1945年8月6日上午8點15分，廣島鈾彈；9日上午11點2分，長崎鈽彈。兩次原爆，合計瞬間取走十餘萬人性命（絕大多數是平民）；後續死亡，則難以準確計算。而或許，並非難以想像：在原爆過後，美日官方的立即反應，是各自在傳播場域裡，對事件進行「默殺」。10日，杜魯門透過廣播，對美國民眾宣布波茨坦決議，並泛談戰後歐洲新局。通篇講稿，只提及一次廣島原爆：總統「希望以這次出擊來儘量避免平民傷亡」，並「感謝上帝將這份責任交給我們，而非我們的敵人」。15日，開天闢地頭一回，日本天皇直接向治下臣民放送「玉音」，以高貴文言，說「朕」，認為「戰況必不好轉」，為避免「日本民族之滅亡」暨「人類文明覆滅」，盼望臣民以「赤誠之心」，「忍所難忍」。平民必須透過翻譯，方能明白，那就是無條件投降的意思。

9月2日，虔誠為愛子祈禱、望祂讓此子「學會憐恤那些在重壓下失敗之人」的麥克阿瑟將軍，在東京灣密蘇里號軍艦上受降，並在後續十數日，對日本媒體發布連串新聞審查令，包括嚴禁分析輻射後遺症，嚴禁議論原爆行動是否有違國際法等；以及頗幽默的終極禁令：嚴禁提及審查制度的存在。此時距事件已逾月，更多殘酷而難解的傷亡，正以「X疾病」之名，從原爆地漫漶；對倖存被爆者的恐懼與歧視，正在日本境內赤裸上演。但看來，在官方視野中，一切不僅已經結束了，而且是結束在一派平和，與難免的一點微痛中。

23日，美軍開抵長崎。彼時，整片被弭平的浦上河谷，依舊遍地焚屍與骨骸；無有援護的蟻行者，仍垂掛皮膚茫然遊蕩，但顯然，這不影響勝利者心情。早於車諾比近半世紀，廣島與長崎立地成為人類史上，最早的兩個「核災」觀光區：封鎖線內，大兵在廢墟中，四處翻找原爆紀念品；封鎖線外，長官在「原子運動場」上舉辦「原子杯」運動賽事。這些健朗新人類，「使用了推土機清除廢墟，壓毀散在瓦礫間的遺骨」，「把死者的骨頭當成沙土對待」，且「把那些土壤運到下游地區，拿來拓寬道路」。這多麼形似他們對抗的納粹，對滅絕營焚屍爐清出之骸骨的作為。

1945年，如妳前信提及：布魯瑪（Ian Buruma）設為「零年」的人類文明史重置點，所謂「現代世界」的誕生時刻——也許，是誕生於勝敗雙方終於形似的殘忍中。代價，是近八千萬人之死；結果，是戰事的綿長延異。「人類創造及其文明」（我們對談的主題），如此對我而言，是某種在簡潔蒙太奇時，格外令我眩惑的怪奇卷軸。妳看：曾最受種族迫害之苦的猶太人，在1948年後，成為加薩走廊的種族驅離者；曾是種族滅絕營始祖的德國，在2015年後，成為收容最多敘利亞難民的國家。我們的「現代世界」，一個誠實說來，我猜想自己恐怕永遠無法完全理解的世界。

在這世上，我恐怕無法完全理解的人事之一。永井隆醫師：長崎原爆後，第一位重回浦上河谷定居的被爆者。在那死神同心圓內，他立起了「如己堂」小木屋。在小屋裡，他寫作，看診，記錄自己身上的輻射反應。他想將自己餘生，活得像是周遭終於又再現蹤的螞蟻、昆蟲，或野花之友伴。活成某種見證。1945年秋，浦上天主堂為八千多位在原爆中罹難的天主教徒舉辦追思彌撒，永井醫師在儀式中發言，表示「他堅信那顆炸彈落在長崎，全是上帝的旨意，讓全日本最大的天主教徒聚集處可以犧牲自己，結束戰爭」。但其實，長崎原爆罹難者，多數並非天主教徒。

之二。離開濱海公路，沿核二廠牆外便道，繞過整座電廠往山上走，會抵達一處只剩零餘人家的聚落，從前從前，母親曾帶他回訪過。一些年過去，他不常想起曾從那裡遠眺過的海，大概因為從那裡遠眺，讓一切顯得侷促，使他記起：這真的就是一座不大的島。大概也因為，那海會提醒他，一個多年以後，出現在他腦中的瘋狂念頭。

