即使不懂政治的人也看得出來，卓內閣最大的執政特色，就是「否定模式」與「抗拒模式」。例如，立法院通過的法案，動不動就不執行或不副署；對於民眾想知道的事，總是故作神祕遮掩；面對陸配立委，則不上台答詢，也不給資料。卓揆自命「行動創新ＡＩ內閣」，卻只會產出「不」字決策，他更像「不行政院長」。

最新例子是：綠營推薦的四位中選會委員有三人遭藍白封殺，卓榮泰耿耿於懷；他周二上午揚言將把「落選名單」再送一次，希望立院「補足誠信」通過。但根據《立法院職權行使法》，人事案未過，就得「另提他人」；卓揆如此硬拗，只在鬧笑話。經幕僚提醒，他下午才改口，稱願另提人選。

腦筋一團漿糊，當然想不清自己該幹嘛。行政院長是全國行政機關的總樞紐和發動機，如果發動機常常處於「關機」或「怠工」狀態，行政體系能有高效率的產出嗎？又如何談創新、行動或ＡＩ？

卓揆赴日看球很好，但為了「自費包機」吵了快十天，鬧到連日方的友善都變難堪，竟還拿出「永久歇業」的遊覽車公司發票。以這種態度，可見年度總預算始終無法過關，他自己該負很大責任。癥結在，當卓榮泰全神貫注「對抗藍白」時，他也把自己該服務的民眾丟在腦後了。這種「不行政」院長，能為民進黨加分才怪。

美伊之戰，轉眼已打了廿天。原本聲稱戰爭「很快就會結束」的川普，最近喊停四月初的「川習會」，理由是他必須「坐鎮華府」監督這場戰事。至於要延期多久，則從前一天宣稱的一個月，變成五到六周。這些變化，說明了美以攻擊伊朗的行動觸發了整個波灣地區的不安，進而引發全球能源危機，情況正變得棘手。

川普或許已自知攻伊行動太過魯莽，希望盡速善後終結戰事。但歷經去年的對等關稅大鞭及奪取格陵蘭等風波，歐洲和日本等盟邦不斷遭到「小弟」般的斥責和使喚，他們已不想再為美國捲入一場不屬於自己的戰爭。美國國家反恐中心主任肯特近日也請辭，理由是「無法支持將下一代派上戰場送死」，打一場無謂的戰爭。可見，川普為了護航以色列輕率對伊朗動武，不聽專家之言，正當性顯得薄弱。因此引發各國能源及通膨危機，更使他成為眾矢之的，被全球視為亂源。

表面上，美國對伊朗的斬首行動看似精準；實際上，千年古國的伊朗卻不像委內瑞拉那麼脆弱單薄，宗教領袖哈米尼死亡後，政府指揮系統仍能循序運作，並未應聲崩解。伊朗自知軍力不是美國對手，因此它鎖定美國的中東盟邦攻擊，把戰火擴散到波灣地區，並將荷莫茲海峽控制全球五分之一油氣量的關鍵地位發揮到最高點。其目的，是要讓全球公民知道：人們之所以為能源價格暴漲及油氣缺貨所苦，「都是川普害的」。這是在向川普施加壓力，讓他無法逃避道德責任，這顯然是聰明的一招。

川普的因應之道，則是把中國拉進這場渾水，幫他分攤責任。川普要求川習會延期，要求中國出兵協助維護荷莫茲海峽安全，都是出於此一算計。伊朗因長年受到禁運與制裁，它生產的原油，有八、九成是透過「海上轉運」的方式賣到中國大陸。可見，對中國輸出原油，是伊朗重要的經濟支柱之一。荷莫茲海峽遭封鎖後，只有懸掛中國旗的油輪可以通行，即可見兩國關係之密切。伊朗近期更放行一些所謂「以人民幣結算」的油輪，據稱也是中方遊說的結果，希望緩解外界壓力及亞洲對原油的飢渴。

換言之，在客觀條件上，北京確實有能力對德黑蘭提出一些建言，甚至扮演美、伊兩國之間的斡旋角色，協助穿梭協調。在主觀條件上，中國本身確實也需要波灣原油的穩定供應，以免自己的經濟產業受到衝擊。畢竟，伊朗的原油占了中國總需求的十分之一以上，最近廣東東莞等地已出現嚴重的塑料囤積風和搶購潮，能源危機衝擊絕不容小覷。和其他歐日國家一樣，北京顯無意派出軍艦前往波灣，以免「公親變事主」，被捲入不想要的戰爭，甚至被當成「美國的小弟」看待。

