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4年是《聯合報》13周年，9月16日社慶，9月21日公布「精選小說」徵文辦法：字數上限15000字，12月31日截稿，次年3月揭曉；不分名次，獎金是稿費一千字200元。哇，是當時中副聯副稿費的四倍，難怪後來收到1574件來稿。他請徐鍾珮、聶華苓、朱西甯、鍾梅音等名家評選了半年；入選作者包括鍾鐵民、鄭清文、楚卿、馮菊枝、季季、王令嫻等十餘人……；1965年元月起每月發表一篇。

我那篇〈屬於十七歲的〉寫了半年才寄出，3月6日公布第一批入選名單後，朱橋來信約定4月5日下午陪我去台北工專演講；到了會場發現入門牆上貼著當天聯副，整版只登一篇〈屬於十七歲的〉；後來收到稿費3200元，可讓我付16個月房租。──在我的寫作生涯裡，這紀錄是空前絕後的。

而在這紀錄之前，另一件〈屬於十七歲的〉紀錄也是空前絕後的。

平先生與我簽約之後，對我這個最小的基本作家最嚴格：發表小說前都需親自三校；在《皇冠》發表就去南京東路3段《皇冠》社；在聯副發表則去康定路《聯合報》社。這嚴格的磨練，後來卻帶給我嚴酷的考驗。先是8月16日我在聯副發表第一篇小說〈崩〉，平先生通知我8月初去報社校對；楊蔚過來聊天，他介紹我們認識……。次年3月〈屬於十七歲的〉入選後，他通知我3月25日去報社校對。真是巧，就是那天下午在報社門口遇到馬各，勸我慎重考慮與楊蔚結婚之事；到了三樓副刊室校對完，平先生竟說要幫我籌辦婚禮。

「聽說妳跟楊蔚要結婚了，」平先生說：「日期定了嗎？」

我只好坦白回答：「定了，5月9日，是他的生日。」

他又問婚宴地點在哪裡？我說不舉行婚宴，我爸叫我們不要浪費。

平先生微皺著眉苦笑，「結婚是大事，總要慶祝一下嘛，」他沉吟了一下：「這樣好了，我來幫妳辦個到野外玩玩的婚禮……。」

平先生曾帶我們基本作家去玩，第一次宜蘭太平山，第二次嘉義阿里山。第三次，他選了台北近郊的鷺鷥潭。5月9日那天，他準備了結婚證書，吃的喝的，二十多個文友去鷺鷥潭熱鬧大半天；已經考上政大的懷民也來了。

鷺鷥潭回來後，平先生幫我們印了100份紅底金字請柬分寄給沒參加婚禮的親友，並約18位參加婚禮的作家撰稿，在6月號《皇冠》推出15頁「婚禮進行曲」專輯；首頁是一隻在高空飛翔的白鷺鷥……。

在那個經濟尚未起飛的年代，一家民營雜誌為二十歲的作家辦婚禮印請柬做專輯；除了平先生，誰有這樣的創意和魄力？遺憾的是，誰能料到，從介紹人到專輯製作人，這善意和創意卻在後來結出惡果？

而我自己，也在多年之後才了悟：我第一次見到楊蔚是第一次去聯副編輯室，而那天三校的小說是〈崩〉！──十九歲的我，在越過那座山的寫作途中，潛意識裡是否已經預料了未來的崩解？

林海音──我們的再生母親

我沒見到林海音之前就聽說大家都叫她林先生。第一次見她，果然領受到林先生的氣勢。──那時她已出版《綠藻與鹹蛋》及《城南舊事》等名作。

1964年11月，任職實踐家專（今實踐大學）的叢靜文，邀我與中國婦女寫作協會的前輩去與學生座談寫作。結束之後，在叢靜文的辦公室喝茶，婦協總幹事劉枋遞一張紙到我面前：「這是我們婦協的入會申請書，其他的我都填好啦，妳只要簽名就好。」我對參加寫作協會這類組織沒興趣，遲疑著不知所措。

「簽啊，」坐我對面的林先生說：「劉枋要妳簽，妳就簽嘛，又不是壞事情。」哦，果然是林先生，我趕緊拿起筆，乖乖簽了名（但後來很少去開會）。

1965年4月18日，林先生應邀訪美四個月；是美國國務院「認識美國」邀請的第一位台灣女作家。劉枋來信要我去松山機場送行。當天春雨淅瀝，琦君等二十多位前輩也都來了，劉枋要年齡最小的我代表婦協獻花；我毫不遲疑，欣然受命。當我把慶祝送行的五彩花環套在林先生脖子上時，她在我耳邊輕聲問道：「聽說妳要和楊蔚結婚了？」

