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5年10月25日，台灣光復紀念日，上午十點我去拜望陳榮昌老師，陳師母王昭玉。隔門而居的張世樸老師及張師母曾富連（在校時我們習稱小曾，因為她姊姊也在文化任教，故有大、小曾之分）也欣然在座。張老師89歲，陳老師83歲，兩位自教師、教導主任至校長，離開文化國小後，三十載各自在數所不同的學校執教，退休後竟在同層淡水臨海的大樓比鄰而居，平生風義，同舟移晚，真不可思議。兩位老師，是我們淡水回憶中不可磨滅的一部分。
我家附近的眷村子弟多就讀於文化國小。當時靠近紅毛城的文化國小和歷史較悠久靠近火車站對面坡上的淡水國小，除了步行相距一小時，校齡也相差近三十年。51年，我和雙胞胎弟弟曾訓華進入五年級，全班戰戰兢兢，嚴陣以待。一口標準京片子兒清瘦斯文的陳榮昌，以及教學威嚴兼體罰令人聞之喪膽的張世樸，分任我們升學班的國數兩科老師。在57年實施九年國教前，郊區學校惡補成風，皆是升學至上的目標管理。為準備赴「京」趕考，放學後的夜晚，一間神祕的洋樓空屋，自天花板垂下一個赤裸的支光不足的燈泡，宛如「一星如月」，我們這群升學班學生努力伏案，寫老師用鋼版刻印的模擬考卷，幼小的心靈只寄望一事，經過兩年關鍵衝刺，能得到那支刻有慶賀初中聯考金榜題名的鋼筆。我還記得有一晚惡補出來，遇見街頭有小販賣紅豆餅，不記得錢怎麼來的，我和弟弟買下一個沿路分吃，裡面的餡又甜又暖，現在叫作爆漿，其美味及慰藉真是難忘。平常在學校，下課至多去福利社喊「周媽媽，一毛錢，買健素」。一毛錢有六顆。四月四日兒童節，每人發得一個麵包，值日生把一籃麵包抬進教室，是會閃閃發光的。
體罰，白頭今望。給學生留下體罰這個惡名，張世樸老師連連搖頭說非常對不住我們。在文化國小，鄭嘉昌校長治家與治校一樣嚴謹，兒子考入台大醫學院，小鎮第一人，他家放的鞭炮響徹街坊。他不時到教師休息室自備些問題讓老師回答。這種乘虛而入的日常考核，也就奠定老師分班授課的基礎。學生到了高年級分成升學班和放牛班。好老師就派教好學生。好學生人數反映在有幾名考上台北前三志願的初中。班上和我家庭背景相似的不在少數，張老師狠狠的教與打，認為我們這群家無恆產的子弟，不努力讀書考試、升好初中、好高中、好大學，最後必然窮途末日。
他追憶33年17歲那年，在四川，師範班上幾乎全部熱血男兒都響應政府「一寸山河一寸血，十萬青年十萬軍」號召，集體從軍抗日。那時眾說紛紜，貴陽快要失守，節節敗退的政府擬將重慶移都到西康康定。他加入201師，一師編制近八千人，未料訓練剛完還未上戰場，34年日本正式宣布投降。復員返校，他繼續兩年川東師範教育。36年八月和師範組同學分發來到台灣宜蘭。分發同學以成績75分以上，廣東、福建、四川、山東等鄉音較不重的四省籍貫為限。同學中讀完二年下的可到川大續念大學，他只讀到二年上，不符合入讀大學的資格。而當年留讀川大的同學無一不以悲劇收場，或下落不明，他來到台灣反成幸運。至於留在大陸資優並從商的胞弟，因哥哥在台灣受到連累，逼往參加韓戰苦役，輾轉數年後自殺身亡，屍身拖至荒地掘洞扔了，千里孤墳無處可覓。張家大院二十多人全遭驅逐，每人只准帶走一碗一筷，其後各自流離失所，不知所終。
36年宜蘭校中師生不諳台語、國語只講日語者眾，自大陸來的老師，鄉音溝通亂上加亂。學校無宿舍供應，教師薪水經常積欠，物價狂飆，舊台幣四萬元只換得新台幣一元，三衣過冬，兩餐度日，每天醬油豬油拌飯，衣衫殘破，五人擠在無水無電的日式空屋。他們年齡還不滿二十歲，茫然不知，地方處處舉目可見日軍撤離所留下的房舍，只要進住，便成自有。依照張老師的算學回憶，他有師範文憑的領取月薪90元，約3錢黃金。黃金時價一錢是34元。可能相當於我們現在所習稱的14k。
