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青鳥奉為精神領袖的綠委沈伯洋一句意指「青鳥不等於民進黨支持者」，遭外界質疑是切割青鳥。回顧過往，賴總統不僅曾使出「青鳥召喚術」，沈伯洋更對青鳥領銜的罷團活動幾乎無役不與。青鳥也在沈伯洋陷入「紅孩兒」爭議時，發起一人一句響應「我相信沈伯洋」運動，如今卻遭「教主」無情切割，情何以堪。

前年五月民進黨號召民眾包圍立院抗議「國會三法」，自此「青鳥」就與民進黨支持者畫上等號。賴清德更把青鳥當成私人部隊，動不動就威脅藍白「青鳥會飛出來」，大罷免就是青鳥傾巢而出的結果。

怪的是，當時青鳥似乎並不存在與民進黨價值觀不同的問題，賴清德還要黨公職與青鳥同行。其中又以沈伯洋最積極投入罷團活動，也因此被青鳥奉為「教主」。當沈伯洋陷入「紅色」危機時，青鳥更情義相挺，疾呼「不信Puma，還能相信誰？」，簡直已到宗教領袖境界。

然而，大罷免期間出現許多青鳥的偏激言行，包括騷擾甚至公審路人，最知名的例子就是在街頭挑釁藍委葉元之，惹怒許多中間選民，反而讓葉挺過大罷免。不僅如此，青鳥更在網路上到處出征使用大陸用語者，種種過激行為，都讓「青鳥」逐漸成了負面詞。

沒想到，現在連沈伯洋都跟青鳥撇清關係，青鳥當場變可割可棄的韭菜，悲哉。

柬埔寨太子集團涉嫌在台從事非法賭博與洗錢，大舉購買豪宅、超跑，近日法務部拍賣查扣的卅三輛豪車，部長鄭銘謙親自到場「觀禮」，儼然當成打詐政績秀。然而，該集團近十年來以台灣做為跨國洗錢中繼站，金額高達一○七億，檢方並且在偵辦太子集團案時，意外查出吳逸先博弈集團；若非太子集團首腦遭美方制裁，我方政府迄今對這些詐騙、博弈、洗錢集團渾然不知，洗錢防制可說完全失靈。法務部不以為恥，還敲鑼打鼓，根本就是將恥辱當政績。

陸籍改柬埔寨籍的陳志，創辦太子集團，在柬埔寨各地設立強迫勞動的詐騙園區，從事加密貨幣、線上博弈等投資詐欺活動，並在多國成立空殼公司，以購買奢侈品與房地產的方式洗錢，隱匿跨國犯罪所得。從二○一六年陳志就來台布局，設立了多家空殼公司。同樣是陸籍改柬埔寨籍的吳逸先，比太子集團更早來台發展線上博弈，後與太子集團合作，屬於洗錢犯罪集團的最高層級，背後還可能有黑幫介入。

去年十月美國起訴陳志等人，並將該集團在台灣所設公司及三名台籍女幹部列入制裁名單，台灣才展開調查，該集團豪奢行徑因此曝光。光是台北頂級豪宅「和平大苑」，就買下十一戶，不僅當起「周董」周杰倫的鄰居，檢方更在地下停車場查扣到廿六輛頂級豪車，總價值高達近五億元。至於吳逸先也藉洗錢在台先後買下六棟豪宅，市值近一億五千萬元。

陳志和吳逸先在台洗錢如入無人之境，將境外犯罪所得匯入台灣狂買豪宅、超跑等豪奢品，若無美國起訴陳志，台灣繼而追出吳逸先，恐怕現在兩人仍可利用台灣制度及監管漏洞繼續洗錢，凸顯台灣洗錢防線不堪一擊。

太子集團多年來能從境外大舉匯入犯罪資金，主要透過在台人頭公司，這亦是詐團慣用手法。關鍵在於現行法規對於公司設立登記管制寬鬆，以致人頭公司浮濫，成為洗錢主要管道。太子集團因此輕易在金融機構開設ＯＢＵ（國際金融業務分行）帳戶，透過假交易讓銀行放行資金，光是二○一六至二○二五年，經由外匯匯入台灣十六家人頭公司的金額，即高達九十七億餘元。