「那擁擠於彼岸悲慘哀吟，那驟雨暴風中翻覆的驚魂，全都給我！」他想說，因為島是這般小，所以，就讓電廠除役後，如計畫改建為核廢料儲存場，且將四方核廢料，全都運來安置吧。就讓一切人們想望的昔時家園與生活，在未來都能原地復甦，只除了他的家鄉。就讓家鄉以其掏空內裡，收羅一切自有時空以來的殘餘物，一如他記憶中，家鄉的始終。

輔導我的是位學姊N，身材高䠷，性格開朗，雖然容貌並不特別出眾，但充滿了青春活力，在學校也是個風頭人物。有一天，她問我可不可以代她去上一門課，把上課筆記抄給她，讓她有時間去陪男朋友。讓我去上高年級的課，自我感覺十分良好，便說可以啊，是什麼課？結果就為了學姊談戀愛，去聽了一學期「英國浪漫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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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台大外文系的時候，我讀過一整個學期的「英國浪漫詩」，授課的老師是當時系主任英千里。在1960年代的台灣，說到英文領域的泰斗人物，一是台大的英千里，另一位則是台師大的梁實秋。當時坊間通行的英漢詞典，也順應學術名家的效應，一本是英千里主編，另一本是梁實秋主編，成了我們學習英文的主要工具書。那年我剛進台大，有一門外文系必修科是「西洋文學概論」，主要是講希臘羅馬文學，由英千里自己執教，大概是特別重視西方文化古典傳統的基本知識，要讓每一個同學都熟悉荷馬史詩的世界，知道海倫之美可以傾國傾城，阿基里斯刀槍不入，只有腳跟是致命的弱點，知道木馬屠城的緣由，以及奧迪修斯在海上漂流了二十年的歷險故事。英老師講起古希臘神話，著眼於荷馬的兩部史詩《伊利亞德》與《奧迪賽》，講得眉飛色舞，十分動聽。他講課的方式比較特殊，雖是英語為主，卻中英夾雜，一會兒英語，一會兒中文，英語是標準的「國王英語」（King’s English），中文則是標準的京片子。從學長那裡知道，英老師1913年還是個少年的時候，就隨比利時神父雷鳴遠到歐洲去求學，1924年倫敦大學經濟學院畢業，至少通曉五種外語，英、法、西班牙、拉丁、希臘。上課只用中英兩種語言，是考慮到我們的程度，怕使用了有如天書的古希臘文，會嚇到剛入學的新鮮人。

英老師的希臘羅馬文學是入門課，講述希臘羅馬神話故事，給我們填補西方孩童熟知的知識典故。我從小喜歡閱讀荷馬史詩故事，覺得這門課稀鬆平常，沒花什麼功夫，只覺得英老師聲音好聽，字正腔圓，抑揚頓挫，像在上一門吟誦課。那麼，怎麼會在大一那年，又去旁聽了一門英老師為高年級學長開的「英國浪漫詩」呢？說起來，就有故事了。

剛進大學，有高年級的學長來幫忙輔導，怕我們人生地不熟，萬一觸犯校規，或是選課出了問題，耽誤了學習。輔導我的是位學姊N，身材高䠷，性格開朗，雖然容貌並不特別出眾，但充滿了青春活力，在學校也是個風頭人物。她對我非常好，從選課到日常生活，參加什麼社團，如何應付系裡的功課，照顧得體貼周到，就像我的大姊姊一樣。有一天，她問我可不可以代她去上一門課，把上課筆記抄給她，讓她有時間去陪男朋友。我還記得她的男朋友姓童，物理系三年級，個子高高的，十分英挺，眼神帶點傲氣，顧盼之間有不可一世之概，是台大學生會的重要幹部。學姊愛慕老童，從她日常言談就可窺知，什麼都是老童說得對，我甚至覺得，假如老童說太陽打西邊出來，她也相信一定有天文物理的新知可以證明，物理系的，出過楊振寧、李政道的。讓我去上高年級的課，自我感覺十分良好，便說可以啊，是什麼課？結果就為了學姊談戀愛，去聽了一學期「英國浪漫詩」。

