Ｍ五○三原為大陸軍機航道，今因平行的Ａ四七○民航航路太過擁擠（安全航次為四百架次／現在高峰達一千三百架次），影響飛安，因而將它改闢為包括國際航線在內的民航航道。這次，為回應馬政府交涉，陸方將此航路再西移六浬，至於影響金馬空域的三條航路則現階段不啟用；對我而言，這都是具體的談判成果。這次談判，可謂雙方在攻守進退中取得更符合情理的進展，連呂秀蓮都說應予肯定。

就馬團隊而言，在內外情勢緊迫、馬政府被視為跛足的當下，仍能對事涉敏感的兩岸航路問題有所堅持，並不惜以停止「王張會」來表態，其「大是大非」應予肯定，且最終也爭取到較佳的方案。就北京而言，則從原本堅持「如期實施」的強硬態度，最後轉向「Ｍ五○三西移／延期」及「其他三案不啟用」，可謂亦是知所進退。

由本案談判過程可見，兩岸交涉的要訣在「同理心」與「尊重」。大陸方面原稱：「我們房子要怎麼裝潢，是我們家的事，你們怎麼要管到我家？」這應不是兩岸關係的正當思維，否則，台灣也會有人主張：「我們正名制憲，也是裝潢自己家，何必管我家事？」西移六浬，其實只在天空移動了一小步，但其中的同理心與尊重，值得珍惜。

不過，兩岸關係仍須靠「九二共識」這類的「和平框架」來維持。若無和平框架，中共軍機飛越海峽中線其實不必經由Ｍ五○三。

柯市府強調公共建築的安全，這是絕對正確的。柯文哲對一個紀錄堪虞的財團持特別審慎的態度，這也是必要的。甚至，北市府基於維護環境及民眾權益的立場，對遠雄提出一些格外嚴苛的要求，也都能夠獲得社會支持。但今天柯市府的態度，並不是針對既有的問題和疑慮要求遠雄改善，也不是想要讓大巨蛋的安全達到萬無一失，而是想方設法要用行政權力干擾工程進行並醜化遠雄形象，甚至將大巨蛋就地正法。這種態度，是在解決問題，還是在製造問題？

大巨蛋園區的面貌如今已逐漸成形，除了大大影響國父紀念館一帶原本空曠的天際線，未來也勢必對當地的交通造成衝擊，而成為當地居民的夢魘。然而，這些都不是今天才看到的問題，在多年的規劃過程中，這些問題一再被提起，也經過討論；但是，市府擋不住許多市民渴望擁有一個大巨蛋的期待，終而付諸行動。目前，大巨蛋的建築經費將近三百億元，在柯市府下令把它拆掉前，最好先想清楚這三百億要由誰來賠？

近幾年，台灣因為經濟競爭優勢減退，社會彌漫一種內縮、後退的虛無氣氛，對於新的政策感到恐懼，對於未知的事物充滿懷疑，對虛構、恫嚇的台詞卻熱血洋溢。在這種心理下，服貿被說成「賣台」，核四被說成「禍延子孫」，高速公路ＥＴＣ被形容為「公然搶錢」；也因此，已經投入三千億元的核四都可以宣布封存，那麼造價三百億的大巨蛋要拆除推平，有些人其實也未必有什麼感覺。問題在，核四涉及的是人們對核能的深沉恐懼，以及對永續家園的期待；但是，大巨蛋又是什麼可怕的妖魔工程，需要動不動就說拆除？

大巨蛋完工啟用前，必須通過安全檢測，才能拿到使用執照；這對任何工程來說，本來就是必要的程序。而根據長年以來的實務經驗，任何工程安檢都會查出大小不一的缺失，必須利用各種辦法逐一修正補強，再經複查確認安全；至於嚴重到得全部拆掉夷平的例子，幾乎聞所未聞。也因此，柯市府任意放出「拆蛋」之說，究竟只是給遠雄「下馬威」的戰術運用，或是市府團隊人馬挾柯文哲之威風到處招搖，這恐怕就是柯文哲必須要求團隊內部自我約束的事。

