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文案震驚全國，社會掀起一片究責聲。社安和維安機制當然應該加強，但社會表現的躁動、嗜血、剝削，也值得檢討。

例如隨機攻擊事件已造成人心惶惶，網路上卻出現各式恐嚇貼文，揚言模仿犯罪。這些趁亂生事者，不論是白目、玩笑、跟風或蠢蠢欲動，都是唯恐天下不亂，擴大社會恐慌。

此外，還有對當事人親屬發動肉搜，或搶著腦補故事情節，各種網路流言在社群與媒體間互相傳抄；加上一些遇事搶著發言，竭力假設卻絕不求證的「萬用專家」，事件帶來的震驚與恐懼，只成就他們的聲量與通告費。

最等而下之的是，有傳言稱張文出身陸配家庭，知名綠營學者和網紅更有「中國第五縱隊」之說。即使被證實造謠，他們仍可宣稱是警告「對岸可能派第五縱隊破壞」。凡事偷渡政治目的與散播仇恨的行徑，反而證實他們才是意圖顛覆的第五縱隊。

相較之下，因阻攔張文而遇害的余家昶，余母呼籲社會不要遷怒張家父母，就格外令人動容。幾天來的輿論氛圍也顯示，社會逐漸回復冷靜，泛政治化的仇恨思維，終究不是多數人想法。這些正是社會韌性的真實基礎。

社會韌性是當今執政者愛談的顯學。攻擊事件後，賴總統再提強化社會韌性。檢討張文案不能忽視，從恐嚇貼文到第五縱隊說，都在破壞社會韌性。

五名大法官遵奉賴清德總統「打掉雜質」意旨，剔除不同意見者，無視程序正義與組織要件，違法宣布《憲法訴訟法》修正條文違憲，遭另外三位大法官直接點名是無效判決。「五人判決」的司法政變，不僅不可能解決當前憲法法庭困境，也無法守護憲法，只是藉突襲又充滿漏洞的論述，擴大司法權、侵害立法權、捍衛行政權，讓原本應在憲政爭議中擔任仲裁者的大法官，反成為麻煩製造者。

憲法法庭本來應該在國家發生重大憲政爭議時定紛止爭，但五名大法官違反基本法治原則，連《憲訴法》舊制的六人審理門檻都沒達到，且未經辯論、相關機關說明等程序，更獨創排除異議者的罕見總額計算方式，以讓憲法法庭得以運作為由作出違法「五人判決」。不僅遭批評者形容是「偽憲法法庭」，大法官帶頭不守法的效應也持續蔓延；若依「五人判決」的邏輯，另外三名大法官也可同樣以捍衛憲法尊嚴等理由，作成推翻五人見解的憲法判決。

無論依《憲訴法》舊制或新規，五人的組成都不符合憲法法庭的法定最低門檻人數。當程序第一關就存在明顯重大瑕疵，判決的合法性當然通不過基本審查。更嚴重的是，未來各級法院法官能否有樣學樣，想為特定目的或特定人服務時，就排除不同意見的法官評議？結果不僅法治變成人治，更將成為司法遭操控的破口。「五人判決」可預見將對司法體系帶來嚴重惡果。

大法官把自己當成總統與執政黨御林軍的情形，近幾年愈來愈嚴重，從要求死刑判決需各審及法官一致決、對毒品犯減刑規定，到閹割過去大法官主張的國會調查權，大法官積極造法、侵害立法權的案例比比皆是。此次五名大法官在未進行所有合理程序前，突襲判決國會通過的新法違憲，甚至對憲訴新規要求總統提名大法官人選遭否決後須在兩個月內補提名的規定，也指責立法院違憲。不僅無視總統的提名權與國會的同意權都是憲法基於權力分立與制衡所為的制度設計，更擴大總統不履行提名義務的空間，持續助攻總統走向更專制獨裁，釀更大憲政災難。

