慈濟近期遭到的批評，大致可分成四類：一是對它壟斷許多捐款與慈善資源感到不滿；二是對於其經營觸角廣布、財務透明度卻不足存有疑慮；三是對慈濟內部過度神格化、階層化的傾向感到不安；四是對慈濟近年行善的「重外輕內」不以為然。這些，程度或輕或重，無心或有意，都是慈濟無法迴避的責難，也因此選擇面對是明智之舉。

讓人不解的是，也不過是數年之前，慈濟仍以台灣最大、最有行動力的志工團體之聲譽受到國人的一致推崇；何以短短幾年的變化，它卻遭到無情的批評與責難？其中原因，當然與慈濟的過度擴充經營，以及太多世俗人士加入使其利益混雜有關；此外，政府對宗教社團的法規不健全也難辭其咎。另外一點，則是台灣近年因經濟發展受挫，而使社會人心變得浮躁澆薄、易於怨怒。

其實，以慈濟長年對台灣的付出以及它在全球的行善，輿論檢討慈濟的問題時，大可不必用「追殺」的手法將其貢獻一舉抹煞。問題是，當公共議題的是非標準取決於「名嘴」之口時，一張口就要論斷其生死，哪裡還有時間細嚼慢嚥？於是，原被奉為行善典範的慈濟，瞬間就被化為「妖魔」。

相對的，當初一巴掌把慈濟打成罪魁的柯文哲，在當下的奇怪社會氛圍中，卻成為一個「神格化」的人物；無論他說錯什麼、做錯什麼，都可豁免責難，許多人並叩頭崇拜。

台灣人評斷是非，難道只剩「非聖即魔」嗎？

純就一場社會運動的能量與效果而言，太陽花學運無疑是成功的。它不僅吸引了社會的廣泛注目，它也獲取了許多民眾的聲援，並迫使執政者作出退讓。參與者在抗爭過程中展現組織整合、跨國連線的能力，讓外界看到新世代的活力與創意，也成功喚起社會對這一代青年困境的正視。這點，表現在去年底年輕世代的踴躍投票，以及政府重視「婉君」力量，都是正面的發展。甚至，這場學運也隱然鼓舞了香港青年的熱情，點燃了「占中」的火花，這是它的溢出效果。

但是，如果放在台灣民主的進程看，這場學運對於政治的演化卻是一顆意外的炸彈，對台灣好不容易建立的法治價值造成了嚴重破壞。原因是，這個以「青年」和「學生」面貌為表的社運，雖以其特殊的清純攫取了民眾的同情，但它採取的「占領國會」手段，卻踰越了社會抗爭的法治界線，包括後來的包圍警局及拒絕應訊等，皆有假藉抗爭的道德性來癱瘓體制的危險。深一層看，學運的幕後指導者不少是來自民進黨內外環的綠色力量，也許學生們不覺得自己受到「利用」，但後來的發展卻產生了這種效果。民進黨不費吹灰之力，僅拾取學運的落果即在九合一選舉大勝，這難道不是民主的歧路與中挫？

三一八學運之所以有這樣的「雙面性」，是時空條件碰撞的偶然與必然。從大環境看，青年抗爭是近幾年全球各地都在上演的活動，台灣的太陽花自然也是受到北非和烏克蘭的顏色革命及美國「占領華爾街」運動的啟發，覺得青年憤怒不吐不快。從小環境看，近年經濟成長的低迷導致薪資的停滯，房價的飛漲導致新世代「相對剝奪感」的惡化；於是，一個服貿協議的導火線，便引爆了青年世代的集體狂潮。

然而，把三一八學運放在「顏色革命」這樣的脈絡中類比，其實是一個錯誤而危險的思維。那些發生花朵革命或顏色革命的國家，都是數十年未曾改選的獨裁或極權體制，而台灣則是一個不成熟但體制完備的民主國家；無論如何，群眾以「占領官署」的非常手段從事抗爭，完全踰越了民主與法治。試想，即使是紐約的「占領華爾街」示威，最後也僅以「維護祖科提公園的清潔」為由，便將示威者驅逐；而太陽花學運能占領立法院達廿多日，其實是王金平藉此反擊馬英九對他的關說指控，否則絕無可能。再說，群眾在占領國會後又攻占行政院，幾乎是視政府和公權力如無物；如果當夜行政院沒有設法清場，那麼，台灣陷入無政府狀態不是沒可能的事。人們願意看到國家社會墜入那步田地嗎？