柯文哲是外科急診醫師出身，他看事情往往從「急症」的角度著眼，痛下猛藥搶攻時效。然而，治理一個城市畢竟與急診室不同，需要有綜合性視野和長短程考量，才能開對處方。一個月前，我們就建議過柯市長：「感冒不必用葉克膜」；原因就在，柯文哲對眼前事皆以「弊案」的眼光痛加撻伐，不僅有失輕重，更可能造成是非混淆，最後更因診斷失準而壞了自己聲譽。試想，一部汽車如果是機電有問題，當然是要修理調整或更換零件；如果是失去動力，或許就得更換引擎；無論如何，人們會因為一點毛病而把整部汽車丟掉嗎？

這次，柯文哲既然要另請體檢小組對大巨蛋進行檢驗，他最好能聘請最專業的團隊，做到安全的滴水不漏；這樣，他才不會砸了自己的招牌。因為，萬一體檢小組認為大巨蛋安全無虞，一旦柯市府發出使用執照，此後大巨蛋再有任何問題，民眾都會把帳算在他的身上；畢竟，以柯文哲之嚴厲，經其急診室徹底治療過的案例，還能出錯嗎？

持平而論，大巨蛋目前需要的修正和調整，應該是縮減它的經營密度和容納規模，如此才能減少其營運後對整個區域的衝擊，而不是一味在那裡刁難它、醜化它，或揚言將它拆除。大巨蛋會不會變成下一個核四，不該是市民擔心的事，而是柯市府要擔心的事。如果柯文哲和他的團隊不斷地詛咒，大巨蛋有可能變成不受歡迎的怪物；然而，那真是一個急診大夫想要施展的手術嗎？

與過去幾任閣揆相比，毛揆所處的政治時空最為艱難，也最為窘迫。主因是馬總統的威信與人氣陷入低谷盤旋，做為馬總統「分身」的執政團隊，先天不易獲得人民掌聲。此外，藍營黨政生態丕變，隨著總統大選年靠近，毛揆想推動的大事，未必找得到同黨同志背書。

正如毛揆所言，他個人在位時間或許不長，但是台灣不能原地踏步。在全球景氣復甦的這幾年，不少國家勇猛精進，先進國家如美國、德國，以前瞻科技推動產業創新，試圖在十年後繼續執全球工業牛耳；鄰近台灣的韓國靠著靈活的「自由貿易協定」（FTA）策略，搭配產業做國際布局；日本、大陸也全力推動結構改革，找回經濟活力。

當大家都在往前走，台灣沒有理由停下來──即便台灣有太多滿腦子是私利、無心推動國家建設的政客，而台灣的社會也經常充斥各種理盲濫情的聲音，少有人願意理性思辨台灣的真實處境。但是，這些都無法阻卻，台灣有更多人仍懷抱著希望，期盼這一代人與下一代要過得更好。為此，台灣不能沉淪，必須以正確的方法向上提升。

毛揆的三大轉型改革，強調施展可操之在我的行政權，盡可能快速實現上任時所說的，為年輕人找出路、為老年人找依靠、為企業找機會，也為弱勢者提供有尊嚴生存環境。姑且不論這三大轉型，先天格局不夠恢弘，也無助解套自由經濟示範區特別條例、兩岸協議監督條例與兩岸服貿協議等三大爭議法案。這三項轉型本身，存在不少施政盲點，必須及早修正。

首先是在經濟轉型上，毛揆點出台灣的產業困境，的確是台灣遲遲未能從重視「成本降低」的效率驅動模式，跳入重視「提升價值」的創意驅動模式。不過，必須指出的是，台灣要跨入創意驅動模式的作法，不能只靠閣員全力推動創新創業，卻不思在現有各個產業上，做到全面的創新擴散，意即推動深層的產業升級轉型。

為此，政府必須完善創新生態系統，讓企業願意投入。政府可用的方法包括，搭橋，讓年輕「創客」（maker）與他們眼中的舊產業或老企業家對話，從中找尋合作空間，此外，政府也應統整多個看似資源重複投注的產業升級轉型方案與計畫，但是絕對不可胡亂減稅或是當「散財童子」、人人有獎。

其次是在推動社會轉型上，毛揆的訴求是以房地合一實價課稅，搭配現有的實價登錄與央行管控房貸，落實居住正義。不過，在財政部方案公布後，行政院立場卻相當曖昧，不僅未能拍板新稅制的鬆緊程度，也語焉不詳地說要多聽外界意見，以形成共識，絲毫不見行政團隊的立法企圖心。