憲法增修條文明定司法院設大法官十五人，去年底修正的《憲訴法》規定至少十名大法官才能評議審理案件，現有八名大法官對是否遵守已公布生效的新法，兩派意見僵持不下並非始於今日；五名大法官此時執意強行作出違法的無效判決，徒增憲政紛擾，卻無助解決爭端。

過去這一年來，包括八名大法官及法界人士對於如何讓憲法法庭正常運作，有不少討論。但任何憲法機關的權力行使，要合法且有明定的權限，是法治國基本原則。如果未依法定程序、不符法定員額的五名大法官可以任意作成違憲判決，未來甚至可能出現一或二名大法官就可判決國會通過法律違憲的後果。

大法官職權包括：依人民或政府機關聲請就法規範或個案裁判所涉的憲法爭議、總統與副總統的彈劾，以及政黨違憲的解散，作成終局的判斷，對維護國家憲法秩序及保障人民權利的重要性，不言而喻。但大法官守護憲政，不是憑藉自我無限擴大的自由裁量權，恣意侵害立法權；更不該在總統、行政、立法等憲政機關發生衝突時，自行捲入風暴之中，而葬送大法官守護憲法的天職。

五名大法官以不合法的憲法法庭組成、難以被外界接受的理由作成的「判決」，何止自始無效，更因以司法造法手段，架空立法權，維護當權者，破壞憲法權力分立與制衡，讓憲法守護者變成毀憲的罪人。（系列二）

在全球對先進半導體的強烈需求下，台灣今年經濟成長率創下15年來新高，以7.4%左右睥睨全亞洲和所有富裕國家。國際貨幣基金（IMF）預測，台灣「人均國內生產」（GDP per capita）將以37,830美元超越韓國（35,960美元）和日本（34,720美元），在亞洲19個經濟體中排名第四。這是23年來台灣首次超越韓國，也是連續第二年超越日本。

其實，若以調整物價的「購買力平價」（PPP）人均GDP來看，台灣的領先優勢更為明顯。由於台灣物價在先進國家中屬於平穩，因此，以IMF預測為基礎的統計，今年將以84,082國際元列名全球第13，領先香港（78,918）、韓國（65,080）和日本（54,815），在亞洲僅次於新加坡和澳門。事實上，在這種統計中，台灣二戰之後從未落後韓國，而在「日本失落」下，自2005年後也領先日本迄今。

對如此優良的表現，國人當然可以感到欣慰，特別是想「贏韓國」的強烈慾望獲得某種程度的滿足。然而，基於下列因素，在欣喜下更應讓我們戰戰兢兢、謹慎面對，才不會在志得意滿之下，種下未來衰落的病因：

首先，這些數據顯示的是經濟「成長」，不是經濟「發展」。要經濟獲得發展，必須將成長的果實讓國人普遍共享，都獲得更富足的生活，帶來更好的健康、教育和平均壽命，反映在「人類發展指數」（HDI）的增長上。

根據台灣各種薪資調查可以看出，這幾年反應所得分配的「吉尼係數」並沒有明顯的改善，約七成勞工薪資是在平均數之下，並未享受經濟成長的效益。如何讓經濟成長轉化為基層勞工的福祉，仍是一項艱難的挑戰。

其次，台灣勞工工時過長，工作和休閒之間未能取得適當平衡。以2024年為例，台灣勞工工時為2,030小時，名列全球第五長、亞洲第二長。因此，高經濟成長率並沒有反映在休閒的增加，長年以來都是以高密度的工作換來經濟的成長，被稱為「過勞之島」，不是一個健康的經濟體該有的現象。

