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兒子霸凌事件，賴瑞隆聲淚俱下，說對不起孩子，「因為自己的身分，讓孩子承受這麼多事」。不明就裡者看了，可能以為被霸凌的是賴瑞隆，而不是遭打罵、堵到廁所的女童，以及日前才等到道歉的女童家長。

很難想像，「你敢出來，我就打死你」話語，會出自八歲孩童之口。根據受害女童家長所言，事發是在十月中，但到十一月底霸凌仍在發生。可見，後續處理問題不小。若非爆料，甚至可能被「大事化小、小事化無」。

綠營人士以「他只是八歲孩子」、「小孩打來打去很常見」辯解，說「為政治指責孩子不可取」。這和賴瑞隆的「聲淚俱下」，如出一轍，不過是想模糊焦點、爭取同情票。大眾關切的，其實是市府、校方、和家長如何處理，以及事件為何發生。

所謂霸凌，是權力或力量不對等下的產物。孩子是否因父親的立委、準市長身分恃權氣盛，外界不得而知。但近年社會上「強凌弱」、「執政霸凌在野」、「有權才敢大聲」的事件層出不窮。十月初柯志恩揭發美濃峽谷案後，在立院遭賴瑞隆突襲一路追罵，會不會孩子因此有樣學樣？

孩子犯錯，不必過於苛責，要讓他有改正機會。但作為家長，卻不能輕忽家教，或輕忽其他學童感受，他們也是「人子」。賴瑞隆的眼淚，若只為自己選情而流，就太廉價了。

美國連續通過《台灣保證實施法案》與《二○二五美國國家安全戰略》兩項文件。前者，是必須遵行的法律，形式上層級較高；後者，是國安會的政策文件，雖僅是行政當局的政策，但效力更大。兩項政策，都關係著兩岸與中美台關係的變化。

《台灣保證實施法案》的主要內容，是要求美國務院每五年須檢視並更新與台灣交往的相關規範，並提出計畫解除現存的限制。法案今年五月經眾院通過，半年後再經參院無異議通過，由川普總統簽署生效。美國一九七九年與我正式斷交後，國務院訂有《對台交往準則》備忘錄規範美台交流規則，包含禁止政府官網展示台灣的主權象徵、禁止美台高層接觸，禁止美方官員參與雙橡園的國慶酒會等。《台灣保證實施法案》的目的，在逐漸打破這些紅線。

川普二日簽署這項法案後，照例引發兩岸制式反應。我外交部認為，這是川普2.0首個友台法案，「疑美論」因此不攻自破，預期台美交流將有所提升。大陸國台辦則抨擊美方「粗暴干涉中國內政」，嚴重違反「一個中國原則」和中美三公報的精神。中共外交部發言人林劍也敦促美方停止美台官方往來，不向台獨勢力發出錯誤訊號。

事實上，這個法案固有利於美台官方往來，卻未必代表美國對台政策轉向。第一，參眾兩院「記名」表決的法案通常更具政治分量，議員需為其決定負責；但採「無異議」通過的法案，通常是較無爭議的「人情法案」，川普便順勢簽署。第二，美國外交權屬於行政當局，國務院雖有義務每五年檢視更新與台灣的交往規範，但最後要不要採取行動仍取決於行政當局，國會無法強行改變台美官員會面的限制。第三，川普明年四月即將訪問北京，簽署此法案是他對台灣的平衡，未必代表其中國政策改變。川普先前曾為美中貿易談判否決賴總統過境紐約，若認為此法案通過後賴清德即可順利過境，無異癡人說夢。

再看，川普政府新公布的《國家安全戰略》，則是美國國家安全的總體指導戰略，其核心就是「美國優先」與「戰略收縮」。新戰略明確標舉「廿一世紀版的門羅主義」，旨在恢復美國在西半球——尤其是對拉丁美洲的主導地位，它將北美和南美納入勢力範圍，標誌著美國將放棄其傳統的全球角色，轉向以應對「西半球為重點」的新戰略，原來在其他地區的安全職責則委交盟邦。

