Ａ先生是拿著無牌炸油和廠商名片向台南市調處提出檢舉，使檢調循線查獲正義上游供應商「東昇綠能」在台南的油廠，涉嫌提供劣油。但由於東昇綠能公司登記在高雄市，高雄以「市府已在偵辦中」為由，表示不符檢舉辦法，礙難發給獎金。台南市府方面，則只能根據環保局以違反「廢棄物管理法」向東昇綠能開罰六萬元之一成，發給他六千元獎金。

儘管Ａ先生聲稱自己檢舉是看不慣違法行為，並非為了獎金；但正當政府在大力掃蕩不法，有賴民眾積極提供線索，若擒獲了頂新這隻「大鯨魚」，卻不給檢舉的「小蝦米」一個相稱的鼓勵，恐難言之成理。所謂「民無信不立」，閣揆宣示提高檢舉獎金，臨場各機關卻推託閃避、找理由搪塞，只怕被民眾看笑話，那就因小失大。

當初政府破獲強冠摻用餿水油，檢舉的屏東老農領了二百四十萬元獎金，包括行政院的專案獎金兩百萬，與屏東縣府的四十萬元。若要衡稱這對台灣食安的正面貢獻，兩百多萬的獎金其實一點不算多，而且很值得。也因此，在台南和高雄市府推託不前之際，中央必須扛起責任，比照屏東老農之前例發給Ａ先生獎金。如此，民眾才能相信政府言而有信。

當初屏東老農花了兩年的工夫自行蒐證，政府要如何獎勵Ａ先生，自可再作斟酌。無論如何，比起食品業「中鏢」的哀鴻遍野，兩百萬元只是區區之數，這筆獎金萬萬省不得。

此一情況，其實也反映了台灣民主政治止步不前的現象。近些年來，在藍綠兩極對峙情況下，不僅在中央層次的政策辯論或政治對話無法進行，在地方層次的朝野協力乃至政見競賽，也猶如一灘死水。長期以往，中央或地方許多重要的事務，均被凝固在這種「不容置喙」及「抵死反對」的氣氛中，難有寸進。這種一切從政黨「自我中心」出發的心態，其實正逐漸遠離了民主政治的精神；也讓人質疑，政黨把政治利益擺中間，卻把民眾知的權利放兩邊。

回顧台灣乍現政黨政治的年代，民眾經常像追星似地湧向候選人的政見發表會場，其熱烈動輒造成交通壅塞，目的就在聆聽他們發表政見。那種政治狂熱的日子雖已過去，但隨著政治、社會及經濟情勢的變異，民眾其實仍然需要聽取不同政治人物對各類議題的政見，以便在選舉中可作出更適切的抉擇。在這種情況下，電視辯論確提供了一個便利的管道，讓選民可就近從各個角度觀察候選人。

電視辯論當然不是萬能指標，真理未必真的越辯越明，候選人的口才也未必反映其心術或治理能力；但電視政見會之所以重要，在於它和各說各話的政見發表、座談、拜票不同，選民可以透過候選人的政見交鋒與媒體詰問，認識候選人的人格特質和政策主張。更重要的是，選民可以自由判斷孰優孰劣，使自己避免淪為人云亦云的「投票機器」，而更能彰顯手上這一票的價值。

台灣選舉引進電視政見辯論多年，雖不乏成功的事例，但候選人拒戰的例子更是所在多有。候選人拒絕辯論的理由千奇百怪：兩千年總統大選辯論破局，是民進黨堅持不讓連戰、宋楚瑜以外的候選人參加；二○一○年台北市長辯論在最後一刻沒辦成，則是藍綠互相指責撕毀承諾。同一年的新北市長選戰，國民黨的朱立倫百般向民進黨蔡英文叫陣，蔡陣營皆置之不理，原因迄今眾說紛紜。

今年藍綠對六都市長候選人參加電視辯論的分歧點，主要出在國民黨堅持「統包」，也就是六都要「團進團出」；而民進黨則堅持「個別談」，也就是有意願的候選人可以自行決定，無需一致行動。民進黨不接受「統包」，主要是高雄市長陳菊早早回絕辯論的要求，台南市長賴清德則對挑戰置之不理；國民黨看清這一點，自認「個別同意」肯定吃虧。兩黨機關算盡，就是只想到本黨的政治利益。

