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懶人包的語法來說，烏克蘭已因「傾歐」與「傾俄」的兩條路線而撕裂。一開始，「傾歐派」推翻了「傾俄」總統亞努科維奇；「傾歐派」自以為大獲全勝，能使整個烏克蘭走向「傾歐」路線。

但「傾俄派」不是省油的燈，一連串的「獨立公投」，克里米亞、頓內次克、盧甘斯克皆以壓倒性公投選擇「脫烏入俄」，成為「新而獨立的國家」。至此，烏克蘭四分五裂，不再是原來的國家。

現在，民進黨力推「補正公投法」，這可能變成一條「台灣烏克蘭化」的路徑。其實，當年公投法立法時，扁政府的幾個黨政版本皆採「雙二一」的高門檻，除背後有美國壓力外，也因為民進黨深知公投是潘朵拉盒，「只能意思意思，不能玩真的」。扁政府訂出了「鳥籠公投」，有「公投」之名，但亦有「鳥籠」的節制，使之玩不出「獨立公投」之類的花樣，這其實是在保護民進黨。

民進黨想要「補正公投法」，無非就是要下修公投門檻，然後再去衝決「台獨公投」。但以烏克蘭之鑑，你能下修門檻舉行「台獨公投」，別人難道不能舉行「統一公投」去跨低門檻？再說，如果台南舉行「獨立公投」，台北難道不能舉行「統一公投」？由此可知，「鳥籠公投」其實是維持「完整的台灣」的重要憑藉；否則，公投瘟疫流行之日，也就是台灣像烏克蘭那樣四分五裂之時。

這也就是我們嚴正反對霸占立法院及侵入行政院，並對「人民議會」及「公民憲政會議」存疑的理由。因為，一如眼前的烏克蘭與泰國，憲政架構一旦瓦解，整個國家就進入自相殘殺的叢林時代。

愚妄的政客須知：公投的「民主」與「災難」只是一線之隔。

目前政府推動公有住宅的主要作法，是採取租售國有土地、交由建商興建的模式，建成之後，以低於鄰近地區房市的價格出售或出租。這樣的供給方式，出現三項明顯的缺失：

其一，若是出售，對於百中取一的中籤者而言如同中了「樂透」，但其房屋數量遠遠不足以平抑房價或滿足需求；於是，其效益對民眾如同安慰劑，卻要付出賤售國土的代價。其二，在「空地變高樓」的招標、發包、出售過程中，所產生的龐大利益絕大部分是落入建商口袋，沒有產生多少重分配效果。其三，由於公有住宅「低房價」、「住戶成分雜」的刻板印象，往往招致當地居民的疑慮與排斥，唯恐居家環境品質受到影響。

政府近年宣示推動社會住宅成果不如預期，除了受制財政拮据之外，主要不外是為了貪圖便利，一心急於端出若干成果展示國人；因此，發包、招標、或ＢＯＴ便成了最簡便的操作模式。在這種情況下，政府只要提供土地、發包、簽約，一切都有廠商代勞搞定。然而，也正由於這種貪圖方便的心態，在社宅的區位選擇、設計、乃至後端的營運管理，便往往流於「量化」、「規格化」、「平庸化」，不僅毫無創意可言，更談不上經驗的傳承與累積。

為了避免重蹈上述的缺失，我們認為，就目前台灣的需要而言，必須減少及避免「出售型」的社會住宅，而應擴大「出租型」社宅的供應。原因是，「出售型」的住宅只能提供一家一戶一次性的滿足，從社福的觀點而言，那樣的作法代價太高，且反而加深不公。相對而言，「出租型」的社宅則能提供多次性、多樣化的利用，對於廿到四十歲上下正在儲蓄階段的年輕人而言，是更方便的選擇；從政府的福利觀點看，這也是更易於循環運用的公共資源，協助一代代的無殼青年暫時安居。

政府社會住宅政策的另一盲點，是一味整批大規模統包給建商，卻忽略了在這個過程中可以創造的「溝通效益」和「創新效益」。簡言之，如果政府能邀請具有公益關懷的民間團體、建築師、設計者等共同參與社會住宅的規劃，必能產生與現行建商統包模式截然不同的發想，不論將都市的舊建築再利用，或是改造地方廢棄小學，甚至利用都會閒置空間，必能打造出不同風貌的社會住宅。如此，不必投入大量資金，不必大興土木，不必被建商剝削龐大利益，政府依然能夠提供一些受到社區歡迎的社會住宅，豈不三全其美？

