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實物上的支助」這種說法很委婉，也很技巧，表示民進黨不是大剌剌直接拿錢去讓學生搞運動；因此，特別聲明是「支助」而不是「資助」。但蔡英文之所以強調「實物支助」，倒不是民進黨主動坦白，而是答覆質疑時的精打細算。反課綱學生七月初在臉書上貼了一張三聯式發票，花一四二四元買「傘」，買受人抬頭赫然寫的是「民主進步黨」五個大字；外界對此提出質疑，蔡英文只好被動回應。

一千多元買傘，並不是什麼大不了的花費。但在連數月的反課綱運動中，若連買幾把傘都可以拿去向民進黨請款，那麼，其他什麼飯錢、車資、通訊器材、標語製作、聚會開銷，難道不能向民進黨報銷？何況，學生可以把民進黨的統一編號倒背如流，其間關係，恐怕也不是簡單一句「實物支助」所能撇清。

更耐人尋味的是，蔡英文不僅承認了對反課綱學生的支助，更推而廣之，談到了「和民進黨訴求一致的社會運動」。反課綱學生的訴求和民進黨一致，當然是「麻吉」；但除此之外，例如太陽花、反核、反都更、反服貿乃至其他社運團體，只要與民進黨「反馬」、「反中」的立場一致，會不會也都因此可以獲得不同形式的實物或非實物支援？

民進黨與社運團體的關係「麻吉」到這種地步，國民黨只能反省自己太不用心。問題是，早年民進黨拚命喊「政治退出校園」，現在卻不但叱吒於大學，還把手伸向中學生，真覺得自己作法正當嗎？

眾所皆知，這次課綱爭議的核心其實不在史實，而更是一次認同的政治拔河。癥結就在，由於抗爭事件幕前的主角大多為高中生，即使他們對歷史的認知胡亂跳接，他們的反對主張也有許多邏輯不通，但一般民眾對他們的熱情仍抱著同情與諒解，不願苛責。也正因如此，他們背後的黑手和政客，也就愈發覺得有機可乘；在一名學生自殺後，立委馬上將議題拉高為臨時會必須緊急插手的要務。

持平而論，相較於杜正勝擔任教育部長時期推動的九五暫綱及教科書用詞大檢核，此次課綱的調整幅度甚微。在杜正勝任內，包括國父、國畫、甲午戰爭、古人等詞都被列為「不當用詞」，達五千詞之多；須改為孫中山、中國水墨畫、清日戰爭、中國古人等，「光復」則須改稱「戰後」，那才是對歷史的大清算。國內史學界人士看法，歷史教科書內容朝增加台灣史內容、增加近代史比重、及減少政治化的方向調整，是切乎時代需要的修正。遺憾的是，這次課綱檢核委員中有數名統派色彩較強的成員，成為綠營及獨派攻擊的對象。

日昨，吳思華已就對學生提告一事表示退讓；接下來，如果立法院臨時會運用政治施壓，教育部是否會應學生要求將課綱撤回，則是觀察重點。我們認為，如果教育部無條件撤回課綱，則不僅是台灣再度上演「學生街頭治國」，也將使教育的百年樹人大業淪為「尾巴搖狗」的荒謬劇，對其他學生極不公平。

在這種情況下，我們認為，要解開這次學生反課綱的死結，教育部、學生及朝野立委三方可以考慮一個公平而開放的妥協方式：將爭議的課綱問題列入教科書的「附錄」，供所有相關學習該教本的學生都有機會參與此事的討論，從而決定自己要採納什麼觀點。

