內容簡介：

　　亞歷山大•馬斯特是劍橋大學的高材生，有一回，他在打工的遊民收容所遇見史都華：一個容易情緒失控、但卻思路清晰，還能與他們一同在社運場合發表演說並贏得如雷掌聲的遊民。與其他遊民相比，史都華「太正常了」。為了理解什麼樣的遭遇能改變一個人、致使走入街頭，亞歷山大決定採用倒敘手法，為史都華這個超級小人物作傳……

作者介紹：

亞歷山大•馬斯特 Alexander Masters

　　現居英國劍橋，任職於當地某間遊民收容中心。《倒帶人生》是他的第一本著作，此書不僅榮獲「衛報新人獎」（Guardian First Book Award），更由BBC翻拍成電影，請來班尼迪克．康伯拜區（Benedict Cumberbatch）與湯姆．哈迪（Tom Hardy）領銜主演。

　　馬斯特的第二本著作於二ま一一年出版，內容是關於天才數學家賽門．諾頓（Simon Phillips Norton）傳記。

搶先試閱：

史都華不喜歡我寫的初稿。

透過特易購的淺色條紋塑膠袋，我看見一大疊稿件。那全是我花兩年時間訪問、寫作的成果。

「怎麼了，有哪裡不好嗎？」

「讀起來超無聊。」

他在身上每個鼓起的口袋中胡亂翻攪，想找找看有沒有捲菸紙。接著，又一屁股坐在我的扶手椅上，拉長脖子，仔細看著陽台上那堆褐色的樹枝跟枯萎的夏季實驗品。

史都華坐下時，總會將一隻手夾在他的大腿與椅子之間，這個姿勢現在仍維持不變。窗外天色漸暗，花園裡原先疏於照料的樹木如今已蓬勃生長，先前幼小的模樣已不復記憶。

「我知道你花了很多心思，所以我也不想把話講得太過分。」史都華開口。

簡單來說，史都華不喜歡這份手稿的原因，就是內容太乏味嘮叨。

他想要我寫些笑話、編點故事、揮灑幽默。他不喜歡學術論文式的「引述」，還有背景研究。「這樣不行，亞歷山大，你要重寫一遍，一定要寫得比這份稿子更好。」

他要的是一本暢銷書，「就像湯姆．克蘭西的作品那樣。」

「但是在那些小說中，主角有可能是想用炭疽細菌炸彈暗殺總統的人，你又不是那種人。」我這樣回答他。而我內心的潛台詞則是：你只是個無家可歸的遊民，而且還是個精神病態的毒蟲。

史都華又開口了，這次他換了一種說法：「你應該要寫一些別人願意讀的東西。」

遊民分為好幾種。

有一種遊民，本來生活正常，但是因為老婆跟其他男人跑了（或是跟另一個女人，而且這種案例還出乎意料地多），所以一時沮喪消沉。也或許他們生意失敗、女兒死於車禍，甚至兩者同時發生。對他們來說，最大的難關就是失去自信。如果在發生狀況的前幾個月，能獲得專家協助，他們就能在一、兩年內重返職場，或是在一個地方長期安頓下來。

在所有無家可歸的遊民當中，男性占大多數，男女比例為九比一。女性會流落街頭，不外乎是碰到性、暴力，或是精神異常等問題。她們比較能面對財務困難或是遭人背叛的處境。或者說，她們較能調適心態、降低期望，因此不至於太過失落。

也有人因為不識字、無法融入社會，或者說好聽一點是所謂的「學習障礙」，而長期過著窮困的生活。也許他們有讀寫障礙、自閉症，或是害羞到讓人無法理解的程度，所以從來沒有上過學。他們有可能單純是生了病，或者是聾子、瞎子，以及啞巴。他們一路從花園裡的倉庫搬到臥室兼起居室的套房；從避難所遷到青年旅舍、到車庫、到朋友家的客廳地板，最後搬到國王學院旁裝有輪子的垃圾桶中，始終無法擺脫既有的處境。

第三種遊民，則是那些跟父母鬧翻的年輕人，或是那些無依無靠、不知下一步該怎麼走，甚至連早餐都不會做的青少年。假如他們沒有在半年內找到工作、住處或是女友，讓生活重回正軌的話，他們就很有可能會淪為街頭遊民。

