內容簡介：電玩歸電玩，政治歸政治！只要夠好玩，有什麼不可以？結果就是厭女思維、微交易斂財、剝削式開發生產充斥……電玩能改變世界，問題是，改成誰喜歡的模樣？金獎電玩工作室產業評論家 Marijam Did直擊電玩產業的反思之作

　　電玩，人類最後一塊不受政治染指的淨土，長久以來都被視為抽離現實、讓人自由自在揮灑創意、想像力與超能力的廣大處女地。然而，這份「電玩歸電玩，政治歸政治」的想像，究竟離真實有多少距離？

　　一如文學寫作、影視劇場、音樂展演與藝術創作，電玩遊戲並非存在於真空之中，中立且不帶偏見。事實上，電玩一樣能反映創作者或出資公司的理念或偏見。從電玩的生產與製作，到實際遊玩內容如何選擇呈現，再到上市後的社群行銷操作，幾乎可以說無處不受現實政治影響。

　　電玩劇情植入了哪些政治訊息、該替哪種理念廣告或背書？電玩是否「過度男性中心」？電玩設計師與出資方的關係是否對等？是否在極為壓榨剝削的環境下工作？國家與企業是否正在把電玩當作政治宣傳的工具？電玩該不該操弄玩家心理、藉機大賺一筆？電玩主機的生產是否環保永續？這些都不是杞人憂天，而是實際存在且長期為人忽視的重要議題，甚至能從中一窺當今時代的樣貌及發展軌跡。

　　立陶宛電玩工作者瑪麗亞姆・迪特根據其多年來的業界經驗，帶領讀者深入挖掘電玩及電玩產業，挖掘電玩所蘊含的龐大潛力，以及我們能否更加善用這股力量。隨著電玩遊戲產業正式超越電影、音樂及圖書產業的產值總和，電玩的政治意涵就成為房間裡再也無法被忽視的那頭大象，值得詳加分析檢視。如果我們希望自己所愛的電玩世界能夠長久維繫、自己及未來世代能盡情享受電玩帶來的樂趣，就得駕馭這股正在改變世界的電玩之力。

作者介紹：瑪麗亞姆・迪特 ，立陶宛出身的韃靼裔電玩產業評論家，對電玩與國際政治的交集特別感興趣。專欄文章多刊登於《衛報》與《GamesIndustry Biz》等媒體。曾任英國倫敦大學皇家哈洛威學院講師，現為一間電玩工作室資深行銷主管，該工作室曾獲英國影藝學院最佳電玩獎殊榮。致力於推動全球電玩產業組織工會，也是英國工會組織「遊戲工作者聯合會」共同創辦人。本書是她的第一本著作，已售出立陶宛、捷克、俄羅斯、阿根廷、英國、法國、烏克蘭與臺灣版權。　『電玩不只是讓我暫時逃離政治生活的方式，更能讓我理解身邊的政治角力如何運作。』──Marijam Did

搶先試閱：〈第一關：主題〉

長期以來，電玩誕生的每一個環節都離不開政治，但最受人檢視的莫過於遊戲主題。數位遊戲普遍被視為再現媒介，主流媒體尤其關注電玩的內容和主題並對其小題大作，卻對電玩的生產過程毫不在意。許多媒體人往往沒有深究脈絡，只透過遊戲試玩片段就妄下定論。電玩評論家也從不放過任何大肆批評或危言聳聽的機會，從遊戲中令人厭煩的常見敘事手法、流行於動畫中過於老套的低俗角色塑造，到射擊遊戲明目張膽違反道德的遊戲機制，都是他們大作文章的對象。

支持特定作品的社群（我們會在第二關詳談電玩社群）對這些概念往往也有自己獨特的詮釋。遊戲機制，即某些學者口中的「遊戲學」，確實是一個值得分析的領域。就像法籍暨瑞士籍導演高達（Jean-Luc Godard）僅僅透過跳接剪輯的手法，就能賦予影像政治意義一樣，遊戲的設計機制和互動介面也具有相同效果。

如果我們只看見電玩的敘事和劇情，並據此以為這就是要向大眾傳達的倫理價值，那麼就形同於貶低遊戲作為媒體的價值與縮減遊戲評論的範圍，最終導致我們無法做出更豐富的好遊戲。

以《科倫拜超級大屠殺RPG ！》（Super Columbine Massacre RPG!）為例，這款遊戲剛上市時就受到媒體的各種批評，批評創作者在一九九九年科倫拜校園槍擊案才發生沒多久就推出這種描繪該暴力事件的作品。這款遊戲對暴力的呈現