我們之所以主張將課綱爭議納入教科書「附錄」，有幾點理由：第一，既然課綱存在偌大爭議，在一時之間無法論斷誰是誰非的情況下，最好的處理就是正反並陳，放入書後，讓師生至少以一堂課的時間共同研討，並使學生了解為何社會上有此歧見。第二，參加反課綱運動的學生人數不過兩三百人，無法代表全體學生的意見，更無權代替其他人決定要或不要什麼課綱；因此應該保留課綱，讓不同意見並陳於後，這是比較合乎民主精神的作法。第三，在王金平及柯建銘聯手下，立法院臨時會企圖插手課綱，壓迫教育部撤回，那不僅將構成立法權對行政權的侵害，更是以政治力赤裸裸干預教育的惡例。我們認為立法權應適可而止，尊重憲政體制及教育專業，拿開髒手；那麼，將爭議列入附錄，或許是一條更為自由、可行的出路。

美國中學的歷史課本都附有「附錄」，納入一些能夠顯示美國基本價值的文獻，例如《憲法》、《獨立宣言》、林肯的《蓋茨堡演說》、乃至聯邦最高法院的裁決案例等。其作用，是幫助學生了解美國建國的歷史，並對政治體制的設計、法治精神的追尋有所體會。換言之，透過歷史的解讀，對現今的政治及法律有更深認識。

台灣這次的課綱爭議，當然稱不上是能顯示國家基本價值的文獻；但是，在社會轉型過程中，台灣這種公民認同分歧的現象卻有很大的討論空間，在其他的科目設計中，恐怕也不會讓學生有什麼討論的機會。也因此，如果能將課綱爭議放進附錄，讓有興趣的學生都能在此作些腦力激盪，透過和老師及同學的討論，未嘗不是很有現實意義的一課。如此一來，反課綱的學生不致覺得自己的感受被抹煞，支持課綱的學生也不會覺得自己的認知被踐踏。

台灣政壇每天都在算計，做你死我活之鬥；但為了教育，以及對憲政體制的尊重，臨時會就算要上演干預大戲，也請作出能包容社會不同意見的決議吧！

過去TPP的進展，一直不被看好，最主要原因除了美國國內的意見分歧外，美日間談判的困難，以及許多所謂高品質的境內規範，包括馬來西亞、越南、秘魯、智利等開發中國家能否接受，都是很大挑戰。不過，TPP似乎是關關難過關關過，記得2011年也是在夏威夷舉辦亞太經合會（APEC），當時身為主人的美國總統歐巴馬將TPP的聲勢推到最高峰，一舉壓過RCEP等其他自由化路徑。

但2012年美國並沒有等到日本加入談判的聲明，直到2013年日本安倍政府上台並宣布加入TPP談判後，TPP才聲勢再起，但此後，由於美國國內一直無法通過貿易促進授權法案（TPA），也連帶影響美日談判進度，直到今年美國國會終於通過TPA法案，眼看大勢即將底定，但終究未能拍板。

不過，就談判本身而言，目前已完成98%，在今年內完成談判應該不會是問題，怎麼可能為了2%的爭議，而犧牲98%的成果。而這2%的爭議，又主要在於美國、加拿大、日本和墨西哥等「四個老大」喬不攏，這其中日本是美國在亞洲最重要戰略盟友，其餘二者是美國鄰居，同屬北美自由貿易協定成員，因此，這爭議比較像是利益拿捏，比較不是原先大家所擔心的先進經濟體與開發中經濟體結構的爭議。

因此，此次夏威夷部長會議，雖未能拍板，但不會是TPP的最終命運。不過，這卻是歐巴馬的挫敗，因為從時程來看，在歐巴馬卸任前，即便TPP能夠完成談判，也趕不上美國國會表決。

如此，下一任總統的態度便成為重要變數，倘若是在野黨共和黨勝選，那麼支持TPP殆無疑義，但倘若是民主黨的希拉蕊當選，因為希拉蕊仍不願鬆口表示支持或反對TPP，反而是變數，希拉蕊雖然支持美國工會立場，但她也是歐巴馬第一任期時美國重返亞洲的政策形成與執行關鍵人物。就此次談判的結果來看，我們感到比較訝異的是，相對小國家過去所在意的包括藥品智財權、著作權、投資爭端解決機制、國營事業、或是環保、勞工規定等，均不再是爭議焦點，顯然，這些小國或後進國家已有相當決心，接受高品質規範的挑戰。

