書名：《鏡頭前的二次創傷：嗜血新聞背後的真相與人性》
內容簡介：一名得獎犯罪新聞記者對媒體生態的深刻反思，透過突破性的調查訪談，探討媒體報導對受害者和記者造成的衝擊！
為什麼有些受害者家屬在悲痛親人遇害後，必須忍受大量媒體不必要的關注？而有些受害者家屬卻乏人問津？才剛從最近的大規模槍擊案中死裡逃生沒幾秒鐘，就有麥克風塞到面前，這是什麼感覺？這又對拿著麥克風的記者有什麼揮之不去的影響？《鏡頭前的二次創傷》以最真實的細節探索和反思，見證記者從無知到理解、羞愧到療癒的過程。
揭露攝影機和記者離開後不為人知的祕辛，一本具有原創性和反省力的重要傑作！
《鏡頭前的二次創傷》結合了調查報導和回憶錄，是一本令人大開眼界的著作，作者塔瑪拉·雀莉曾在大城市擔任犯罪記者，她運用備受肯定的記者技能審視媒體對創傷倖存者的影響，以及創傷對媒體從業人員的影響。塔瑪拉記錄了那些創傷被攤在大眾面前的故事，同時也面對自己過去在犯罪報導中曾犯下的所有錯誤。
塔瑪拉·雀莉報導過的主題從凶殺、死亡車禍到性侵害和大規模暴力都有，她揭露了一個讓創傷倖存者和記者失望的新聞生態。她透過問卷與100多位創傷倖存者互動或進行訪談，有71名凶殺和死亡車禍的倖存者塡寫了研究調查，其中五分之一提到了他們與媒體互動時存在著隱私方面的擔憂，十分之一的受訪者描述了媒體對他們生活造成直接、負面與長期的影響。
「見到血，才能見頭條。」記者經常主導犯罪新聞的報導，但這是因為要揭露重要的議題，而不是消費他人的痛苦。
在事發現場，每位記者輪流以各式尖銳問題採訪受害者或加害者的家屬，甚至倖存者，期待挖到大獨家，讓這些原本就傷痕累累的人，一遍又一遍講述不願意再想起的事情，造成二次傷害。然而看似冷酷無情的記者們，其實也受到來自現場的殘酷畫面、家屬的控訴衝擊。作者總是忍著淚水進行訪問，在回程時為受害者與其家屬哭泣，然後第二天所有事情重來一遍，下個月、下一年，反覆地發生。
媒體對創傷倖存者和報導者都會造成有害的影響。犯罪新聞報導該如何進行，才能不對倖存者和記者造成傷害？記者的創傷教育來得還不夠快。讀者可以透過這本書了解為何媒體業發展至此，了解記者為什麼如此冷漠；而媒體工作者可以從作者問卷的反思，學習如何在報導真相的同時，不會再次傷害家屬，進而一起努力改變新聞媒體的報導生態。作者並於書末忠誠的提出不造成倖存者二次創傷，且能照護記者免於「替代性創傷」之苦的方式。
創傷報導很重要。它可以讓領導人承擔責任；可以推動變革；可以激發同理心。如果創傷故事能好好地被述說，將會帶來多麼令人震撼的力量。
作者介紹：塔瑪拉．雀莉 ，是一位居住於加拿大雷吉納的得獎記者、創傷研究員與媒體評論家。曾在加拿大最大的新聞編輯室報導犯罪新聞達15年之久。她創辦了「Pickup Communications」公關公司，致力於改變創傷倖存者和媒體互動以及被媒體影響的方式。
搶先試閱：〈當另一位倖存者要求我為性暴力倖存者進行問卷調查時〉
危險信號
你覺得媒體對其他性侵害或人口販賣案件的報導有哪些特別正面的內容？
「我很高興看到人們開始談論這個議題。我很高興人們關心像我這樣的人。」
─漢娜，問卷內容，二○二○年九月二十四日
電梯「叮」一聲，我走進《多倫多太陽報》新聞編輯室，它位於多倫多市中心東端一棟歷史建築的二樓。今天是星期六，周圍只有我和一位採訪指派編輯。我走向新聞編輯室角落的警察資訊臺，撕下我到達之前從傳眞機吐出來的紙山，開始一一查看。