的確稱不上隱晦，有時殺人畫面和視覺效果都十分赤裸露骨。對於一款探討如此嚴肅議題的遊戲來說，這些元素幼稚地令人不快。更不用說嘗試賦予罪犯人性，同樣也是非常高風險的選擇。不過，遊戲製作人雷多恩（Danny Ledonne）的出發點，其實是希望以遊戲作為藝術媒介，理解殺手的思考過程及社會對這些罪行的反應。倒敘的手法、嚇人的音效設計，以及促使玩家做出違心決定的遊戲策略，全都是雷多恩的刻意設計，目的在於創造不適感，強迫玩家反思多種層次的社會問題。

雷多恩表示，他小時候就像一匹孤狼，深受同儕威脅及霸凌之苦，因此想知道原本是正常人的殺手是受到怎樣的刺激才會投奔黑暗。在觀看一九七一年電影《發條橘子》（AClockwork Orange），並聽到科倫拜校園槍擊案的消息後，雷多

恩發現自己其實也差一點就要成為和殺手一樣的人。他說：「我愈讀這些男孩的故事，愈感到寒毛直豎，因為看著他們就像看著鏡中的自己，但我絕對不想跟他們走上同一條路。」雷多恩開始上武術課，開始研究電影，也開始心理諮商，最終以優秀成績畢業，同儕投票時也一致認為他最有可能有所成就。

幾年後，《科倫拜超級大屠殺RPG ！》的發行幾乎要毀了雷多恩的人生，他遭受各方抨擊，被玩家、藝術家和社會運動者拒之於門外。但這些人可能根本沒有打開過這部遊戲，未曾親身感受雷多恩在作品中的內省，對於懊悔的深度探討，以及對美國媒體現況的批判。雷多恩因為碰觸敏感議題的勇氣而被大眾的仇恨淹沒。即便是致力於挑戰傳統的遊戲展覽，也明文禁止《科倫拜超級大屠殺RPG ！》參展，各界紛紛指責雷多恩是為了金錢才物化科倫拜槍擊案的悲劇。如果雷多恩不是藉由電玩，而是透過其他種藝術形式來呈現這起悲劇事件，或許大眾會予以讚揚吧？著名遊戲評論家博格斯特在《新聞遊戲：遊戲中的新聞學》（Newsgames）這本著作中指出：《科倫拜超級大屠殺RPG ！》發行兩年前，范桑（Gus Van Sant）執導的電影《美國暴力學校》（Elephant）就曾以科倫拜校園槍擊案為靈感虛構一起校園槍擊事件，獲得坎城影展金棕櫚獎。

至於光譜的另一端，進步派評論人則認為強大女性或可愛物件開始成為遊戲主軸一事，是進步派大獲全勝的證明，卻沒有注意到女英雄背後同樣可能隱含軍事擴張的寓意，或是藏在暖心情節之下的保守本質。若只以敘事角度解構電玩，就有可能會忽視遊戲的社會和文化意義，但其實這些意義才是最需要

大眾關注的面向。暴力、性別歧視或其他與政治高度相關的意涵，已成為今日用以評斷遊戲的最常見標準。這只是我們要探討的第一層問題，但這樣的觀點對於遊戲論述的影響之重大，勢必成為我們旅途上第一個必須跨越的挑戰。

若要打通第一關，讀者必須有能力回答下列問題：只藉由敘事角度談論遊戲中的政治，會讓我們面臨哪些限制？電玩中的暴力真有推動進步的潛力嗎？只要有強大的女性角色，就能解決遊戲中性別偏見的問題嗎？在現代電玩的生產模式下，真的存在反殖民主義的遊戲嗎？遊戲製作人如何藉由故事來拓展受眾的政治素養？他們有成功嗎？玩家的政治傾向與他們吸收的媒體資訊相符的比例有多少？兩者之間的關聯有可能改變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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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容簡介：第一位歐盟外長、第一位英國女性歐盟委員！烏克蘭革命、伊朗核協議，平衡西巴爾幹半島、介入阿拉伯之春，引領你重回二まま九至一四年各項國際危機的始末！

　　現代外交，有許多重要活動仍然發生在緊閉的門後，遠離鏡頭和好奇的眼睛私下協商。那麼，在今天的世界中，這個重要角色究竟是什麼樣子，要扮演好這個角色，又需要什麼呢？從二まま九年到二ま一四年，凱瑟琳．艾許頓擔任歐盟首位外交與安全高級代表，成為歐洲外交政策的最高領導者，負責協調歐盟對國際危機的回應。

　　她初抵布魯塞爾時，對於國際外交尚屬新手，面臨著在記憶中最動盪的時期，代表二十八個國家的觀點和價值觀的挑戰。幾十年的確定性在幾天內被一掃而空，希望在幾小時內升騰又跌落。從烏克蘭的凍結衝突到塞爾維亞—科索沃協議，她經歷了挑戰、失敗和成功的時刻。