對台灣而言，倘若我們以最新的GTAP 9.0資料庫版本，重新運用可計算一般均衡模型（CGE）模擬台灣加入與否的影響，若同時考量貨品及服務貿易效果，加入與否來回差距可達GDP的2.5%影響數，遠遠超過兩岸服貨貿協議，甚至RCEP的影響。

此次TPP部長會議未能拍板，從時間上來說，也許給了我們稍稍喘息時間，但我們也很清楚看到，台灣開放有所不足，法律規範離國際太遠的項目，包括農產品開放，以及前述藥品智財權、著作權、投資爭端解決機制、國營事業等均大致達成共識，台灣若想加入TPP，恐無法再有僥倖心態，而需有開放及修法接軌國際的意識及行動。

我們從不認為，加入TPP須過度擔心政治因素，美國已不只一次公開說明，台灣加入TPP與否，與兩岸關係無涉，也一再公開表示歡迎台灣加入TPP的意願，但我們卻非常擔心，國內輿論將加入TPP的阻礙移轉為國際政治因素，但實際上卻是不願或害怕開放。倘若台灣真有決心加入TPP，事實上許多該開放及該修正的法案，早就應超越盤點或準備階段，而直接進入落實階段，否則當TPP完成最後一哩，我們的第一哩都還踏不出去。

鄉民和評論家一開始便找不到方向，有政論節目翻開了我們的歷史課本，卻根本也找不到除去爭議以外真正的問題。

我要問的第一個問題是：高中三年，有多少人能單靠歷史課本考贏學測、征服指考？

至少我不是。我花時間查找資料、練習題庫、翻找詳解，我也買各版本的講義、影印各個老師的筆記，但我幾乎不曾翻開歷史課本。這代表什麼呢？我們需要學會的東西，早就脫離課本。大考永遠不會問你：美國的南北戰爭，對人類歷史有什麼意義？你有什麼看法？當時實施哪些措施真正有效？只會玩文字遊戲、測驗你細不細心，想方設法只是為了考倒你。

那些問號，課後練習有，但老師上課沒講，考試也沒考。課綱變沒變，大考都不會變，總是這樣讓人無須思索的，記著死答案。

周天觀說：「這場抗爭是在為台灣的未來奮鬥」，但他同時也說：「我不懂，為什麼我是台灣人，吃台灣米長大，卻不能說台灣獨立。」這就是我的第二個問題：你是為一個國家的未來奮鬥，還是為國家底下的人民、文化、文明的未來奮鬥？

台灣還是中華民國？獨立還是統一？這大部分是屬於政客和資本家的命題，小部分屬於學者和國民，但政權將無可分割的與小部分脣齒相依。藍綠橘黃、激進保守、資本共產，社會將不可避免同時存在這些人，你否定他們與你相同的國籍嗎？這樣的多元性，難道不就是台灣最引以為傲的自由開放嗎？

這是一個民族血緣模糊的時代，有東南亞、有歐美、有紐澳、有日韓，全部都劃進國家裡，才是我們的文化。我們固然吃台灣米，但我們也吃泰國米、越南米，孟子說民為上、社稷次之，所以別畫一個國家，我們來圈起我們的人民。

石教授把反課綱微調解釋為反中信仰的行動，我無意辯論，只想從另一角度來看。正如去年學運「反服貿」，雖然也有反中性質，但是在程序正義上的訴求吸引了更多的支持。反課綱微調的程序問題不大，相對特殊而重要的是，必須被動接受課綱影響的高中學生採取行動，而且激烈程度遠甚於其他人。他們表達「反洗腦」的訴求也許比「反中」更強。