由此可見，對公司登記管理消極的經濟部是洗錢防制第一道「破口」，而負責金融監理的金管會亦難辭其咎。太子集團在十家銀行共有六十個帳戶，金管會坦言，銀行曾進行五十二次大額通報、疑似洗錢通報，卻還是爆發巨額洗錢案，顯然風險控管形同虛設。職司洗錢防制的法務部，更是失職，鄭銘謙還好意思夸夸其談？

司法對於詐團輕縱輕判，則早就是人民之痛。該案偵辦期間，擔任集團在台秘書的劉姓特助，被法院裁定以十五萬元交保，該特助離去的燦笑引發熱議，成了對司法最大諷刺。去年七月豐原一家五口被詐騙走上絕路，去年底檢方偵結起訴，主嫌「李團長」因普通詐欺而非集團犯罪，合併銀行法求刑十五年，而法院判決刑度通常會再降低；換言之，一條人命不值三年，引發外界譁然，法務部才說將修法。問題是，詐騙集團橫行已久，法務部卻直到此案偵結才發現刑期太低，也難怪司法會成為打詐國家隊的戰犯之一。

雖然太子集團在台灣尚未有受害者報案，但這些拍賣的超跑資金不論來自境內或境外，全是犯罪所得，可說是吸著受害者的血而來，更映照出執政的無能。看看當天現場，不論是拍賣者或是得標者「歡樂」的氣氛，還宣揚為國庫進帳多少云云，鄭銘謙不覺丟臉嗎？

去年美國貿易逆差與中國大陸貿易順差雙雙突破1.2兆美元，創下新高；反映兩國在全球經濟體系的功能差異、不同產能配置與地緣政治角力交織的結果。對高度依賴外貿的台灣，此現象不容忽視。

美國長期扮演全球最終需求市場與資本吸納中心。高消費、低儲蓄的經濟體質，必須透過進口滿足內需；美元作為主要國際儲備貨幣，吸引資金持續流入，也支撐美國長期維持財政與經常帳赤字並行。強勢美元下進口商品相對便宜，使美國貿易逆差成為常態。即便在川普強力關稅政策下，美國逆差仍創新高，顯示其貿易失衡源自經濟結構，並非如川普所稱只是被特定國家「占便宜」。

中國大陸則位於全球供給體系的另一端。高儲蓄與高投資帶來龐大產能，近年來新能源產品、資通訊產品，與部分傳統產業項目快速擴張，但內需復甦有限，新增產能多轉向海外市場，推升順差持續擴大。雖然中國大陸對美國順差已大幅縮減，但卻更廣泛分布於歐盟、東協與新興市場；全球仍大致維持「需求集中於美國、製造集中於中國」的分工模式。

在此「美國吸收需求、中國釋放產能」的雙核心格局下，台灣貿易結構也出現轉變。去年台灣出口突破6,000億美元，資通與視聽產品及電子零組件占比超過七成，反觀傳統產業成長則相對落後，出口出現加速兩極化。顯示台灣已由多元的出口模式，轉向以半導體與高階電子產業為核心的出口體系，並在全球價值鏈中逐步向上游移動。

台灣出口市場結構變化更具指標意義。去年台灣對美國出口占比升至30.9%，創35年來新高紀錄，並超越中國大陸與香港，成為最大出口市場。除了反應供應鏈重組外，也顯示在美國對AI及半導體需求激增，台灣已深度嵌入美國產業體系，成為關鍵供應者。

相較於出口市場的集中，台灣的進口來源則較為多元化，中國大陸、日本、南韓、東協與歐洲皆為重要供應來源。展現台灣在全球產業鏈中的特殊位置：一方面透過多管道進口取得設備、零組件與原材料，另一方面再整合為高附加價值產品出口至主要市場，形成「進口分散、出口集中」的貿易模式，凸顯台灣在全球製造分工的重要角色。

然而，在出口向美國傾斜及順差擴大下，台灣也更容易受到美國政治氣候影響。台灣雖是美國供應鏈的重要夥伴，但去年已成為美國第四大貿易逆差來源國，美國已出現不滿聲浪，未來勢必面臨美國更高要求平衡貿易的壓力。