在這種情況下，川習會延期，不僅可讓美中雙方再評估自己的實力短長，更可就這期間的世局變化再修正彼此的策略。至少，比雙方冒著波灣動盪的風險，勉強去營造川習會面的和諧氛圍，要務實得多。尤其，美國最高法院裁定川普的對等關稅「違憲」後，最近馬來西亞率先開了第一槍，宣告美馬對等貿易協定（ＡＲＴ）無效。飽受川普關稅惡意威脅的中國大陸，趁著川習會延期，也能思考如何伺機扳回一城。

去年全球的對等關稅災難，災星是川普；今年的能源危機，白虎星仍是他。川普曾聲稱他上任廿四小時就能結束俄烏戰爭，誰料那邊戰爭還在打，他這邊又輕率發動了新戰爭，並揚言下一個就是古巴。如果ＭＡＧＡ是以別人為芻狗，美國再度偉大又如何？

美國對伊朗戰爭爆發以來，由於荷莫茲海峽被伊朗封鎖，波灣國家原油與天然氣運不出來，再加上美軍襲擊伊朗重要的石油供應樞紐哈格島，導致中東石油出口中斷，油價一度上看120美元，現在雖然跌落，但仍在100元上下波動。這次伊朗戰事的關鍵因素是油價；川普政府在開打之前自信滿滿，但是隨著戰事的進展，竟然毫無準備，現在要聯合盟友，共同打壓油價，大家都不願意配合，美國對伊朗的戰爭，恐怕要栽在油價上。

波灣國家在戰爭爆發之前，一直在期待川普政府謹慎，警告不要魯莽行事，但也私下以為，伊朗不敢冒大不韙，攻擊鄰國，可是這兩個期待都落空了。

首先，川普政府把警告，當成耳邊風，認為戰爭很快就會結束，伊朗新領導人將會對美國的要求全盤讓步，根本不需擔心荷莫茲海峽的封鎖問題，美國的戰略存油當時也只有最高存量的六成，對於即將到來的石油危機，完全沒有準備。

受到美以攻擊、幾乎被滅國的伊朗，開始不顧一切，報復波灣國家的美軍基地，同時刻意攻擊波灣國家的煉油、產氣設施，封鎖荷莫茲海峽，讓油氣運不出來，波灣國家紛紛停止生產，估計減產總量每日高達600萬桶，導致油價一度飆高至119美元一桶，世界能源危機已然形成。

封鎖荷莫茲海峽的效應是全球的，預計到本周末，原油供應削減量將接近每天1,200萬桶，現貨市場上的供應缺口非常明顯，而且不只原油，正面臨柴油、航空煤油、液化石油氣和石腦油等產品的嚴重短缺。

通過荷莫茲海峽的還不只是能源，它更是全球化肥運輸最重要的通行管道，化肥數量將會大減，由於北半球各地的農民開始為春耕做準備，因此預計明年玉米產量會下降，價格會上漲。

川普政府尤其擔心國際油價，一旦引發美國國內通貨膨脹，聯準會就不能降息，美國可能形成「通縮」的困局，在體認到這將成為國內政治危機後，川普政府手忙腳亂的因應，首先是動員國際能源總署，全球釋出4億桶原油，但這僅能供全球不到一個月使用。

川普同時還暫時放鬆了對俄羅斯的原油禁售制裁，在4月11日之前，允許各國購買已在海上運輸的俄羅斯石油，據估計，目前約有1億桶之多，莫斯科現在每天可以從石油銷售中獲得1.5億美元的收入。

川普為了打開荷莫茲海峽，正在和七國討論保護船隻通過海峽，但美國海軍在波斯灣的兵力已捉襟見肘，只好在掃雷、海上防空和護航等領域尋求北約盟國的幫助，計劃本周宣布成立多國護航聯盟。

但以上這幾項措施，都需要盟友的同意與協助，對歐洲來說，這場戰爭不是他們的戰爭，以危機的程度來說，烏克蘭遠超過伊朗，但是現在美國竟然放寬對俄羅斯原油的禁買制裁，實在是本末倒置，歐盟表示不會與美國同步，並譴責美國的舉動。