如果是「反中」，在台灣絕對有比這些高中生信仰更堅定的人。而且，此次課綱修改之前，有「九五課綱」與「九八暫綱」。照理說，當初那些課綱與課本的撰寫人應該對微調會有強烈的意見。可是如果他們反對修改，也許會受質疑涉及私人利益或個人立場。學生的反對則有比較強的道德力量，也有思想自覺的意義。當學生自己站出來表達不願接受洗腦，出來制止或規勸的，就要承擔父權主義的罪名。

課綱或課本有那麼重要嗎？回想我自己在學時期，對於課本的態度，似乎並沒有很看重。即使到現在，我在大學任教接觸過許多學生，並不覺得學生們普遍都很相信課本，更不認為課本或課綱有多重要。然而，顯然有人認為很重要，甚至認為課綱可以重要到能給學生洗腦。反對新課綱，甚至不接受撤回之外的其他作法，我必須同意石教授，這已經是信仰的程度了。讓我輾轉難安的是，這個信仰是怎麼來的？

我不知道在教育部前抗爭的學生中，多少人有「反中信仰」，或者相信「課綱可以洗腦」，合理猜測應該不少。不管信仰為何，我願意相信，他們是經過思考的。而且我要指出一件事，這些反洗腦的學生乃至去年學運的碩士生都是九五課綱之後的學生。如果他們藉由抗爭來證明課綱的確有洗腦的作用，因此必須反洗腦課綱，應該是很好的證據。

不過，進一步思考，「反洗腦」抗爭的訴求還是有矛盾。課綱如果有洗腦的作用，曾經被舊課綱洗腦的學生當然反對新課綱，而且會毫無妥協空間的堅持維持舊課綱。如果這些學生否認他們的信仰來自舊課綱的洗腦，那就無法證明課綱可以洗腦，更無法以此拒絕折衷方案。我希望抗爭的學生能思考一下他們面臨的困境，也許可以從中發現不值得為了虛構的信仰而奉獻犧牲。

我從根本懷疑是否必須由官方制訂課綱。立法院即將透過政黨協商，設法解決目前的抗爭問題，因而引起是否會干預行政的爭議。換個角度想，如果立法院有意正視課綱的問題，應該從政策面著眼，要求教育部徹底檢討修改目前官方壟斷課綱的制度。

首先，儘管朝野對於兩岸之間是否存在九二共識，意見分歧，不存在共識；但是，不管任何政黨、任何族群、任何團體或任何個人，應該都不願見兩岸之間重新陷入熱戰或冷戰時期的戰爭或衝突對峙狀態之中。而且，廣大人民群眾每天過著普通生活的日子，從基本的生活理性出發，他們會樂見兩岸關係繼續和平穩定的發展，希望過個平安沒有戰爭衝突的生活，這應該可以算是我們民眾基於最實際的生活理性，所形成的最為素樸的生活共識，我們也可以稱其為具有無上實在性的第一台灣共識，朝野政黨，任何政治人物，都不能無視或忽視這個人民共識。

其次，儘管朝野兩黨之間，存在著政策立場甚至意識形態的對立，並且不時進行政治的算計與鬥爭，但是我們畢竟已經在現行憲政體制下實現過政黨輪替，而且目前正在依循現行的憲政體制，進行另一輪的大選；在這樣的憲政實踐過程中，朝野兩黨都已經充分認識到，任何一黨都不可能擁有持續的執政權，只要執政不符民意，就會通過大選而失去執政權。這也就是說，儘管朝野之間存在統獨之爭，但是這些爭執基本上已被安置在現行憲政體制框架之下，現行憲政體制對這些爭執，已然發揮某種「規範」功能，可以相當程度防止其溢出現行的憲政體制。在過去實踐經驗的累積及促動下，事實上，我們已經默默的形成依現行憲政體制進行政治互動的共識，我們姑且可以稱其為第二個台灣共識。