　　她遭遇了獨裁者和戰犯，目睹了自然災害、軍事行動和政治不穩定的後果。與約翰．凱瑞、希拉蕊．柯林頓和比爾．伯恩斯等美國政治家以及同行合作，她靠著協商，達成了歷史性的協定，如伊朗核協議。

　　作為一名「誠實的仲介者」，她在對立的政治家之間遊走，為合作和穩定勾勒出一條道路。現在，艾許頓帶我們走進幕後，向我們展示了哪些方法有效，哪些無效，以及身處「發生這一切的房間」是什麼感覺。從塞爾維亞到索馬利亞，利比亞到海地，她提供了對於現代外交運作方式的重要洞察，並檢視了我們在今天面臨的許多挑戰中找到出路所需的工具。

　　「凱瑟琳．艾希頓意外得到了高級代表的任命，也就是全歐盟的外交部長。起初人們認為她缺乏經驗，但後來一致公認她是一位傑出的外交官與談判者。她以兩項個人成就贏得了國際讚譽，其一為促成塞爾維亞與科索沃在二ま一三年的協議，其二是同年帶領簽訂伊朗核協議。本書引人入勝，富含作者個人想法，又通俗易懂，能夠將讀者帶進這段講述動盪歷史的房間，一同品嚐所有成功與挫折的時刻，也走近觀察每位與會者的個性。」——金．達洛克男爵（Sir Kim Darroch），前英國駐美國大使，國家安全顧問，英國常駐歐盟代表

　　「由近年最傑出的外交官之一寫成，引人入勝的現代外交記述。《歐盟視角》能帶給讀者龐大的資訊量，以及出色的見解，讀起來絕對相當有趣！」

　　——大衛．裴卓斯上將（General David Petraeus），美國退休陸軍上將，前伊拉克增援部隊指揮官，美國中央司令部，北約／美軍駐阿富汗部隊，前中情局局長

　　「凱瑟琳．艾希頓扣人心弦的回憶錄不只完美結合了精確的事實與動人的情感，更可以給外交政策觀察者上一堂重要的歷史課，以處理今日的危機。」——皮埃爾．維蒙（Pierre Vimont），前法國駐歐盟與美國大使

　　「我讀《歐盟視角》時，無可避免地想到了《星際大戰》裡的酒吧場景。如果要讓這些人物以及我們的後代未來有辦法外交，今日的外交就得像凱瑟琳．艾希頓記錄的那樣成功，而不是只給他們留下戰爭和死路一條的未來。如果未來幾代地球人真能與其他宇宙生命體談判，那一定是因為凱瑟琳和她的同僚成功讓我們明白，我們同樣都是地球生命。」——拉斯蒂．施威卡特（Rusty Schweickart），阿波羅九號太空人

　　「凱瑟琳．艾希頓原本並非外交官，但在二ま一ま年，她一夕之間就成為了歐盟最高級別的外交官，突然需要面對許多全球危機。她將待在布魯塞爾的時間與出訪行程各自提出精華，描寫的內容引人入勝，又能給讀者帶來啟發。從海地到利比亞，從塞爾維亞與科索沃的協議，到伊朗核協議與烏克蘭事件的開始，她一路走來，處理過不少全球危機，也應對了許多苦差事。她雖然謙虛，卻也的確非常專業。她為國際帶來了深遠的影響，而本書記載的就是這段令人驚嘆的歷史。」——喬治．羅伯遜男爵（Lord George Robertson），北約前祕書長

　　「這不只是一般的外交回憶錄。凱瑟琳．艾希頓擔任歐盟實質的外交部長，不知倦怠的奔走，減緩各種天然災害與政治巨變帶來的毀滅性後果。她描述共事過的許多人時，結合了精確的分析與動人的敘事手法，從獨裁者到店主；從過勞的公務員，到擔憂的在廢墟中徒勞尋找父母的幼童；從解放廣場上的革命青年，到想達成協議，卻不知從何下手的偏頗的談判代表。艾希頓在任期中總是迴避公眾焦點。除了避免自我宣傳外，還能躲開來自媒體和一些男性集團惡劣的厭女攻擊。她在二十一世紀初其中兩項最重要的國際協議中扮演了核心角色，那就是伊朗核協議，以及科索沃與塞爾維亞通往和解邁出的第一步。也許最讓人驚訝的是她說故事的技巧，書裡的每部分都有相當刺激的橋段，也能看出她堪稱具有高度洞察力的旅行作家。一旦結合起來，本書將為讀者提供一個全新的視角，用以看待二まま八年金融危機所引發，震驚全球的重大政治進程。政治系學生必讀，喜愛紀實文學的讀者也不會失望。」——米沙．格蘭尼（Misha Glenny），維也納人文科學研究所所長，《黑道無國界》原著作者