簡言之，台灣社會一向很樂於看到不同群體的群眾站出來爭取權益，一般民眾對於弱勢群體也始終懷抱同情；但是，太陽花運動訴諸非法的占領手段，藉用學生的清純挾帶偏激的政治訴求，不僅使公權力與社會秩序瀕於傾頹的險境，也導致外界無法以理性的態度探討相關問題的是非曲直。尤其諷刺的是，理當議決國家大政的立法院遭到癱瘓，大批烏合群眾卻在街道上大談國是；如果人們覺得這是一個民主國家的正常景象，那麼台灣過去廿多年的民主化努力實如付東流。

面對太陽花的怒潮，社會大眾又應如何看待？比較誠懇的辦法，應該是各界努力從制度上尋求破解低薪、高失業及高房價之道，例如行政院提出「加薪四法」、柯文哲承諾廣建社會住宅，皆在朝此方向前進。比較虛偽的應付，則是言必稱青年與「婉君」，表面上對他們爭相拉攏與呵護，卻無意對其困境作任何實質的改善。更惡劣的方式，則是將少數領袖捧為英雄，鼓動他們繼續在各個陣線進行抗爭，藉此收割自己的政治利益，卻對整個世代的處境不聞不問。曾參與那場運動的青年，應該能分辨得出自私政治人物的嘴臉吧！

眼看日、韓、中等競爭對手的FTA網絡日趨完整，國內仍陷在FTA到底有無效果、中韓FTA到底是原子彈還是空包彈的爭論中，但這些辯論其實大半跟兩岸政治有關，而不是真正關心產業及經濟發展的探討。這是因為過去政府將參與經貿整合和兩岸經貿談判高度連結，指出要走向世界，必須先走向中國。這種推論或許符合國際經貿現實，但卻無法打動社會人心，也導致大家為了阻擋兩岸簽署協議，進而嘗試淡化無法加入經貿整合的影響；連政府為了擺脫「恐嚇人民」的罪名，好像也加入了這個行列。其結果確實擋住了兩岸協議，但副作用卻是台灣愈來愈一廂情願地輕視FTA的威脅和影響。

面對這個情勢，政府必須體認到兩岸協議短期內已經是看得到、吃不到的幻夢，舊路（也可能是最近的路）已經愈走愈小，必須開始致力啟動能盡快發生效果的方案B。FTA的關稅減讓，充其量還是成本競爭的思維，長期而言，產業競爭力仍然是關鍵；高附加價值或是具有創新特色的產品從不用擔心，但調整產業結構需要整體規劃、資源與時間，無法一躍而成，更重要的是，各國的貿易障礙已經從關稅移轉到複雜而不透明的法規、不合理又耗時的標準與檢驗程序，以及智慧財產權的保護不足等非關稅措施上。這些問題即便是無須擔心關稅的產品，也一樣不易克服，而需要透過國際協定的協助來降低或排除。

眾多方案B中，今年1月剛滿20歲的世貿組織（WTO）最值得重視。20年來，WTO走得步履闌珊；成立之後唯一的談判杜哈回合，從2001年開始後至今還無法結束，導致逐漸失去青睞。但近年來WTO似乎有重拾動能的趨勢，去年11月獲得採認而待各國批准的「貿易便捷化協定」，是杜哈回合第一個完成的協定，其深度與廣度甚至超越許多FTA中有關通關便利與簡化的規定，對台灣自然是一個好消息。

而在關稅談判上，近年來WTO似乎有揚棄廣度而求深度的作法，透過特定產品類別的關稅自由化談判，先達成消除部分產品關稅的目標。其中最受關注的，是已經進入尾聲的「第二代資通訊產品協定」（ITA-2）談判；一旦完成，被列入範圍的資通訊產品都可享有全球零關稅待遇。此外，包含我國在內的13個WTO會員，也於去年7月啟動「環境商品協定」（Environmental Goods Agreement, EGA）的談判，有意比照ITA協定，追求環境商品的零關稅待遇。其他還有好幾個類似的所謂「部門別零關稅」的提案正在醞釀發展中。另外20餘國參與的國際服務貿易協定（TISA），也有在未來併入WTO的規劃。