再而，希望過個平安沒有戰爭的生活，其前提不只兩岸關係要穩定，就連外部環境，東海南海的形勢處境也要穩定，而要促進這些形勢發展，不管任何政黨執政，都必須做到和（合）陸、友日與近美，並且要求這個三角關係能夠穩定平衡的發展；和（合）陸友日近美，這應該成為我們求生存發展的第三個台灣共識。

有了第二個台灣共識，那麼儘管我們內部會繼續存在朝野鬥爭，但會在現行憲政體制下進行，從而讓我們民眾有個基本穩定的政治環境，能夠過個基本穩定的生活，並且使得第一個共識可以獲得充分體現；而第三個共識，就如上述，基本上是要創造一個穩定的外部環境，讓我們民眾能過上平安穩定的生活，這同樣也可以讓第一個共識獲得更為充分的體現。而反過來說，第一共識是第二共識和第三共識的基礎，是第二、三共識之所以可能的充分必要條件。因此，這三個共識是互匯互通，聯成一氣的。

而兩岸間目前形成的九二共識符合現行憲法框架，具有合憲性，並且能夠促進兩岸關係和平穩定發展，這與上述的第一共識可以合拍，從而也可以和第二第三共識合流，如何讓九二共識嵌入這三大共識的脈絡之中，似乎是我們必須嚴肅面對的課題。

爾時金門特約茶室，係由軍方聘請非軍職人員經營，並在台北設有「侍應生召募站」。台北召募站對一些在歡場中打滾，或在綠燈戶裡討生活的女子來說，並不陌生。她們為什麼自願來金門服務，無疑都是因為金門有十萬大軍，年紀稍大、姿色稍差點也容易在這裡討生活；加上環境單純、治安良好，不會受到地痞流氓的欺壓及老鴇的剝削。

特約茶室除了提供她們舒適安全的賺錢環境外，年節發加菜金，生產或流產發給營養補助費，營業收入採七三分帳（侍應生七成，軍方三成），初抵金門時如果有需要，可無息預借安家費，再按月從所得分期扣還；每星期固定休假一天，但須先接受軍醫單位抹片檢查後始能外出，倘檢查結果呈陽性反應，立即停止營業，送醫治療，以維護她們身體健康，可說對她們照顧有加。

有關侍應生召募，金防部對台北召募站亦有明文規定，對於未滿十八歲或發育不全、有配偶或身體殘疾、未滿二十歲未經監護人同意、養女未經生父母同意、罹患性病、有不良紀錄或前科、曾遭本部遣返等情形者，不得召募。

自願來金服務者，必須檢附身分證、戶籍謄本、本人同意書等等資料，由台北召募站送金城總室，再透過警察機關做安全查核，如有前科或不良紀錄者，絕對不允許入境。

綜觀上述，特約茶室侍應生到金門服務，非僅係出自自願，亦經層層關卡審核始能入境，並無所謂的「被迫」或迫良為娼之情事。倘使她們到金門後有適應不良，或是家中有特殊事故，可隨時申請返台，軍方對她們的照顧更是有目共睹。如此，豈能與二次大戰慰安婦「被迫」事件混為一談。

隨著一帶一路計畫的開展，中國必須確保計畫按部實施，更重要的，不能讓海外投資的損失，拖累了自己的經濟，所以必須確保外國政府政策對一帶一路相關計畫的持續配合，這就讓北京在必要時必須介入他國內政。

老實說，在全世界，這並不是稀罕的事。

各國在簽訂投資與自由貿易協定時，往往採取ISDS的機制，投資企業與相關簽署國，發生爭議時，即使爭議牽涉國內法律，也可以訴諸國際商業仲裁，這意味著採取ISDS的簽署國，已經主動放棄了部分主權行使。

最近希臘債務爭議，歐盟與德國對債務償還的要求超過一切，完全不顧及希臘的主權，不管是左派、右派，甚至是極左派政黨上台，都要照撙節政策走，甚至介入希臘的財政、預算，連變賣國有資產所得，都要由歐盟監管。

