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歲時看到父母抱走沒多久還細聲喊我大哥的可愛小妹，說是出外就醫，從此永別。多年後才知道那時是寄居友家，不得不把病危的小妹帶到街上等候斷氣，再草草收埋……
「肉價、菜價，都漲了！」
「年改樓地板敲定了！」
第一句，是前幾天一位中低收入家庭主婦的感喟。
第二句，是針對紛爭多時的那個「年改」議題，不同心情的共同的無聲結語。
這兩句感喟和結語，把我迴蕩多日的回溯視點，從藝文動態轉移到大眾生活。
仍然是我原所聚焦的那個年代——民國三十八年前後。
那是一個多次「三月不知肉價」的年代。
那是一個沒有「樓地板」的年代。
那個年代的某一天，我注視著剛從台灣廣播電台領到的車馬費，封袋上數字是四十元，上個月是一百六十萬元。雖然心中早已有數，感覺上還是有些難以適應。
民國三十八年六月十五日新台幣發行，以一對四萬取代舊台幣，暫時遏止二次大戰以來台灣民眾通貨膨脹的嚴重危機感 。
撇開日據時代不說，單只光復後不到四年之間，舊台幣發行額從三十億增加到五千兩百七十多億，另外還有一兆兩千一百多億的即期定額本票在市面流通。當然，那些日子是戰後的非常時期。二戰結束前日本已挖空搾乾得差不多的台灣，由國民政府在倉促中草率接收。抗戰勝利的時間點是意外的提前，在重慶的國民政府既無心理準備，也實在沒有一下子全面「重整舊山河」的能力。第一批接收人員形同空手前來，就地沒多少「材」可取，中央也無力支援。
嚴重的先天不足、生產停滯，再加國共內戰、大陸通貨膨脹影響，台灣陷入貧困匱缺。
單從我日常接觸的台北一隅，所見所聞：
我居住在師院、台大之間的日治時代教師宿舍區，搬進之初，四周處處空宅。和先父一起前往挑選北師指定配住房屋的教師群，大家一致抉擇的優先條件是：紙門、玻璃窗、榻榻米完整，水龍頭、燈頭齊全，坪數大小並不在意。
我家住進基地六十坪、三十多個榻榻米的日式住宅，父母弟弟和我，四個人享受了一年多的寬闊。大陸共軍氣焰日盛，我的故鄉東北赤化大半，一批批有「遠見」的老家親戚奔向台灣，台北是過渡第一站，我家的榻榻米提供他們棲身幾個禮拜到一兩個月，有時兩三家撞期，幾乎每片榻榻米都分到一人。而且，這股親潮川流不息，持續一年以上。累積人次，想必過百。並非我家特別慷慨好客，那些年有大陸親友的家庭大都如此。
定居那宿舍區頭一年，我家四周只有一兩個小雜貨店，順帶賣青菜、豆腐、蛋類。最近距離有生鮮魚肉的獨家店鋪，在今日的南昌街、寧波西街路口。七十多年後，我還能記得這一店址，其實連那店貌都依稀浮現眼前，是因為那時候，我每一、兩個月要來回步行一個小時以上，前往採購一次。公車大約一小時一班。
我家沒有冰箱（指以人造冰塊封凍存物的冰箱），除非能自行醃製，生鮮魚肉大致只供上桌一兩天而已。我父母分別在北師、女師任教，兩位教師收入，加上我通學可領回師院公費公糧，似乎也得幾個星期不問肉價吧，推想大部分鄰居也是這樣。接近新台幣改制之前，師院住宿同學的餐盤中，油豆腐已算是最好的主菜了。
物價飛騰，光復到三十五年底，一年多物價上漲約近一百倍，幣值日貶，準確地說是時貶，黃金白銀較可信賴。在那人心惶惶的日子，袁大頭、孫小頭黑市交易湧現路邊，買者非為儲蓄投資，只是爭取短暫幾天的保值。「銀牛」滿街走，我曾在衡陽路上掃描到幾個手握銀元兜售的熟面孔，竟然是些中學老師和薦尾委頭級的公務員。