從更宏觀的角度觀察，台灣並非夾在美中之間的被動角色，而是位於全球價值鏈上游的關鍵節點。對美國而言，台灣是強化科技競爭力與供應鏈韌性的重要夥伴；對中國大陸，台灣仍是電子產業分工體系的重要環節。台灣既受惠於兩大經濟體的需求，但也不可避免承受地緣政治的壓力。

因此，從美中貿易結構的演變來看，台灣順差本質源於價值鏈分工，而非低價產能競爭。政策與對外論述應著重於強調「共同競爭力」與產業互補關係，而不應將雙邊經貿關係簡化為順差與逆差的零和討論。同時，推動出口產品與市場的多元化，並深化區域經濟整合，仍是分散外部風險與提升經濟韌性的重要方向。

全球貿易正由成本效率導向，轉向安全、科技與制度競爭並行的新階段。對台灣而言，關鍵不在追求帳面上的貿易平衡，而在於在結構重組過程中維持技術優勢、分散市場與政策風險，並持續鞏固在全球供應鏈中的關鍵地位。同時，強化內需動能、推動產業及出口多元化，以及服務輸出的比重，也是健全貿易體質的重要方向。

行政院長卓榮泰以「私人行程」為由，七日搭乘華航專派包機飛赴東京參與世界棒球經典賽，駐日代表李逸洋、運動部長李洋等官員隨行陪同。卓院長說此行是「自費且私人的活動」，唯一的安排就是跟國人一起為「Team Taiwan」加油，沒有其他任何目的。

執政黨立委歡欣鼓舞，稱此行是台日斷交五十四年來首次現任閣揆訪日，是了不起的「外交突破」。在野黨立委則質疑，卓揆說是私人行程卻動用包機、享有維安規格、官員隨扈，哪樣不是公帑？為棒球加油固然是全民共識，但社會難以接受公器私用。

讓我們先把政治攻防放一旁，單問一個最基本的問題：什麼叫做「私人行程」？一般人對「私人行程」的理解，是自己買票、自己搭機、自己付帳，不動用任何職務資源。台灣每一個關注經典賽的球迷，都得在開票那天搶票、付出高額市價買機票、扛著行李轉機或直飛、自己想辦法抵達東京巨蛋。偏偏卓院長的「私人行程」用的是華航專派包機、停在空軍松指部的專機停機坪、有駐日代表接待、有運動部長作陪、有官方窗口事先與日方完成接洽，還要兩國政府達成「不對外說明」的默契，這哪裡是「私人行程」？分明是一次刻意以低調包裝的政治行程。

有人說公私之辨是「小事」，重點是外交成果，這個說法值得仔細推敲。誠然，閣揆訪日是台日關係的新突破，這個事實本身具有歷史意義；學者也指出，在中日關係持續惡化的背景下，日本願意開這扇門有其戰略盤算，台灣能夠藉機擴展高層往來亦非壞事。但「外交突破」與公私分明從來不是互斥的兩件事，若這是一次有意義的外交行動，就應光明正大說清楚，告訴國人這趟行程之目的及實質成果。反之，若真只是「私人看球」，那就請自己買票、自己搭一般班機，讓院長的身分與行為相符；兩者取其一，都比現在這種曖昧態度，更對得起民主政治的基本精神。

這裡有一個再簡單不過的比較，台灣社會對公務員的規範向來十分嚴格；一個基層官員若私下用公務車去接孩子放學，被查到便可能遭受懲處，因為這涉及公器私用的原則問題。當行政院長搭乘專派包機、動用官方資源、以「私人行程」之名從事帶有政治意涵的對外訪問，標準為何截然不同？難道官位愈高，公私界線就愈模糊、愈不需要交代？

卓榮泰這次東京行，外交上或許有其意義，但處理方式的草率與傲慢，卻可能讓這份意義大打折扣。民主政治最基本的要求不是官員不能出國、不能看球，而是過程必須透明，公器的使用必須有據可查，官員的行為必須禁得起公眾的檢視。若連這一點都做不到，再漂亮的外交突破，也只會在民眾心裡留下一個問號。