這些WTO的進展，對於加入經濟整合受限的台灣而言，其價值遠超過其他國家，也更值得我們重視。我國政府都有參與這些WTO活動，但一方面WTO在政策上只是「二軍」，投入的人物力當然不若FTA的洽簽；另方面我們多半是跟隨歐美的腳步被動式參與，主動創設談判議題的積極性不足，更重要的是，各部會常有要保留籌碼以利FTA談判的思維，自然不會全力投入WTO。隨著WTO逐漸解凍，也隨著FTA之路一直受阻，正是在經貿政策上把WTO從二軍升上一軍的時刻。

柯文哲的談話顯示他不認為戴季全人事案是政治酬庸，更不認為當初競選時他承諾競選團隊不入市府，是必須兌現的政治承諾。

去年九合一選舉中，柯文哲帶起素人從政旋風，不同於傳統政治人物愛拉親結黨，競選時塑造打天下未必要共享天下的用人唯才風格，讓選民期待柯文哲為台北市政帶來耳目一新的風貌。

去年選舉中，柯文哲的競爭對手連勝文，屢屢被柯團隊諷刺是靠爸族，連勝文曾任悠遊卡公司董事長，也被對手指為是政治酬庸。

戴季全具網路公司背景，柯文哲認定他是「千里馬」，接掌悠遊卡公司並非酬庸；若用同樣標準檢視，連勝文具金融業背景，擔任悠遊卡公司董事長，自然也能說此非政治酬庸。

從政治現實來看，連勝文出身政治世家，當然為他出任悠遊卡公司董事長，取得比他人更多的優勢；相同的，戴季全若非曾擔任柯文哲的競選幹部，千里馬又如何能順利遇到伯樂？

柯文哲覓人才熱愛的「海選」，為何此次悠遊卡公司遴選董事長，不能比照辦理？何況戴季全爭議性高，連民進黨都對他保持距離，但柯文哲卻獨排眾議，認定戴季全是市府團隊不可或缺的千里馬。

從戴季全人事案來看，這就是柯氏酬庸，只是柯文哲認定柯氏酬庸非酬庸；外界對戴季全人事案評價兩極，即便是柯文哲的盟友，也暗示柯文哲在此案要自求多福。

政治人物在選戰時大開支票，即便選後翻臉不認，承諾變空言，但外界仍會有公正評價，如魯迅所言：「事實是毫無情面的東西，它能將空言打得粉碎。」

接下來，戴季全必須拿出真本事，證明他是千里馬而非劣馬，台北市民才能相信，柯氏酬庸非酬庸。

去年此時，一群年輕學生及社運分子，突如其來的攻入立院，接續占領達廿四日，期間廿三日還企圖攻入行政院，卅日集結近五十萬人遊行，至四月十日才出立院！此一台灣史無前例的事件，今日民眾的記憶卻已相當褪色，只有四成三民眾，還記得此一運動是因反服貿議題而起，但有四成六民眾反對學生占領立法院更有七成四不認同占領行政院；只有卅歲以下年輕族群相對較支持各項行動，也更肯定三一八對台灣社會的正面影響。

事隔僅一年，當初的參與者，現又規畫重回現場，他們可再掀起群眾集體行動的滔天巨浪嗎？解答這個問題，得先了解去年三一八何以有如此風起雲湧的集體行動出現！

依照傳統以理性自利為人性假設的學派，基本認為集體要為公益行動是不可能的，因為既然是公共利益（如清潔、空氣及水），別人如努力爭取（如花時間及金錢成本等），得到成果也無法獨吞，所以樂得搭便車，白享受別人爭來的免費成果。三一八所爭，服貿也罷，黑箱民主也好，都是公共財，別人灑熱血的抗議，成功的果實，多少也會嘉惠自己，為何有這麼多的年輕人，還是去了立院、衝了政院、灑了血汗、費了時間、荒了課業？

網路技術的普及固是先決條件，而透過網路能動員，也有了集體行動的新型理論，這裡姑且稱為—觸發型行動（connected action）。這一型的集體動員有兩項基本元素：