新版的美國安全戰略，幾乎不再強調俄羅斯的安全威脅，反而暗示歐洲應負責自己的安全，美國不會承擔無限責任，也不支持北約繼續擴張。對於亞洲，則敦促日、韓增加國防支出，並聚焦發展能嚇阻對手並保護第一島鏈的能力。

反觀川普首任的《二○一七國家安全戰略》，則聚焦美、俄、中的競爭，將中國定位為「戰略競爭對手」，正是美中關係從「交往」轉為「競爭」的分水嶺。川普今年的戰略報告雖仍在台灣問題和南海問題上劍指中國，但內容不再把中國視為制度對手，也未提中國的政治體制或人權。

美新版安全戰略八度提到台灣，重申美國不支持任何片面改變台海現狀的作法，美國也將加強在西太平洋的軍事存在，以「確保防衛台灣的可能性」。但談及台灣時，主要聚焦在半導體製造的主導地位，及提供直接進出第二島鏈的戰略位置，卻未提及捍衛台灣民主價值的重要性。

綜合而言，台灣保證實施法案就是鑲嵌在美國國安戰略的一個拼塊，只有當大戰略確定了，台美實質互動才會受到檢視與變更。

1983年興建的香港大埔宏福苑，因整修八座31層的住宅，於11月26日發生五級大火，造成4,000餘居民中，159人罹難。42年的大樓，維修是必要的，但從這次事件也給我們一些啟示。目前台灣住宅中，屋齡50年以上占比達14.8%，因而如何加速老屋重建，以避免類似宏福苑的重大災難，是政府應正視的議題。

根據「都更條例」及「危老條例」，政府提供老屋重建容積獎勵措施，惟成效不彰。截至今年第2季為止，全台屋齡50年以上的住宅達139.4萬戶，但去年住宅拆除戶數只有3,753戶，故預估需要花費372年才能將其全數重建。

老屋所有權人是否參與重建，取決於年齡、所得及擁有住宅數。一般而言，年紀愈輕者，從老屋重建享受到的利益愈久，故參與誘因愈強。所得愈高者，愈能透過租房或買房，以度過重建期間所帶來的不便。而擁有多戶住宅者，會較僅擁有一戶住宅者，更有誘因參與重建。

然而，目前我國老人較年輕人擁有更多住宅、國人薪資偏低，以及多數國人僅擁有一戶住宅，導致國人參與老屋重建的意願低落。首先，去年我國65歲以上老人占比為19.2%，但卻擁有35.5%的住宅。又由於這些老人家戶，有76%並無年輕成員，故更易排斥重建。其次，今年第2季我國中位數住宅總價相對中位數家戶年可支配所得的所謂「房價所得比」為9.9倍，遠超過世界銀行認為房價為可負擔的六倍門檻。最後，擁有住宅的國人中，有88%僅擁有一戶，故易拒絕重建。

雖然上述人口統計的相關數據不利於推動老屋重建，但政府在未來修訂都更條例及危老條例時，可透過一些獎勵或懲罰措施，來激勵民眾參與。首先，可降低老屋重建的同意門檻。目前依個案條件不同，都更條例有規定75%或80%的同意門檻，而危老重建的門檻則為100%。由於老屋重建後，會帶來舒適及安全的居住環境，故政府可考慮將都更同意門檻下調5%，以及危老重建同意門檻下調10%。

其次，可上調容積獎勵百分比。根據過去實施危老條例的經驗，降低容積獎勵會抑制民眾參與誘因。以台北市為例，在2020年容積獎勵為10%時，核准案件為298件。不過，隨著獎勵比率從2021年至2024年逐漸下調至8％、6%、4%及2%，核准案件也分別下降至210、152、96及77件。此外，在實施危老條例的這段期間，台北市政府給予參與民眾最高40%的容積獎勵。因此，政府可考慮將此上限再增加5%或10%。