二○二四年十一月世界棒球十二強賽，我代表隊以四比○擊敗衛冕冠軍暨決賽主辦國日本，終結日方保持國際賽廿七連勝、國際一級賽事世界冠軍三連霸之紀錄，這也是中華隊首度贏得世界棒球十二強賽冠軍，代表隊成員因而成為「台灣英雄」，國內也再次掀起棒球熱。民進黨政府更刻意將棒球「政治化」，例如這次經典賽，日本派出金牌投手山本由伸應戰中華隊，賴清德總統賽前特別向日方「表達感謝」，說這是日方「展現出對台灣國家代表隊的敬重」；然而台日之戰中華隊卻以十三比○慘遭日本完封大敗，有球迷即責怪都是賴總統「太多禮」所致。

平心而論，卓揆赴日看球若是花費公帑自是不該，但即使是自費的私人行程也極為不妥。目前中東戰事正熾，滯留中東同胞的返國問題、油價調漲後民生物價的連帶波動，都是更需要關心的事；卓揆專程包機前往日本為棒球隊加油，是要外界解讀為「棒球第一、其他其次」？尤其日相高市早苗原本擔任十日「日韓大戰」的開球嘉賓，最後因中東戰火而告取消，對照之下，卓揆這趟日本快閃行就更顯不當。

據媒體報導，高市首相原本對參與這場日韓經典賽事抱持很大興趣，但因其近來手部受傷，無法像傳統開球嘉賓那樣投球，主辦單位與幕僚於是絞盡腦汁、規畫了極具創意的替代方案；包含讓高市拿起球棒，以打者身分站上打擊區參與儀式，或讓她走到本壘板後方，霸氣地為這場日韓大戰喊出「Play Ball」（比賽開始）。但這些安排最終都因伊朗情勢而臨時喊卡。日本政府相關人士透露，受到近期伊朗情勢驟變的影響，首相才作出了不參加的最終判斷。

地主國首相尚且考慮國際情勢而取消開球行程，我們的行政院長卻選擇包機前往日本應援；是高市早苗太過小心謹慎，還是卓揆神經太大條？孰智孰愚不言而喻。

「不同等級，只能加油。」筆者不說風涼話，也不唱衰，但該檢討的還是要檢討，我們的棒球深耕度夠嗎？觀之台日歷史戰，日本少見輸球，台灣難得贏球，恐日症的許多因素都是長期累積而成。

筆者認為，政府應持續優化軟硬體設備、改善培育選手的環境；加大力度鼓勵企業資助球團及提高球員待遇；促進與美日職棒聯盟的實質連結與交流，增加國際比賽經驗，或許都是可努力的做法。

川普的執政風格，一言以概之就是「威猛」。空襲伊朗、先斬首其精神領袖及四十餘位軍政首長；他能大剌剌捉拿委內瑞拉總統，也可為侵略者普丁鋪紅地毯歡迎；對內同樣作風猛烈，驅逐移民、整肅異己、改造產業鏈，無一不雷厲風行。「戰術烈度」前所未見，但有「戰略高度」嗎？

川普展現出極高的「戰術烈度」，根本目的在於以低成本震懾對手並重塑秩序。看似沒有戰略高度的「妄動」，其實是一場高風險「戰略收縮」與「戰術擴張」並存的豪賭。

在地緣政治上，他的戰略核心並非簡單的孤立主義，而是在美國整體實力相對下降時，將力量集中收回到美洲「後院」，並以排他性的手段確保絕對主導權。

這體現在外交上，一方面是對盟友與對手無差別揮舞關稅大棒，同時在委內瑞拉、伊朗等地採取霹靂性軍事打擊，強震撼、高烈度，震攝八方。

在內政上，他以「清理深層政府」為名強推聯邦機構改革；大規模驅逐移民，在各個領域報復、整肅、坑害異己與政敵，不惜引發社會撕裂，也要兌現對核心選民的承諾。

他對內對外戰術上執持「三板斧」，一是「斬首然後放手」的干預新模式；從強擄委內瑞拉總統馬杜洛到斬首伊朗高層，美國不再追求大規模駐軍和國家重建，而是企圖通過精準打擊直接改變敵對政權，然後將善後問題「外包」給當地民眾。

