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常在電影上看到歐洲宮廷劇，甚至現在的英國和香港的法官，戴著金色的假髮，讓人覺得古典中存有威嚴。可我卻一直沒有想過，他們當初為什麼要戴假髮？

我曾與細菌打交道竟沒想過這事

今年春夏之交，四天三夜小旅行的最後一天，我來到賓州南部的小城約克。在賓州許多古老的城市中，約克不那麼引人注目，不像費城那樣光芒四射，也不像蓋底斯堡因南北戰爭而名滿天下。然而，如果在地圖上稍微停留片刻，你會發現這座小城，在美國歷史上占有一個不容忽視的位置。

1777年，獨立戰爭期間大陸會議曾短暫遷到約克，成為美國的臨時首都，並在這裡簽署「邦聯條款」，為美國建立了法律基礎。

老城市中心有一個殖民地歷史園區，內有一棟建於十八世紀的老屋，獨立戰爭初期戰績輝煌的蓋茲將軍，曾在這裡短暫居住，所以稱為蓋茲故居。但他後來陰謀取代喬治華盛頓，故而在歷史的評價相當複雜。

裡頭的陳設保持十八世紀原樣，特別是餐桌上的銀燭台與陶瓷餐具，呈現出上層階級的生活樣貌。走進主臥室，桌上放著三角型軍帽盒與指揮刀，令人想起戰爭年代的緊張氣氛。不過，導覽員卻特別指著一件外形像豎立的啞鈴，說：「那是專門用來掛假髮的假髮架。」

他解釋，十七、十八世紀歐美的貴族戴假髮，除了模仿潮流，更重要的原因是遮掩疾病。當時梅毒流行，患者常因頭皮潰爛形成斑禿，樣子難看且不名譽。於是，許多貴族男士也戴假髮。

聽到這裡，我心裡暗自驚訝，自己曾經是微生物學研究者，前後超過十年，天天與細菌打交道，竟然從沒有把「假髮」和「梅毒」聯想在一起。

我在念輔大生物系時，大二微生物課程主要聚焦於消化道與呼吸道的常見病原菌，與性病有關的內容不多。後來到美國念微生物研究所，才發現他們的細菌學課程中，談到性病相關的內容比例高很多。

大學時，父親開的家醫科診所在新北市中和，附近有一家大型日本電器公司的工廠。一位台籍高階經理每隔幾個月便報到一次，要求打一針抗生素，理由是剛從日本出差回來，要「預防性病」。我記得父親曾嚴肅地對他說：「你不能一直這樣下去，抗生素不是長久之計，總有一天會沒有效。」

儘管青黴素在1943年就問世，可以有效治療梅毒與淋病，但隨著抗藥性的菌株出現，性病始終無法根絕。回想當年在研究所裡，研究淋病的教授經費最充裕、研究生最多。但我猶豫再三，最終沒加入他的團隊，總覺得與病原菌打交道風險太高。

這些往事也讓我注意到，不同的社會，疾病的重點不一樣。台灣彼時仍視環境汙染和食物安全為主要威脅，而美國和日本的衛生環境較佳，性傳染病反而突出，這似乎也印證了那句老話：「飽暖思淫慾。」

假髮成為社會認可的專業象徵

至於淋病與梅毒的由來，現在的流行病學家普遍認為，淋病早在三千多年前的古埃及就存在，一直流行於歐亞非的舊世界。梅毒出現的歷史則要晚得多，且來自美洲。

1495年，就是哥倫布發現新大陸三年後，西班牙士兵在義大利那不勒斯與法軍作戰時，一種陌生的疾病蔓延開來。義大利軍醫留下了最早的臨床描述：病人從生殖器開始出現奇癢的小疹子，繼而全身長滿膿皰，病患抓個不停，而變得潰爛卻不至於立即致命。這正是梅毒的典型症狀，但所有醫生皆束手無策。

那時人們並不知道疾病來源，義大利人稱之為「法國病」，以為是法軍帶來的，法國人則稱它為「那不勒斯病」。十六世紀，義大利醫師兼詩人吉羅拉莫·弗拉卡斯托羅為這種疾病取了一個浪漫的名字「Syphilis」，靈感來自他的一首長詩，並沿用至今。

如同中國的戰國時代，當時的歐洲各國相互征伐，更流行雇傭兵打仗，傭兵多帶軍妓隨行，戰爭結束後各自回鄉，於是將梅毒傳到歐洲每個角落，成為一場跨四百年的流行病。

十七世紀中葉，號稱「太陽王」的法國路易十四因禿頭戴假髮，宮廷貴族紛紛仿效，假髮逐漸成為上流社會的象徵。與此同時，梅毒的流行也推波助瀾，使假髮兼具「遮掩疾病」與「彰顯地位」的雙重意義。

此外，假髮還有另一個實用功能。當時歐洲人衛生習慣差，不常洗頭，多有頭蝨，乾脆剃光頭，戴上假髮，反而容易清潔。假髮可以拿下來清洗，比處理真髮方便得多。

這項習俗也傳到北美。除了貴族，法官與律師也戴假髮，成為社會認可的專業象徵。直到今天，英國與部分英聯邦地區的法庭上，仍然保留著這項傳統。

那天走出兩百多年的老建築後，不起眼的假髮架始終在我腦海裡揮之不去，從法庭上的莊嚴假髮聯想到父親診所裡的那一針，再回溯到哥倫布帶回歐洲的梅毒，最終將這些看似不相關的碎片，拼湊出一幅荒謬的歷史畫卷。

歷史的迷人之處，往往就是藏在這些看似微不足道的小物件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