而且由於歐洲各國正面臨能源成本上漲、供應鏈中斷，隨著美國及其海灣盟友在與伊朗的戰爭中消耗大量彈藥儲備，歐洲擔心，美國製造的關鍵武器交付將延遲，而如果參與美國的軍事行動，將會增加伊朗及其盟友民兵組織（如真主黨和哈馬斯），在歐洲發動恐怖攻擊的風險，而如果伊朗政權崩潰，還有可能引發新一輪難民潮。川普為此大怒，指責盟友忘恩負義。

澳洲採取與歐洲同一立場，表態不會派軍艦協防，理由是並未收到請求，而日本擁有先進的掃雷艦，可幫助美國海軍掃清水雷，首相高市早苗在19日即將與川普舉行白宮高峰會，川普可能會當眾質問她，考慮到日本對中東石油的依賴，高市將很難拒絕。

川普任意發動戰爭，之前沒有完善的準備，現在要亡羊補牢，又缺乏有效的方法，許多人擔憂，上漲的油價將觸發地緣政治大變動，全球經濟末日已經到來，而且不是近日想像的AI泡沫，而是大家所熟知的石油戰爭。

文官體系理應本於專業，在政黨更迭中保持超然。然當前行政機關為了迎合執政者的宣傳需求，將資源大量傾注於「大內宣」；專業文官淪為美編與小編，整日忙於製作哏圖、剪輯浮誇的短影音，甚至在社群平台上參與帶有強烈政治傾向的攻防。專業的政策評估被病毒式的行銷語言取代，治理淪為缺乏長遠規畫的短線操作。

官員習於透過社群媒體直接訴諸情緒煽動，而非在國會殿堂接受質詢與政策辯論時，行政權遂趨於傲慢獨大。專業退位、網紅當道的亂象，不免令人憂心國家競爭力流失。文官的價值在於穩定與專業，而非流量和曝光。若官僚體系繼續網紅化，是對行政中立的慢性謀殺。

高雄近年積極打造「音樂城市」與活動型城市形象，確實帶來短期人潮與可見的繁榮；然當城市發展逐漸依賴「辦活動」，則有必要警惕更深層結構的「高雄症候群」。

「高雄症候群」並非景氣循環，而是長期累積的結構性失衡。首先是歷史產業鎖定，高雄長期依賴鋼鐵、石化、港口物流，雖曾支撐城市發展，卻也使產業轉型困難，一旦全球需求轉變即承接動能不足。其次是公共部門替代私人動能，在傳統產業成長趨緩後，公共投資成為經濟支撐，但若資源過度集中於短期可見的活動與建設，反而可能擠壓民間創新空間。第三是創新與決策聚落不足，高雄缺乏總部型企業及高研發密度產業，人才外流成為常態，城市難以形成創新與決策核心。第四是土地和成本結構的扭曲，房價等生活成本上升，卻未伴隨生產性薪資同步成長，提高了創業與產業的進入門檻。

最關鍵的是「事件經濟」的替代幻象，在產業升級動能不足的情況下，音樂節、展演活動、大型慶典成為政策主軸。這些活動確實能帶來短期消費與城市能見度，卻無法取代穩定的產業基礎、出口能力乃至長期就業。

放眼國際，類似經驗並不少見。韓國釜山、日本北九州、美國巴爾的摩，都曾嘗試以文化與觀光帶動轉型，但普遍面臨產業空洞化和人口外流的壓力。這些案例提醒我們，文化活動可以改善城市形象，卻難以單獨支撐經濟結構。近期清大與陽明交大，已分別在高雄設立半導體、ＡＩ及智慧醫療研究中心，嘗試將高階技術研發向南延伸。

這類布局顯示高雄並非沒有轉型契機，關鍵在於能否轉化為在地產業和就業的長期動能。

高雄擁有港口、都會及南向地理位置的獨特優勢，應重新定位為「南向外向型港都經濟節點」，結合自由港制度、跨境物流、區域產業供應鏈，形成具有生產力和連結力的城市結構。城市競爭的關鍵不在於吸引短暫人潮，而在於嵌入長期的產業網路。