而曾經坐過牢或當過兵的人，若將他們從規律的生活模式中抽離，他們就會變得萎靡不振。這還只是開始而已。

在這堆過著異於常人的生活的人當中，史都華屬於最底層的「混亂遊民」。碰到混亂遊民（史都華說這個詞時，會像在嚼口香糖那樣，拉長「混亂」兩個字的音節），連專業人士也無計可施。史都華一開始被發現時，就像卡斯帕爾．豪澤爾 這個野孩子一樣，蜷縮在一棟立體停車場的地下最低樓層。一般的遊民也不想與他為伍，大家都稱他為「劊子手唐」或是「地下四樓的發瘋混蛋」。

混亂遊民通常都坐過牢，但是又非職業慣犯。史都華的判決書整整有二十頁之長，但他只偷過一次東西。他的犯案動機是想發大財，而在那次荒謬的犯罪中，他總共得手五百英鎊（扣除付出的成本）。換言之，他在牢裡待一年換來一百英鎊。

混亂遊民需要的不多，但仍有幾樣東西是不可或缺的，像是海洛因跟酒精。有些人是因為本身的習慣而流落街頭，也有些人是在變成遊民後，才有了吸毒跟喝酒的嗜好。混亂遊民雖然無家可歸，但他們未必身無分文。在我認識史都華的三年當中，政府給他的救濟金加起來幾乎比我的收入還多。只要是身障、智障或是有酒癮、毒癮的人，失業時每周最多可從社福機構領到一百八十英鎊。此外，他們還能申請房屋津貼來支付房租。

混亂遊民的共通點，就是他們的生活相當混亂。行為的動機跟造成的後果之間毫無合理的連結，他們無力控制自己，外人也難以理解他們。他們的精神狀態時常在亢奮與崩潰的邊緣擺盪。這群人最讓社福機構的工作人員擔心，因為他們在所有淪落街頭的人當中，屬於狀態最糟的那種。就算不是最讓人痛恨的，也是遊民中最可憐的底層族群。

他們將動物園打造成希望之地

內容簡介：

　　二次大戰期間，就連倒杯水給猶太人解渴，都可能招來殺身之禍。波蘭華沙動物園的園長夫婦姜恩和安東妮娜，卻想方設法，甘冒風險拯救了逾三百名遭納粹迫害的猶太人。然而這段傳奇故事卻落入歷史的隙縫，無人知曉。

　　善以詩意筆觸描繪自然的《感官之旅》作者黛安．艾克曼，意外知悉園長夫婦的軼事，遂由安東妮娜的日記譯本和其他歷史資料佐助，並親赴華沙動物園，訪問園長夫婦之子與相關人士，鮮活地重塑了這段歷史：他們利用納粹痴迷珍稀動物的心理，將三百多名猶太人隱藏在德國人眼皮底下的動物館舍，將動物牢籠變身為一艘巨大的諾亞方舟⋯⋯。

　　艾克曼以她一貫的靈敏纖細，透過這個真實而又極具戲劇性的故事，生動刻畫了人與動物之間的連結、戰爭帶來的殘酷與光明、人們對善與愛的永恆信仰，更揭示了人類世界與自然世界可以如何互為交織、互相依存。

作者介紹：

黛安．艾克曼 Diane Ackerman

　　生於美國伊利諾州渥克崗，獲得康乃爾大學的文學碩士、藝術寫作碩士，博士，曾任教於哥倫比亞、李奇蒙及康乃爾大學。

　　集《紐約客》等雜誌專欄作家、詩人、記者、探險家於一身，熱愛自然，寫得一手好評、詩意散文。著述甚豐，包括深受全球讀者喜愛的暢銷書《人類時代》、《感官之旅》、《氣味、記憶與愛欲》、《艾克曼的花園》、《愛之旅》、《Deep Play心靈深戲》、《纖細一線》、《稀世之珍》、《鯨背月色》等。

　　此外，她的詩作亦豐，包括《甜笑的美洲虎》、《讚美破壞者》。她關於大自然和人性的文章，常見於《紐約時報》、《史密森雜誌》、《波瑞雜誌》、《國家地理雜誌》等。且曾主持以《感官之旅》為靈感的公共電視節目。

