無論誰將當選下任五都市長或百里侯，大家普遍認同的一個道理是：必須從過去累積的經驗出發，先前摔過的跤不要再跌一次，受過的教訓也不能再付一次學費。因為時間不等人，台灣社會要往前走。這並非杞人之憂。頗有勝算的首都市長候選人柯文哲，陸續提出環保局、教育局、文化局等局處的「首長遴選委員會」名單。遴選局處長的創意確實頗有吸引力，但遴選委員名單上一些人的「聲譽」卻令人擔心，尤其若干領域由「基本教義派」大老掛帥，不得不令人擔心多年來社會已累積成熟的教育、環境等理念將再度面臨挑戰，甚至可能進一步激化。
以柯文哲宣布的環保局長「遴選委員」名單為例，這些人士對守護環境的熱情毋庸置疑，幾乎是清教徒般的狂熱；稱其為環保的激進左派，他們應該也不會反對。問題是，讓這些委員選出他們「中意」的激進環保局長，有助於環境保護或環保意識的提升嗎？
一個城市的環保行政，是要透過日常作為提升民眾的環境意識，讓人們自發從「環境的消費者」成為「環境的守護者」，時時守護家園。但今天的民眾，已不再是七○年代那種對環境無感、對汙染無知的一群；事實是，經歷數十年的環保爭議、觀念啟發和播種下來，一般民眾已有相當程度的環保認知。因此，新上任的首長沒有必要退回過去，把大家嚐過的苦頭、摔過的跤再重來一遍。
不難想像，以目前的遴選委員名單，勢必舉薦出同質性極高的環保局長。接下來，可預見的局面是，新局長必然將許多力氣放在對抗極右的發展派，極力圍堵可能傷害環境的耗環「肥咖」。而當施政基調用盡力氣對抗極右，必然帶來社會兩極的對抗，這對多數理性、中間民眾的環境意識提升並無益處，對提升市府守護環境作為亦無幫助。
過去數十年，大家走過這段漫長的環境意識覺醒之路，付出了相當大的代價。一九七六年解嚴後，包括環保、農民、老兵等各種社會力相繼爆發，紛紛走上街頭。當時，政治反對勢力憑著組織、動員和文宣的優勢，扮演街頭主導力量，他們是活動設計者兼導演，目的在匯聚各方力量形成對抗執政者的資本。
反對陣營其實並不十分了解台灣的環境問題，但遭到財團剝削的受害者欣然接受其指導。反對勢力藉著活動匯聚的人氣，相當比例能「兌換」成選票，進而在選舉中攻下席次。反對陣營未必多麼反商，但上街頭衝撞的結果，卻造成台灣經濟的傷痕累累。
一九七○年代鹿港反杜邦，十年後台中梧棲反拜耳，是影響最深遠的兩次事件。兩家跨國性大廠，環保製程有一定國際口碑，但是此地政治力主導社會抗爭的場子，拒絕溝通，也拒絕採信客觀的科學證據，兩家外資只能撤守。這兩次事件，導致其後相當長的時間外資對台灣不敢問津，因為投資環境不理性、難溝通。
當然，反杜邦、反拜耳的抗爭經驗並非一無價值。事實上，歷經近幾十年的環保運動，即使只是處於旁觀的民眾，也多少學到了一些環境素養。因此，同樣的抗爭史沒有必要再重來一次，這是可以確定的事。
柯文哲對教育局長遴選的設計，也同樣讓人憂心。遴選委員中，請出近廿年影響台灣教育至深且鉅的教改核心人物，從他們的公開談話，似可嗅出首都教育將再度被裝進實驗室的氣味。莘莘學子何辜，一再被當成白老鼠？
日前幾場教改二十年的檢討會，各界對於教改的蓋棺論定，大致是弊多於利。付出這麼慘痛的代價，至少讓大家看清台灣教改的利弊得失，不要再迷信少數萬能學者；教育的狂想實驗沒必要重來一次，這也應該是大家的共識。
首都市長激戰空前，但朝野候選人政見之空洞，也是空前。連基層里長候選人都提出施政承諾，市長候選人竟然只是且走且戰，豈非盲人瞎馬？尤其可怕的是，打出「公民參政」的甜美口號，背後卻是遴選委員將以「意識形態」綁架局處首長人選，這恐怕難稱是負責任的作法。
政治是妥協的藝術，首長須磨合各方歧見，務實求出最大公約數，穩健地向前走。柯文哲美其名要用民主手法遴選局處首長，但看看那些遴選委員的意識形態，空前的民主遴選只怕帶來空前的對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