第三，政府可租用建商未售出的新成屋為中繼宅，並安排老人優先入住。去年底國內五年內待售新成屋的數量達11.1萬戶，故政府可租用這些新屋為中繼宅。政府可提供市場租金給參與建商，但對承租人給予九折優惠，並由政府吸收10%租金。由於老人多寧可固守家園，也不願和仲介商討租賃事宜，故政府宜優先安排老人入住中繼宅。

最後，政府可透過提高防火與耐震能力評估檢查的標準及頻率的措施，強制更多高風險的老屋進行重建。目前法規要求921地震前取得建照的住宅，每兩年須進行耐震能力檢測。由於921地震發生在26年前，故台灣未來也很可能再度出現類似的大地震。因此，政府可考慮要求屋齡40年以上的住宅年年進行防火與耐震能力檢測，並提高通過的門檻。

最近政府擬對都更條例及危老條例進行修法，惟方向偏離上述四項建議。在都更方面，以往民眾極少選擇的自主都更，卻變成政府推動的主軸。在危老條例方面，政府既想降低容積獎勵，也想推動和危老重建具替代性的老屋延壽政策。一旦政府朝這些方向修法，則老屋重建之路可能更加遙不可及。

美國國防部官網馬上跟進，報導「赫塞斯在雷根圖書館發表講話概述新國防戰略」，強調「毫無疑問，川普總統想要維持並加速打造世界上最強大軍隊；最強大、最致命、美國製造的…自由兵工廠」。國防部努力回歸基本「恢復戰士精神、戰備、問責、標準、紀律和殺傷力」；並表示「川普政府和國防部致力美國優先，避免陷入無止盡外國紛爭，並將國家安全、自由和人民繁榮放在首位」。

最後，赫塞斯表示為了實現這些目標，必須優先考慮國防部四大主軸為：保衛美國本土及其所在西半球、以實力而非武力威懾中國、加強美國與其盟友和夥伴之間的防務分擔、強化美國國防工業基礎。國防部更報導不願透露姓名的五角大廈官員表示，這場演講預示著國防部即將發布的「國防戰略」。

ＮＳＳ與ＮＤＳ兩份戰略報告對台灣極為重要，因為它們將直接影響美軍在印太、尤其台海地區的定位與資源分配走向。對盟友而言，赫塞斯在雷根論壇演說所揭示的ＮＤＳ四大主軸，其中之一就是「提高盟友防務分擔」；直言過去美國決策者對盟友看法本末倒置，假設盟友無法自衛是荒謬的，美國要盟友站出來多付出代價。例如北約各國最近已同意將國防支出提高到ＧＤＰ百分之五，美方希望將這模式推廣到全球盟友。

這種「別想搭美便車」訊息勢必反映在對台軍售條件和台美軍事合作，台灣自然也不會是例外。對台灣而言，真正重要的不是ＮＳＳ文件提及幾次「台灣」，而是更結構性的問題：中國在美國威脅排序的定位有沒有被弱化？印太、特別是台海，在美國全球戰略和資源分配的順位上是否仍列優先？

如果ＮＳＳ或ＮＤＳ將中國從「首要威脅」降格為「區域挑戰」，或將台海降為「普通衝突」選項，就比文件提到幾次台灣更值得關注並警惕。目前看來，二○二五年ＮＳＳ把嚇阻台海衝突列為「優先考量」；接下來更需要觀察即將發布的ＮＤＳ，是否在措辭和戰略重點上完全呼應或出現細微變化。

綜上所述，ＮＳＳ是由總統提交國會的「總體國家安全戰略」；ＮＤＳ則是由國防部長提出，且必須「支持ＮＳＳ」的軍事戰略。兩者位階ＮＳＳ在上、ＮＤＳ在下，後者為前者提供具體軍事力量與預算。