　　艾克曼動人的文筆獲得許多獎項，包括凱尼恩學院（Kenyon College）頒發的文學博士、布洛斯自然獎（John Burroughs Nature Award）、美國學院詩人勒文獎（Poet’s Lavan Award），和獵戶星大獎（Orion Book Award），並由紐約公立圖書館選為大文豪（Literary Lion）。

　　她所獲得的另一項殊榮，就是有一個分子以她為名，稱作「dianeackerone」。

　　艾克曼個人網站：www.dianeackerman.com

搶先試閱：

華沙市郊的破曉時分，繁花怒放的菩提樹上陽光燦爛，攀上一間小屋的白牆，這棟一九三○年代灰泥與玻璃打造的住宅，正是動物園長夫婦的家。他們睡在白樺床上，這種淺色的木材常用來製造獨木舟、醫師用的壓舌板和椅子；左邊兩扇高大的窗戶下是寬可坐人的窗台，下面則塞著一個小暖爐。拼花地板上因為放了一張東方地毯，而顯得暖意洋洋，一條條的木材斜斜地排列，拼湊成地板的花紋，室內的角落則放著一張白樺製的扶手椅。

微風輕輕掀起薄紗窗簾，讓點點陽光灑進窗戶而不留陰影，安東妮娜在一片朦朧之中悠然醒轉。不久長臂猿就會開始叫喊，接著是呼天搶地的巨響，就連睡眼惺忪的學生或愛睏的新生寶寶，也絕不可能再睡得下去；動物園長的妻子當然更睡不著了，每天有多少家事等著她做，而她手藝高明，不管是烹調食物、粉刷油漆或是做針線活，都難不倒她；但除了一般的家事之外，她還有自己的動物園問題要解決，這些問題無奇不有（比如安撫土狼寶寶），無一不考驗她的學養和天賦。她的另一半姜恩．札賓斯基通常起得更早。他穿上長褲和長袖襯衫，在毛茸茸的左腕上戴上一只大錶，然後匆匆下樓。他既高又瘦，有個堅挺的鼻子、深色的眼睛，還有像工人一般寬闊飽滿的胸膛。他的身材有點像她父親安東尼．厄德曼（Antoni Erdman）。安東尼是派駐在聖彼德堡的鐵路工程師，經常出差，跑遍全俄。他就像姜恩一樣，意志堅強，結果卻在一九一七年俄國革命之初，因為身為知識菁英，而和安東妮娜的母親瑪麗亞一起遭到處決，當時安東妮娜只有九歲。姜恩和安東妮娜的父親一樣，也是工程師，只是他要處理的，是人和動物之間的連結，也是人和他們自己動物本性之間的關係。

已經開始禿頂的姜恩只剩一圈暗棕色的頭髮，因此得戴帽子，夏季防曬，冬日禦寒。他在戶外的照片總戴著軟呢帽，一臉嚴肅；有些在室內的照片拍到他坐在書桌前或是廣播錄音間，下巴繃得緊緊的，好像很容易生氣。就算他把鬍子刮得乾乾淨淨，臉上依舊有斑點，尤其是鼻子和嘴巴之間的人中部位；他豐滿而線條分明的上唇就像女人用唇筆畫過一樣，屬於愛神弓箭的唇形，這是他五官之中唯一女性化的部分。

安東妮娜的父母親去世後，祖母送她上聖彼德堡城裡的音樂學校，後來又送她到烏茲別克塔什干就學。她十五歲畢業後不久，祖母就和她遷到華沙，之後安東妮娜修了外語、素描和繪畫課；她還教書，並通過文職考試，到華沙農業學院上班，就在這裡邂逅了大她十一歲的動物學者姜恩，他也曾在美術學院修習素描和繪畫，也和她一樣愛好動物以及相關的藝術。一九二九年，華沙動物園長的職務出缺（創辦園長在動物園開辦兩年後去世）姜恩和安東妮娜把握這個機會，爭取與動物為伍的職務，打造新動物園。一九三一年，他們結了婚，搬到河對岸的布拉卡區（Praga），這是犯罪率較高的工業區，龍蛇混雜，但由鬧區搭電車只需十五分鐘就可抵達。