中國將要對一帶一路國家，投入鉅資興建基礎建設，雖然有表面上的擔保與還款條件，但是這是算不了數的。

首先，無論是南路的東南亞，或是北帶中亞諸國的「斯坦們」，都有非常高的政治風險，譬如泰國，前總理盈拉原本同意中國的「大米換高鐵」計畫，但是兩年前政變後，軍政府上台，以賤賣大米起訴盈拉瀆職，當然這是國內政治鬥爭，可是從中國延伸到泰國的高鐵計畫就必須另起爐灶，重新再來。

其次，政治風險不僅在一國之間，還牽涉地緣政治，譬如阿富汗，自從美國撤軍後，中國必須積極介入，藉以保護在阿富汗的銅礦投資，所以我們看到阿富汗政府與神學士和談的會前會，是在烏魯木齊舉行的，而北京的介入，還可防止新疆動亂，即拉攏巴基斯坦軍方，要他們所豢養的神學士，不要繼續庇護維吾爾分離武裝分子。

最後，即使不是突發的政治變亂，選舉導致的政權更迭，也是北京需要戒慎的。譬如緬甸，十一月的選舉，很可能讓全國民主聯盟取得國會多數，雖然修憲未過，不至於讓翁山蘇姬當上總統，但是北京必須有所準備，免得過去在緬甸的投資一夕之間成為泡影，六月翁山蘇姬受邀訪問中國，就是北京的朝野兩手策略。

這種介入方式，美國向來操作得很熟練，北京現在開始展現影響力，於時未晚，但是要記取教訓，美國參與越戰、蘇聯入侵阿富汗，都是前車之鑑的錯誤。

台灣的登革流行多由境外移入病例點燃流行火，若四至六月未即時偵察，又巧遇高溫、多雨，因高溫易縮短登革病毒的體外潛伏期（即病媒蚊叮咬甲後，病毒在蚊腸複製，再至唾腺後而散布病毒至乙的時間），一旦病人周遊各地，而衛生單位防疫人力不足、經費短缺、人流動快、醫療院所通報病例遲及民眾病識警覺度低，登革病例會攀升；若疫情持續，尤需注意具慢性宿疾（如心臟病、腎病、糖尿病等）的老人在感染登革病毒後，可能易得臨床嚴重的登革出血熱。

台灣的登革熱與登革出血熱多為成人，非如東南亞以兒童為主，顯示防疫妥當，將大幅降低兒童登革出血熱住院或死亡。尤其台灣在一九九六年與一九九七年均是全國本土登革病例總數小於境外移入登革病例總數，彰顯防疫成功首賴「登革偵測」是否有效達公共衛生目標。在登革疫苗未上市與登革治療尚無特效藥之前，登革偵測仍是最有效的早期防疫，台灣已累積許多成敗經驗，可供他國參考。

然而，登革病毒有四血清型，感染其中一型，患者僅對該型有終生免疫，但仍可感染其他三型。雖四型登革病毒均可導致登革出血熱，但全球登革流行仍以第二與第三型居多，而二次不同登革病毒感染中，以第一型在先而後感染第二型的登革出血熱風險較高。換言之，若某地曾經歷第一型登革病毒，一定要嚴防有宿疾老人再感染第二型登革病毒。

至於在泰國的第二次感染其他型別登革病毒而易得登革出血熱，至今學術上尚無定論。台南在一九九八年第三型登革病毒導致的流行中，發現未經歷一九四二至四三年登革流行的十二位登革出血熱病人中，十一位為初次感染情形；另曾經歷一九四二至四三年大流行的九位登革出血熱病人中，七位是二次感染，即此台南流行顯示一次與二次感染均可導致登革出血熱，重點在病毒與宿主的交互作用。