如果城市只滿足於活動帶來的即時掌聲，卻忽視人口與產業結構的變化，那麼人口流失將不只是結果，恐將成為持續惡化的趨勢。

城市轉型不是一場表演，而是發展路徑選擇的長期工程；唯有建立能創造就業機會的產業基礎，才有可能把人留在這個城市。

從歷史上來看，當戰爭啟動時，最先倒下的往往不是前線士兵，而是真相本身。這並非誇飾，而是可以反覆驗證的政治規律：當戰爭成本上升、勝負未明、民意開始鬆動時，政府優先調整的，往往不是政策，而是對現實的敘事方式。

美以伊戰爭正清楚呈現這一點。戰事自二月底展開，美軍已打擊數千個目標、傷亡持續攀升；同時歐洲盟友對協防態度保留，顯示戰略正當性尚未穩固。在這樣的壓力下，另一場更關鍵的戰爭正在國內展開—對「現實定義權」的爭奪。

當川普將批判性報導定性為「不愛國」，當聯邦通訊委員會主席卡爾以執照威懾媒體，問題已不再是新聞的正確性，而是誰有權決定真相。

這場權力運作是一條可觀察的三段式機制。第一步是語言定性，把異議從「不同意見」轉為「不忠誠」；第二步是道德轉換，使政策批評變成愛國測驗；第三步是制度訊號，透過監管暗示讓偏離官方敘事者將承擔風險。這三者結合，形成的不是辯論，而是馴化。愛國主義在此轉化為對異議者的道德勒索；批評不需禁止，只需先汙名化，沉默就會自行發生。

制度表面仍然完好。聯邦通訊委員會確實握有監管權，但撤照門檻極高，過去數十年幾乎未實際執行。憲法第一修正案依舊存在，新聞自由尚未正式取消。然而，權力的效果從來不只來自執行，而來自預期。一旦媒體開始自我收斂、調整語氣、避免衝突，制度即使未動，其結果已然出現，而這正是寒蟬效應。

更深層的變化發生在語言本身。「公共利益」原本意味著保障公民知情，現在卻逐漸轉為維持敘事一致；知情轉為控制，監督轉為忠誠。於是兩個關鍵問題浮現：戰時是否可以凍結媒體監督？民主參與是否可以暫停？歷史的答案從來不是明文停止，而是逐步削弱—參與仍在、影響下降；異議仍在，正當性消失。形式保留，內涵抽空。

鐵血首相俾斯麥的警語指出結構核心：人類最常說謊的時刻是選舉前、戰爭中、打獵後。這不是戲言，而是權力運作的常態。當戰爭成本升高、目標模糊、同盟動搖時，政府最直接的反應往往不是修正政策，而是修正敘事。調整現實的版本，遠比改變現實本身更快。馬克·吐溫則揭示資訊結構的殘酷：當謊言跑遍半個世界，真相還在穿鞋。當錯誤先抵達，真相即使正確，也往往來得太晚。於是，誰先敘事，誰就先定義現實。

而最危險的臨界點，正如美國獨立記者史東（I.F.Stone）所言：戰爭時期，講理就是叛國。當理性質疑被貼上不忠標籤；當批判轉化為政治風險，民主失去的就不只是言論自由，而是講理本身的合法性。一旦講理成為風險，沉默就會成為理性，服從就會成為美德。最終，現實不再被發現，而是被製造；問題不再是誰說謊，而是誰有能力讓自己的版本成為現實。

戰爭終會結束，秩序終會重建，但若人民已習慣由權力定義現實，那麼真正輸掉的，從來不是戰場，而是民主本身。

川普原以為聯手以色列推翻伊朗神權政權易如反掌，接著處理古巴共產體制，是繼入侵委內瑞拉之後，可再次向國際說嘴「為民主、為人權而戰」，實際上是為斬斷中國的觸角，以便能挾著戰勝國的威風訪問中國，以實際行動告訴北京，美國仍是國際霸主。

怎料，伊朗負嵎頑抗，擴大戰事，準備與美以長期抗戰。正當川普督軍不順之際，古巴全島大停電讓他能轉移焦點，分散戰事膠著的國際注意力。儘管川普對古巴動手機率不低，但筆者推斷不至於轟炸哈瓦那、捉拿古巴總統，因為不符川普的利益。