我和弟弟功課應付上沒太大問題，數學課堂的集體懲罰如跪下或舉桌椅固不能免，個別依分數未達標的高低，列隊到講桌挨大板子打手心的時候不多。但看張老師怒髮衝冠，鐵嗓鋼喉，遭掌摑的同學摀著火燙的面頰，一把粗椅也要嚇得噤聲忍痛，甚至繞爬操場的小幼身軀，更慘不可喻。我的心裡一片陰暗，只哀求趕緊下課，趕緊換上國語課，等待最後一堂下課鈴響，走廊拍淨板擦沾滿的粉筆灰，先灑水後掃地，打掃完灰塵飛舞的教室，把一天的不幸拋諸身後，放學去對門的廢園撲蜻蜓。我們制服佩戴的是白色軟帽，撲蝶撲蜻蜓逗蚱蜢，可以忘我玩上好一陣子，再翻過「阿兜仔」豪宅大院的矮牆，抄有噴泉的花園小徑奔回家。大院有一老長工，偶見他戴斗笠彎身除草，趁他轉身急急在後奔竄，逃過他在我們背後的追罵死猴仔，可真是天大的刺激。綠瓦依然，那道紅牆後來卻鑲嵌上碎玻璃渣，寂寂花草失去了我們飛揚的書包，應當是他們的損失。
家中母親對我們子女的體罰與斥罵也是常態。有一次媽媽囑我守著煤球爐上的飯鍋，等沸騰時一定要掀蓋。我忘卻此事，飯粒隨沸水四射下來之際，一腳隨之狠狠踢來。劬勞父母，哀哀子女。管教是愛非愛？我過年穿上母親新裁的衣裙，一針一線，破裂的關係重新縫起，是愛非愛？滿地干戈，戰亂連年、貧窮、流徙，異鄉異地重建家園，月是故鄉的明，土壤是故鄉的芳菲。父母築起台灣夢是許多年以後的事。極少閃過笑容的張老師，和我家中嚴母一樣，他們的言笑往往只朝向外人或訪客。小學六年級時，竟聞這位貌似中年、天天暴走暴衝的高年級老師張世樸，娶走全校最柔美可愛的低年級老師小曾，怎麼膽敢，羊入虎口喲。小曾是淡水在地人，初次見面，老丈人對這位四川女婿居然滿意說「面惡心善，是個很不錯的人」。
未見笑容閃過的張老師，離開宜蘭，重入鳳山軍營受訓，考慮當兵反攻，好回大陸老家。訓練期間極盡嚴苛，張老師只提一兩例，如把砂礫地面的所有碎石礫撿起、一顆顆清洗，細沙一一整平，再將碎石礫一一鋪回。烈日下聽訓三小時不准一動。繞營房跑步，一人領隊，一人押隊，一路邊跑邊以行軍厚靴踢打落後者，咒罵聲此起彼落，都是每日的標準流程。張老師此後決心離開部隊重回小學教書，不再改變。軍訓的惡棍子不料就落在我們這好幾屆的升學班上。57年實施九年國教，初中免試，他和陳老師不再教課，改往教育行政發展。
心懷仇恨，只能關上思考的大門。當張老師調至坪林附近的碧山國小六年後離開時，他儼然成為最受人愛戴的校長。校處窮鄉僻壤，水路陸路交通破碎，政府在那裡擱置的全是老弱殘兵，他們教起書來五音不全，教師辦公室打麻將不教課的也不在少數，督學前往查訪，雙腳陷入泥淖簡直難以拔足。有個學童小兒麻痺，張老師把宿舍床位讓出給他居住，免得日日飽受通學之苦。下溪抓蝦當晚飯吃，也是尋常。這座國小如今已長眠在翡翠水庫水底，浪漫傳奇皆是虛詞。退休那年，他擔任淡水天生國小的校長，也因此和陳老師一同購下國小前新闢建的大樓住屋。
誓願把學生的國語教好。陳榮昌老師，家曾居於新莊、林口兩地。父親在日據時代是警察，那個「警察大人」的時代，他記得家中肉菜水果都有人準時送到，不用付錢。光復後父親在淡水中正路的警察分局工作，在三芝、老梅等地調動。陳老師跟隨父親，幼稚園便從淡水讀起，小學五年級上學期，遇二戰期間，美軍不時空襲轟炸，學生疏散到鄉下，學校暫時關閉，學童成天晨昏玩耍，不知人間煙火。34年台灣光復，下學期復課，日籍老師離去，大陸老師未到，有時索性停課，學童嬉戲，仍然十分快活。
六年級開始有了新印的教科書，在校老師教起國語好不熱鬧，有的老師晚上補習注音符號，隔日課堂現學現教，朗讀「學生公約」，舌齒打結，發音錯誤百出，棉「被」讀如棉「皮」，倒是震撼了陳老師的小小心靈，將來必以進入師範學好標準國語為第一志願，擔任「瞻仰師道山高」的小學啟蒙老師，繼續教導後起的莘莘學子們。教室裡學童跟著老師大聲朗讀「台灣重返祖國懷抱」，「你是台灣人，我也是台灣人；你是中國人，我也是中國人」。有師生同聲說國民黨很好啊，美援來到，所有的學費都不要付，還有牛奶可以喝。