過去的動物園都是私人經營，任何人都可以蒐羅珍禽異獸；但要蒐集最大的鱷魚、最老的烏龜、最重的犀牛，最稀奇的老鷹卻需要雄厚的財力，和一點執著的瘋狂。十七世紀偉大的波蘭王索貝斯基三世（Jan III Sobieski）在宮裡養了許多珍奇的動物，富有的貴族有時候也在自家土地上設置私人動物園，作為財富的象徵。

多年來，波蘭科學家一直夢想在首都興建一座足堪與歐洲各國媲美的大動物園，尤其希望能壓過舉世聞名的德國動物園；波蘭的兒童也吵著希望有動物園。自古以來，歐洲就有許多童話故事，描繪會說話的動物──有些動物栩栩如生，十分逼真，有些則假得有趣──不但激發兒童的想像力，也讓成人得以重溫兒時舊夢。一想到她的動物園裡有許多傳說中的生物，能夠讓故事書裡的世界活生生地呈現在人們眼前，讓人們與珍禽異獸接觸，安東妮娜就覺得開心。很少有人能親眼看到野生企鵝用腹部滑坡入海，或是加拿大洛磯山上的多刺卷尾豪豬捲得像顆大松果一樣。她認為，如果人們能在動物園看到這些動物，非但能增長他們對自然的知識，還能化為他們個人的經驗。認識這些動物的名字，了解牠們的習性，曠野就存在這裡，那凶猛美麗的怪獸，如今關在籠中，成了人類的朋友。

─比爾•蓋茲

內容簡介：

　　看著恐怖攻擊、內亂戰爭、暴力凶殺等新聞事件，我們總是問：「我們的世界究竟怎麼了？」這個世界似乎愈來愈血腥暴力，但事實真是如此嗎？

　　但事實上，如果我們拿出客觀數據比較，從過去到現在，可以發現暴力正逐漸消退。怎麼會是如此呢？

　　遠古時代的部落紛爭比起20世紀的戰爭及種族屠殺，前者死亡率高出9倍；中世紀歐洲的凶殺率是現代的30倍以上。奴役、虐待及酷刑折磨已經有千年以上的歷史，到了近代突然成了必須盡快廢止的陋習。

　　現代的已開發國家之間不輕易開戰（幾乎已經沒有），甚至在開發中國家，因戰爭而死亡的人數，比起幾十年前的情況也算少數。強暴、虐打、仇恨犯罪、致死暴動、虐待孩童及動物等等數據，都有明顯下降。

　　若非人性已有了轉變，又該如何解釋這一切呢？

　　是什麼原因使得人類不再拿孩童獻祭、在餐桌上兵戎相見、或者公開肢解罪犯以娛樂大眾呢？

　　在每個人心中都住著誘人作惡的惡魔以及領人向善的天使，多虧了政府制度的成熟、識字率提升、貿易熱絡以及四海一家的觀念普及，讓良善天使得以發揮力量。我們更能同理他人的遭遇、以講價代替搶奪、丟棄有害的觀念、運用理性的力量來降低使用暴力的衝動。

作者介紹：

史蒂芬•平克 Steven Pinker

　　當代最有影響力的思想家，曾入選《時代雜誌》百大影響力人物以及《外交政策》的全球百大思想家，曾獲美國心理學會、美國國家科學院、英國皇家研究院、認知神經科學學會，以及美國人道主義協會等頒獎表揚其學術成就。2016年入選美國國家科學院院士。

　　平克是知名實驗心理學家、認知科學家、語言學家及科普作家，目前是哈佛大學心理學教授，也曾任教麻省理工學院心理學教授兼認知科學神經中心主任，在演化心理學及心智運算理論等領域有傑出研究。著作甚豐，包括《語言本能》、《心智探奇》、《寫作的意識》等等。

搶先試閱：

同理心的提升及尊重生命

人類的同情心機制並不是只要看到另一個生命存在就會自動啟動的，第九章中我們還會繼續討論，雖然不同文化中的人都一樣會對親族、朋友和小嬰兒燃起同情心，但在這群近親外圍的鄰居、陌生人、外國人，以及其他生物，卻不會勾起他們的同情心。哲學家彼得．辛格〈Peter Singer〉在《擴展中的同情圈》〈The Expanding Circle〉一書中就主張，人類一路走來，會設定一個重要性和自我相等的圈子，而這個圈圈一直在擴大。這裡有個值得玩味的問題：是什麼讓這個同情圈持續擴張？有個相當好的解釋，就是普及識字率增加。