這其實也反映出，台灣的經濟生產力並沒有數字上那麼高效，經常是以各種「賣肝」、「賣命」換來的成果。如何能在縮短的工時下，獲得良好的經濟績效，還是個嚴峻的挑戰。

其三，台灣環境「汙染」嚴重，讓生活舒適度明顯下降。雖然環保法規逐漸提升，環境汙染也初步獲得控制，但比起西方先進國家，台灣環境汙染還是普遍嚴重。在處罰過低下，無良企業經常偷排汙染物，居民難以安居樂業。落塵量偏大，汽車停放幾天就積滿灰塵。各種違章住宅和工廠林立，帶來髒亂和醜陋景觀。各種噪音長期充斥各處，特別是城市住宅區的寵物吠叫擾人，卻難以蒐證處理。

「馬路如虎口」──連在首善之都的台北市，行人過路口也常需提心吊膽。自行車可以在人行道橫衝直撞，還經常按鈴要行人讓路。公車引擎聲常如坦克車過境，和先進國家有天壤之別，但交通部門缺乏作為。這些惡劣的生活環境，完全無法顯示在經濟成長之上。

即使台灣平均生產已擠入先進經濟體之林，但也只是晚近之事；很多制度和軟硬體配套，仍然未能趕上先進國家。例如，即使在都會區，道路兩旁，滿是凌亂不堪的網路線和突兀的電線桿和電箱，許多巷弄柏油路面坑坑洞洞，晚間雖有路燈卻黯淡無光，開車必須戰戰兢兢，這些都是在日本等先進國家看不到的現象。 □

最後，台灣在進入世貿組織（WTO）後，經濟開放度已經停滯不前，無力和其他國家簽署「自由貿易協定」，連對岸瑞幸咖啡來台也如驚弓之鳥，完全不是一個先進經濟體該有的模樣。

考量上述現象，我們不禁要問：台灣經濟已經超越日本和韓國了嗎？

在賴清德上任的一年多內，台灣經歷了前所未有的政治動盪與民主倒退。從發動針對反對黨立委的大罷免、行政院首創違憲「不副署」行政否決權，到憲法法庭由五位大法官強行解鎖門檻的爭議判決，這三大惡行正像三道沉重的枷鎖，鎖住了台灣民主的生機。這不僅是藍綠白之爭，更是憲政秩序的生死存亡關鍵。

賴清德上任之初，面對朝小野大的政治現實，並未展現出尋求共識的政治高度，反而選擇了最極端的對抗路線，「大罷免」正是這種意志的體現。大罷免的失敗，並非代表民眾對藍白兩黨毫無保留的支持，而是對「賴式濫權」的集體恐懼。當一個執政者無法在議場內贏得表決，就試圖透過摧毀對手席次來達成完全執政。這種將罷免武器化的行為，正是賴清德與民主精神拉開距離的第一步。

如果說罷免是政治動員，那麼行政院長卓榮泰在賴清德授意下，對立法院覆議失敗後的《財劃法》行使「不副署權」，則是赤裸裸的毀憲。當覆議案被國會否決後，賴清德和卓榮泰卻以「不副署、不公布」的方式，讓國會三讀通過的法律淪為廢紙。

這種行為與民國初年藐視國會、實行獨裁的袁世凱何其相似？這不再是法律見解的分歧，而是行政權對立法權的公然踐踏。這種自創「行政否決權」的惡行，讓原本制衡的三角形徹底變形，也讓賴清德在民眾眼中逐漸重疊成那個為了個人意志不惜破壞憲政體制的「賴世凱」。

最令人心寒的莫過於憲法法庭的集體淪陷。在憲法法庭僅剩八位大法官的窘境下，竟由五人作出爭議判決，徹底打破了程序正義的最後防線。

這五位大法官以「自我解釋」的方式，強行將拒絕參與違法評議的三位同僚「強制登出」，自降門檻完成宣判。大法官不再是憲法的守護者，而是賴清德意志的執行人。這種「釋憲獨裁」，讓台灣的民主進入了最黑暗的時刻。

賴總統的這三大惡行，其核心共通點在於「輸不起」：國會過半輸不起，就搞罷免；覆議輸不起，就搞不副署；法律戰輸不起，就找大法官翻案。這種民意多數必須服從少數的傲慢，正將台灣推向憲政危機的懸崖。