首先，川普國家安全戰略報告開宗明義表示，西半球是美國的勢力範圍，所有資源由美國分配，不容他國插手立足，不論政體，只要唯美國是瞻，皆可存在。川普要的是一個完好的拉丁美洲，以利美國企業能盡快投資獲益，對委國低強度斬首行動即是一例，有利美國再次偉大。

其次，川普對古巴極限施壓政策奏效，造成後者民生更為凋敝，人民無電與天然氣可用，民生必需品長期短缺，民怨四起，迫使古巴政府接受與美國協商雙方未來的關係。美古密會始於數月前，在加勒比海某國舉行，據信代表古巴的是副外交部長維達爾。

雙方有初步共識後，上個月美媒報導，美國務卿魯比歐與古巴實質領袖勞爾．卡斯楚（Raul Castro）的孫子祕密會談，商討古巴經濟改革的方向與程度，以換取美國放寬禁運限制，但並未提及政權更迭。美國的條件傳是要古巴總統狄亞士–卡奈下台，釋放政治犯及經濟自由化，魯比歐雖否認這項說法，但若川普可以達成美國六十七年來無人完成的任務，除了可掩飾美伊戰事的麻煩，更可哄抬期中選舉的氣勢。

狄亞士–卡奈不排除被迫下台，因為真正控制古巴的是以勞爾為首的卡斯楚家族及軍商集團；亦即軍方除了掌有武器之外，也控制國家賴以生存的企業與經濟部門。即使未來軍商分離，也不會影響高階軍官的控制權。

簡言之，軍方在政治上堅持共產意識形態，但在經濟上則採務實態度。因此，在古巴順從川普意志的前提下，共產體制可保留，一如委國仍由舊官僚體制統治，美國企業擁有投資優先權般。

最後，筆者悲觀地認為，古巴在美國地緣進逼之下，北京與俄羅斯又鞭長莫及，為了生存的現實考量，可能會與美國達成經濟開放、政治緩改、外交中立的協議，以換取美國鬆綁制裁與禁運。若果真如此，進一步印證川普毫無民主自由觀念，為了利益什麼都可以交換。

邁阿密的夜空，在台灣時間三月十八日早晨燃起了一片金黃。第六屆世界棒球經典賽的冠軍戰，委內瑞拉以三比二擊敗地主美國，首度進入冠軍賽就一舉封王，創下隊史最輝煌的一頁。全場三萬六千餘名觀眾見證了一個南美洲國家幾十年棒球夢想。這不只是一場棒球比賽的勝負，而是一個在政治與經濟重壓下苦撐多年的國族，透過棒球找到了喘息與驕傲的出口。

棒球之於委內瑞拉，從來不是娛樂，而是信仰。這個國家向大聯盟輸送的人才，幾十年來從未斷絕，一代又一代的選手帶著委內瑞拉的驕傲走上北美球場。但在國際賽的舞台上，委內瑞拉卻始終少了那一座冠軍獎盃。明明擁有豐沛的大聯盟人才，卻在歷屆賽事中一再功虧一簣。此番奪冠，彌補的不只是球隊的遺憾，也是整個國家對那些旅外球星長年在異鄉打拚卻無緣為國爭光的遺憾。

值得關注的是，帶領這支球隊走到巔峰的總教練羅培茲（Omar Lopez），整個賽事分文未取，純粹以對棒球和對祖國的熱情投入這項工作。在職業運動高度商業化的時代，這種純粹讓人動容。它也提醒我們，運動員的驅動力並不總是來自薪資或合約，有時候，一件球衣、一首國歌、數千里外等待好消息的家人，才是讓腳步不停歇的真正力量。

世界棒球經典賽自二○○六年創立以來，始終面對一個核心問題：這究竟是一項真正具有代表性的全球棒球盛事，還是只不過是大聯盟借助國族情感行銷自身品牌的商業活動？當衛冕軍日本在本屆八強意外落馬、當義大利靠著一支以美國職棒球員為主力的「義裔軍團」打進四強，這個疑問就更難迴避。各隊代表性的問題複雜而微妙，一名成長於美國、持有義大利護照的球員代表義大利出賽，究竟算什麼意義上的「代表」？