新台幣登場，是國民政府全面撤離大陸必須鞏固台灣作為最後生存基地，在幣制上一個指標宣示性的表現。有各種政經配套措施以及國際環境的扶持，確實給台灣民眾獲得幾年「穩定的克難」生活，對歷經將近二十年戰亂和戰後混沌復甦期猶能存活下來的人們，大多數是雖不滿意尚可接受。
那時還沒流出「樓地板」這樣名詞，但久亂思安的大眾內心的確渴望有這類的可靠指標，新台幣似乎有點這樣象徵。
民國三十九年——新台幣改制第二年，我師院畢業，分發到台南師範、專任教師，月薪二百元。曾以一個月薪水買了生平第一只手錶（約當今日四、五千元的等級），分期一年多買到物資局配售給公教人員的腳踏車（Phillip牌）。
十年後，我在台北成功中學任教，月薪約增為七、八百元，購買力反較前降低。先父過世，我承擔母親兩個幼弟一家生計，額外再兼一個國中專任時數教課，兩份薪水只支撐一個星期餐桌出現不到一次魚肉的日常生活，而且寅吃卯糧，每到發薪前幾天，母親就得向熟識店家賒欠取物。女朋友來訪，經常遇上空心菜掛帥的晚餐，偶或靈犀相通，她會帶兩三隻女生宿舍附近小吃攤的滷鴨頭給全家加菜。
再過十年，任職中央通訊社主任級，月薪較前增約兩倍，台灣經濟業已起飛，進出口貿易流暢，薪水階級也有幸淺嘗現代化生活滋味。從此生活步入安定平順。
大學畢業四十年，我以加功俸級從師大教職退休，核定的退休月俸是兩萬四千餘元（另加公保退休給付優利存儲利息一萬三千餘元）。其後數度調整，如今月領退休俸四萬五千餘元。
半個多世紀薪資金額相差兩百多倍，看來新台幣的「樓地板」指標浮動甚大。
雖非「百無一用」是書生，所學如我，除了公教圈，似乎遇不上什麼合適的穩定工作。在台灣幾近一生，小有起伏的生涯，無怨無悔。
抗戰八年，前四年在上有炸彈、後有砲彈的逃難潮中顛簸，後四年困窘在上海的日本占領區。八歲時看到父母抱走沒多久還細聲喊我大哥的可愛小妹，說是出外就醫，從此永別。多年後才知道那時是寄居友家，不得不把病危的小妹帶到街上等候斷氣，再草草收埋。看到過不少路邊垂垂待斃的僵臥老少，我警覺地深記住在齊齊哈爾外婆家的門牌號碼，那是我所知的唯一可能固定未變至親的通訊地址，我設想萬一我父母出了意外，可呼救有門。
十三歲那一年，二戰已到末期，上海已陷混亂，我從初二停學到一家貿易公司當練習生，一月所得領取一張很難拆現的本票，只夠向同棟大樓樓梯間的包飯商交換一個多月的午餐——一盤沒有肉的肉湯蓋飯，那已勝過家裡不是純米、無油粗菜的晚餐了。更使我記憶甚深的是我那勉強可稱少年的童工，常蒙會計小姐授以重任，背著一大麻袋鈔票到銀行送存。而且，每次會計小姐都會另交我一小袋散鈔，備供銀行點收有缺時遞補。似乎銀行收款從未細點，我總是原封交還，會計小姐隨手丟置一邊如儀。
相對過去，在台灣七十多年，我真心惜福。我也願有一個可靠「樓地板」 的日子，但我從歷史上、從我個人經歷上搜索，大環境動盪影響「樓地板」的地基，「樓地板」不可能長期敲定在一個不變的數值點。
完稿時刻，已近七月七日午夜。八十年前此日我在青島市，父親是當地太平路小學校長，我是一年級學生，學校面臨海濱，現代化校舍，不遜於目前台灣任何國小。依稀印象，我家是鋪「地板」的小洋房，我戴過剛開始流行的航空皮帽，皮鞋是瑞典製，端午節各色粽子堆滿。應該是節後不到一個月，蘆溝橋烽火燃起，河山和我們的生活一起變色了。
日久了，童年生活似真似幻，彷彿是「童話」、是「神話」，一切自然是無法追回。成長後，多年竊望的少戰爭、少動亂、長期安定，甚至於期求不算太高的比較浮動莫太快的類乎「樓地板」的可信賴指標，也貌似「童話」、「神話」那般只可「可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