真正的出路不在於更多的對抗，而在於回歸程序正義。總統彈劾案即將提案，這是憲法賦予國會制衡濫權者的最終手段。若賴總統繼續無視民意的警鐘，那麼歷史終將會給予最嚴厲的審判。台灣人民不需要「賴世凱」，需要的是一個敬畏憲法、尊重民意的守法總統。

現行隨自來水徵收垃圾費，並且強制市民分類回收垃圾中資源物，對於垃圾源頭減量或分類回收做得更徹底的市民，並沒有獎勵及誘導的效果。

已實施隨袋徵收的台北市、台中石岡鄉及新北市，都證實隨袋徵收後資源回收率會大幅成長，政府垃圾費收入則減少達三分之二以上，因此，隨袋徵收可說是將隨水徵收多收的錢還給了市民。

再者，因為少丟垃圾就少付費，隨袋徵收隨時提醒市民做好資源回收及源頭減量可省荷包，因而促成回收率大幅提高，要焚化或掩埋的垃圾清運量也大幅減少。這說明垃圾費隨袋徵收政策蘊含的經濟誘因，深入人心且無時不在的威力，是促進資源回收循環利用的重要政策工具。

強制垃圾分類回收資源，已經是民眾處理垃圾行之多年而養成的習慣。隨袋徵收垃圾費政策雖增加了市民購買專用垃圾袋的負擔，但只要普遍設置販售點，例如所有便利商店都有販售，讓市民容易取得，即可排除新政策僅有的負面因素。

保護地球資源與環境的永續，是可以造福子孫的。相信好的政策，終必會受到市民的歡迎！

前幾天走在騎樓，剛好一位年輕人從補習班走出來，差一點點擦撞到他，並不是我的錯，但我還是趕緊道歉說對不起；他似乎不悅，我不敢與他眼神交會，低頭快速離開。

在圖書館，有人聊天講話，有個女生出面制止，卻演變成激烈爭吵。不禁感嘆，我們的社會到底怎麼了？恐懼、憤怒、仇恨、戾氣，似乎在周遭瀰漫著。

但我始終相信人性的真善美。北捷案捨身救人，遭刺身亡的余先生母親經歷喪子劇痛，仍呼籲社會大眾不要去責怪凶手的父母，這是多麼偉大的母親，多麼善良的靈魂。

前幾天的晚上，朋友要拿東西給我，讓我到樓下等她。巧遇隔壁公寓外配的兒子，今年剛考上大學。他和我打招呼，並聊了一下，這時我朋友來了，我轉身招呼朋友，也聊了幾分鐘。等到朋友離去，我才發現這孩子手裡拿著鑰匙，卻一直站在門口，只為了等我和朋友聊天結束後跟我說聲再見。真是窩心懂事的孩子，有這樣的年輕人，社會還是充滿希望的。

上星期去醫院看病，幫我照超音波的年輕技師自我介紹：「阿姨，我和你一樣姓李，我們是本家。」親切沒有架子，瞬間緩解了我的緊張情緒。

傍晚倒垃圾時常常會遇到附近工廠的大姐，她總是提前等候在路口，從每個人手中接過垃圾，揮揮手豪爽地說：「回家回家，不要浪費時間，我幫你們倒」省去我等待的時間，垃圾車來的時候，她一包包把垃圾丟上車，熱心助人的形象溫暖了社區。

北捷隨機殺人案在台灣人心中撕開一道傷口，但那些挺身救人的勇者、那些陪伴受害者家屬的志工，提醒我們任何時候都不要失去善良。願我們一起找回人性的真善美，也祝福大家順遂平安，溫暖常在。