第一是集體認同的「觸」成。過去集體行動多靠利誘，或為工會等組織發動；但網路的興起，「滑」世代的出現，他們多受較高的教育，已脫離物質需求的層級，較追求社會的歸屬認同，甚或自我實現！生長在民主國家的這一代，更期待自己對民主發展或改革，是責無旁貸的有效公民；而他們對關鍵議題的認知及認同的形成，幾近完全是靠網路的連結接觸！以服貿為例，網路的懶人包及批評意見，暢通無阻的在臉書、推特等流傳，年輕人點「觸」過，在心上必留下痕跡，最後匯集的出口是：反服貿黑箱、自己國家自己救！

但僅有集體認同「觸」成還不夠，提供情緒出口轉行動的是下一個元素：政治機會結構的促「發」。

所謂政治機會結構，可以有淺、近、中、遠四層次；最淺的，以三一八行動而言，就是張慶忠的卅秒，但拉遠一點，近距離的看，張慶忠何以會以卅秒宣布服貿通過？立院結構跟權力運作的不對稱有關，國民黨是多數但難通過法案；再拉深一些看，國民黨的多數，為何難通過法律？這就牽涉立院憲政腳色的不確定；到底它該是配合行政以多數決來主導議事，還是制衡行政以各黨協商來凸顯立院自主？這種不確定不易解決，容易埋下發動院內外衝突的機會！還不僅止於此，如果再拉遠一些看，我們的選制留給小黨太少代議的機會，只能靠衝撞體制發聲；再加上我們選的總統，總綰全局，有全權就有全責，進入跛鴨期時，也提供可以促發社運的政治機會結構！

今年三一八社運會再起嗎？近中遠政治機會結構都未變，最能掌握的是淺層第一線處理的官員或立委，小心一些吧！

從三月十八日到明年一月十六日，還有三百零五天。三百天很長，足以懷孕生下一個嬰孩。那麼，總統或立委如果許願，會希望生下對台灣有利的什麼「政治產物」呢？有些思考的方法，例如從日期來看，首先是「認真解決與三一八太陽花學運有關的問題」…七年級與八年級生的前途茫茫、高房價與低薪資的困境、兩岸交流裡公平對待與資訊透明等。其次是因九合一選舉呈現的問題，例如憲政改造、財務劃分、中央政府空轉、黑金政治、地方派系政治等。

有一個日子絕不能忘記，就是五月二十日。二○○八年、二○一二的這兩天，馬總統都發表「就職演說」。即使所有人都忘記這兩篇講稿，馬英九不能忘記。這是他的承諾，也是民眾檢視他是否兌現承諾的客觀標準。例如第十三屆就職時他慷慨激昂說要以「強化經濟成長動能」、「創造就業與落實社會公義」、「打造低碳綠能環境」、「厚植文化國力」、「積極培育延攬人才」作為國家發展的五大支柱，如今一千個日子過去，他為這五根支柱做了多少努力？

一百多位立委大員啊！請找出當初競選時的政見，看看那些在競選公報上白紙黑字的承諾。在過去三年多，有多少的努力是為了實現這些政見？請想想：開過多少場公聽會、做過多少次研究調查、諮詢過哪些政府單位？最重要的，哪些法案是因你的努力而制定或修正？

有些立委只做了一任，就推動完成某個法令，讓後人紀念。例如《建築法》中有關女性廁所的比例在分散使用類型的場所（如辦公廳、商場）需為男性的三倍，於二○一○年十二月通過，這是當年台中市選出的黃義交等立委推動的。單單這一個條文，就造福無數人。

有次某個立委打電話詢問：「我只有一年的任期，你手頭上有沒有要推動的現成法案草案可以給我？」急促的聲音裡透露出想在立院歷史留名的心情。我勸他先看看自己當初的政見、委員會發言記錄等文件。他失望掛了電話，我更失望！立法與修法，怎能如此炒短線？

《論語．陽貨》有一段對話。陽貨對孔子說：「懷其寶而迷其邦，可謂仁乎？」孔子回答：不可。陽貨又問：「好從事而亟失時，可謂知乎？」孔子再回答：「不可。」接著有了千古名言：日月逝矣，歲不我與！這是「時不我與」成語的由來。