從選戰角度考量，領先的候選人（尤其是具既有執政優勢者）不願參加辯論，主要是不想冒助長對手聲勢之風險，喪失自己領先的差距。然而，這個「定律」的反例也不少：二○○二年台北市長、二○○八年總統大選，都是在一方大幅領先的情況下成局。此次六都選戰，在新北和桃園領先的國民黨朱立倫、吳志揚，均持開放態度，願意接受黨中央的「統包」原則，並不拒戰。可見，關鍵只在候選人敢不敢面對對手。

近年藍綠的政治惡鬥，有很大部分來自於「偏聽」與「偏視」。亦即，政客只考慮自己的立場，沒有溝通意願，更不願接受不同主張的挑戰；辯論與否，常常是虛晃一招。例如服貿協議之爭，朝野是不是要政策辯論也曾是討論話題，但最後破局了；其原因，和候選人電視辯論泡湯如出一轍，都是因為政黨太會算計。

參不參加電視政見辯論，是候選人的選擇；是不是要支持機關算盡、不敢面對挑戰的政治人物，則是選民的選擇。在此給朝野候選人一個忠告：從二○一○年五都選舉的經驗看，拒絕電視辯論者最後未必因政治算計獲益。前事不忘，後事之師。

然而，頂新事件如照妖鏡一般，照出國內食安治理的種種死角，對照近月來政府對食安承諾的一再跳票，我們特別點出食安治理的八大關鍵，提醒蔣部長注意：

第一，對無良企業必須鐵面無私。頂新是食品業巨人，但三度被抓包使用偽劣油品，頭兩次還裝無辜受害，到第三次被抓赫然發現其知法犯法，大作黑心油生意，毋怪乎激起民憤。對於無良企業，政府絕對不能絲毫心軟，讓其一犯再犯，尤其頂新政商關係盤根錯節，部會首長打擊犯罪須和包青天一樣，鐵面無私，心中只有人民與國法，才可能和無良企業周旋到底。

第二，處理重大食安事件不能大事化小。政府每遇食安事件，惟恐影響層面擴大，皆存大事化小心態，直到紙包不住火，才被迫面對善後處理。但為讓事件快速落幕，很多疑點皆予縱放，讓黑心商人看破手腳，有恃無恐，反造成這兩年食安事件連環爆，光是黑心油事件就連爆三次，讓政府公信力及公權力成為陪葬品。

第三，食安治理不是靠表面功夫。這兩年政府為連串食安事件特別召開兩次全國食安會議，去年10月爆發大統混油事件後，江揆提出「十大行動方案」，今年9月爆發強冠餿水油事件後，江揆又祭出「八項強化食安措施」，但未隔數日卻再爆發規模更大的頂新黑心油事件，可見食安治理光靠表面功夫難竟其功。

第四，中央和地方須通力合作，而非爭功諉過。食安違法事件往往跨越縣市，且涉及不同部會權責，但地方政府人力不足，政治包袱又多，肩負執行面責任必然會有很大疏漏，所以，中央和地方須相互配合、通力合作，查緝違法工作宜由中央統籌指揮，如此就不致再發生強冠餿水油事件中屏東縣政府和中央相互推責之情事。

第五，嚴刑峻罰絕對有效，但須貫徹落實。頂新事件引發民憤，很多地方及中央首長高喊「罰到倒，關到老」，但事實卻是，混油事件政府對大統處以行政罰鍰18.5億元，但因法院在刑事上對大統處以3,800萬元罰金，基於一罪不兩罰，18.5億元罰鍰因而撤銷。現在行政院通過修法提高刑責和罰金，但最高不過是七年和2億元，如何能「罰到倒，關到老」？是以，光喊話沒有意義，重點是如何做到讓無良商人不敢以身試法，如果行政、立法及司法三權合作都拿不出辦法，那人民要政府幹什麼？

第六，食品檢驗制度非改不可。連串食安事件暴露出國內食品檢驗問題重重，既是人力不足，無法進行有效檢驗，GMP等業者自主管理制度亦問題叢生，而且業者往往魔高一丈，即使違法，也讓檢驗單位無法驗出不合法物質。試問：這樣的食品檢驗制度能不改嗎？