毛揆的語焉不詳，或許是有限時間、有限權力的「有限內閣」一種心態上的投射，卻也讓人質疑毛內閣想推的社會轉型，最後不過是虛晃一招。

第三是政策思維轉型，毛揆要求旗下官員要跳出傳統制定政策的框架，意即眼前的大路走不通，還是要想辦法穿越其他羊腸小徑，例如台灣對於未來一段時間的能源選擇拿不定主意，仍是要在政策上想辦法找出未來五到十年台灣可避免限電的方法。

跳脫政策窠臼，有助台灣爭取時間與創造條件。如果這樣的政策創新，也能用在處理三大爭議法案上，將有助台灣在面對激烈的國際競爭與敏感的兩岸事務時，可有更多的備援方案，稍稍擺脫此刻的空轉狀態了。

如何形容大陸經濟發展的情形？讀者經常會看到報章雜誌以「軟著陸」、「硬著陸」來形容經濟成長的情況。軟著陸是指當經濟景氣循環從高成長轉至平緩階段（如同飛機開始要著陸），能夠避免物價以一定幅度以上持續上漲，亦即避免通貨膨脹的襲擊。上述的情形是較為完美的狀況，因為高度經濟成長終究無法長期存在，若能在經濟回歸常態，而又能避免通膨壓力，將是所有國家所期盼。

但是在經濟高度成長時，該國之貨幣供給一定也快速增加，當經濟成長轉緩，夠多的貨幣追逐未有高成長的產出，有可能形成快速物價上漲；一旦形成物價上漲的預期，則高度通貨膨脹將摧毀過往經濟成長的果實，形同飛機硬著陸。根據過去經驗，當各國政府利用貨幣供給的增加，所堆疊的經濟成長，總是要付出一定的代價。

目前大陸經濟從高度成長轉成減緩情況，可用軟著陸或硬著陸來形容？答案是兩者皆不適當。從大陸的經濟成長、物價上漲的幅度來判斷，倒是有點「緩著陸」的情形。

為何上述情況不是軟著陸？因為會造成上述狀況是大陸過去是靠投資拉動的高度經濟成長，特別是鐵路提速、高速鐵路、高速公路、房地產、基礎建設的擴充，已經無法持續，甚至屢屢產生無效投資與過度供給的狀況，部分產業持續呈現產能過剩，造成生產者賣出產品的價格持續下降，代表大陸的經濟還未安全著陸，未來的經濟風險仍然存在。由於未來仍有待觀察產業結構調整是否成功、消費是否大幅拉動經濟成長、金融風險管控是否得當而定。

大陸去年的經濟成長率為七．四％，今年預計下跌至七．一％。雖然有成長延緩，但是並不算太低。然而，大陸消費者物價指數上漲率從去年八月（相對前年同期）低於二％，今年一月卻下降至○．八％；甚且生產者物價指數上漲率從二○一二年二月至今皆為負值，亦即生產者賣出產品價格下跌已經連續三年，去年底下降超過三％，今年一月下跌四．三％。

為何經濟成長率還有七％，但消費者物價指數上漲幅度如此低，而生產者物價指數還持續下跌？原因就是前一段所論述的無效投資與過度供給，而有點通貨緊縮的可能，逼著人民銀行會持續降息、低存款準備率。

我們必須緊密觀察的是生產者物價指數持續下降，等同企業的營收獲利日益困難，而通貨緊縮，等同企業的實質借款成本提高，因而今年大陸企業債務違約會明顯提高。而去年開始，大陸房地產價格開始下跌，一些地方出現「鬼城」的現象；甚至導致資金棄房市、進股市。而過去地方政府融資平台大幅籌集的資金，通常用於基礎設施建設，亦面臨一定的債務壓力。大陸國務院去年十月發布四十三號文，禁止地方政府償還、承擔所設立公司的債務。去年十二月亦禁止在滬深證交所使用低評級企業債作為抵押來借入現金，地方政府債券也在其中。

因此大陸之產能過剩行業、房地產商與地方政府設立開發、投資公司，有一些會有債務違約，甚至部分民營企業、大陸台商也有如此的情況。若上述債務違約情況同時發生，大陸的經濟成長將有大幅度的下降，金融風險亦擴大中，這是台灣銀行業這幾年在放款、投資方面，對大陸曝險快速增加所必須小心以對的地方。（作者為交通大學財務金融所教授）

在我國，教育那是百年大計？教育問題好像都在解決過去和眼前的問題。一些參與當年教育規畫的學者和教育部官員們說，大家都未料到少子化問題嚴重。此話真是笑話，今年要入大學的學生，十八年前就出生了。如果教育真是百年大計，就不會先廣設大學沒幾年，又要設退場機制。