我們要強調的是，社會住宅的興建，不只是一件硬體建設的完成，也不只是實現一項政績而已；在興建過程中，如果能擴大民間的參與，它便能發揮更多集思廣益和決策分享的效果。而隨著民間腦力和人力的增益，最後完成的成果自必更能符合社會的需要，並且能提前解決歧見，也就不致發生像文林苑那樣的遺憾。更重要的是，透過這種非傳統商業的思維和設計，政府有機會將年輕世代的學者、建築師和設計者納入社宅的規劃興建，所創造的工作機會、設計經驗和創意發揮空間，對新世代將是莫大的鼓舞。

台灣關懷住宅議題的社會團體其實不少，諸如「社會住宅推動聯盟」、「專業者都市改革組織」、「無殼蝸牛聯盟」、「崔媽媽基金會」等，他們對住宅問題的不同面向各有所長，其中有許多意見值得借重，政府不應因畏怯怕事而拒之於門外，卻用最簡便的方式發包給建商，終而建出風格千篇一律的公有住宅。

說穿了，要打通社會住宅供應問題的奇經八脈，關鍵不在賣國土及建商招標，而在政策執行的每一吋思維和眼光都要改變。台灣社會各種腦力和人力資源一直都很豐沛，重點是政府要知道如何運用；這點，從那場學運應可看出不少端倪。

去年，習近平與李克強開始執政未久，即有國際經濟專家歸納出所謂的「李克強經濟學」，三支箭是：（1）不刺激；（2）去槓桿；（3）調結構。一年多來的事實證明，這樣的觀察十分到位，但其實這是「對內」的概念。對外，現在也可以看到，「習李經濟學」還有另三支箭，就是（1）高鐵；（2）絲路；（3）RCEP。

先談高鐵。以高鐵奇蹟來形容近年來大陸的一個面相似乎並不為過。第一條高鐵（京津）2008年8月1日建成運行；之後五年，到去年底，已完工1萬公里；目前，完工1.2萬公里，在建1.2萬公里；2015年底完工1.9萬公里。這樣的速度堪稱是「高鐵速度」了。

眾所周知，高鐵技術的先驅者有德、法、日三國，中國之所以後來居上，是因為只要中國一旦掌握及突破了技術關卡，立即就享有了德、法、日難以想像的優勢：規模效益及成本低，以及如果出口的話，龐大外匯儲備的貸款條件。可以預見，中國高鐵不出數年，將縱橫飛馳於亞、歐、非三大陸。

目前的規劃，在亞、歐兩大陸就有三條：歐亞線（從北京開始，經蒙古、俄羅斯西伯利亞、莫斯科、東歐、西歐、抵倫敦英皇十字車站）、中亞線（烏魯木齊出發，經中亞五國到伊朗，再轉印度，扺新德里）、泛亞線（昆明出發，經寮國、越南、泰國、馬來西亞，扺新加坡）。

再談第二支箭—絲路。習李執政之後，就提出了構建「一帶一路」的發展概念。「一帶」是「絲綢之路經濟帶」，「一路」是「21世紀海上絲綢之路」。前者是陸路，後者是海路。與「海陸絲路」相輔的，還有「滇、湎、孟（加拉）、印（度）經濟走廊」及打通位於中南半島泰國長達100公里的克拉地峽運河（避開麻六甲海峽，使南中國海與印度洋直接串連，這必然會是海上絲路的一部分）。這「一帶一路」其實就是為一個前所未有的「亞、歐、非一體化」作舖墊的。

「全球化」從來就是人類歷史發展的大趨勢，但突破性、大躍進式的進展並不經常發生，只偶而伴隨著交通運輸科技的突破而出現。

從鄭和、哥倫布到達伽馬就是一個例子；二戰之後迄今為止的70年則是另一個例子，但跟交通運輸無關，而跟組織（WTO）、體制（共產計畫陣營的轉向市場經濟）及科技（互聯網）有關。但WTO漸遇阻力，因此雙邊及多邊的自由貿易協定便應運而生，也就是迂迴前進，經由區域化最終走上全球化。於是10加1（東盟與中國）、TPP、TTIP、RCEP等等就各顯神通了。