作者介紹：凱瑟琳．艾希頓 ，艾希頓女男爵閣下，2009至2014年間擔任歐盟第一位外交與安全政策高級代表。她身為談判者廣受好評，曾經帶領P5+1與伊朗針對核問題展開談話，也協調塞爾維亞與科索沃簽下讓世界震驚的協議。她曾經出任第一位歐盟委員會的貿易專員，也是第一位英國女性歐盟委員。她是上議院終身貴族，曾獲提名諾貝爾和平獎。她是現任華盛頓特區威爾遜國際學者中心全球歐洲計劃主席，查塔姆研究所高級政策顧問，也是總部位於日內瓦的人道對話中心顧問。

搶先試閱：〈烏克蘭〉

烏克蘭與俄國共同的歷史可追溯到一千年前。烏克蘭四千六百萬人口中，有七百五十萬人為俄羅斯民族，且大約有一千萬人以俄語為主要語言。很多俄羅斯人都認為烏克蘭與他們同屬一個國家，並且是該地區東正教（Orthodox Christianity）的發源地。他們聲稱只有烏克蘭西部的人民才嚮往歐洲。烏克蘭曾屬於俄羅斯帝國（Russian empire）與蘇聯（Soviet Union）的一部分，人們時常提及他們是蘇聯在蘇俄之後最重要的成員。若是烏克蘭與歐盟簽訂了協議，俄國領導層會認為他們這是往遠離俄國的方向踏出了一大步。

亞努科維奇面臨著壓力，他得決定是否要加入俄國、白俄羅斯與哈薩克的關稅同盟。他的總理尼古拉．阿扎羅夫（Mykola Azarov）於二ま一二年十二月建議，烏克蘭可以同時和關稅同盟與歐盟合作。亞努科維奇提議讓俄烏雙方專家商討烏克蘭能否加入關稅同盟，同時也不干擾「其他協議」的簽訂。他在同一個月也避開了去莫斯科簽署協議，表示烏克蘭還沒準備好，但持續向莫斯科與布魯塞爾兩邊拋出橄欖枝。直到二ま一三年二月，巴洛索主席表明他們不能同時加入歐盟的自由貿易區，又加入關稅同盟。亞努科維奇決定在三月選擇和歐盟草簽協議，似乎已經確定他要放棄關稅同盟了。

相反，亞努科維奇向俄國提出三加一的方案，三是俄國、白俄羅斯、哈薩克，一則是烏克蘭。意思是讓烏克蘭拿著觀察員地位，並且有可能在之後成為正式成員。隨著烏克蘭即將和布魯塞爾簽署協定，關稅同盟新開啟了一輪會談，最後在二ま一三年五月簽訂了協議備忘錄，同意烏克蘭的觀察員身份。儘管亞努科維奇在簽訂備忘錄的同一天就打給了巴洛索，重申這並不違背他簽聯合協定的決心，布魯塞爾還是一片反對。

二ま一三年八月，俄國政府停止進口烏克蘭產品，造成烏克蘭經濟損失慘重。原本百分之七十五的烏克蘭機械製造產品都會出口到俄國。專家預估，俄國的舉動會讓烏克蘭光是二ま一三下半年就損失高達二十五億美元。即使如此，亞努科維奇還是持續談論著與歐洲國家的關係，在他所屬的地區黨（The Party of the Regions）會議上表示烏克蘭正在「全速前往歐洲」。他的聲明讓俄國日益擔憂，壓力也越來越大。俄國表明，若是烏克蘭與歐盟簽署協議，就要收回貸款並提高能源費用。烏克蘭是俄國天然氣最大的市場之一，也是通往歐洲關鍵的中轉站。面對這些威脅，烏克蘭政府陷入了深深的絕望。

十月，普丁總統與亞努科維奇總統在俄國境內的索契（Sochi）會面，這裡也是二ま一四冬奧舉辦地。俄國明顯不打算忽略十一月在維爾諾斯的簽署儀式，尤其部分烏克蘭人激動的形容聯合協定是加入歐盟的第一步，甚至加入北約也不是不可能。儘管普丁曾公開表示，原則上他不反對烏克蘭加入歐盟，但烏克蘭越來越靠近歐洲的行為還是亮起了紅燈。