第七，兩岸合作不可缺。台灣具規模的食品業者大都跨足兩岸，頂新集團在大陸事業規模是台灣好多倍，如果沒有大陸配合共同打擊食品犯罪，業者在台灣闖禍後，拍拍屁股走人，政府能奈他何？

第八，民氣可用，但勿傷及無辜。頂新犯眾怒引發「滅頂」海嘯，政府要善用這股民氣，大刀闊斧推動改革，建立現代化食安治理，但切忌因政治考量而逾越法治界限，甚至激化民粹，誅連無辜，製造更多問題。

以上八點，蔣部長若能重視並身體力行，就不致重蹈前任覆轍，國內食安治理必可脫胎換骨，步入正軌。

今年總冠軍戰最引人的焦點，就是由過去與現在兩支最具人氣的球隊首度大對決。「黃衫軍」一直是中職招牌的人氣球隊，重視兄弟魂的象迷號稱超過百萬人；而在2011年從高雄轉戰桃園的Lamigo，在這兩年成為球迷新寵，關鍵全在於球團勇於突破傳統行銷方式，從求新、求變中拚出一條活路。

去年球團複製韓職加油模式，推出LamiGirls啦啦隊，結合現場唱跳形式，不僅炒熱話題，打造平均接近6000人的主場基本盤，票房收入首度突破7000萬。

今年球團再下重本，加強球場設施，擴大LamiGirls編制為20多人，並且推出史上首見的「全猿主場」，人氣直衝首位，成功創造職棒新價值，單季票房可望突破中職史上首見的1億元。

「走出特色」是Lamigo球團堅持改變的方向，關鍵在於營造出「棒球，不只是棒球」的附加價值。以演唱會方式包裝棒球比賽，讓到場球迷不再只在乎比賽勝負，而是參與一場嘉年華會，享受超越比賽勝敗的感動體驗，也把桃園主場打造成球迷必訪的「朝聖殿堂」。

經營的方向正如領隊劉玠廷所說，球團要開發的是「非重度的棒球迷」，尤其是擴展家庭球迷。

其實桃猿球團的理念，與美日職棒球團是相同的，只是過去台灣職棒球團對於服務球迷做得不夠細膩；加上受限於沒有自己的主場，很多事都無法放手去做，Lamigo把認養桃園主場的優勢發揚光大，也是成功的關鍵。

現在Lamigo球團吸引球迷到桃園捧場，對其他球團有正面的刺激作用；球團得營造自己的特色，讓球迷有物超所值的收穫，職棒才有永續經營的商機。

容我膽敢在恐怖又瘋狂的階級鬥爭和民粹氛圍中，講幾句看似白目卻頗具良心的專業建議。

讓我們看三十年前也面臨產業外移而經濟衰退的英國，尤其因獨立公投而成世界焦點的蘇格蘭，為什麼他們的城市沒有被經濟衰退打敗，而能成功升級轉型？

由於區域政府本土化意識和政策影響下，蘇格蘭首都愛丁堡一直都以保存在地多元族群和原住民文化風格著稱。這個集結在地民間社群而興起的藝術創意產業，正是當地貴族用心領養經營民間社團的成果，八○年代轉型之際才有辦法以「國際藝術節」面貌升級成為國際規模的文化節慶。今天全世界人所認識的蘇格蘭，不正是通過這類國際型慶典來親近土地嗎？換言之，工業革命後第一波成為資產階級的貴族，相當積極照顧地方並協助財務貧困地方升級，就是蘇格蘭沒有被全球化經濟打垮的重要關鍵。

再看二級城市格拉斯哥，當地一家做雨衣起家的公司Mckintosh，早年因大英國協關照區域輔導政策而被地方政府養大的財團，八○年代轉型後成為一家綜合創意家俱及視覺美學設計的文化企業。有意思的是，那些受政策輔導而變大的公司大方回饋社會。首先，他們為企業升級找來最優秀人才，成立最IN的視覺設計學校和時尚智庫，首創有地方特色的設計風格。以戰後形成德國現代主義風格的包浩斯工作坊模式，一面教授時尚知識，一面與社區結合做可上市的設計實踐，這樣的企業轉型使九○後格拉斯哥公司生產的設計作品，可跟歐陸並駕齊驅，翻身變成歐陸學子搶著去朝聖的所在。