四個多月後林先生回到台北。9月17日楊蔚在平先生編的聯副第一次發表小說〈昨日之怒〉，林先生那晚就打電話去報社，稱讚〈昨日之怒〉寫得好，恭喜他新婚，並邀我們去她家吃飯看幻燈片。

9月19日， 在重慶南路三段14巷1號的日式宿舍裡，我們包水餃，喝酸辣湯，欣賞她在美國拍的幻燈片：包括馬克．吐溫的家鄉；訪問1938年諾貝爾文學獎得主賽珍珠及《京華風雲》作者林語堂等等。

我印象最深刻的是她也拍了不少美國人廚房裡的冰箱，電爐，烤箱，各式不鏽鋼鍋子：「你們看，美國人的爐子鍋子一大堆，做的菜就那兩三樣，不是烤雞就是烤魚煎牛排煮馬鈴薯，」林先生大聲的說： □

「哪像我們中國人，一個煤球爐兩個鐵鍋就可以做一桌菜。」

臨走時，林先生送我一張照片。

「這張我跟賽珍珠的合照是紀念，」她說：「送給妳這個新娘子也是紀念。」

那個星期天黃昏回到永和中興街的家，我才知道楊蔚在綠島坐牢時曾投稿聯副，和林先生通過信……。

「林先生真是個熱心的好人，她可是我的再生母親啊！……」楊蔚嘆息著：「如果不是林先生，我早就不知死到哪裡去了！……」

原來，他1959年6月出獄後發現綠島戀人已別嫁，生活又流離不定，絕望之餘在新公園服毒自殺，陷入昏迷時被路人送去台大急診處，消息上了《自立晚報》。林先生看到報導，立即坐三輪車去急診處慰問，連著兩天給他送生活費付醫藥費，鼓勵他繼續給聯副寫小說。當時柏楊任《自立晚報》採訪主任，林先生還去拜託他幫忙……。於是，楊蔚從《自立晚報》駐桃園記者開始新聞生涯，也陸續在聯副發表〈六萬頭老鼠〉、〈跪向升起的月亮〉等8篇小說。1964年被挖角到《聯合報》後，跑社會新聞，寫音樂家與畫家專欄，較少再寫小說。

然而，1968年5月涉及陳映真等人的「民主台灣聯盟」案後，他用狂賭麻醉腦袋，以沉淪贖罪自己，導致債務累累，債主不時登門，常常無米下鍋。我忍了又忍，幾次說要離婚，他的拳頭就揮過來……。

終於，在精神瀕臨崩潰之際，我二度走進林先生的家，把幾年來藏在心底的鬱結說出來……。

1971年11月16日，林先生邀姚宜瑛大姊協助作證，我才得以在台北地方法院與楊蔚公證離婚。林先生後來告訴我，她把楊蔚叫去勸說四小時，他才答應的。──如果沒有林先生這個「再生母親」，我與孩子何能重生？

林先生不止是我們的再生母親。她心胸寬闊，行事俐落，主編聯副期間還幫過很多極需協助的弱勢者。如果不是「船長事件」，她主編聯副應該不只十年。然而她沒埋怨，始終樂觀奮發，繼續創作與編書。自創「純文學」出版社後，出了很多暢銷書與長銷書；不用支票，現金交易，打造了讓出版界羨慕、敬佩的金字招牌。她家也因而越搬越大，後來甚至在忠孝東路買「紫屋」，延吉街購「吉屋」，專門招待海外返台的親朋好友 。她曾帶我參觀那兩座「免費旅館」，但最常邀我去的是忠孝東路四段永春大廈六樓的客廳，少則六七人多則十餘人，一群文友吃她的拿手菜，喝夏先生泡的老人茶，閒聊文壇大小事……。

某次飯後，一位久別歸來的海外學人不無遺憾的說起當年「船長事件」，正給我們注茶的夏先生不急不緩說道：

「要不是發生那件事，海音離開報社自己創業，我們哪有今天？」

一向快人快語的林先生也接著回道：

「是啊，承楹說的倒是真話。」

──那是我唯一聽過的，林先生對聯副「船長事件」的斷語。

（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