現在回顧起來，我們當時應該更努力尋找蛛絲馬跡，更仔細審視政治與經濟情勢才對。一年前，二ま一二年十月，俄國外交部長謝爾蓋．拉夫羅夫與歐盟的外長們一同在盧森堡享用晚餐。他對協定中的貿易部分有諸多意見。他說，歐洲是俄國很重要的市場，所以歐盟也應該考慮到俄國的貿易利益，讓俄國作為第三方加入討論。執委會的貿易專員很清楚，這份協議是歐洲和烏克蘭雙方簽訂的，而不是三方。直到我們快要簽署協議時，俄國才在一年兩度的峰會上討論這件事，普丁提議讓他的關稅同盟與歐盟展開密切合作，意味著他打算重新審視烏克蘭與雙方的關係。

如果是在更有餘裕的時期，我們本可以考慮到更多潛在的問題，但此時我們有著海量的問題要處理，尤其是與伊朗的臨時核協議，以及阿拉伯之春那些戲劇化事件的殘局。對外事務部根本沒有足夠的精力掌控一切，而富勒團隊似乎能夠牢牢掌握這種關係。

所以，亞努科維奇究竟為什麼要出席峰會？他明知這一定會是很糟糕的體驗。他在三十四國媒體面前的發言，給自己在國內製造了最大限度的風波。他也用最高調的方式吸引眾人目光，讓大家注意到他拒絕簽署協議的決定。如果是在更早期的階段，他可能會停滯不前，在一個小問題上吹毛求疵，或者乾脆說「我做不到」。我的觀點是，他沒有刻意掩藏，是認為他沒必要這樣做。他在仰賴歐盟給他一個藉口。

歐盟方對協議的態度持續受一些問題影響，其中一件是烏克蘭前總理尤莉亞．季莫申科（Yulia Tymoshenko）入獄的事。二ま一一年八月，她遭控與俄國談判天然氣協議時濫用職權，判刑七年。之後幾年，貪污、逃稅，甚至參與謀殺的指控都時常伴隨著她。她在遠低於國際標準的審判中遭起訴與定罪，歐洲人權法院（European Court of Human Rights）隨後表示烏克蘭政府「出於政治動機侵害了她的權利」。

對歐盟很多人來說，她的入獄是樁醜聞。二ま一一年時，我警告過烏克蘭政府，即使我們會繼續談判，「但要是當局不改變處事方法，批准過程也會面臨問題」。歐盟內部不停理論著我們能不能，或是應不應該和一位會如此處理他政敵的總統簽署協議。人權法院的裁決又讓這點更加突出。任何協議都需要二十八個成員國一致同意，並得到歐洲議會的許可，而他們很多都強烈反對在釋放季莫申科前和烏克蘭簽任何協定。我們曾多次試圖說服亞努科維奇與總理阿扎羅夫釋放季莫申科，只不過都以失敗收場。他們還是會禮貌地聽著，但隨後便會指控我們不了解她犯下的罪，或是他們的司法系統。與此同時，她的處境每下愈況。她得不到醫療照顧，並且牢房裡二十四小時都亮著燈。季莫申科的下場提醒了我們在和怎樣的政府打交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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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容簡介：不是戰場，卻是每個人心裡的戰爭！冷戰不是兩強之間的對抗，而是千萬人共同建構的戰後圖像。從美國、中國、臺灣到日本與歐洲，本書帶你走進一段「被相信」的歷史現實。

　　▍我們以為冷戰是美蘇的棋局，其實是無數人共同建構的世界秩序

　　這不是一部描寫領袖決策或軍事衝突的國際關係史，而是一場跨越國界、深入日常的「集體建構」。

　　書中詳細分析各地人民如何在媒體、教育、社會運動與流言中，被迫選邊站、製造敵人、扮演忠誠的「冷戰公民」。從家中到學校，從社區舉報到自我審查，冷戰不只是國與國之間的對抗，更是一場深入人心與生活的規訓。在這裡，「冷戰」不是由上而下的指令，而是透過無數草根階層的參與及選擇，逐步構築出的現實。這是一場沒有硝煙、卻深入人心的社會動員——由信仰、恐懼與選擇共同構築的冷戰世界。