看看蘇格蘭城市轉型升級過程中，地方貴族和財團付出了多少心力財力和回饋的熱誠。因為財源穩定的財團願意回饋城市建設，才使得城市基礎穩固，不怕全球化國際熱錢投機炒作。這種愛鄉愛國願意長期回饋的企業責任，才是權貴後代今日該做的事。

老實說，相較於資金運作超越民族國家所形成的新全球經濟體，台灣這些因政府優惠政策而養大的財團，所謂台商，在世界上跟第一世界跨國公司比起來根本只有鼻屎大，他們也還在世界市場的狂風暴雨中求生存。我們與其只做表面道德指責或鬥倒他們，不如明白指出財團該回饋社會的方向與內容。而且，未來城市治理中就該明白確立這樣的「回饋機制」，讓它成為可以運作的法令和治理體制的一部分。

不是卑微地乞求，而是要求被國家養大的財團為民間社會做出具體建設和福利，並信守長期承諾。開始思考這種事，才是民間社會從投票式民粹主義升級到深思熟慮民主的開始。

問題並不在於授課時數的多少，而是課程內容是否對弱勢孩子是恰當的。很多孩子讀高中英文有極大的困難，這是因為高中英文對他們來說實在是太難了。如果我們採取因材施教的辦法，教他們的英文是非常基礎的，他們學起來就一定不感到吃力，而且也會有成就感。所以我們應該做的是，好好地注意教材的問題。台大應力所王立昇教授提倡所謂的分級教育，就是這個意思。我們可以將英文分成很多等級，程度不好的孩子就從簡單的開始。弱勢孩子一定可以接受這樣的教育。

我們整個國家都應該提升英文的能力，政府一再的強調國人要有國際觀，我們當然不能要求全國人民都能聽得懂ＢＢＣ廣播或者看得懂時代雜誌，可是我們總可以要求國人會讀簡單的英文文章和外國人有簡單的英文會話。我總記得有一次我去一家手機店買手機，我要看一下它們的英文介面如何，賣手機的那位年輕人立刻找別人來應付我，因為他說他完全不會英文。還有一次，我在一家百貨公司看到一位店員在畫一隻兔子給一對外國夫婦看，因為那一對夫婦問她一件童裝的衣服是什麼材料做成的，她忘了兔子的英文是怎麼講的，所以只好畫了一隻兔子。如果這兩位店員的英文能力好得多，他們的競爭力一定會大得多。

勞斯萊斯在亞洲的引擎工廠設在新加坡而不是台灣，是因為我們的機械工程師比不上新加坡的機械工程師嗎？當然不是，我相信唯一理由是，我們技術人員和工程師的英文比不上新加坡同類人員的英文，所以如果我們的英文程度不能提高，我們的競爭力也絕對無法提高。

至於國文，我們要知道國文的目的不完全是讀幾篇古文而已，要使孩子有競爭力，他必須要能夠在很短的時間內看懂一篇文章，而且抓到要點。他更要有清楚表達自己想法的能力。我實在看不出來有什麼理由說國文課的時數是可以減少的。

我曾經寫信給大約一百五十位朋友，徵詢他們的意見，百分之百的回信都認為國文和英文的時數不應該減少，應該檢討的是教材的內容。因材施教是唯一的辦法，一旦因材施教，即使是弱勢的學生，也不會感到沉重的壓力了。

馬總統指示行政院成立「食品安全辦公室」；頂新集團拿出卅億元設置「食品安全革新委員會」；國人不僅寄望這一官一民的組織能解決食安問題，同時也期盼能有良善之策保護檢舉人，表揚吹哨者，讓無名英雄可生活在陽光下，不能再讓正義之士躲在黑暗中。

政府要做好上市食品的檢驗稽查工作，建立可長治久安的辦法，且要求業者上官網的「食品雲」，將食品食材及其身分履歷清楚登載，方便消費者隨時查看。再者，透過立法給予「吹哨者」優渥獎金，鼓勵國人的良心正義。