總統、立委，都是令千萬人羨慕的大位，不該「懷其寶而迷其邦」，更不該蹉跎。如果明年他們再感嘆「歲不我與」、「乏善可陳」，就太沒良心了！

一天深夜，我在一家廿四小時的速食店寫稿，寫到大約凌晨一點時，坐在鄰座的老婆婆問我在做什麼？我說，我在寫稿。她接著問：「你是記者嗎？」我答不是。但老婆婆似乎認定我是記者一般，開始如數家珍地對我講述慈濟曾做過的善事，表達她對慈濟一連串遭到輿論質疑的憂心，她說她很心疼，希望我「報導」慈濟時，能提提慈濟做過的善事，希望慈濟的好也讓大家知道。

日前，我參加朋友的母親、也是陳長文教授親家母的告別式，很溫馨的一場告別式，朋友的母親是廿多年的慈濟義工，一步一印的跟著慈濟，幫助了很多弱勢的民眾。陳長文教授上台致詞時，說了一段他與親家母互動的小故事。他說，親家母有一次告訴他：「有苦的人，走不過來；我們有福的人，就要走過去。」

聽到這一段話很感動。讓我想到之前曾看過的一篇文章，一位作家在二○一三年隨著慈濟到了菲律賓的「海燕」災區獨魯萬，強颱過後，獨魯萬幾成死城，慈濟人來了，才三個星期，動員當地近卅萬人次的「以工代賑」清理街道，將這座「死城」救了回來。當地民眾只要看到慈濟的制服，就會喊著「TZU CHI」，表達由衷的感謝。

不只是獨魯萬，九二一地震、八八水災、南亞海嘯、汶川地震、日本三一一海嘯。慈濟濟慈於苦難的身影，從台灣到世界處處可見。

類似的小故事，一點一點在周遭發生的時候，我忽然想：「慈濟是什麼？」「誰是慈濟？」

我認為，慈濟不只是證嚴上人，真正的慈濟，是那一群為著同樣助人的心，在證嚴上人的感召下，凝聚在一起，以入世精神，在黑暗處點燈、在災厄處伸手助人的人間菩薩。我想，對這群數十年來陪著慈濟一路行善的人，看到慈濟忽然變成被唾罵的妖魔，心中的不捨與不忍，可以想像。

但從另個角度看，也很可能是因為慈濟人這一路來對慈濟的不捨與包容，讓慈濟在這幾波風暴中，有了盲點，有了一些該被檢驗、該受批評的不周之處。我認為，這對慈濟也是一件好事，把嚴厲的批判當成一面鏡子，當成停緩一下腳步檢視自我的機會。有過改之，這樣子受過傷的慈濟，在傷口結疤後，就會更強壯。

現在慈濟發出四點改革的聲明，並表示要強化財務透明。這是一個對的起點，但不會是一個對的終點，在這一次風波中，相信慈濟會得到一個寶貴經驗，行善重要，但行善過程的周延透明，更會減少行善的阻力，為善力加乘。此外，我們的社會，也應該從「愛之欲其生，惡之欲其死」的情緒懸崖上走下來，除去愛的盲視與恨的偏執，以理論事，客觀公道的檢驗慈濟。

最後，我要對那位速食店的老婆婆說：「謝謝妳，讓我從另一個角度看見慈濟，這篇文章是因妳而寫的。」

根據慈濟的資料，二○○九年慈濟環保志工已達六萬七千人，這些志工分散在台灣各地，撿拾分類可回收利用的資源；如今這些回收材料已生產出不少產品，有供販售的，也有用於各地救濟，近期還推出毛毯、圍巾、POLO衫。然而志工們的努力，是不是已壓縮到許多拾荒人討生活？

因為當慈濟環保志工深入各大樓和社區回收資源時，不也就搶了這些拾荒人討生活的資源？以往大樓或社區的回收垃圾都是拾荒人在撿拾的，但當慈濟環保志工出現之後，大多改由慈濟人接手。最近不少人開始反省這些可回收利用的資源是不是應回歸拾荒人？慈濟人如果能趁此時機用更開闊胸襟接納和組訓這些拾荒人力，提供回收廠的工作機會，再依能力、家庭狀況提供讓他們足以溫飽的薪資，讓他們也能成為慈濟環保志工的成員。