美國強勢主導的TPP與中國大陸操盤的RCEP當然有互別苗頭的強烈意味，但所有的區域化與全球化，其實都要排除兩種障礙，一是政策、制度、法規上的障礙，一是交通運輸上的障礙。WTO、TPP、RCEP等致力排除的是前者，在不少情況下，就算是做到了這一點還不行，還得努力地去打通交通運輸方面的瓶頸。就後者言，中、美兩強相比，在地緣運輸形勢上，美國明顯優於中國，東、西兩大洋，一帆直航，中國的周遭卻非一馬平川。但高鐵或將改變這樣的形勢。古早以前，是陸上絲路，後來海上絲路取代了陸上絲路，是因為船舶的競爭力優於駱駝；現在出現了高鐵，高鐵與船舶的競爭或又將改變新的歷史。

這即是中國在新世紀全球大博弈的三支箭。以「一帶一路」為主軸，串連亞、歐、非三大陸；以RCEP（及其他類似的自貿區）為經；以高鐵網絡為緯。這樣的一體化，介乎區域化及全球化之間，是謂「世界島（亞、歐、非）一體化」。

但路過國父紀念館的人，最近會看到這個建築物背景已發生不可逆轉的巨大變化。由於其背面忠孝東路北側的松菸大巨蛋漸漸成形，巨大的建築結構一日一日升高，占領了國父紀念館背面的天空，從此再想看到國父紀念館襯托於清朗開闊天空背景的影像，已不可得。

只不過是國父紀念館的「背景」，有什麼大不了的呢？但一個現代城市的天際線，當然是都市規畫的重要考量。其實松菸巨蛋計畫，從開始就遭到質疑，除了環保人士視松菸區為「東區之肺」，在鬧區中如此龐然巨物引發的交通等問題，也會造成嚴重影響。最近信義區一巷弄內冒出一座靈骨塔，市長郝龍斌尚且嚴正要求相關局處追查其適法性及交通衝擊。則東區大巨蛋的交通衝擊不會是問題嗎？

松菸巨蛋對附近交通和天際線的影響，都不敵主管官員對「開發」的迷思。也所以，澎湖沙灘、台東美麗灣的例子，根本不足為奇。固然業者有偷跑行徑，但追根究柢，主管機關除了監督失職，難道沒有蓄意縱容的投機心態？台東縣府是連法院判決都力抗到底；澎湖沙灘之案，縣府最新對業者開出9000元罰單，懲處力簡直是笑話。

至於「天際線」於現代都市之重要性，不知政府對「都市整體規畫」到底有何概念。再以北市仁愛路空總案為例，當初建為「台北六本木」的構想受輿論批評而暫歇，但最近傳出即將啟動都市計畫變更及招商計畫，主管官員強調「避免資源浪費」、「提升國際形象」等要點，聽起來還是放在「開發」基準上構思。

「看見台灣」影片引發迴響後，行政院長江宜樺曾召開國土保育專案會議，設五個工作小組，下令一個月內聽取初步成果報告。如果此事曾當真處理，還會有澎湖沙灘案爆發嗎？政府官員，果真「看不見台灣」啊！

綜觀國際間輸入日本食品的規範，以與日本貿易交流頻繁的國家為例，美國規範福島等十四縣市、韓國訂出十三縣市（另有十六縣市水產）、中國劃定十個縣市全部食品皆不得進口；另，世界各國早已要求檢附輻射檢測合格證明文件（包括產地證明與檢驗證明），並搭配各國海關抽驗的方式進行把關。我國只限制日本五縣市，包括福島、茨城、櫪木、群馬、千葉的食品進口（酒、菸尚不在此限），福島核災已經發生三年多了，我國政府才在主婦聯盟、環境保護基金會等公民團體的大力疾呼之下，要求日方提供產地證明及輻射檢驗報告，相關規範緩慢與鬆散得令人難以置信。