36年台北硝煙四起的二二八事件，在淡水小鎮雖然生活大致如常，但也引起些微騷動，陳老師記得當警察的父親把手槍藏起，有傳言淡江中學陳校長被捕，再也不見返回。軍隊進駐警局，架設起機關槍，槍口對準戒嚴的空蕩街道。
在台北師範學校就讀，陳老師口袋一本字典從不離身，國語文法表，標點符號表，注音符號表，唇齒發聲、舌根舌尖舌面鼻聲、邊聲、擦聲，北平來的林國樑老師教他們「國語要說得好，說得標準，一有兒，二有輕聲，三有抑揚頓挫，才好聽」。
師範畢業，服完士官役四個月，緩召半年，退伍後胃部不佳，在西門國小對門的林外科動完一場成功的手術，此後身形清臞，成了外貌最大的特徵。我們畢業紀念冊有張照片，陳老師側立於野柳頸項纖細的女王頭邊，兩兩真是相得益彰。
五年級出現了這位獨具斯文特質的國語老師，腔調柔軟與眾不同，粉筆字工整如刻，成為我衷心模仿的對象。當被點名到講台上抄寫造句，手指緊握的粉筆與黑板相遇的那一刻，真是莫大的殊榮。至於模擬考卷，廣搜形、音、義、閱讀、作文範本種種，符號的世界從天而降，書名號、私名號、破折號，忽而右、忽而左、忽而下，各種是非填充選擇應運而生，我們考起試來也不見輕鬆。特別是，我發現作文結尾扯上一句「解救在大陸水深火熱中的大陸同胞」，分數上果然有利。考試卷已經掩埋了許多文字動人的美麗。反而是母親愛聽的廣播歌曲給了我對文字更豐富的嚮往。
陳老師的教育生涯在淡水國小任職校長九年後退休結束，一樣備受學生景仰。說起開車五十年從未得過一張違規罰單的光榮紀錄，可見他對人對事的恭謹態度始終如一，久而久之，他的人生穩定不移如操方向盤。初始因為校長一職經常在北部鄉鎮輪調，他和張老師一同參加駕照訓練班。在講台上凜凜然的張老師，卻因握盤不穩而失去考照資格。若說起教書的經驗，陳老師帶領學生，德智體群美五育，哪有競賽就往哪參賽的熱摯頗不尋常，究竟公平公開的競爭最是激勵學習的方式之一。雖然錦杯錦旗獎章纍纍然環布校長室座椅，陳老師還是為一件生平憾事而搖頭。他說「我的師範老師直到我當校長了，還是前來提醒我，做個教育家，一定要對學生關懷。我對學生的關懷，真的是不夠不夠」。
我小時生活愚鈍，不特別敏於關懷二字，只被兄弟譏為父母跟前的「告密大王」及「愛哭鬼」。老師們天高地遠，下課後離開教室，各不相問。我記得有次參加校內演講比賽落選，淚水一路難抑。回到教室不久下課，陳老師說我得到一個特別獎，一部給成熟讀者的厚本國語辭典，以及一個後來全家各挖一小口的杯子蛋糕。如今思之，那個獎應該稱作「特別脆弱獎」。
星垂平野闊，月湧大江流。面臨記憶旅行的終站，人最渴望的境界莫若這兩句杜詩。兩位老師原本臨海遠眺的大樓，二十年後逐漸被後繼起建造的大樓遮去視野。陳老師和王老師自幼青梅竹馬玩在一起，住的地方只隔幾條街，到某年某月某日，陳老師向王老師說，我們結婚好不好。單純如此，執手一生。張老師這天回憶暫告結束時，舉起垂落多時的白頭，向小曾老師說「謝謝你。我娶了你，是我這一生最大的福氣」。語罷時，兩位老師移窗而坐，光線彷彿對號入座一般灑在二人身上。
教育何嘗有相同的路徑或止境？春風化雨是教育，狂風驟雨也是教育。我們的教育，難道不是教會我們這一生，要不斷與自己的淺薄無知而奮鬥？當小學同學會上三十四個同學親簽的謝師卡送到兩位眼眶泛淚的老師手中，窗外相疊復相失的落葉正在風中紛飛。桃李不言，下自成蹊。樹下滿地落果、劣果、澀果、畸形果。十年樹木，百年樹人。同學胡保生回憶，那年全班在水泥教室如歌如吟捧讀「武訓興學」，聲響遏雲，五十三年後，每一個聲音，比「失去主人的槌子」那曲，還更錚錚扣在他心中的每一個角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