至於「食品安全革新委員會」，應仿德國制度，將上市食品買回抽驗，並且不定期再抽驗，以補政府的不足或漏洞。同時，可仿美國組成律師團、後援會，甚至辦刊物，一旦有吹哨者或民間檢舉出現時，全力支援這些有勇氣的「小蝦米」對抗被檢舉的「大鯨魚」。在檢舉人因而沒工作的期間，還要協助找工作或補貼生活費。如此，可使檢舉者無後顧之憂，讓好人出頭天。

人民把行政、立法、司法三權交給政府，如今顯然失能。百姓把監督的「第四權」交給新聞媒體，功能亦不彰。人民只好「自己顧生命」，請求政府或媒體協助強化第五權「消費權」，利用這次食安「出麻疹」的機會，來個撥亂反正。

頂新與民的關係，建構在「品牌」上。民眾相信高價、高品質，吃得貴也值得。品牌價值在，獲得消費者的全盤信賴—這個品牌賣出來的，我都相信，既好又安全，老闆不會騙人。大統油品等相繼出事後，頂新正義一躍而為「好品牌」，民眾、吃食商家都愛用。

頂新老闆魏應充還貌甚戇直的說，「食品是老實人做的生意」、「做事業的人要童叟無欺」，誰能不信？因為，消費者與廠商間，本來就資訊不對等，所以相信品牌，也相信老闆。

誰知一夜之間，檢調拆穿謊言，頂新給人吃的竟是脫臭的飼料油。

頂新產品從頭到尾，除了價貴，其它都是騙、假、混，餿水油、飼料油、混充油，無一不與。有害傷身的各式油品，是烹調與食品必用，影響遍及全台，而頂新各種食油全都有問題，這就不是品管不到位，偶爾出錯了，而是利用品牌信賴，進行黑心欺騙。

檢調偵查已證實頂新手法的惡劣。頂新自己製作的油品檢驗報告直指，向越南廠商收購的六家油品「全不適合食用」，魏應充看過報告仍決定進油。替頂新老闆辯護的律師，還辯說頂新願捐出三十億成立食安革新基金，所以一定會配合調查，企圖獲免羈押。這不就是迷信什麼都可以用錢解決，錢凌駕一切嗎？心中完全沒有道德利他的存念。

各種食安問題延燒了一年，也不見政府部門，尤其衛福部門有什麼破解之道，只能侈談修法與自主管理、預防下架等消極作為，風暴仍一波一波襲來。食管法備而少懲，毫無嚇阻，碰上大企業黑人，法不助民。法、公權力與民的關係，都已似有若無的薄弱，反映的就是失能與無能。

其實，邪惡與無能源自於受害者的認可。食安一次又一次的殘毒不斷，不就是我們姑息容忍下的結果？而政府在風波稍息後，僥倖惰怠依舊，食安危機才會一再重演。

我們能因企業創造「價值」而任其使壞害人嗎？事實已擺在那兒了，出面挺頂新的尹衍樑說，為了十六萬員工生計，請大家不要再滅頂。試問，全台二千三百萬人的食安不如大陸十六萬員工的吃飯問題？十六萬人如果為頂新製售的是問題產品，又置十三億的消費者於何地？

不能以人（員工與顧客）為目的的企業，不是淪為黑心詐騙，就是血汗壓榨，把人當工具牟取暴利。這次，全民抵制的不只是邪惡，更向無能宣戰。制邪必靠他律，在減頂運動下，第一層的他律—法律與公權力才會甦醒，做政府該做的事，黑心企業才可能被迫停止作惡，回復經營正軌；而政府高喊支持全民抵制，不過心虛情急，惺惺作態罷了。

美國作家、哲學家艾因•蘭德（Ayn Rand）上世紀就說了：「邪惡是一種倚賴善良維生的寄生虫，只有當好人任由壞人橫行時，邪惡才會存在。」奸商的本質就是邪惡，食安未爆彈尚未完全拆解，我們此刻還不能心軟，憐憫以對，聳聳肩說：「好吧，不扺制了。」