英老師教浪漫詩，完全用傳統教學法，就是上課念詩，好像古代私塾先生吟誦古詩那樣，一首一首念下來。好在他還夾雜著中文的講解，分析英詩格律與詩歌用詞的特殊性，偶爾還說說英國文人的掌故與軼事，增加不少趣味。他用的課本是一本厚厚的Major English Romantic Poets，主要是五位詩人：華茲華斯、柯勒里基、拜倫、雪萊、濟慈，好像也有布萊克與彭斯，因為我記得他講過這兩位詩人。印象最深的是，他講湖濱詩人通過詩歌寫作，回歸大自然的體會，有點像中國道家的自然觀，是天人合一的心靈純淨。好像大半個學期都在讀華茲華斯，誦讀“Tintern Abbey”、“Intimations of Immortality”不說，還介紹了華茲華斯自傳體的長詩The Prelude。讓我感到奇怪的是，英老師上課從來不講基督教與英詩的關係，即使講到詩句中有上帝感召的段落，也只是一言半語帶過，從來不加以發揮。英老師不是天主教家庭出身的嗎？他不是虔誠的天主教徒，幫著父親英斂之創辦輔仁大學的嗎？為什麼講華茲華斯，從來不提基督教心靈昇華與詩歌創作的關係呢？

英老師上課講詩，最好聽的是吟誦柯勒里基的〈古舟子歌〉與〈忽必烈汗〉，好像古代巫師或喇嘛誦經那樣，讓人感到是天外傳來的籟聲，可以體會到浪漫詩悅耳的韻味。他特別告訴我們，“The Rime of Ancient Mariner”中的ancient一字，不是「古代」的意思，而是古英文的「老」（old），所以不該譯成「古舟子歌」，應該是「老船夫之歌」。

上完一學期課，把筆記交給師姊，從此再也沒見過她。也不知道她浪漫的經歷是否完滿，是否有了浪漫的結果，倒是讓我因緣際會，好好認識了英國浪漫詩。

2

英老師身體羸弱，講課卻很認真，中氣雖然稍顯不足，聲音倒是挺大的，而且一口「國王英語」，是上流社會的倫敦腔，咬字明澈清楚，十分動聽。老師上課的時候，乘坐一輛私家三輪車而來，穿一身筆挺而稍微老舊的西裝，打著領帶，有點沒落貴族的派頭，對我們這些大學青年倒是和藹可親，平易近人，一點架子也沒有。在課堂上講荷馬史詩的特洛伊戰爭，娓娓道來，就像老人家給孫輩講傳說故事一樣。講浪漫詩，念得抑揚頓挫，讓我們從他吟誦的音感中，多少體會了英詩的韻律美感。他講課的時候有個極為特殊的動作，直到五十年後的今天，我依然記得清清楚楚，歷歷在目。就是他講書講了一段之後，或許是因為口唇乾澀，會伸出舌頭，從左邊嘴角舔到右邊嘴角，一堂課會重複舔舐幾遍。我坐在下面聽課，有時會走神，就覺得老師這個動作十分可愛，有點童趣，讓人聯想到愛因斯坦吐舌頭那張圖片。

學長告訴我們，英老師是滿族，家裡信天主教的，父親英斂之創辦《大公報》，是創社社長兼總編輯。英老師十三歲赴歐求學，1924年二十四歲從倫敦大學經濟學院畢業，返國協助父親創立了輔仁大學，終身奉獻給中國教育事業，是很偉大的教育家。我們還聽說，英老師在抗戰期間利用輔仁大學從事地下工作，兩次被日寇逮捕，坐了三年苦牢，屢遭嚴刑拷打，一直到抗戰勝利才放出來，身體受到極大摧殘，落下了嚴重的胃潰瘍，以至於晚年病魔纏身。我上大學的前一年他才辭去了輔仁大學副校長一職，大二的時候辭去了台大外文系系主任職務，卻堅持教課，我就是在他晚年還能堅持的時候，上了他的兩門課，也算是因緣際會，忝居門下了。

老師身體不好，背軀佝僂著，行動起來有點顫顫巍巍的，總有助教在一旁服侍。看他上課雖然談笑風生，卻總是舔舐著嘴角，似乎在掩飾身體的不適，我們都靜靜聽課，不忍心問他問題，怕拖長了上課的時間，徒增他已經難以支撐的勞累。每次看到他瘦弱的身軀慢慢離開講堂，好像有一道歲月的魅影拖在身後，我就感到歷史的無情，讓這樣一位文化教育的聖徒，遠離故鄉北平的妻兒，孤孤單單地生活在台大教員宿舍，也就從來不敢私下請益，不忍去打攪老人家清靜的生活。後來在波士頓認識師姊韓拱辰，知道她是英老師的義女，從小給老師帶來許多歡樂，打破了老年病魔纏身的孤寂，才稍感釋然。