閱讀是一種學習採納他人觀點的能力。當別人的想法進入你的腦海中，你就能透過別人的觀點去審視世界，不僅讓你可能聽到、看到自己無法第一手取得的經驗，還可以進入敘述者的腦海中，暫時分享他的想法和反應。這樣的同理心是一種站在別人角度看事情的同理心，不同於同情別人的同理心，但前者可以很自然導引到後者。站在他人的立場和觀點看事情，會讓人知道別人也有第一人稱、現在式的意識流在進行著，這種情形和自己並沒有兩樣，只是他的想法內容與自己不相同。如果我們推測，透過閱讀別人的文字，可以讓讀者習慣進入別人的想法中，品嚐其喜怒哀樂，這不算是多麼劃時代的想法。有那麼一瞬間，可以看到別人的想法、觀點，看到當事人正在示眾枷上臉逐漸變黑斷氣的心情，或是被綁在火刑柱上，奮力想把身上燃起的薪火推開時的無助，或是被人鞭笞兩百下後抽筋痛苦的感受，可能會讓讀者對傳統酷刑轉念，不願再看到這些事情發生在別人身上。

能站在別人角度看事情，也能以其他方式改變一個人的信念。只有透過外國人、探險家，或是歷史學家的眼睛才看得到的事情，讓人對於原本確信不疑的一些社會準則規範〈「本來就該這樣做」〉，改以外人的觀點的觀察〈「原來這是到了這時代我們部落才開始這樣做」〉，這樣的自覺會讓人開始質疑是否該延續某項習俗。同樣地，瞭解到在漫長歷史的過程中，很多事原本是領先的後來反而殿後，原本殿後的到後來反而領先，這會讓人接受一個事實，不時提醒自己：「輸贏只在一線間。」

透過閱讀讓讀者得以跳脫狹隘、偏頗視界的方法，不只侷限於歷史、科學之類文字書寫。前面我們也讀到，諷刺文學就能夠讓讀者進入假想世界，藉此讓讀者一窺自己所在世界的荒謬之處，如果要改變人們的敏感度，這或許比講經說法更有效。

寫實小說則可以擴展人們同理心的範圍，讓讀者因此和原本很不相似的人們有著同樣的想法、感受。文學系學生都知道，十八世紀是小說史的轉捩點，因為小說到這時代成為大眾娛樂，到了該世紀末，英國和法國幾乎每年都出版上百本小說新作。不像早期史詩大作講的都是英雄人物、王公貴族、先賢先聖的豐功偉業，文藝小說描繪的卻是平凡小人物的夢想與失落。

林恩．杭特指出人道主義革命的全盛時期，即十八世紀末，正巧也是書信體小說〈epistolary novel〉的全盛時期。書信體小說是藉由主角的第一人稱書寫，將內心的想法和感受以第一時間的方式呈現出來，而不是以旁觀者抽離現實、保有一段距離的觀點從旁描述。十八世紀中葉，有三本以女性主角為名、情節感傷而通俗的小說意外暢銷：山謬．理查生〈Samuel Richardson〉的《帕梅拉》〈Pamela〉、《克拉麗莎》〈Clarissa ，或譯《一個少女的歷史》〉、盧騷的《茱莉，或新哀洛綺思》〈Julie, or the New Hélöise 〉。書中那些平凡弱女子〈包括女僕〉所遭遇的禁忌愛情、奉父母之命成婚的痛苦、受到殘酷命運的煎熬，在在讓成年人讀之潸然淚下，即使這些故事主角和讀者之間沒有一絲共同點，依然讓讀者動容。一位退休的軍官在寫給盧騷的信中就滔滔不絕講述自己閱後心情：

您筆下的她，讓我陷入瘋狂。想想她的死，讓我流下多少的淚……我從沒哭得這麼慘過。讀這本書對我影響之大，讓我差點想在書中最高潮時結束生命。

盧騷這位啟蒙時代的哲學家，極力贊揚小說讓讀者認同角色、並且對他人產生同情關懷的情形。狄德羅在他為小說作家理查生所寫的悼文中寫道：

不管再怎麼小心，讀他的小說，都會讓人忍不住化身為劇中人，被那些對話所牽動，為之深表贊同、責怪、傾慕、動怒、生氣。好多次連我自己都料想不到，竟然會像是第一次到戲院看戲的孩子那樣，對著書大叫：「別信他的話，別中他的計！」……他的角色全取材自平凡社會……而他所描繪的那些熱情，則是我心中的真實感受。