組訓這些拾荒人是件很不容易的事，但慈濟人中學有專精的專家很多，大多數慈濟人也都有著無比的愛心和耐心，以往所進行的資源回收利用相信也不是為了營利，如果能在環保志業這一塊，運用組織能力很強的慈濟志工團體，做政府還做不到的事，好好整合拾荒人及拾荒家庭，不也是散播慈濟大愛！

徵詢調查結果在意料之中：無人能講清楚。甚至不知環保署有這樣的措施。當然更不要提何謂空汙PSI值，內容為何，何種顏色代表空氣汙染嚴重，何種顏色代表清潔？

至於細懸浮微粒，PM10、PM2.5，到底是什麼？對人體的危害嚴重到何種程度，一般的民眾更是不清楚這樣的英文字和數據的代表意義。更不要提顏色代表的意義。

在這樣的情況下， 只要天空呈現灰霧濛濛一片，新聞播報大陸霾害因東北風吹的緣故，台灣的空氣汙染可以完全推到中國大陸霾害的影響。

但根據環保署的資料，台灣來自境外的空氣汙染，實際上約只有三成左右。多數的空氣汙染仍然是自己國內各種工業和民眾日常生活行為所產生。

根據統計，肺癌死亡率已高居第一。罹患者許多並未抽菸酗酒或生活習慣不良。空汙應是首因。

「控訴一根煙囪」，詩人余光中於一九八六年發表對空氣汙染的控訴新詩，二十九年了。我們的空氣汙染未見改善，反而更嚴重到必須要人人戴口罩出門，甚至成長中的孩童要面臨更嚴重的各種空氣汙染下，以旗幟標識來保護自己。

遲至今年五、六月，環保主政機關才要開始在六輕、臨海工業區、林園、台南科技園區等設置空氣監測站，而非全面性的積極的管控全台工業等的空氣汙染排放。甚至應將生活上民眾造成的空汙和工業產生的空汙分清楚，讓社會大眾一起將各種空氣汙染降低。而非輕輕的以大陸霾害來襲帶過一切。

台灣霧霾的成分為何？究竟來自何方？這是一個需要詳細診斷的問題，弄清楚了，也就能「冤有頭、債有主」地對症下藥。本人去年就任環保署署長後，積極部署資源與團隊，希望能沿著馬祖一路往東到彭佳嶼的海疆前線，收集空氣中的細懸浮微粒，進行研析；可惜去年十月首度執行本任務的海研五號在澎湖附近船難沉沒，出師未捷，否則，對於這個「霧鎖基隆」的原因會有更好的掌握。

話雖如此，以往的一些研究仍透露若干線索。我比較了中國大陸河北地區前後十多年PM2.5細懸浮微粒研究數據，發現該地區從兩千年到二○一三年之間，不只細懸浮濃度增加，其來源也有變化。

這幾年河北五個城市細懸浮微粒年平均量介於每立方公尺七十二到一百九十二微克之間，全年百分之九十以上的天數高於五十微克。換句話說，所謂「ＡＰＥＣ藍」真得是曇花一現。秋冬季的濃度較高，與華北地區的煤炭燃燒有關，也有一部分是來自中國大西北風起揚塵帶來的沙塵暴，可謂雪上加霜；與冬天相比，夏天的二次衍生物質增加，是因為工業與汽機車排放的物質受到光化學的強烈作用而生，含有較高的硝酸和硫酸成分，危害尤烈。

台灣地區因為高屏空氣品質較差，有較多的研究。一九九九年採自高雄左營、前鎮、小港的標本中碳物質約占百分之廿，硫酸鹽類約百分之十三，硝酸鹽類百分之九。利用標本比對及物質平衡，這三地的汙染源約有三成是來自光化學作用的二次衍生物，與工業排放或焚化飛灰有關，三到四成為汽機車排放，百分之十五係因燃燒農業廢棄物（稻草等）所致，還有一小部分來自海洋的氣溶膠。

這些標本與數據可視為台灣地區尚未受到大陸影響的背景資料，因為中國大量燃燒煤炭、發展工業是在二○○二年之後，過去十多年間每年碳排放量每年增加百分之四，相關的二氧化硫也大約以此幅度增加。