你知道現在中後段大學如何搶學生嗎？報載南部早有大學新生報到時，要求教授到車站幫學生提行李以示禮遇。學測分發名單一出爐，系主任及助理競相打電話遊說報到，有些大學要求教授密集到各高中職宣導招生，已從往年的三、四月，提前到上學期。

為了減少學生不及格被退學的機率，許多大學設立學生期中退選制度，美其名為減輕學生負擔。學生因不及格學分數達二分之一或三分之一一次或二次，於六月被退學，八月仍可報名原校原科系轉學考。如此制度，請問退學制度還有意義嗎？

以往轉學還要考試（很多系只考一科），現在擔心學生成績太差無法錄取，有些學校甚至取消轉學考試，改為審查，只要報名幾乎都能錄取。為了搶學生，一些學校寒、暑假都招轉學生。

有些學校大一英文課，因為後段學生程度差學不來，只好大部分教高職程度的英文，再加一些額外教材，但是課程名稱不得不冠以「大一英文」，其他課程也有同樣現象。某理工科系數年前取消普通物理課程，原因竟然是學生學不來。所以，各位雇主，當你收到求職者的成績單高達九十分，要想到分數有可能是假的，可能是加分加上來的，大一英文有可能教的不是正統大學程度的英文。

去年劣質產品充斥，感覺一切都有可能是假的。如果要選近年高等技職教育體系的代表字，因為課程、分數、學位都可能含金量不足，建議「假」字還滿適合的。

報載，柯市長計畫花一千三百億，興建二萬五千戶只租不售的公共住宅，對象不限台北市民，只要在台北工作、就學，以廿至四十五歲的青年族群優先，一約簽三年，最多六年。希望透過這項政策，「以量制價」凍結房價。但若對這項確實會讓年輕族群雀躍歡喜的政策仔細推想，在不久的未來，台北房價將很可能因為這項政策更為居高不下。

這項政策對象不限於台北市民，將吸引更多的中南部青年擠進台北謀求工作，若是有幸能住進公共住宅，六年租約期滿必須搬離時，這些「北漂青年」將面臨或是離開台北返鄉、或是願意終身在台北租屋，若是不願終身租屋，則這批人的住房需求，終將轉化為實質的購屋需求，這無疑又將推升台北房價。

因此，除非能讓這群北上的中南部青年租約期滿時願意返鄉、或是願意終身租屋，否則約每六年就釋出一波的「北漂青年」購屋需求，必將成為支撐及推升台北房價的堅定支柱。然而如果「北漂青年」願意返鄉、或是願意終身租屋，那麼台北的高房價其實是全家長居台北、意欲卻又無力購屋的台北市民才會面對的問題。

在許多都市人口密度調查中，盆地地形的台北的人口密度經常高居前十名，繼續斥資一千三百億吸引更多的「北漂青年」，真的有助於台灣的發展嗎？然而鼓勵「北漂青年」回鄉工作的民選台北市長，無異於在選舉時自殘，似乎不易成為民選台北市長的政策目標。

在台灣，住房的真正問題，到底是（哪些地區的）房價過高讓當地人買不起房子？還是「北漂青年」買不起、住不到台北市捷運旁的房子？還是廉價的租屋供給不足？柯文哲的這項政策到底想「為誰」解決「什麼問題」？這項政策如果以全家在台北租屋超過十年、無力購房的四十五歲以上台北市民為優先，是否更能兼顧區域發展、更符合弱勢台北市民的需求、更符合正義呢？

這些面向都應該需要再深入思考，否則數年後回頭檢視，可能會猛然發現這項政策，不僅沒有解決真正的住房問題，反而讓台北房價問題更惡化，甚至波及台灣的區域發展更為失衡。

兩岸學術交流，日趨密切，受邀來訪或從事學術研討工作的大陸學者專家，絡繹於途。尤其自從政府開放大陸學生來台攻讀學士、碩士及博士學位後，已成沛然不能擋的趨勢。

持平而論，移民署近年來在審核作業部分，已經開放許多，除非情況特殊，鮮有不准的個案。在學術單位求助時，也都相當幫忙。因此，在兩岸學術交流的功勞簿，應該記上一筆。

由於兩岸對立形勢，迄今未弭，做為國境保安的第一線單位，移民署身負重責大任。基於國家安全的需要，對來訪的大陸人士，做一定的規範和限制，是可以理解的。

但是，有許多大陸人士違規，根據個人經驗，多係無心之過。

而這些違規，也有相當多是邀請單位防不勝防，並非有意或不負責任。例如，常見的變更行程部分，相當比例是臨時有單位邀請大陸人士前往交流，邀請單位如未及時申報，就是違規。