由於該專文所稱的「台灣病」，指的是央行抑低新台幣匯價所引發的諸多問題或稱「病症」，央行首當其衝，因此第一時間即出面反駁。不過，央行對該文的反駁顯得有氣無力，除了批評該文以「大麥克指數」認定台幣低估並不妥當之外，只提到了匯率也高度受到金融帳收支之影響，以及今年美國財政部迄今未曾要求台幣升值。在澄清稿中，央行並未說明過去有無採取抑低匯率的政策，也因不承認有此種政策，故對該文指出的諸多症狀無隻字片語的回應。

除了央行，國內對該文持保留看法者，皆未否認台灣存在文中所述的病症，批判重點也多集中在否定大麥克指數之適用性，以及強調匯率政策並非諸多病症的唯一導因。

值得玩味的是，台灣的經濟學界在這輪討論中，近乎缺席，多不表示意見。原因之一或許是學界對央行長期傾向於以抑低匯率刺激出口、協助經濟成長，但也帶來諸多不良副作用，過去已評論甚多；而且該文在撰寫過程中，已訪問過不少國內經濟學者，並融入其看法，因此學界此次多選擇噤聲，不再多言。

另一可能的原因，是學者的意見長年未受到央行的重視。央行澄清稿上的第四點即明言：「過去外界亦曾提出類似的論點，本行均已於新聞稿、新聞參考資料、央行理監事會後記者會參考資料提供說明」。此句清楚顯示央行長期以來對經濟學者的評論皆予否認，且只以對外說明應付了事。此種對學者專業意見不予重視、不願公開討論的態度，也抑制了學者持續獻策的熱忱。

央行近幾年的確已較少為了刺激出口而抑低匯率，但是觀察新台幣名目有效匯率、國際收支餘額與央行外匯存底的變化，不難推斷央行在兩千至二○二○年長達廿年期間，有藉買進外匯壓低新台幣匯價的狀況。從而，該文所述的諸多「台灣病症」，也就成為必然的結果。

事實上，正困擾台灣的經濟病症，除了雜誌所述幾項，還有產業與人口結構失衡、所得與財富分配惡化，以及政府物價管控與補貼等問題。雜誌所述問題，的確也非匯率單一因素所致，故不能完全歸咎於央行。而且，諸多病症及其成因，彼此之間又存在相互影響，糾結在一起的複雜關係。因此，擬治療「台灣病」，有必要結合諸多領域的專家以及不少政府相關部門，來共同解析病症之成因，並研商解方。

台灣自一九五○年代以來，曾經歷過多次重大的經濟改革與政策調整。這些變革來自國內自省者有之，源自國際組織的要求，尤其是美國的壓力者更居多數。《經濟學人》只是知名國際財經雜誌，其對台灣的評論所可能直接帶予國內的改革壓力或許有限，但它勢將引起國際上對台灣有欠妥當之匯率政策的重視，壓力難保不會接踵而至。各界最好能及早齊來為台灣的諸多病症把脈、診斷，並提出藥方。若是政府難以期待，學界、尤其是經濟學界或可先行。

被害的余先生，被多方描述為具有正義感、在危難中願意挺身關心他人、提供協助的人。他的仁慈並非抽象的道德美德，而是具體的行動。他在公共空間中，選擇不視而不見，挺身關心並試圖協助他人。但問題在於，當制度未能即時介入，也未提供任何風險辨識與保護機制時，這樣的仁慈實際上成了一種「補位行為」，替缺席的制度承擔了不該由個人承擔的風險。

同樣的情況，也出現在第一線的店員身上。服務業長期被期待保持溫和、不激怒顧客、化解衝突，這是一種高度情緒勞動的仁慈。但我們很少問：當風險升高時，他們是否被賦予退出現場、升級處理或自我保護的正當性？制度要求他們溫柔，卻沒有預演選擇的自由，也未清楚承接其後可能面臨的風險與實際代價，以及這樣的付出是否值得。即便如此，這起事件仍讓人看見台灣服務業第一線工作者，在他人陷於危難時所展現的真誠善意。