對台灣而言，關鍵不在文件提及台灣多少次，而在於這兩份文件如何定位中國威脅、將台海列入何等優先順序層級，進而影響美軍戰力部署、對台軍售優先順序及對兩岸釋放的政治訊號。台灣應研判各種可能情境下的美國戰略路線調整，並同步檢視自身需要強化的軍事與政治準備，才能在美國可能的戰略變局中確保台灣安全與利益。

面對此局，北京的反制卻已不只停在台海，而是悄然打出「日本牌」；其中最值得關注的，是對「琉球群島」歷史敘事的重新啟動。琉球王國曾與中國明清兩代保持藩屬關係，並與福建、台灣往來密切。一八七九年日本強行「廢琉置縣」，引發清廷抗議；二戰後琉球由美國託管，直到一九七二年才將「行政權」移交日本，但主權並未經住民公投自決，因此留下歷史模糊空間。近年中國學界與媒體重新提出「琉球地位未定論」，北京雖未將之列入正式官方主張，卻已成為爭奪對外戰略話語權的一部分。

沖繩是美國在亞太的重要軍事據點，美軍約七成亞太兵力部署於日本，而其中近半集中在沖繩的嘉手納、普天間等基地，是美軍介入台海或南海衝突的前進跳板。然而，沖繩社會長期承受美軍基地干擾、美國兵犯罪與事故頻發等問題，民間反美軍基地聲浪從未停歇。北京正是看準了這條裂縫，一方面強化與沖繩的經貿、觀光與文化交流，另一方面透過解放軍在東海、宮古水道的常態化演訓，對美軍前沿基地形成長期壓力。

這當然不是要「奪回琉球」，而是戰略上的「非對稱反制」：你打我的核心利益（台灣），我就動搖你的同盟支點（日本）。當中國海警船在釣魚台列嶼周邊活動、解放軍機艦頻頻繞台並進入東海，目標不僅是日本，背後真正的訊號是要傳向華府。值得注意的是，日本自身亦陷兩難。東京奉行「台灣有事即日本有事」，但沖繩地方政府與民意普遍反對捲入台海戰事。若北京升高「琉球敘事」或放大沖繩與日本本土的認同落差，將進一步挑撥美日同盟的內部一致性。

事實上，中美博弈已從台海擴展至整個第一島鏈。對台灣而言，理解這更大範圍的風險，遠比沉迷於盼望國際聲援更重要。沖繩的歷史與現實正是一面鏡子，在大國競逐下，島嶼往往是最容易被犧牲和私相授受的「物體」；真正的安全不在自我催眠的戰略算計，而是務實為上、避免走到不可逆的衝突前沿，使自己成為代理人戰爭的犧牲品。

其後，高雄市衛生局坦承，負責檢驗作業的研究助理為約聘檢驗人員，並指出該員錯誤調整檢驗設定條件，將禁藥檢驗值放大十倍，導致初步結果顯示「檢出」。在釐清錯誤後，衛生局確認最終結果為「未檢出」，市長陳其邁為此三度道歉，並表示市府將承擔所有相關賠償責任。

然而，這起事件引發了多項制度性疑問。第一，食品檢驗報告是否能由「約聘人員」獨立判定？第二，檢驗設定是否允許個別人員任意調整？第三，政府疏失導致的消費者信心受損與業者損失，為何需由納稅人全額負擔？

以消基會的食品抽驗流程為例，檢體檢驗結果出爐後，需經檢驗人員確認、實驗室主任複核，再由檢驗長最終審查，尤其涉及違規項目更需嚴格把關；因為一旦對外公布「檢出」，即可能重創業者商譽並造成重大經濟損失。相比之下，高雄市衛生局此次的檢驗流程，卻顯露出層層審查不足與內控機制鬆散之弊。