問題是許多邀請單位人少事多，根本無法派人全程陪同，等到接到移民署通知，才知道闖禍了。

而團進團出的規定，也不盡合理。對受邀單位而言，團進團出當然最好，但團員中難免有人臨時有事，必須次日才能成行，於是又違規了。而這也非邀請單位所能防範。一是大陸人士多不知此規定，認為只要在入臺證有效期間內入出境即可。二是邀請單位知道時，已成事實。

類似現象，不勝枚舉，無法一一贅述。但盼移民署等相關單位，務實地檢討。在不影響國家安全的前提下，放寬不合情理的規定，不要讓邀請單位動輒得咎，負擔不該負的責任，從而影響兩岸學術交流。

顯而易見的是，中國非萬一中的唯一；台灣又何嘗不是被困在了空氣汙染的陰影之下，囁嚅著鼻音掐著心肺呼吸？每年的十一月到隔年三月，是霧霾侵台的主要時間。然，這些境外汙染源固然是由西北季風所帶來，但國產的空氣汙染早占了大半比例，且早已麻麻辣辣對國人產生想像之外的影響。

台灣面對空氣汙染的議題，好似被勾著咽喉，勾得氣管要破了，卻仍進展緩慢。反觀香港的努力比台灣高出甚多，台灣雖然在二○一二年五月製訂PM2.5標準，但遲遲未將整體空氣品質管理指標，由空氣汙染指數改為空氣質量指數。香港對空氣汙染的管控，除了一般的空氣質量指數，更重視路邊空氣汙染的改善；其做法除了設置路邊空氣品質監測站，還包括限期淘汰老舊柴油車，增加零排放巴士，推行綠色港口減少船舶廢棄排放等。

從產業角度來說，產業發展應該先做健康風險評估，看居民可接受的風險多高，在數值內做汙染量削減，並確實做好實時的監督。然，空氣汙染會增加各種呼吸道、肺癌和心血管疾病死亡率好像是老生常談，實際又有多少人對於這些流行病學的數字有感？

香港大學教授Dr.Hedley在二○○八年推出達理指數，以健康及金錢的損失來作表達方式，估計空氣汙染損害香港市民健康的成本代價，同時估算香港空氣品質與空氣汙染，導致公共衛生所受損失的經濟成本。

倫敦曾發生過大煙霧事件，其汙染比今天的中國更加嚴重，但經歷數十年治理後，汙染物下降近百分之八十；而光化學煙霧事件曾嚴重影響洛杉磯，卅年後的現在，洛杉磯車輛多了三倍，汙染排放卻僅剩當年的四分之一。現下的霾害問題並非絕望，但提高國人對空氣汙染的認識與認知與實際改善汙染問題，不只是環保署的職責，跨部會的支持亦絕對必要，其他地區的前車之鑑與做法或能帶來些許靈光一現。

拍攝「穹頂之下」的柴靜說：「我不是多怕死，我只是不想這麼活。」環保意識正在沖破穹頂，台灣是否也有如此環境自覺？

我到過的大陸城市，包括北京、西安、成都、上海、廣州等大城，天空常是白霧滿罩，看不到藍藍的天、白白的雲；那時以為是沙塵暴，但紀錄片告訴我們，這顯然和人為汙染破壞有密切關係，包括工廠、汽機車等廢氣之不當排放。

近年來大陸經濟快速起飛，但為求經濟發展所帶來的環境破壞、生態浩劫，代價恐得不償失。

試想，如果我們每天呼吸的空氣都是含毒物質，則時時呼吸即是時時「吸毒」；而食物、水等亦受到影響，因為人們賴以為生的農作物和水資源都曝露於空氣中。

台灣和大陸緊鄰，空汙可說是「脣亡齒寒」。台灣西部細懸浮微粒統統超標，包括北市戶外的懸浮粒子，亦比室內高出兩倍。

我想，不當空汙的製造源，如同黑心油、黑心食品一樣可惡，全民都要有所警覺，共同防範和抵制，政府亦當嚴加把關取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