在不認可、也無法原諒加害者的行為之餘，我們仍有必要向前追問，如何補強整體社會安全網。畢竟有些暴力，並非突然出現的惡意，而是長期失序、耗損與挫敗之後的崩解。這並不是為行為開脫，而是指出一個不願被正視的現實：當一個人長期難以感受社會善意，又缺乏適當的支持與介入機制，便可能只能在撐住與失控之間擺盪。若社會氛圍總是強調競爭與比較，將求助視為軟弱、將失敗轉化為羞辱，其個人的迷惘與脆弱，便可能轉為對自己或他人的刀刃。

值得注意的是，這起事件中，也可以看見台灣社會先進的公民素質。相較於過往動輒將責任全面歸咎於家庭，這次公共討論中，對加害者父母的苛責明顯降低。這並非縱容暴力，而是人們開始意識到，並非每一場悲劇，都能簡化為教養失敗或家庭之惡。這樣的克制，值得被肯定。

因此真正值得被追問的，是制度是否承接了這些善意與仁慈。個人的善意不斷被消耗，卻缺乏相應的公共技術加以保護。社會習慣讚美善良、呼籲個人見義勇為，卻遺忘在制度上進行防災演習、危機識別與處遇原則。結果是，仁慈成了高風險行為，而不是被守護的公共價值。真正需要的，從來不只是我們台灣人天性中的良善仁慈，而是制度化的防災演練，以及防身倫理，甚至防身術的全民教育。

回到根本，對於五位大法官的判決，其實依憲法的民主原則與法治原則進行分析，即可判斷是非善惡。依憲法增修條文第五條第一項規定，司法院設大法官十五人，作為釋憲機關。其立法理由為因應憲法裁判功能擴張，違憲審查案件增加，憲法訴訟、機關爭議、政黨違憲等高度政治性案件，為確保合議制的多元性與正當性，設大法官十五人，其目的在於提高審議品質與價值多元性。

本案立法院修正的憲法訴訟法規定第卅條第一項及第二項規定，憲法法庭作成判決，其參與評議之大法官人數不得低於十人；如作成違憲宣告時，同意違憲宣告的大法官人數不得低於九人。該規定已將憲法規定法定人數十五人降低為不低於十人，即得組成憲法法庭。

如果憲法法庭得僅由少數大法官五人組成進行裁判，與憲法規定法定人數十五人相比較僅剩下三分之一，形成少數價值壟斷，故其不足法定人數所組成的憲法法庭，不僅形式上顯然不合法，違反憲法上正當法律程序，而且顛覆憲法基本價值判斷，顯然違憲而無效。再者，由少數大法官所為裁判，造成少數價值壟斷，勢必使憲法法庭由「民主多元價值」判斷轉向少數專制獨裁的道路方向，與民主原則有違。

又依憲法第八十二條規定：「司法院及各級法院之組織，以法律定之。」憲法第一七五條第一項明定：「本憲法規定事項，有另定實施程序之必要者，以法律定之。」憲法規定司法機關組織構造及其權限行使的事項，憲法授權以法律具體補充規定，其立法理由就在於使憲法原則與規範能透過國會法律轉化為可實行的制度，同時避免憲法過度僵化，無法配合時代環境需要。故憲法僅作原則性規定，授權國會以法律規定細節性與程序規定。因此，憲法訴訟法對於憲法法庭的組成要件，明文規定其組織構造，於法有據。

但五位大法官竟誤認為：憲法及憲法增修條文僅規定司法院設大法官，並未明文規定大法官行使職權的具體程序，因此得基於所謂「程序自主權」，可不受憲法訴訟法的拘束。此一見解明顯違反上述憲法兩個條文規定，而與法治原則有違。可見由少數大法官組成憲法法庭，容易「形成少數價值壟斷」，流於恣意裁判，導致違反民主國家主權在民以及現代法治國家依法審判的精神，而有陷入專制獨裁之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