更嚴重的是，若約聘人員能任意調整設定，無論是放大十倍還是縮小十倍，都可能影響結果，這嚴重影響食品安全監測的公信力。食品檢驗應建立在科學與嚴格的程序之上，而非個人的操作彈性。事件爆發後，台灣鯛的市場價格與銷量明顯下跌，漁民生計受到衝擊，甚至出現漁民自動載魚到便當店兜售的情況。衛生局雖表示將依國賠規定負起責任，外界卻質疑這起風波源自政府疏失，為何要由全民共同埋單？

這起台灣鯛檢驗風波，凸顯了地方政府在食品安全監管上的制度缺口，包括檢驗流程控管不足、權責分工不清及資訊公開程度不透明等問題。食品安全攸關公共信任，一個錯誤數據即可造成市場崩盤與產業鏈損失。未來政府除須徹底檢討並改善檢驗流程，也應建立更嚴謹的內部審查機制，以確保每一項檢驗結果都禁得起科學與社會的雙重檢驗。政府更應提出具體補償措施，協助漁民走出由此次風波導致的危機，以避免同樣行政疏失重演。

雖然賴瑞隆說對方家長願意接受他的道歉，但事件詳細始末仍得緊鑼密鼓調查，給擔心受怕如寒蟬的大多數師生們清楚交代；另一方面，我們也能從家長的教養態度，看出近年類似事件之所以層出不窮的根源。

筆者居住在文教區，常目睹奇怪現象，例如上課時間看到中學生聚在咖啡館外抽菸，有次見到學生與附近超商老闆娘吵架，因他穿制服去買酒，有正義感的老闆娘不賣，還數落那個學生。其實在筆者小時候，這類事件會被記名字報給學校，現在大家都知道通報學校也沒用，頂多拿手機照相，去各校、各縣市的「靠北網站」譏笑一番。所以，較有經濟能力的中小學家長們，爭相遷戶籍到明星學校周邊區域，或送子女去讀私立名校，防止小孩「黑子化」。

沒「黑子」，就不會「黑子化」，那麼令校方束手無策的「黑子」是怎來的？在抽象層次，是個人意識取代了道德。自從以「自由多元」為名，校園摘掉「禮義廉恥」四個字以來，彷彿談論道德就是威權教條、儒家老醬缸。家長們縱容孩子的個人主義膨脹到進退無據、不分對錯、侵犯他人生存空間，仍毫無羞恥感與病識感，必將製造出天大地大我最大，視他人為無物的「黑子」。

其實儒家思想的「仁」，恰恰就是二個人，也就是從前教育者常說的群育。孩子從小丟棄了人與人應對進退的規範，家長再把小孩甩給學校，失責而無愧色。問題是，在教育第一線面對失責家長，老師們有太多來自制度的無奈。教改派當權，教師對學生剩下多少管教權？能像美國一樣送校長室管訓嗎？要求家長帶回嗎？放學後留校輔導嗎？請警政機關介入嗎？老師們束手無策，更怕得罪權貴家長而導致飯碗不保。這次霸凌事件若非受害者父母向媒體爆料，難保不被吃案，遑論公開失責家長的身分。

教育界的不幸，也是國家未來主人翁的不幸，更是動搖國本的大不幸。面對層出不窮的校園小霸王，各級教育主管機關的失職無可辯駁。當師生得憂慮自身安危、校園成了不良家長的甩鍋場，沉默的多數師生權益被犧牲，真令人無比痛心！

每名立委分配的助理費及助理加班費，從民國一○六年每月四十一萬二千元、八萬元，今年調整為四十七萬二千元、九萬五千元，增加幅度約六分之一；反觀地方議員助理費用卻受法令限制而僵化，相關法令僅見「地方民意代表費用支給及村里長事務補助費補助條例」，規定助理補助費用總額，直轄市議員每人每月不得超過卅二萬元，縣市議員每人每月不得超過十六萬元，也沒有所謂的加班費。兩相比較之下，立委即難脫自肥之嫌。