「人口販賣集團落網。」
那是二○○八年一月。「人口販賣」還不是一個家喻戶曉的詞。我的目光快速掠過頁面。
五二科掃黃組成員接到消息稱， 有東歐女性以當模特兒為由， 被誘騙到加拿大……
這些女性一抵達就被限制行動， 並被告知她們將擔任伴遊小姐， 為集團首腦進行
賣淫相關活動。
我大吃一驚，快步走向指派中心，叫喊著：「這可是大消息！」並要求報導這個故事。攝影師葛雷格•漢肯哈夫(Greg Henkenhaf)和我一起前往多倫多北區的一棟公寓大樓，兩名所謂的集團首腦在那裡被捕。一名身穿彩色條紋連身裙的年輕女子緊緊抓著幾小時前被警方攻堅砸碎的門，她吿訴我們，她對丈夫受到的指控「感到驚訝萬分」，他「是個好人。不菸不酒。人很好。」警方不同意這樣的說法。
在接下來幾天，我將寫一系列有關此案的報導，它將被媒體(包括我自己，錯誤地)廣泛吹捧為自兩年多前人口販賣成為加拿大《刑事法典》(Criminal Code)的一項指控以來，第一個涉及性剝削的人口販賣指控。
一位多倫多警官將在其中一篇文章中吿訴我：「這可能只是這項新法的一小步，但一旦你了解如何透過調查行動找出並處理這些案件，將會發現更多類似情況。」
我想，多倫多西區的皮爾區警察局掃黃組調查人員看了以上這段話，應該會翻白眼。但領導該小組的調查人員多等了幾天才與我聯繫。此時，我已經寫了四篇關於多倫多國際人口販賣集團的報導，當下正在製作一個兩頁的跨頁內容，涉及非洲的童兵、沙烏地阿拉伯的駱駝騎師，以及在加拿大被販賣為性奴隸的東歐女性。
這位警探在電子郵件的開頭寫道：「多倫多提出了人口販賣指控是很棒的事，但我們已經對六起案件提出了人口販賣指控。想聊聊的話，再與我聯繫。」
我收到的下一封電子郵件包含了皮爾區這六起目前正在法庭審理的人口販賣案件摘要。每一起案件都涉及加拿大年輕女子或女孩被加拿大年輕男子強迫從事性交易的指控。皮爾區掃黃組警官以及他們在第五號案件中向我介紹的年輕女子，將推動我長期關注國內性販賣的議題──這些故事將跟著我回家，成為我的夢魘，並徹底改變我看這個世界的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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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在回想起來，其實整件事都讓我感到不太舒服。那時我受邀前往密西沙加(Mississauga)的調查服務大樓與掃黃組會面。我們先是談了一兩個小時關於多倫多地區性交易以及可能有數百人受到奴役的深度話題，然後我被帶到警探的辦公室，一名受害者聯絡官和第五號案件中的年輕女子坐在一起。首先，我採訪了警察，接下來是受害者。
倖存者。她希望使用這個詞。
隨後，我與小希的對話寫成了超過十四頁、單行間距的文字稿，細數這位年僅十八歲的女性過去幾年來的悲慘遭遇。所有的威脅、暴力、嫖客。童年歷經的虐待。隨之而來的是不値得被愛的感受。
回想這場採訪讓我感到不舒服的原因，我認為有以下幾個。首先，我總覺得小希的故事被利用。我的用意、警官的用意都是好的，希望利用小希的經驗來說明人口販賣這個普遍存在而且經常被誤解的議題，但它還是被利用了。小希被利用了。再來，她三個月前才剛逃離最近一個人口販子，還沉浸於創傷之中。我卻來到這裡，把錄音機擺在我和她之間的桌子上。我有時很難聽淸楚她到底說了什麼，因為她的聲音跟蚊子一樣細，還把眼前的空塑膠水瓶擠壓得沙沙作響，好像不想被聽見一樣。