根據日本農林水產省四月一日最新公告各國對日本輸入食品之現行管控措施，美國、南韓等十五個國家已針對自日輸入的飼料中輻射含量進行管控，要求提供官方輻射檢測和產地證明，否則不得進口。國際上不僅注意到核災之後，直接供人食用的農林漁牧產品須嚴加管控，連給牲畜吃的飼料和養殖用藥品都應當戒慎恐懼，因為無色無形無臭無味、且半衰期可能長達萬年之久的輻射汙染，可能透過食物鏈的轉移和累積，禽畜吃到的銫134+137、鍶90等放射性物質，最後也將進入民眾的肚腹！

報載食藥署副署長姜郁美指出，日方對出口產品檢附證明意願不高，食藥署希望比照歐美進口日本食品模式，因此透過日本交流協會，將願配合的日本廠商納入合作計畫，檢附報告供我方比對檢驗結果是否相符。

究其說法，食藥署目前只能透過日本交流協會，道德勸說配合的廠商納入「台日交流合作計畫」，而不願意參與的台日廠商，就算不提供日官方無輻射和產地證明，照樣能夠進入台灣市場；而耗費大筆台灣食安資源人力作邊境輻射檢驗，檢出殘留但符合標準的項目，不須公布廠商和商品名稱資訊。

台灣進口日本食品量為全球前三大國，福島核災後，我國邊境抽驗的五萬多項日本進口食品中，檢驗出含輻射碘-131、銫134+銫137件數達一九五項，官方抽驗結果雖全部符合我國現行標準，但十一大類食品當中就有八類曾檢測出銫含量廿貝克／公斤以上，最高更高達三二一貝克／公斤（日本現行標準為一百貝克／公斤），其中也赫見嬰幼兒食品名列其中。

這些事實歷歷俱在，而政府仍未提出輻射食品風險評估，也拒絕將食品輻射殘留的資訊公開透明化，更不打算設置公民參與的機制。當許多國家的動物飼料都要提出證明才能進口，竟還告訴我們，這不足以強制要求廠商逐項出具食品無輻射檢驗和產地證明？

難道台灣人民的安全健康還不如美韓的禽畜？

調查指出參與三三○反服貿遊行的民眾，超過半數是因為不滿低薪與高房價。然而面對民怨，政府並非無感，早於二○一一年就曾藉公務員加薪三％之舉，企圖帶動業界跟進。為根除「低薪是國恥」之憾，近日經濟部不僅邀企業喝咖啡，並擬修法鼓勵盈餘分享；金管會則計畫公布低薪企業。也有縣市首長提出調整財稅制度的構想，表明企業不加薪就繳稅之主張。

但在全球化的環境下，上述加薪對策能否發揮功效？

就企業內部來說，公司調薪多半採績效制，因此有才者沒有凍薪或減薪之虞。但對於缺乏專門技能或工作取代性高的人而言，日子就不可能如此好過，除非老闆是「佛心來著」。從制度面誘導事業單位加薪，除非利大於弊，否則雇主寧可外移，也不會長期賠錢做功德。法國、美國打肥貓的結果，就使得富人放棄國籍出走，同時國外投資也怯於「反商」而止於觀望。

那麼用調漲基本工資，照顧邊際勞工成果又如何？近年來只要一調整基本工資，以基本工資做為投保薪資的人數就會增加。由勞動部拋出「分區」基本工資議題後之各方反應，間接證明不少企業現已改基本工資為底薪，因為此舉不僅可以降低勞健保支出及勞退金提撥，並能減少加班費與年終獎金。所以南部地方的首長才會擔心，基本工資若較北部低，將不利人才回流。

要提高民眾所得，釜底抽薪之策仍是「把餅做大」，不過並非採行目前這種雨露均霑式的產業發展政策，必須集中資源並運用「資訊大國」的利基，全力促進知識產業升級才能辦到。台灣擁有世界一流的軟硬體整合人才，可藉雲端技術創造年輕人喜歡的工作，協助傳產業增加銷量，也能幫助農民避免供過於求保障收入，並增加身心障礙者的就業機會。

再來就是「重分配機制」的設計，為了讓企業願意和員工共享經濟成長的果實，可從要求承攬政府委外業務、申請外勞或接受補助之企業做起，若雇主能提出調薪證明者，優先取得議價、外勞配額或獎勵。第二透過員工揭露薪資，進行勞資社會對話，讓事實說話，經由公開的平台討論而得到調薪與否之共識。