因為，我們仍難相信，魏家兄弟已經覺悟；而類魏老闆者，恐怕還大有人在。

冰凍三尺非一日之寒，一再爆發的食安風暴，凸顯政府法治的消極、企業良知的遮蔽，試問：國家的永續願景在哪裡？企業逐利無可厚非，但應取之有道，「利潤極大化」必須在個體與總體間達成平衡，而非犧牲個體，近年漸受重視的「企業社會責任」與「社會企業」，正是對此的反思。

然而，國家永續發展的戰略思維，是否落實於政府治理體系？長期以來政府對食品安全議題的關注不足、未能建立「源頭管理、終端回收」的機制，變相容任的結果，政府難辭其咎。

行政院成立「食品安全辦公室」提高治理層級，固然值得肯定；但更需要升級法治治理思維、重建有效管理機制。日本《食品安全基本法》，是可參考的適例。

食安之外，另一喚起筆者注意者，是去年環保署研議開放「廢五金進口」。環保署認為，廢五金是可提煉貴金屬的「有價資源」，且台灣業者技術成熟，若能妥善管理，跟其他生產事業其實並無不同。行政院並於今年九月通過《海關進口稅則》修正案，欲藉此提高相關業者之競爭力。

從食安風暴的表現觀察，企業的自我管理與政府的管制能力能否讓人民有信心？而處理過程中產生的水汙、空汙與土壤汙染等，是否值得以國民健康及環境去負載？癌症日益年輕化的現象，更提醒了我們：你我都是環境汙染的終端承受者。

對欠缺天然資源的台灣而言，資源回收再利用有益綠色產業的發展，但人民更關心的是產業是否有達成永續的「價值競爭力」！帳面ＧＤＰ可能只是慘賠國本的虛胖，追求綠色環境、國民健康的「淨值ＧＤＰ」才能永續。

「幸福是總體概念，法治是永續基石」。黑心油的震撼，國人、企業與政府當已反思「什麼是我們要的永續願景」、當已正視「法治對永續的必要性」，也體認了「源頭管理」的重要；期盼此次食安風暴，會是台灣深化法治、邁向永續的新起點。

第一，是否能有效動員政府資源：由於食品安全是跨部會、跨政府層級、跨領域的議題。議題有其複雜性，目前已建立分工機制，例如食安辦已作初步分組，包括綜合業務組、資訊平台組、稽查組、消費組等。

但如何進行整合，仍是未來食安辦最大的挑戰，初步雖由經濟部、農委會、衛福部等調派菁英進駐辦公室，仍有努力空間。或這部分如果食安辦能夠釐清，有助未來的整合。

第二，是否能有效管制業者：以目前食安辦二十多人的人力資源，實在沒有扮演「球員」的「政策執行」角色。為有效管制與監督業者，食安辦應多扮演「裁判」的角色，讓業者真正能動起來，中央政府扮演「裁判」；以「競爭」或「抽查」的方式，讓中央與地方政策執行單位人員，能真正動起來。甚至讓業者也動起來（自清）或自我公布重要資訊，讓食安辦的管制政策發揮應有的效果。

第三，是否能有效結合民力：食安辦在有限的人力下，要發揮功能，一定要想辦法結合民間（非營利組織）更多元的力量，投入食安問題解決的行列。因此，食安辦應想辦法創造公共參與的誘因，以及建立公共參與管道，形成監督或資訊透明的機制。至於實際的作法，應該先讓食安問題透明化，讓大家都能知道與瞭解食安資訊，才有解決問題的希望。

因此，食安辦當務之急除應想辦法讓食安相關資訊透明，應將食安辦專案架構先畫出。而這專案架構要能完整與清楚的畫出，必須有清楚的專案目的；而且專案架構除了能顯示食安辦內部分工，也要能表達跨部會整合或連結的網絡關係；甚至也要釐清外部（民眾與非營利組織）參與的管道。如果食安辦的專案架構能夠釐清這些內部與外部資源與關係，將有助食安辦的專案計畫執行與目的達成。

一九零四年明治時期，在台灣的日本總督府前，專門為日籍女青年建造了一所女子中學，時名：台北州立第一高等女學校。台灣光復後改制為「台灣省立台北第一女子中學」，民國卅八年起由北京女子師範大學畢業的教育家江學珠女士擔任校長。江校長一生未婚，全力投身校務，秉承嚴管勤教之原則治校，矢志興辦一所全台典範的寶島名高。

