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個民族屬於他最疼痛的部位
音樂人巴奈·庫穗（Panai Kusui）在今年金曲頒獎典禮上提及六四事件，引來兩類批評。第一類是「政治歸政治、藝術歸藝術」，巴奈不該在藝術場合傳達政治理念。第二類是政治可以介入藝術，但巴奈發言應反映原住民族處境，而非與台灣無關的他國事務。
六四與台灣人是否有關，其關聯方式需要進一步闡明，但倘若六四與台灣人確實無關，我們有什麼理由要記憶他者的苦難？
不思考這個問題，我們就無法理解大江健三郎的文學。
1994年以小說《萬延元年的足球隊》獲諾貝爾文學獎的日本作家大江健三郎，有兩本重要的紀實雜文集結作品：《沖繩札記》和《廣島札記》。《沖繩札記》是大江在1969年前後，密集前往沖繩採訪琉球的自決運動者、詩人、劇團、反基地罷工團體留下的紀錄。其中包括在沖繩戰時，日軍為了保留糧食強迫沖繩居民自殺的口述，以及戰後沖繩居民反美軍基地的相關記述。
在對二戰歷史記憶分歧、戰後美軍接管體制差異下，沖繩確實被一部分日本本島人視為是「他者」般的存在。大江自問：「我為什麼去沖繩？這個從我自身內部發出的聲音，與那來自沖繩的拒絕聲『你為什麼來沖繩』互相齧咬……那拒絕（我）的是歷史，是現狀，是人，是事物，是明天的全部。」
這樣的拒斥讓大江感覺「日本這實體遮蔽在沖繩這一存在的陰影中」，並提出「日本屬於沖繩」的想法。一個民族屬於他最疼痛的部位，正如一個心臟病患者屬於他的心臟。
▋大江的沖繩經驗
為了理解這道陰影的實質，我在2019年飛往沖繩。
那是一個十分炎熱的春日，烈日直照車體，右駕所見的海景過曝於寂靜死白。這不是一趟舒心的旅程，因為歷史的鬼魅──身為台灣人多少知道沖繩在二戰時，因美軍跳島戰術而為台灣「受死」之說──沿途埋伏在四月的暖風中。在這層意義上，台灣人與大江的沖繩經驗，有著隱密的連結。
紀念二戰死去的沖繩女學徒隊（作為當時日軍看護，後被日軍分配手榴彈自殺）的「姬百合之塔」位於沖繩最南端的糸滿，展館光線通透，猶如高校校園，室內空間被鋪紅磚的走廊和熱帶植物分隔。安放在垂直撒落的潔淨光線中，是女學生的學校生活照、家政課、體育課、鐵便當盒等。倘若不往展間更深處走去，這一切猶如平常日的校外教學一景。
大江在《沖繩札記》提到「把淒慘的滴血的屍體隨便拋到別人眼前，通過直截了當地講述沖繩戰體驗，應該能夠給日本（本土）脆弱的旅行者以最鮮明、強烈的打擊。但他們有自己的驕傲與自尊……」「他們不容許自己講述庸俗的沖繩殘酷物語。他們是一群自負的人。」
那曾矗立在「鐵之風暴」中的沖繩女孩，也並不輕易接受共情，由此，更不可能以單純的悚然或哀傷，迴避記憶他者時必經的思維之痛。
「古堅氏（沖繩復歸運動者）的幻影的確飄浮在黑暗的空中。有一種類型的死者，我們必須把對他的記憶當作銼刀，來不斷檢驗自身的硬度。」對大江來說，日本人該擔負的不僅是戰爭責任，還有記憶責任。日本文部科學省於2006年試圖「修正」並淡化《日本史》教科書中對沖繩戰時「由日軍主導讓居民用手榴彈進行集體自殺」的說法，經沖繩縣議會與民眾集會抗議後，於次年恢復既有教科書內容。
由國家主導的「去記憶」工程是如此細密，以至於大江、巴奈，或任何有歷史意識的作家、藝術家，如果足夠誠實，都不免加入承擔死者記憶的隊列之中。正如2016年普立茲小說獎得主，越南作家阮清越（Nguy□n Thanh Vi□t）在《一切未曾逝去：越南與戰爭記憶》所說，「苦難的歷史不應只分派給苦難的受害者。倘若如此，創傷的記憶將隨生者的記憶凋零消失。」
1945年的沖繩、1965年的越南、1989年的北京……
如果記憶不是用來記憶他者，我們就什麼都不值得記得。
▋《廣島札記》指向人性
相對於《沖繩札記》在一再的被拒中處理「他者」記憶，《廣島札記》則有更幽微的暗影，這幽影在當代日本人的核心搖晃：原子彈。而同時是戰爭加害者（日本帝國國民）與戰爭被害者（廣島原爆）身分的廣島人，則處於這明滅搖晃的中心：
「原子彈爆炸後的十年內，廣島當地的報紙《中國新聞》的印刷廠裡找不到『原爆』、『放射能』這樣的鉛字。」