韓師姊告訴我一些英老師遭日寇逮捕的獄中經歷，更讓我感到老師的人格崇高，並且通達世情，嚴於律己，寬於待人。後來她寫成懷念文章，仔細記載英老師告訴她第一次被捕坐牢的三項心得：第一，發現同志受害，都是遭到叛變同志的出賣，就堅信做人是最重要的，「人格」第一，至於「學問」、「才幹」都是次要的。第二，偽警大多數良心未泯，多為環境和生活所迫，不得已給日本人當差。第三，從事地下工作，萬一被捕，需先準備一套無害於同志的話，表示「坦白承認」，千萬不可先閉口不說，受刑之後再供認，即使你全說了實話，審問者還是不信。然而，有了坐牢的心得，並不能免除他1942年3月再次被捕。日本人對他不再客氣，嚴刑拷打，要他交代華北地下工作的情況。英老師說，「我在十分痛苦時，一心想著國家民族重於一切，以天下國家為己任，置個人生死於度外，痛苦便是一小事了，這樣只要咬緊牙關，忍受五分鐘，便會痛極而暈絕，就不知道痛苦了。及至醒來，他們再施酷刑，我仍如此視死如歸，受痛而昏暈，他們終究從我一無所得。」

英老師以天下國家為己任，志節高超，很有古代仁人志士的風範，就像文天祥臨刑前在衣帶裡寫的自贊：「孔曰成仁，孟曰取義，唯其義盡，所以仁至。讀聖賢書，所學何事？而今而後，庶幾無愧。」 我更覺得這與他信仰天主有關，把國家民族的命運與天主點化的真理結合起來，才有如此強大的道德力量。他再次被捕，輔仁大學師生二十六人被送入集中營，有學生後來追憶：「在審訊過程中，日軍對他們棒打、腳踢、皮鞭抽、灌涼水、灌辣椒水、雙臂吊來打、用火筷燒、上夾板、電刑、放入洋狗群中咬、手指釘竹籤等等，慘不忍睹。張懷教授和英老師多次因受刑暈死過去。」

有學生在英老師晚年的時候，要為他寫傳，他都一口謝絕，總是說，他一無所成，沒有什麼值得記述的。韓師姊1965年在美讀書時，也曾有過這個想法，英老師回信卻說：“I suggest that you’d better forget it, or at least postpone it to some future date. I feel very proud and touched by your good opinion of me; but I am sober enough to realize that there has been nothing in my life remarkable or striking enough to arouse the interest of a‘general reader’.”我就想，英老師的涵養已經超凡入聖了，如此的溫良恭儉讓，如此的謙卑和遜，絕對可以媲美天主教的聖徒。假如英老師的一生，還沒有「非凡出眾」（remarkable）與「轟轟烈烈」（striking）的事跡，不值得我們著書立傳，還有什麼人有資格寫傳的？

1980年代初我在紐約教書，參加一個中美文藝交流聚會，遇見了英老師的次子英若誠，跟他說我是他父親的學生，時常懷念老師的教導。他很有禮貌，帶點外交辭令，握著我的手謝謝我，說他父親離開大陸之後，再也沒見過一面，慚愧啊。瞬間他低下頭，眼角也微微顫動，似乎在隱藏心底的悸動。我眼前的英若誠大約五十多歲，身軀微胖，十分健壯，只有臉型有點像英老師，不過沒有他父親那麼消瘦。又過了十多年，我在電視上看到一個專訪英若誠的節目，發現他晚年消瘦多了，像極了他的父親。他講什麼不記得了，卻看見他說著話，停頓了一下，突然伸出舌頭，舔了嘴角，從下唇左邊舔到右邊。

我想，我是十分懷念英老師的。

人活到一定年紀，暮氣緩緩上升，整體顯得不鮮了，需要提鮮。用繩子不能提，氣韻不像水桶打水。有人靠經歷提鮮，當年叱吒風雲，也不靠譜，人會得健忘症。記得錢鍾書說過名人回憶錄多靠不住。我對照當下許多文革回憶錄，受害的多懺悔的少。

木乃伊再熬湯也不新鮮。

鄆哥和王婆談判時說一句：「乾娘，不要獨自吃啊，你也把些汁水與我呷一呷」。湯成為一種利益主義者隱喻。生活裡，支撐魚湯的靈魂是一個字──鮮。汁水不鮮，人就不呷。我周圍的烹飪大師們提鮮靠一把芫荽。（個案是極個別食客不吃芫荽，嘴巴提不成鮮。）

熬魚湯最後在恰到好處時刻，忽然撒一把芫荽，收鍋。從比較文學角度論，有點像汪曾祺經典名篇《陳小手》那最後一筆。可惜汪曾祺先生竟不吃芫荽。

芫荽是張騫當年從中亞帶來的，一路，駱駝蹄子都是鮮的。

不吃芫荽有什麼壞處呢？有，壞處是你竟然聽不到駱駝蹄上的鮮。蹄鮮。提鮮。接近通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