「風的旅行不用護照」，這個冬天由中國吹來的西北季風顯然帶來從許多超細懸浮顆粒。這二天則是因為擴散條件不佳，導致本地汙染持續累積所造成。台灣這多少年來汽、柴油的低硫含量已是全世界最嚴格的，而火力發電廠的排放標準亦嚴格管控，只是在氣象條件不利擴散下，仍然會累積出較高的濃度。為了進一步減少交通所造成的PM2.5汙染，環保署將與交通部展開對二行程機車及老舊柴油大貨車的管制作為。

我也曾和參與抗爭行動的前收費員們一樣，在四年多的歲月裡站在國道收費站上，替國家向熙來攘往的用路人收取通行費。也曾在實施電子收費前，在遠通電收舉辦的說明會裡，挺身質疑轉置作業的缺失及疑問，而且勇於投書平面媒體點出試辦期間的不當作法等。在那段徬徨的時間裡，體認到在國家既定的政策下與國家及財團對抗的無力感，和部分收費員開始為下一份工作規畫。

也許我是幸運的一群吧？既不是為高速公路收費投擲一、二十年青春的中高齡收費員，也沒有堅持到最後領取轉置津貼就順利離開收費站前往下一個職場，但看到熟悉的面孔出現在無實益的抗爭行動上，忍不住要說心底話。

首先，在國家吸收收費員轉職而無法源依據下，國家轉職這條路是很難實現的。但另一方面，行政當局片面拋棄以勞動契約僱用的收費勞工，以不適用勞基法規定為由，用不計算工作年資的方式統一發放固定月數資遣費就極為可議。

建議收費員們應拋棄非理性的抗爭行動，以團體民事訴訟的方式在法庭上爭取以年資計算的合理資遣費，因為就算訴訟失利，至少也有聲請釋憲和爭取公平對待的機會。同時，喚起社會大眾對國家機關以消極行政帶頭示範僱主不尊重勞工，拋棄長期為機關工作的弱勢勞工權益做法的唾棄，並促進行政機關改善其下現職勞工權益的作法，來獲取社會認同方是良策。

事隔一年，如果警方對學生運動仍然是「水來土掩」的態度，那真叫做不長進了。

春秋初期，鄭國一度是小霸王，甚至欺凌周王。引致宋、衛、陳、蔡聯軍攻鄭，但只圍攻了五天。

隔年，鄭國興師報仇，擊敗衛軍及其援軍燕軍。鄭國攻衛之前，先去跟陳國談和解，可是陳桓公不答應，說：「宋國和衛國才是我們的強敵，鄭國能怎樣？」又隔年，鄭軍攻進陳國，大肆擄掠。

陳桓公為什麼瞧不起鄭，只瞧得起宋、衛？因為鄭國只是「伯爵」，而宋是「公」，衛是「侯」，陳自己是「侯」。但是，公侯伯子男五等爵是周公時定的，已經過了四百年，時代發生大改變，諸侯國際的遊戲規則也大改變，可是陳桓公的觀念還是不改，所以吃了大虧。

警方對學生團體的態度，在太陽花之前，也是「學生能怎樣」，很多社運場合都有學生去聲援，都被警方視為「不相干的擾亂因素」，那時候確實「不能怎麼樣」，直到太陽花攻占立法院、攻打行政院之後，才發現「來勢洶洶不輸海嘯」。

這一次，警方作了十足的準備，揚言，「誰敢跨過圍牆，見一個逮一個！」可是，內政部針對「反服貿學運活動之立法院警力維安勤務檢討」的報告卻認為，去年之所以不能收復立法院，是基於「尊重國會自治」，才綁手綁腳，無法放手行動的緣故。也就是說，因為得到王金平院長的支持，才演變成難以收拾的局面。

換句話說，警方敢說出「見一個，逮一個」，是認為這一次王院長會支持警方。

這種思考是政治思考，也就是認為「去年王院長之所以放任，乃因為國民黨要拔掉他的院長位子，如今問題解決了」。可是，警方不應該做政治思考。而且，一旦有了政治思考，就會蒙蔽治安思考。

阿里巴巴創辦人馬雲在台北的演講中，有一句：「你（年輕人）今天懂的是你爸根本沒有聽說過的東西。」警方難道真的認為「學生懂的我們都能掌握」嗎？如果不能，又憑什麼認為這一次學生「不能怎樣」？

說這些，絕非希望看到「發生什麼事」，反而是擔心警方太輕忽學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