川普以壓倒性武力追求速決，對伊朗的「史詩怒火」行動設定在四到五周內結束，試圖複製在委內瑞拉的「成功」經驗，避免陷入阿富汗的長期泥淖。他的決策高度個人化、冒險性很高，其決策嚴重依賴同質性很高的小圈子，甚至無視職業軍人對局勢複雜性的警告；戰爭打響後，在公開場合的關注點竟轉移到自誇「漂亮舞廳」，顯示出其個人風格對國家行為的深刻影響。

這種模式蘊含著根本性的矛盾與風險，首先是戰略信譽的代價，這種赤裸裸的強權政治雖然短期可能得手，卻嚴重破壞了美國主導的國際規則體系；從長遠看，這種無規則的叢林世界最終恐反噬美國自身。

其次，很可能陷入意想不到的新泥淖風險，無論是伊朗還是委內瑞拉，其國內局勢都遠比想像中複雜；一旦局勢失控或爆發內戰，美國將面臨「誰打碎、誰負責」的巨大壓力，可能被迫投入更多戰略資源進行二次干預。

川普這種做法雖然容易達成戰術層面的成功，但遠非戰略層面的勝利。

為了維持霸權而不斷發動低成本打擊，實際上卻是在透支國力，陷入「愈打愈弱」的困境；且一時的勝利卻蘊含著長遠損害，表面上的得逞亦藏著深層代價。

然而，其諸多作為卻非毫無章法的妄動，可以解讀為在「美國優先」與「再次偉大」的目標上，實質上進行戰略收縮，卻採取了極具攻擊性和破壞性的戰術擴張。這種模式過度迷信武力，輕視了國際政治的道義基礎與複雜的連帶後果。它追求的是短期的、可見的「勝利」，卻可能侵蝕美國長期的戰略根基；不僅缺乏戰略高度，且可能會「愈治愈亂」。

當外界仍以導彈射程、航母部署與空襲規模來衡量美以對伊朗戰爭的勝負時，真正更深、更廣、也更難收拾的戰場，早已轉移到能源、物價與全球金融體系。

這不僅只是單純的中東軍事與地緣政治，更是場典型的現代不對稱消耗戰；伊朗未必能在正面戰場上與美以匹敵，卻有能力把戰爭成本外溢到全球市場，迫使對手在國內政治、通膨壓力與經濟承受力之間作出艱難抉擇。

美以原本押注的是速戰速決的劇本，在短時間內摧毀伊朗的軍事節點與戰略意志，逼迫德黑蘭當局讓步；然而伊朗顯然選擇另一條路，不與對手比拚軍事、不追求戰術層面的勝負，而是將戰爭轉化為一場「你打得贏我，但你耗不起」的持久消耗戰，以及由石油天然氣傳導的全球通膨。

荷莫茲海峽的重要性被無限放大，它是全球能源供應鏈最脆弱的一段主動脈；海峽航運一旦接近停擺，問題就不只是「油運不出去」，而是整個波斯灣產油體系，將從物流危機迅速惡化為生產危機。

原油無法外運，庫存被迫堆積；儲罐滿了，海上油輪也裝滿了，產油國就只能減產甚至停產；真正推高油價的未必是油井被炸，而是運不出去、儲存不了的物流瓶頸。此次危機不像傳統戰爭以破壞為主，而是以「堵塞」為主；不是一夕間全面斷供，而是一步步擠壓供應然後減產。

油市當前呈現出極明顯的不對稱風險，若海峽受阻持續、停產開始蔓延，價格上行即可能是倍數式的成長。柴油、航空燃油及天然氣價格同步飆升，說明壓力已從金融市場傳導至民生與產業。能源是所有價格的底層成本，油價一漲，萬物皆漲，最後轉化為普遍而頑固的通膨。