台灣隊這屆在分組賽以二勝二敗止步，雖首度在經典賽史上擊敗南韓，卻因失分率劣勢無緣晉級。這個結果令球迷惋惜，但台灣棒球的處境也因此顯得更加清晰。我們既缺乏委內瑞拉那般深厚的旅外選手基數，又面對日韓等強隊在組織投資上的龐大差距。委內瑞拉的冠軍，對我們的啟示或許在於：再強的單打獨鬥都撐不起一支隊伍；真正的強大需要整個體系的厚度。

委內瑞拉能整合散布在大聯盟各球團的一流人才，共同為國家目標凝聚，靠的是數十年棒球文化扎根後形成的強烈認同感，這恰恰是台灣已進步許多，但還需努力的地方。

當委內瑞拉球員在頒獎台上緊緊相擁，背後播放著國歌，鏡頭掃過他們臉上交織著喜悅與不可置信的淚水，那幅畫面或許是對棒球這項運動最好的詮釋。它不只是數據、不只是合約、也不只是轉播收視率，而是某種在分秒之間把一群人連結起來、讓他們感覺自己屬於某個比個人更大的存在的東西。

委內瑞拉用一分之差告訴世界，這種連結的力量，任何時候都不該被低估。

近日內政部長劉世芳的一連串發言與作風，從面對立委質詢時堅拒上台的強硬態度，到回應記者提問時的傲慢姿態，給予社會的觀感不是「捍衛政策立場」，而是一種帶著優越感、甚至近乎「靠勢」的權力傲慢。民主政治的核心在於權力來自人民，官員只是受託行使公權力的人。當官員面對質疑，不再優先選擇說明與溝通，卻是以反駁、否定，甚至情緒性語言回應時，這樣的權力運作是以「服務人民」為初衷，還是滑向以權力壓制異議的支配邏輯？

劉世芳並非民進黨政府第一位引發類似爭議的官員，但她之所以引起更廣泛「共鳴」，在於這種語氣與姿態正是賴政府的集體風格。從中央到地方，類似的溝通模式屢見不鮮。對在野黨強勢回擊，對外則顯得謹慎甚至退讓；面對社會質疑，則傾向將不同意見簡化為政治動機，甚至貼上標籤。這樣的回應方式短期能鞏固支持者，長期卻削弱政府的公信力。

這種風格與其說是「台灣尚勇」，不如說是「井蛙語海」。當官員自認站在「抗中的高地」，便容易忽略不同聲音的正當性；當政策被視為「保台的神盾」，任何質疑自然就會被歸類為「唱衰台灣」甚至是「中共同路人」。

久而久之，政府與人民之間的距離逐漸擴大。

更值得探討的是，這樣的態度，往往包裹在一種「我是為台灣好」的迷思之中。執政黨以「價值正確」之名，行規避監督之實，這正是民主社會最容易忽視的「權力傾斜」。當官員不再需要說服人民，而只需展示立場，縱使民主的形式雖在，精神卻已流失。

回顧台灣的政治發展，從威權走向民主，最珍貴的資產就是人民可以質疑權力、監督政府。然這樣的自由並非理所當然，而是長期累積而來的成果；若執政者對批評愈來愈不耐，對監督愈來愈排斥，甚至利用司法發動寒蟬效應，那麼即使民主制度仍在，民主的品質也會逐漸下降。

雖然政策爭議與政治攻防本是民主常態，但關鍵不在「有沒有爭議」而是「如何面對爭議」。一個成熟的政府，面對監督能保持冷靜、在批評之中願展現誠意，而非讓情緒凌駕於責任之上。「囂張」與「狂妄」或許是情緒性的形容詞，反映的卻是民眾對劉世芳權力傲慢的真實感受。問題不只是「個人風格」，而是敲響了整個執政團隊與治理文化的警鐘。

對劉世芳而言，這或許是一個重新調整溝通方式的契機；對賴總統以及整個執政團隊而言，這更是一面鏡子，照出權力的一體兩面。

權力固然可用來決策並推動政策，但若缺乏謙卑與自省，也將帶來疏離與反彈。民主社會真正的強勢，從來不是語氣的高低或態度的強硬，而是在面對不同意見時仍願意傾聽、回應及調整。否則再正確的政策，也可能因傲慢的姿態而失去民意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