　　▍一場遠方的戰爭，意外改寫臺灣命運

　　1950年，一場爆發在朝鮮半島的戰爭，點燃了臺灣歷史的轉折點。

　　原本被美國冷落、幾乎放棄的孤島，因韓戰爆發而成為冷戰前線。

　　美軍第七艦隊開進臺海，國民政府獲得喘息機會，美援源源而來，臺灣就此踏上另一條歷史軌跡。

　　政權穩定，美援接踵而至，島上也隨之進入長期戒嚴、全面動員與白色恐怖的年代。國家強化敵我邊界，人民則陷入彼此監控與噤聲的體制之中。

　　這不僅是一段歷史記憶，更是理解今日社會氛圍與集體心理的關鍵時刻。

　　「所有政治──即便是全球政治，實際上都是在地的。」美國前眾議院議長歐尼爾（Thomas P. O'Neill）

　　我們以為冷戰是美蘇兩大陣營的對奕，其實它是一場無數人參與其中的全球社會動員。本書從「人民」的角度重新描繪冷戰，從1945年二戰結束後的美國、中國、臺灣、日本、韓國、菲律賓出發，揭示冷戰如何滲透進人們的家庭、學校、社區與生活。冷戰不是抽象名詞，而是透過恐懼、信仰與選擇所構築的「想像現實」。它不只是發生在領袖之間的博弈，更是一場日常生活中的戰爭──從言論審查到社區舉報，從國家機器到家庭監控，每個人都被捲入這場無形的規訓。這不是兩強對峙的故事，而是千萬人以信念與恐懼，在動盪的世界中，親手建構出的戰後現實。

　　作者益田肇以全球史與社會史視角，詳細剖析韓戰如何催化這場全球動員，進而帶來赤色清洗、白色恐怖、麥卡錫主義與各地社會整肅行動。作者發現關鍵在於，經歷過二次世界大戰的國家，比起對於「冷戰」的恐懼，當時人們更在乎的是恢復安穩的生活。不論是美國的麥卡錫主義、日本的赤色清洗、中國鎮壓反革命分子，甚至是臺灣的白色恐怖，都是假借「對抗共產主義」之名，行「排除社會異議」之實，藉此達到所求的內部穩定。一個存在於社會大眾「想像中」的冷戰框架就在這樣的脈絡下成形。

　　益田肇指出，人民並非冷戰的旁觀者，而是積極參與、深受影響的行動者──正是他們集體建構了我們今日理解的冷戰世界。

　　本書原版自哈佛大學出版社發行以來，便在全球引發熱烈回響。繁體中文版譯自作者大幅增修與重新架構後的日文版本，內容更勝英文版。本書共由十章組成，並依大致主題共分為三部。

　　第一部「互相影響的世界」：聚焦於1945至1950年，第二章聚焦於1950年6至7月，全球各地如何看待韓戰爆發的消息，以及這個消息如何引發了對第三次世界大戰的恐懼、如何使冷戰相關的言論變得更加現實。

　　第二部「社會的時代」：包含了第三至第六章，關注1950年夏天至1951年初，約六個月的這段時期。詳細探討美中之間最終導致決定參與韓戰的決策過程，揭示市井小民如何參與政治和歷史的形成。第三和第四章分別深入探討了華盛頓和北京有關參與韓戰的決策過程，但重點在於，無論華盛頓或北京，促使其參戰的決定因素，更多是著重於大眾情緒和國內政治動向的「印象政治學」。

　　第三部「同時性的世界」：包含第七至第十章，主要處理的時間是1950年秋天至1952年前後。透過揭示出世界各地同時發生的社會清洗風暴，從而分析韓戰期間曝露的社會分歧和摩擦，是如何被「解決」的。其中包括美國的麥卡錫主義（第七章）、英國的對勞工運動的打壓和日本的赤色清洗（第八章）、中國的「鎮壓反革命運動」（第九章），以及臺灣的「白色恐怖」和菲律賓對「非菲律賓活動」的鎮壓（第十章）。

作者介紹：益田肇 ，出生於大阪，畢業於立命館大學國際關係學部。曾任職於報社，之後赴美發展，擔任高中日語教師。隨後進入西北學院（Northwest College）取得副學士學位，並於羅格斯大學（Rutgers University）取得學士學位，在康乃爾大學（Cornell University）完成博士學位。現任新加坡國立大學歷史學系副教授，專長領域為東亞近現代史、美國外交史，以及具全球視野的社會史研究。

搶先試閱：〈冷戰邏輯與性別爭議〉

另一場透過運用冷戰邏輯成功遏制的社會戰爭，即是對性別爭議、對那些不符合傳統男性或女性形象的群體進行的社會清洗。首當其衝的是同性戀者。二戰期間的全國性「出櫃經驗」（coming-out experi-ence），使得他們在戰後美國社會中愈來愈顯眼，進而動搖了傳統的性別規範。在戰爭時期到戰後初期，對這些所謂「性倒錯者」的騷擾和攻擊當然都是存在的；但在韓戰期間，其數量和性質都有明顯的變化。舉例來說，一九四七年至一九五○年初，聯邦政府文職部門解僱「性倒錯者」的數量平均為每個月五起，但韓戰爆發後，一九五○年下半年其數量突然成長了十二倍，達到每月近六十起。