這也正是伊朗「不對稱戰略」的核心，不是在軍事上擊敗美國，而在經濟上拖住美國，乃至受輸入性通膨衝擊的國家。

伊朗深知美國最大的弱點不在航母數量，而在選票、物價、社會耐性。對華府而言，一場在海外取勝卻導致國內油價上漲、通膨失控、民意反噬的戰爭，從來都不算真正的勝利。

從越戰、伊拉克到阿富汗，美國反覆面對同一困境，軍事能力足以摧毀對手，政治能力卻不足以消化戰爭成本；伊朗所做的，正是把美國最熟悉也最忌憚的困境再次推到極致。

這場戰爭衝擊的不只是中東，而是全球總體經濟；美國本就處在微妙時刻，就業數據轉弱、經濟動能放緩，能源價格上升又抬高通膨預期，令聯準會進退失據。

若為抑制通膨而維持高利率，經濟可能進一步失速；若因就業惡化而轉向寬鬆，油價帶來的輸入性通膨又可能捲土重來。

美國不是沒有應對手段，釋放戰略儲備、提供油輪保險、派遣海軍護航、暫時放寬對俄油制裁，乃至要求盟友協調供應，都是可能的工具。

然而真正的問題不在市場有沒有油或減產，而在於通過荷莫茲海峽的運輸問題；只要伊朗仍保有干擾海峽、擴大地區風險的能力，縱使再多護航與保險也無法立刻恢復航商的信心。

此次戰爭表面上是飛彈與反飛彈的較量，實質上卻是耐力與承受力的競爭。伊朗要證明它即使在軍事上居於劣勢，也能讓對手在經濟上付出高昂代價；而美以若無法在短期內恢復區域秩序，就將被拖入一場自己最不想打、卻不得不承受的消耗戰。中東砲火改寫的不是戰線，而是全世界由石油天然氣引爆的各種價格表。

首先，環境問題當然與個人行為有關、改變生活習慣也是治理的一部分。但若環境問題主要被表述為「人格高度」，就容易失焦，將治理失靈化約為道德缺失，形成責任轉移，忽略結構性問題與制度性工具的作用。

以菸蒂汙染為例，它的長期存在，不僅止於吸菸者缺乏公德心，更涉及制度設計。例如「菸商是否應負生產者責任？」「公共空間回收煙蒂或設置法規容許的創意吸菸設施？」「中央與地方政府稽查與管理是否一致？」等等問題。如果制度不夠完善，再多減少煙蒂的呼籲也只是短暫的道德動員。

其次，是語境的選擇。彭部長提到海洋垃圾跨境輸送，固然是離島的痛處，卻巧妙避開了台灣內部最棘手的「本土炸彈」。媒體曾調查，全台有近七十座緊鄰海岸或河口的舊掩埋場，因早期工程標準較低且年久失修，正逐漸崩壞。陳年垃圾隨海浪沖刷入海，是不折不扣的「本土產出」。今年是環境部承諾暫置垃圾山「妥善處理」的期限，目前達成率僅百分之四十五，姑且不論能否達標，整治也僅限於打包、覆土，以位於水質保護區（內陸）為優先，尚不及緊鄰河海的陳年舊帳。

這種語境的選擇，反映了首長在角色扮演上的矛盾：指責「個人菸蒂」與「境外垃圾」，是站在低風險的道德制高點；但檢討「本土掩埋」卻會觸及預算、地方派系與過去數十年的政策共業。部長選擇的語境或許是理性判斷的結果，但對解決病灶幫助有限。

環境治理有個陷阱：當道德呼籲變得突出，制度責任就容易被淡化。長遠來看，環境治理更需清楚的規則、有效的管理以及穩定的政策工具。個人素養、社會習慣往往是在制度運作下逐漸形成，文明並不是制度的前提，反而常常是制度的結果。

本單位長期主張「先環境，後法律」。環境首長的首要任務應是法規的制定與推動，進而成為環境與其他利益衝突的有效溝通者。彭部長談文明、談人格，也談海洋汙染，但對於政府將如何具體改善廢棄物管理體系，著墨甚少，隱約呈現一種「修身而後治世」的儒家治理想像。但現代環境治理面對的不只人性，更重自然。先面對生態現實，看見海岸侵蝕、海廢累積與廢棄物流向的真實壓力，再以法律與政策回應，最後輔以道德訴求，或許更切合環境部長的角色定位。

當環境已經發出迫切的呼救，文明的展現就不應僅止於個人自律，而必須具象化為一套強而有力的治理框架，此為環境部長所承之重，吾人亦有所期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