公費助理應如何法制化？以筆者在地方議會工作十七年的經驗，提出下列三點供參考：一、由於助理費用係公費支出，應比照公部門受三等親限制，以避免公費私相授受。二、助理每日工作時間應釐清，跑民代行程的助理可採責任制或部分工時制，行政或法案助理則採一般全時制，或參考勞動基準法相關規定辦理。三、整合地方民意代表費用補助條例，將立法院組織法相關條文納入「各級民意代表費用補助條例」立法，使立委和地方民代的助理費用均能法制化，不能獨厚立委助理費用、由立法院每年提出預算並自己決定。

各級民代的職責除反映民意、監督各級政府施政外，其核心工作為制定法令規章、審核預算。令人遺憾的是，大部分民代本末倒置，把心力投注在質詢首長，至於訂定法令規章、審核預算，往往難有置喙餘地。揆其原由，係多數民代自身法律與會計素養不足。

誠摯建議除了助理費法制化，還應將助理資格提升至大學畢業以上程度，以利協助立委和議員制定法規及審核預算，不再只是穿著「名牌背心」跑攤，方能打造民代助理的新形象。

至於交通違規，去年六都和國道違規舉發多達二一二五萬張罰單，幾乎是每人可分到一張罰單，測速照相每千公里就約有八十三支，約是日本的三○七倍。警政署表示，將優先會同相關單位改善交通工程，並研擬測速照相「具體設置標準」，汰除不合理執法地點，避免造成社會不良觀感。

速限制度及測速照相之檢討，主要在於速度管理與智慧執法二個面向。速度管理須先分析道路交通事故與速度的關係，國道事故主要原因包括未保持行車安全距離、未注意車前狀況、變換車道或方向不當、超速及疲勞駕駛、恍神、分心等。至於一般道路事故主要原因包括未依規定讓車或讓人、未注意車前狀況、轉彎不當及違反號誌管制等。

仔細分析國道事故，如超速行駛又未保持行車安全距離，就容易因變換車道或方向不當造成嚴重事故，若前方有突發路況或車況，就容易因反應不及，在未注意車前狀況下造成嚴重事故。至於一般道路造成事故的交通行為，在路段車速過快，易導致未注意車前狀況；在路口車速過快，則易導致未依規定讓車或讓人、轉彎（向）不當，甚至違反號誌管制造成事故，歸根究柢「車速」是關鍵因素。

因此政府如何協助駕駛進行「速度管理」就很重要，速度管理是指駕駛根據不同路況和環境，對車輛速度進行有效操控、確保行車安全的交通行為。重要的是應根據速限規定、道路條件和天氣狀況，主動調整車速以維持安全間距、確保視野和足夠煞停距離。良好的速度管理可以降低事故發生機率和傷害程度，並可有效提升行車效率與節能。

猶記筆者在美國求學和工作時，當談到改善交通安全與效率，美國同學及交通專家就會提醒「Follow the Traffic」，就是宣導所有駕駛行車時應跟著車流行駛，該快則快、該慢則慢，這就是速度管理的具體實踐。如多數駕駛遵守即可產生良性循環、形成均勻車流，有效改善交通安全與效率。

當然政府應依據道路設計速率及多數駕駛的行車速率，以交通安全角度設立合理速限的檢討，若因道路設計改變或遇民眾聚集區域，速限應以循序漸進降低方式提醒駕駛，尤其應避免在速限降低路段起始就設測速照相，造成駕駛反應不及違規。

測速照相的位置與數量都應檢討，除成效差或執法地點不合理的要汰除，成效好的位置也應檢討原因，並研擬交通工程改善與宣導教育。切記科技執法應以人性需求為導向，再善加運用科技執行，並有ＰＤＣＡ滾動式檢討機制，才能達成交通智慧執法的目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