在政府初遷來台的年代，篳路藍縷、物力維艱，校長屢屢須以誠意與理想感召，方得禮聘各方名師，齊心投入，每位師長不論性別，皆以嚴謹的身教及全人教育、五育並重的中心理念，培育莘莘學子成為志氣凌霄的時代女性。優異的辦學績效立刻使北一女成為全台女學生共同嚮往的學校，著名的女中制服「綠襯衫」成為綠園的品牌象徵。

可想而知在當時社會男女尚不平等的年代，終身以教育女青年為職志的江學珠校長，親自為北一女所填寫的校歌歌詞對於爭取女性受教權與兩性平等意識的強調。筆者高一上學期是江校長擔任校長的最後一學期，因此有幸親炙校長慈威並重之治校風格。

當時社會風氣保守純樸，我等學子頭頂清湯掛麵短髮，身著綠衣黑裙，清晨到校打掃校園和早自習時，白髮蒼蒼但體態威儀，雙目炯炯有神的江校長，早已在校園各處巡視，或站在校門口目迎同學到校。朝會時更每日親臨主持，與我們同聲背唱校歌，並堅持由時已聞名遐邇的北一女樂隊同學們親持樂器為大家伴奏，「公誠勤毅，校訓孔昭」的歌聲嘹亮入雲，撼動顆顆學子的心。

上周六名作家平路校友在民意論壇提及的北一女校歌歌詞「齊家治國，一肩雙挑」，正是每年校友重聚時最津津樂道的話題。學姊妹們常在感念江校長對時代女性「齊家治國，一肩雙挑」的深切期許之餘，也企盼建中、附中、成功高中、南一中、中一中…等男校亦能比照辦理，加強「齊家治國，一肩雙挑」與「兒女成長路上，爸爸不缺席」之性別平等教育。

江學珠校長一生未婚，卻為國家培育無數傑出的優秀人才，她所填寫的北一女校歌更力主女性應具備科學頭腦，修養健全人格。校長任內創立德、智、體三項獎，及三年連續德、智、體、群與出席全勤結合之五項全能金牌獎榮譽，其領先提倡「性別平等，有為者亦若是」之教育核心價值，亦應是今日女權運動之先驅吧！

從民國一百年開始，國慶籌委會即將禮賓工作逐步開放給各校學生參與，並主張必須男女各半。因此，一百年以後的國慶禮賓人員，除了銘傳大學，還有台北大學，今年由台北大學的親善大使負責；而且國慶典禮不再只有金釵，還有金帥。

自一百年以後，每年六、七月，就是各校親善大使團角逐國慶禮賓服務人員的時間。今年進入最後選拔階段的學校有六所，我指導的有四校，其中一所中台灣的國立大學，親善大使優秀又誠懇，不穿旗袍、穿傳統原住民服飾，結果卻被評審們打回票，理由是他們的身高參差不齊，服裝也老土。試想，學生們抱著服務熱忱不辭舟車勞頓的來到台北徵選，卻得到這種純粹外表決定論的回應，而忽略他們長年受訓的內涵，心情沮喪，可想而知。

部分媒體的膚淺報導文化，也助長這種刻板印象。新聞上通常只會看到某某金釵長得有明星臉，或是幾吋腰，甚至有沒有男朋友。然而，本屆主觀禮臺的禮賓人員，學校的選拔標準，除多益成績必須七五○分以上，甚至多數都會兩種外語，並且需接受長時間的專業服務訓練。然而部分媒體依舊在他們的外貌上打轉。

這群親善大使，是各校的禮儀種子，受過嚴格訓練，是未來各種服務業拔尖的人才。可是在少數評審和媒體的「默契」中，學生得到什麼待遇？去年有個充滿服務熱情卻比較「瘦小」的男學生，事實上也有一七○公分，但卻被某電視媒體惡毒地以他身高當箭靶，以極大篇幅批評國慶禮賓人員難道沒有基本篩選標準嗎？男學生變成全國取笑對象。這位男學生在意到現在，失去服務熱情。

少數評審的陳舊觀念、部分媒體的煽情文化，就是造成「金釵遺毒」的元凶。學生畢竟年輕，請撕掉標籤多鼓勵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