同時排擠「性倒錯」的邏輯也跟著改變了。在此之前，攻擊「性倒錯」的邏輯單純只是因為他們會吸引更多的同類，也就是現代所說的「仇恨」（hate），一種偏見及無由來的厭惡。47 然而隨著韓戰的發展，又增加了一個「似是而非」的新理由：「（這些人）有國家安全風險」。他們的邏輯是聲稱同性戀者由於「性向異常」所以「抗壓力低」，意思是如果共產黨威脅要曝露他們的祕密（其性向），同性戀者就可能洩漏機密資訊。最終，根據一份在韓戰時期進行的「關於同性戀指控的調查」，導致國務院等聯邦機構有八百多人被解僱。由此看來，一旦加入「國家安全隱憂」這看似合理的邏輯，在戰後美國社會中日益加劇的性別問題戰爭便被有效地遏制了。在有關性別規範的社會戰爭，還有另一場範圍更大的鎮壓和清洗，也就是針對女性的部分，特別是在一九三○年代和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快速增加的職業母親。戰前和戰時確實已經有許多女性走出家門找到工作，這已經形成了對傳統規範的挑戰。但到了戰後，卻引發了更直接的衝突。首先是男女之間在日常生活中的關係緊張，再來則是職業婦女與信奉傳統的母親和家庭主婦，這種傳統形象的另一群女性之間的對立。

這些衝突的種子無所不在，從職場、家庭到社區，許多職業婦女開始意識到職場上女性的數量增加，並不代表她們得償所願。貝蒂·德·羅沙塔（Betty de Losada）是一位舊金山的代表性勞工運動家，根據她的回憶，職業婦女往往被認為是「專櫃商品」，像是用來裝飾公司門面的展示品，或是被期待她們是能夠表達「女性觀點」的「女性」。羅沙塔曾親身經歷，當女性試圖與男性爭論時，男性大多會莫名地情緒化，並刻意刁難。

儘管如此，這些挫折以及戰後出現的大規模女性解僱，並沒有澆熄她們想要提高自身社會地位的熱情，反倒為他們的女權運動注入了更多活力。例如，一九四六年一群左派女性成立了美國婦女大會（Congress of American Women），這是一個旨在促進男女平等和社會改革的傘狀組織。在成立之初，該大會發表了以下宣言：「直到美國婦女能夠在沒有性別歧視的情況下，充分發展自己的智慧和能力的那一天……我們為爭取女性解放而進行的長期抗戰，必將永無止盡。」

這份宣言鼓舞了許多因經歷戰爭，而變得更有勇氣的女性及女性主義者。但同時也激怒了許多人，因為他們認為這些活動是對現有性別關係的「威脅」，因此戰後時期的女性，特別是在外工作的母親，當戰爭一結束，她們面臨到了嚴厲的批評。人們時常強調，她們的工作本來是屬於男人的，女性真正的幸福就是婚姻和養育子女、所謂的「好母親」只會在家庭之中尋求自我實現。

隨著韓戰的發展，以及隨著韓戰迅速推廣民防計畫，像這種針對職業母親和女性主義者的反彈愈演愈烈。某部在戰爭熱潮中製作的宣傳片，便巧妙地反映了這些社會的強烈反彈。這部短片自豪地告訴觀眾，冷戰時期的民防計畫是美國的優良傳統。「當印第安人襲擊時，男人負責管理柵欄，女人負責給步槍上膛，年長的孩子們則負責照顧小孩」。也就是說，民防計畫與西部片的價值觀有重疊之處。

其中的重點在於，「團體中的每個成員都要完成自己肩負的任務，以共同保衛社區」。也就是說，在「家庭」這個團體中的工作分配，是男性在外戰鬥、女性保護家庭並支援男性、孩子聽從父母指示。這部政治宣傳影片所營造出的「家庭」的概念，是將特定的社會角色分配給父親、母親和子女，彷彿這些角色是既定的，以此阻止每個人去跨越這些角色界線。

事實上，這種「傳統美國家庭」的形象並沒有基於任何歷史事實，而是一九五○年代才發明出來的，是正好符合所謂「被發明的傳統」的案例。然而即使這種印象沒有實質的證據，卻依然非常有力。當這種印象被發明出來，並開始廣泛傳播後，它反而制約了人們的思想和行為，使人們遵循這些印象。這種強調不同性別角色的「傳統」家庭形象，之所以在一九五○年代廣為流傳，並不是因為這樣的家庭是常態的；反而是因為經歷了大蕭條和第二次世界大戰，家庭的形式及角色分工變得多樣化，且人們對於「家庭是什麼且應該是什麼」這點無法達成共識，才需要去強調這種「傳統」印象。