想當然爾，神職人員會視這些小說為異端邪說，甚至還將之列入禁書。一名天主教神職人員就寫道：「一打開這些書，入眼的是滿紙對神權和人間正義的侵犯，書中指責父母對孩子的權威、無視婚姻和友誼的神聖結合。」

杭特認為這開啟了一個良性循環：閱讀書信體小說，看到其中和自己並不一樣的角色，訓練讀者能夠設身處地、站在別人角度設想，進而讓人反對酷刑以及其他侵犯人權的行為。不過，這同樣是一個無法排除其他主張可能的假設。或許人們之所以愈來愈有同理心是有別的原因，只是剛好讓他們也愛看書信體小說，以及關心起別人的不幸遭遇而已。

但一套完整的良性循環理論或許不全然是英語教師的虛構幻想而已。將這些事件依序排下來：印刷科技的進步、大量生產書籍、識字率增加，以及小說的風行，全都是在十八世紀重大人道主義革命發生之前就出現了。有些例子中的確是有暢銷小說或回憶錄，因為讓廣大讀者看到了被社會遺忘一群人的苦難，而真的導致政策上的改變。在大約同一時期，《黑奴籲天錄》一書就鼓動了當時美國人的廢奴情緒；狄更斯的《孤雛淚》〈Oliver Twist 〉以及《少爺返鄉》〈Nicholas Nickleby 〉二書，則讓人們看到英國救濟院和孤兒院中，小朋友所受到的不公平待遇；李察．亨利．達納〈Richard Henry Dana〉的《兩年水手生涯》〈Two Years Before the Mast: A Personal Narrative of Life at Sea 〉以及梅爾維爾〈Herman Melville〉的《白夾克》〈White Jacket 〉，都為終止水手鞭刑惡習發揮了推波助瀾之力。在過去百年間，艾利希．馬里亞．雷馬克〈Erich Maria Remarque〉的《西線無戰事》〈All Quiet on the Western Front 〉、喬治．歐威爾〈George Orwell〉的《一九八四》、亞瑟．寇斯勒〈Arthur Koestler〉的《正午黑暗》〈Darkness at Noon 〉、亞歷山大．索忍尼辛〈Aleksandr Solzhenitsyn〉的《伊凡傑尼索維奇的一天》〈One Day in the Life of IvanDenisovish 〉、哈波．李的《梅岡城故事》〈To Kill a Mockingbird 〉、埃利．維瑟爾的《夜》〈Night 〉、馮內果〈Kurt Vonnegut〉的《第五號屠宰場》〈Slaughterhouse-Five 〉、艾利斯．海利〈Alex Haley〉的《根》〈Roots 〉、閔安琪〈Anchee Min〉的《紅杜鵑》〈Red Azelea 〉、阿颯兒．納菲西〈Azar Nafisi〉的《在德黑蘭讀羅莉塔》〈Reading Lolita in Tehran 〉以及愛麗絲．華克〈Alice Walker〉的《擁有快樂的祕密》〈Possessing the Secret of Joy 〉〈該小說描中提到切割女性生殖器的陋習〉，這些小說都讓社會上被忽略的人們的痛苦，得以獲得世人的關注。電影和電視的出現，讓訊息能夠遍及更廣的觀眾，也讓報導的經驗對觀看者更有切身感。關於虛構小說讓人得以觸發同理心，並促使人採取行動的實驗證明，會在第九章中提及。

一般小說，或是書信體小說，究竟是否真的就是讓人能夠拓廣同理心的真正原因，但閱讀率大爆炸的確可能促成人道主義革命，因為閱讀讓人們養成習慣，得以跳出自己狹隘的井底觀點思考。而且閱讀率大爆炸可能還促成了另一件事：那就是創造了一個溫床，得以孕育世人對於道德和社會秩序的不同想法。