但我的感覺很矛盾。因為當時沒有人在談論國內性販賣這個議題。「人口販賣」是政策制定者避免使用的一個詞。今天我們看到的倖存者協助服務、宣導活動和資助計畫，在二○○八年根本不存在。很少人了解人口販子的運作方式。全國各地試圖對付這項難題的警察人手嚴重不足，無數受害者(尙未成為倖存者)不見天日，永遠沒有機會追求自由、有意義的生活。過去我對性交易和受困其中的人抱持著極度天眞的想法，而現在我有機會讓大眾認識這個可怕的罪行，這些警察也有機會讓其他潛在受害者知道，他們可以找到出路。我們都覺得，透過講述自己的故事，小希能夠重新獲得一部分多年來被剝奪的控制權。她的故事即將在接下來幾週塡滿兩個跨頁的版面。
接下來許多年，出現了更多關於小希的報導，因為我追蹤了她復原的狀況，以及各個法庭案件的進展。還有許多其他倖存者的故事。有個頭版頭條標題寫著「『棄兒』悲歌」，並附有一張雙手(我的手)抱著泰迪熊、手腕(我的手腕)被銬在一起的照片。另一個標題是「無路可逃」。還有一個，現已退休的警官說：「我們需要一些死掉的孩子。」這句占據版面的話至今仍令人難忘。在《多倫多太陽報》的旗幟下，我的署名成為倖存者、警察和其他前線戰士的平臺，讓他們得以在高處大喊：「注意！」
我寫的報導愈多，聯繫我的人就愈多。警察、律師、庇護所工作人員。我在會議上演講，在培訓研討會上發言，每當全國各地的新聞稿中出現稀奇的人口販賣指控時，我都會接受其他媒體的採訪。我既是記者，也是提倡者，成為一盞明燈，照亮體制中黑暗的角落。小希等倖存者的聲音推動了這些故事，每個倖存者都渴望警吿其他潛在受害者注意危險信號。有人吿訴我：「你永遠不應該為了幾百塊而失去自尊和自我價値。」 「為了錢叫你去跟別人上床的男人並不愛你。打你的男人並不愛你。」倖存者的聲音引起了政策制定者的關注，大眾詢問可以如何提供幫助。有一次，皮爾區的警官吿訴我，他們把我所撰寫、關於他們小組工作的故事掛在脫衣舞俱樂部的更衣室裡，這樣其他潛在的受害者就能避免危險。
但我每次聯絡小希，問她願不願意談談時，都還是感到不舒服。歸根究柢，我打電話給她不是單純為了關心她，而是需要從她身上得到東西。打電話關心她感覺好像逾越了某種職業界線。當時我認為，要是我表現得像她的朋友，就不可能當個客觀的記者。這並不代表我們的關係沒有意義。我非常關心小希，現在依然如此。
就和洛莉•湯瑪斯及其他「洪堡野馬隊」事故的倖存者一樣，小希也經歷了自己非常私人的創傷。但由於與她相關的人口販賣事件是加拿大最早曝光的案件(就像洛莉的兒子伊凡在大規模死傷中過世)小希成為了某種象徵。所有發生在她身上的可怕遭遇都變成了她的故事。「性販賣倖存者」成為了她的標籤，每當她試圖往前跨出一步，就會拉扯她衣服的下擺。
因此，當另一位倖存者要求我為性暴力倖存者進行問卷調查時，我很好奇小希會如何反思這些年來的所有故事。我發了一則簡訊給她，吿訴她這項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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