我們的未來，可以不用由街頭行動決定，如何避免貧富差距擴大所衍生之階級對立，需要你我的智慧與行政部門的實踐，誠心期盼好政策將「小確幸」變「大幸福」。

一個社會可以發出各種反對聲音，但不表示他們就對，政府便得改弦易轍。息事寧人的便宜行事，直接結果便是削弱公權力，間接造成另一種不公平。

核四不轉，台電賠錢、公帑流失、電費上漲、物價變高、競爭降低，工作減少…，不一定是這種骨牌效應，但是會算的人知道相去無幾。那麼沒上街的人，無故成了受害者，他們應該也走上街頭抗議嗎？

事情當然不該如此處理，關鍵在於政府能否「堅持」。但是，近來數個正當程序訂出的政策屢屢臨陣退縮，公權力淪喪的情況嚴重，海外華人驚動。

在矽谷占一席之地的台商說：「政府這麼重要的事，遇反對便讓步，一味討好的作法，只增加吵鬧氣焰，讓情況愈演愈烈。政府這麼弱，根本無法預估未來幾年到底是進一步外移，還是響應政府回流。」

他的陳述沒有憤懣，只是徬徨公司要往美國、大陸、台灣哪個方向傾。顯然他要修改○八年開始的傾台政策。做生意最怕就是出爾反爾。

另一位在美國豐田汽車廠的資深工程師，原本打算二年後退休回台定居，這時也猶豫。他說：「大學記憶猶深的樸厚民風，近幾年蕩然無存。現在學生可隨便霸占國會，事後更四處聚結為樂。如此公權力束手無策的地方，我要回去定居嗎？」

二○○八年回台，在文山區馬總統家旁買了棟公寓的退休女企業家，看不慣這一陣子的瞎鬧，已經把房子交給仲介公司出售。她說此事時，滿臉失望與不解。

他們的心聲向誰傾吐？找誰抗議？不論決策者、反對者，或選民，該怎麼回答？

無論如何，我們仍需要一個合理的貿易和長遠的能源政策，使台灣經濟成長不會受到衝擊。

其實是否採用核能，只是能源的取捨，跟民主原則或人民權力並不衝突；而台灣年輕人能自由上街抗議，正表示民主政治仍健在著。

再看卅四個ＯＥＣＤ先進國家，平均仍有廿一％的發電來自核能。比起法國七十％和瑞典四十八％，台灣的十八％算很少。相信這些自由民主國家的人民大概不會有「要核能，就不要命」或「廢核能，保民主」的想法和口號；或認為台灣的人民比他們更珍惜生命。當然，除了開發新能源，希望政府能針對交通運輸、電氣用品、建築物等多方面提出節能的長遠政策和計畫。

至於經濟，以台灣有限的資源、市場和以薄利為競爭力的企業結構，封閉自守是行不通的。過去政府過於保守，無法帶動國家經濟轉型。儘管如此，仍有值得注意的地方。自二○○九年以來，台灣每年增加百萬外國觀光客，服務業迅速成長，每年增加幾百億的商機。另一方面，從龜山到八卦山一帶，是全球汽車電子科技的一個溫床—美國特斯拉電車的汽車零件有百分之六十出於此處，值得國人驕傲，也將成為台灣另一個兆元的新產業。

可惜現在台灣太常聽到「罵」的聲音和「為反對而反對」的對抗。甚至有些人錯以為只要聲音大、粗野、威脅，甚至用不法的行為，就比別人有理。其實這已失去民主的本意。我不知道大家能不能謙卑地靜下心來，以協商代替辱罵與抗爭。

儘管目前台灣社會充滿著抗爭和矛盾，我仍抱著「物極必反，否極泰來」的信心。尤其最近看到一些人士強烈的反彈，證實這樂觀並不是毫無根據。相信這也是「沉默大多數人」的期望。這些日子雖然我們看到許多抗議的學生和人群，但有更多的人仍默默地、勤奮地為國家和未來努力。

對於未來，誰能帶領台灣走出谷底，重建對國家和社會的信心？年底選舉，正是選出有眼光、有執行力的領導人才，讓只會喊罵和說政治巧語的政客下台的好機會。更期待兩年後大家能選出有理想和更有領導能力的領袖。在那之前，給馬總統些空間吧！

如果你愛台灣，這該是多做事、為國家好好拚的時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