由於有這種草根保守的社會需求，圍繞在女性、尤其是職業母親的社會鬥爭，隨著韓戰的爆發和冷戰言論的傳播愈演愈烈。一些挑戰現有的性別、家庭規範的女性運動組織，受到了猛烈抨擊。例如，眾議院非美活動調查委員會（HUAC）將矛頭指向了美國婦女大會，稱該大會的目的「並非處理女性問題，而是作為共產主義政治鬥爭中的一支特殊部隊，為蘇聯服務」。面對這種應用反共政治的說詞，美國婦女大會在成立四年後，正值韓戰期間的一九五○年，不得不正式解散。

在韓戰期間，在政府機關擔任高層的女性也受到了各種攻擊。根據美國史學家蘭登·R·Y·斯托爾斯（Landon R. Y. Storrs）的研究，擔任國務院等高層的女性本來比例就非常少，但成為紅色恐慌下犧牲品的女性，比例卻遠高於男性。正如文化史學家伊萊恩·泰勒·梅（Elaine Taylor May）所指出的， 針對冷戰的國家安全邏輯，其功能並不僅止於在全世界遏制共產主義，也包括在國內遏制女性。

從這些角度來看，我們就能找到問題的核心。「反共主義」雖看似「反共」，但它的真正目的並不在於此。相反地，它是一種以恢復並維護國內社會傳統秩序為目標的社會機制，它賦予男、女性特定的性別角色，以使得彼此認為不應侵犯對方的領域。也就是一種透過遏制異議和不和諧，以此創造秩序與和諧的手段。

不過必須補充的一點是對女性的攻擊，特別是在反共的名義下擴散對女性主義施加的猛烈抨擊，並不是只發生在男女之間的鬥爭。在此時期，女性之間也會因為所謂「女性的標準形象」而發生爭執。戰後不久的美國社會中，既有要求改善社會待遇和性別平等的進步派女性和女性主義者開始發聲，另一派堅持傳統價值觀的女性也跟著發聲了。女性主義和草根保守主義在美國社會的發展，一般大多認為是在一九六○年代和一九七○年代前半，但實際上，這兩者在戰後不久的韓戰時期就已經開始興起了。

有關這點，可以從進步派女性提高其批判歧視女性的論調開始看起。身兼小說家、非虛構文學家及家庭主婦的伊迪絲·M·斯特恩（Edith M. Stern），曾經寫過一篇題為「女性是家事的奴隸」（Wom¬en Are Household Slaves）的文章。斯特恩在該文中，以相當挑釁的口吻公開批評主婦這種家事制度， 稱家庭主婦是一種「腦袋會被榨乾、精神被扼殺的工作」，且「只有奴隸心態才能讓女性認同這種工作」。她總結道，「只要家庭主婦制度以目前的形式繼續存在，它就會從思想面和實際面上阻礙女性的真正解放。」 然而她的觀點也引起了部分女性的反彈，美國史學家蜜雪兒·M·尼克森（Michelle M. Nickerson）等人的研究顯示，韓戰時期出現了一場由女性組成的草根保守派運動，其目的是保衛家人、家園、學校和社區，進而保護國家利益。

這兩股潮流是一同發展開來的，隨著前者（進步派運動）在社會中嶄露頭角，後者（保守派運動） 也迅速擴大。可以說，以世界史的角度來看，這兩者都體現了這段時期，在世界各地興起的歷史潮流。一個體現了根本上的社會變革，另一個則是體現了相對這場社會變革的大規模反彈。

對於那些在戰後美國社會中，找到自己的定位和話語權的保守派女性來說，家庭或家事勞動一點也不丟臉。「我們民主制度中，擺在第一位且根本上的統治者就是女性。」緬因州的共和黨參議員瑪格麗特·蔡斯·史密斯（Margaret Chase Smith）如此宣稱著。她對眾多女性說明其理由：「在保衛我們的民主和美式生活的這場戰鬥中，各位扮演好妻子、母親和家庭主婦的角色，是最重要的工作。」

這些社會保守派女性所發起的捍衛「美式生活方式」運動，在當時有相當程度的規模，其中還包含了各種活動。主要的有抗議勞工運動、反對取消種族隔離的舉措、批評某些女性是「不稱職的」母親，還有參加反共示威遊行和集會等等。當時在加州帕薩迪納市（Pasadena）發生的一起事件引起了全國關注，這起事件是一群保守派女性發起了全社區運動，逼退該市一名正在推動取消學校中的種族隔離主義的教育廳長。這場活動聲稱，這位教育廳長的行為不僅擾亂了社區，甚至是「反政府」、「非美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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