此說顛覆了我們對同志是「舶來品」的既定印象，不過紀大偉強調的其實是以每十年斷代來看，文學史上皆有同志文本形成點線狀的分布，乃台灣獨享，並且在書中仍一再告誡我們冷戰體制與副刊，乃至於「同性戀浮現於台灣文學」的關聯；是在五○年代報章媒體對同志的顯影效果，教養了一代人的同志知識（儘管大多是錯誤或偏頗的）。

以五○年代作為同志文學史的分水嶺（其實更近乎「史」的起點），誠然是紀大偉最令人注目的發明。不過可預料的是，書中忽略或有意割裂日治時期民眾與知識分子藉由日文翻譯吸收歐美知識，將面臨相關學者的摩拳擦掌挑戰。

除此之外，紀大偉就白先勇《孽子》作為同志文學的「第一印象」翻案，強調在此之前的郭良蕙《青青草原》、《兩種以外的》與光泰《逃避婚姻的人》等先聲，也是書中令人耳目一新之處。

不過我要說，紀大偉談《孽子》的「罷家」──不是不要家，而是藉由暫時脫離家的狀態來反思親屬的權力關係，可能對我們更具收穫。在此章節裡，紀大偉歷史化我們習以為常的家庭結構，指出目前的家庭單位其實是近三十年才出現的，是歷史的變數，未必是常態。再者，紀大偉認為《孽子》最為人稱道的「人道主義」，其實粉飾了人與人之間必然存在的殊異，而有收編整飭之嫌，在在值得我們省思同志（弱勢者）與群體的互動。

《孽子》出現的意義在於罷家，僅是紀大偉穿刺文本能耐之一隅，其他如對王禎和、陳映真等廟堂級作家的同志解讀，同樣精采。不過全書最不可錯過的，當是緒論一章。在此，我們可以看到紀大偉反覆打磨史觀，不厭其煩的就各式名詞、定義一一指認（或指出其不可翻譯性），甚且，他必須交代「何謂同志」、「何謂文學」等對讀者而言或許是入門級知識的問題。就此點而言，《同志文學史》或許是目前最具自覺的一部文學史著作。不過也令人好奇，如此辛苦拚搏的現身／聲姿態，是否為「同志」文學史所獨有？──在「我」發聲之前，「我」必須向接受者解釋「我」何以發聲，因為「我」可能是他們眼中的異數，「我」對大眾而言，可能原本不存在。

紀大偉在緒論或其他場合裡屢屢提到，論及同志文學，我們往往念茲在茲「同志」，而不去追問「文學」二字。綜觀全書，紀大偉也巧妙的重文學、輕同志（這並非價值判斷），暫時把同志放進括號，而要讀者多去「領會」文學，例如他提到文學往往拒絕被看透，張舉文本中假、虛、無的主體，還要讀者不要輕言相信文本中的同志主體（例如九○年代以降的告白體）；「遠」九○年代以降過往被視為繁花盛景的同志文學規模、作者，僅以點評的方式帶過；「重」過去不被彰顯的文本，也是同樣的策略。

最重要的，是紀大偉強調文學中的讀者位置──在此他聰明的把自己「擺回」讀者位置，以「讓人感受到同志」作為同志文學的要義。讀者，在紀大偉的論述裡，成為構成文學不可或缺，甚至是同志文學得以為繼的未來。紀大偉認為台灣的同志現代性與副刊為主的文學菁英發生關係，是特殊時空條件下的產物，因此，當文學不再乘載同志現代性之時，讀者投射的眼光將成為文學中是否有「同性戀主體效果」（紀大偉語），也就是同志文學成立的可能。

然則，此點也是《同志文學史》力有未逮之處，例如網路文學（已成書的）《G兵日記》是否有可能，並且將如何擺進同志文學史？如果紀大偉擁抱解嚴前的通俗文本，那麼解嚴後的通俗文本又為何不入其法眼？

最後，如果讀完《同志文學史》教人哭笑不得，可能是因為書中認真舉陳同性戀最初進入公眾視野，是在五○年代以病態化、需要被治癒的模樣出現，時隔半世紀，透過各路有心護家的人士，我們才知道原來「同性戀真的像鬼」（紀大偉語），一方面常常讓人看不到卻感受得到，甚至心生畏懼（怕自己變成鬼），一方面也會讓人鬼打牆，不知今夕何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