高雄去年由第一型登革病毒引發大流行，今年仍有此型，但台南卻是第二型登革病毒。過去第二型登革病毒在南台灣的流行面多有所局限（除一九八一年屏東小琉球漁民自菲律賓引入之外）；換言之，南台灣居民對第二型登革病毒群體免疫力低，高雄尤要嚴防台南患者帶此型而引爆嚴重流行。

去年大流行後，中央資助三千萬，重點多在短期而少長期目標與國際眼光。新加坡每兩年邀東南亞登革疫情國年輕一代與會研討，台灣應由科技部、國衛院、疾管局、地方衛生單位、學界、研考會多方整合，眾志成城貢獻全球衛生。

上述原則原本在保護大學工讀學生或兼任助理的權益，然而當前各校面臨經費拮据，長久以來的師生關係一時也無法用「雇用」或「學習」來界定；大學更與一般公務單位、事業或企業單位不同，將大學視同下屬單位，限期完成配套規定，其實不但違反大學的校園自治與自主，也整體干擾破壞校園的和諧關係。

因應勞動部和教育部最新認定，只要「請」學生做任何工作且牽涉報酬，就須認定為「雇傭關係」。此種作法，勢將造成往後各校不斷爭議與訴訟之來源！迄今已有不少大學老師更因今後聘用助理的各種限制，而無所適從。

建議相關單位重新評估政策影響，提供各校試辦期摸索調整，並釐清以下問題：

一、大學的定位：這場爭議背後牽扯到的倫理問題，其實是關於「大學」的定位。「大學」並非營利組織，所有經費都須透過政府單位補助，或透過校友捐款及部分企業贊助。大學一切運作都必須依法規辦理，尤其國立大學受到的牽制與影響更加複雜，連學費調漲都一波三折，在無法「開源」前提下，只好「節流」。學生爭取自身權益是合情合理的，但也應建立在學校、教師與學生間「三贏」的基礎上。

二、學用落差：不少學校與企業合作，提供實習機會，讓學生體驗職場，校方提供工讀機會，讓學生能夠一邊學習一邊理財。倘若學校受制於法規與成本考量，節省人事經費，等於是變相剝奪學生在校內體驗職場的實習機會，恐將使得大學生的學用落差問題更嚴重。

三、「學生」身分認知：大學校園工讀風氣盛行，因為校園是相對友善的環境，學生擁有犯錯權利，透過校內工讀學習，這不是勞工所能享有的工作環境。若有部分個案受到校方壓榨，而大規模抹煞學生與勞工之間的界線，使全國大多數想繼續工讀學習的學生受到影響，開學後恐怕會引起更大反彈。

依教育部統計，目前小學體育課授課教師具備體育專業訓練者，不到百分之三十；小學體育課被權宜配課或借課時有所聞，特殊需求身心障礙學生的體育課幾乎都在教室自習，或在樹下看同學上體育課。為改善學生逐年下降的體能，去年總統公布國民體育法增修條文，要求高中以下學校課後每周應提供學生至少一五○分鐘體育性活動，更凸顯改善小學階段體育師資培育進用的急迫性。

至於體育班學生，因為專長訓練或比賽的需要，學科學習的時間被壓縮，學習成效和評量被簡略，運動傷害防護也被省略。這些大人們都懂，而且該從基礎解決的問題，多年來的改善機制和成效如何，值得我們花時間去檢視和反省，不能因為比賽成績好，代表隊學生為校、為縣市、為國爭光，而忘了彌補體育班學生前述結構性和集體性的學習成長落差。如果沒有系統性的改善機制或家長安排的補救教學，這些落差將會伴隨著他們完成十二年國教。我們只能看著他們這樣長大再說，或上了大學再補救嗎？

當掌聲響起，我們以棒球小國手為榮的同時，請千萬記得，他們將回到學校，繼續學習成長。讓我們也試著向他們學習，在比賽時專注認真打好每一球；沒達到目標時，雖不禁落淚，卻誓言：我一定會更認真、要做更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