「廣島的人們，面臨著死亡的威脅，仍然想要保持沉默。他們想把自己的生與死當作個人的事情。他們不願把個人的悲慘公諸於世，去充當反對原子彈氫彈的政治鬥爭的參考資料。」
「我在大學時代曾有一位出身廣島的同學，在讀大學的四年裡，一次也未曾提起原子彈。他擁有保持沉默的權利，這是理所當然。」
「為什麼廣島人還要如此受苦？當年輕的牙科醫生提出這一問題時，老醫生沉默了。這位青年即便是向全世界的人們大聲疾呼地提出這一問題，恐怕人們誰也不會作出回答，因為這是一個違背邏輯的提問。」
「我現在見到的血液樣本的主人也已不在人世。這敞亮而現代化的場所，卻正是死者的國度。」一位回應大江文章的廣島讀者則說：「幾乎所有的思想家和文學家都說，沉默不行，而勸說原子彈受害者說真話。我憎惡那些對我們的沉默不體諒的人們……」
敘述原爆經驗之艱難，讓《廣島札記》相對於《沖繩札記》，更顯出令人不安的靜默感。對大江來說，原爆經驗是增生於日本人的血管內，無法切割而出的「他者」，是「我們」吃掉了他們的聲音，因而使「他者」空出主體──這讓《廣島札記》不得不接受大量沉默的發生。費修珊（Shoshana Felman）和勞德瑞（Dori Laub）合著的《見證的危機》一書，曾提及一場面：勞德瑞請倖存於集中營的一位猶太理髮師，回憶並重複替猶太人（送進毒氣室前）理髮的動作，該理髮師因此崩潰哭泣。「我知道這麼做很痛苦，但你必須這麼做，」勞德瑞說：「你必須見證。」
無法概括的受難經驗，使《見證的危機》的「必須見證」和《廣島札記》的「體諒沉默」都成為面對「他者」時，有限而危險的行動選項。因為，對於每個受難個體來說──水晶之夜、二次世界大戰、太平洋戰爭皆不曾真正發生，發生的只有「這場戰爭」，能被描述的只有「我的戰爭」。
▋經驗他者的疼痛
那麼，大江文學中的「他者」與自我關係為何？一個人如何能不先途經自我的地獄，就逕自走向他者的地獄？
大江健三郎第一部長篇小說《個人的體驗》，以第三人稱虛構的男子「鳥」，處理作者面對生下頭部畸形的孩子（大江光）時的恐懼。小說中的「鳥」迷失在酗酒與女性知己的性的溫柔中，甚至曾希望能親手絞殺這畸形的孩子，卻因懦弱而只能祈禱孩子在醫院自行死去。「剛才在醫院小兒科窗口聽到孩子還活著的時候，猶如可惡的水稻害蟲浮塵子猥集在鳥的心靈深暗處，強健旺盛地增殖。」
乍看之下，《個人的體驗》似乎深具「私小說」性格，然而事實上，大江在二十九歲《個人的體驗》出版前，就已前往廣島拜訪原爆被爆者，此時大江的「他者」意識早已存在。因此對浸潤在恐慌中的「鳥」，大江有如此反身性的描寫：
「赫魯雪夫又重新開始核子試驗了。而且，規模比以往的氫彈試驗大得多。」「啊，是這麼回事啊。」鳥說。
「你好像沒什麼印象，鳥。」
哪怕面對核試驗，乃至核戰爆發的可能，鳥都顯得漫不經心，彷彿「個人的體驗」暗含了對「他者」經驗的逃避。對於他畸形的孩子，鳥形容是「在我完全陌生的黑暗戰場上，我的兒子負了傷，像阿波里奈爾一樣，頭纏繃帶，發出了無聲的呼喊……」
走向他者的戰場，經驗他者的疼痛使人不安，但沒有了他者，自我將只是距離自己最遠的避難所，而那裡，空無一物。
▋日本民族主義者的頭號大敵？
在生前拒領天皇頒授的文化勳章（Bunka-kunsh□）的大江健三郎，一直是日本民族主義者的頭號大敵。「我不承認任何高於民主的權威和價值。」大江健三郎最終於2023年三月逝世，得年八十八歲。
「有一天深夜，我雖然還發燒，卻從長時間的昏迷中清醒。我躺在榻榻米上面，媽媽坐在枕頭旁盯著我看。」「媽媽，我會死吧？」 「你不會死的。」 「醫生不是說這孩子沒救了，會死的？」媽媽沉默了一會兒說：「你就是死了，我也會再生你一次。」「可是，那孩子和要死去的我不會是同一人啊？」 「不，是同一個人。」媽媽又說： 「我會把你從生下來以後到現在所看到的、聽到的事情，讀的東西，做過的事情全部講給新生下來的你聽，把你現在會說的話也都教給新生下來的你。這樣，兩個孩子就是同一個孩子了。」
這節自大江健三郎《為什麼孩子要上學》的母子對話，是大江的兒時記憶，卻也像是對歷史中死去他者的承諾──凝視他者、說出他者、記憶他者，使他者活著，就是使人類活著，因而也使自己活下去。
這就是大江教給我們的全部文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