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如今換了板凳，蔡英文卻好像換了腦袋。由於蔡英文選情看好，竟似有意杯葛進行總統候選人辯論，以免平添變數；她使出的手段卻是「程序杯葛」，堅持由三立電視台主辦，而拒絕維持由公視及四報合辦的成規。謂否則大選辯論就免辦。

若不舉行總統候選人辯論，失去了對政見進行檢驗的重要平台，將使整場選舉成為一只「黑箱」；而蔡英文為何選擇三立而拒絕公視與四報主辦的成規，又是一只「黑箱」。蔡英文藉獨選三立的「程序黑箱」，若造成實質辯論破局的黑箱，如何向國人交代？

由公視及四報合辦總統大選辯論，已歷二○○四、二○○八及二○一二共三屆。公視是當前立場最中立平衡的電視台，而四報則是平面媒體最完整及最多元的組合，過去三屆合辦，公正公平無可挑剔。為何蔡英文要拒絕此一平衡完整又多元的組合，而換成三立？最可質疑的是：蔡英文為何竟視大選辯論主辦權為可以私相授受之物？此間有無在心理上及實務上的黑箱？

蔡英文的選情看好，應當更注意形象及氣度。不應有迴避辯論之念，畢竟這是三屆成規，不要毀在蔡英文手中。尤其不應以強制指定主辦媒體的手段，來杯葛大選辯論。若有此想，恐是出自躺著選的傲慢，覺得反正不辯論最好，且看你們如何不屈從於我？

蔡英文如果勝選，遲早必須打開她一只一只的黑箱，也必將無可選擇地面對所有的媒體。蔡英文何妨將大選辯論當作一場打開黑箱的示範，顯示她已作好見天見日的準備了。

桃園機場跑道建設緩慢，其實不是特例。興建長達十八年的機場捷運，迄今無法通車，成為國內外笑柄。攸關後山居民返鄉安暢的「蘇花改」計畫，則因為經過考古遺址、地質敏感帶及包商倒閉等問題，導致工程一再停擺，完工期程一延再延。而本來要在二○一七年作為世大運場館的台北大巨蛋，目前則處於停工狀態，不知何去何從。政府公共建設趕不上國家社會的發展需求，在台灣似乎已成為常態。

這種現象，如果是因為台灣公共工程建設太多、需求太大，導致人力難以消化，也就罷了。但事實是，近些年國內幾無重大新興建設，多半僅剩零星修補計畫，卻仍落得這般景象，能不令人扼腕？曾幾何時，曾以高效率、高活力創造亞洲經濟奇蹟的台灣，在民粹主義及政黨惡鬥下，正陷於「印度化」的泥沼之中，而且迄無努力自拔的跡象。

所謂「印度化」，指的是印度在發展過程中，因為立法的遲緩化、決策的本位化、和建設的無效率化，造成法令跟不上時代的腳步，行政效率追不上全球化的開放腳步，公共建設則落後社會的需求。印度的發展表現追不上「金磚四國」的其他國家，這正是主要原因。

印度的效率不彰，主要來自其畸形的民主政治。印度是亞洲老牌的民主國家，但在議會制度下，立法權經常凌駕行政權；而印度地域廣闊、種族歧異，國會中有多達五十多個政黨，往往難以達成異質社會的最大公約數，而導致立法及行政不時停擺。例如，光是為了討論公務人員是否有權用其他顏色的筆來批示公文，國會便足足耗掉了一年。

其次，印度是聯邦共和國，中央政府有六十八個部會，地方政府則有二十九邦、六個聯邦屬地。在部門繁多且分立的情況下，部會之間不僅橫向聯繫不足，中央與地方的縱向協調也極不易。尤其地方政府的權力相當大，中央的政策除要各部會協調，還要地方政府認可。舉例而言，要在印度取得居留簽證，需經外交部、內政部、新聞部及當地政府的層層審核，時間往往長達半年。

印度幅員廣大、人口眾多，卻極度信仰合意式民主，政府的公共建設不但要經過冗長繁縟的行政協調（包括土地取得、環境評估及租稅法規限制等），只要地方人士反對，建設即隨之停擺。一九七○年印度政府提出一項跨越孟買港口總長僅十四公里的海底隧道建設案，在地方的反對下，最後直到二○一二年才通過環境評估，迄今仍未完成。

台灣的面積僅印度的百分之一，人口僅印度的百分之二，在規模及人種複雜度上皆無法與印度相提並論。然而，台灣的發展，卻走上印度「走一步、停兩步」的軌跡，寧非令人惋惜的事？

台灣的立法效率，近幾年來，已成為國家發展之瘤。國民黨雖在國會擁有絕對多數的優勢，但王金平藉著朝野協商的黑箱作業，卻能凌駕立法院，幫助反對勢力輕易綁架整個國會，使議事無法進行。他甚至縱容學生占領議場，來累積個人政治資源。《服貿協議》與《兩岸監督條例》被擱置至今已兩年多，這和印度花了一年討論公務員該用何種顏色的筆，有何差別？

台灣在六都形成後，小小的國家等於出現六大諸侯，這些地方首長動輒挾黨意與民意和中央對抗。以桃園航空城計畫為例，原本是國家重大建設，卻因地方首長換人，對航空城計畫有不同主張，便要求重新舉辦聽證會，使計畫停擺，第三跑道的興建也因而停頓。目前桃園機場壅塞不堪，第三跑道仍然無著，柯文哲卻宣稱要在五年內將松山機場遷至桃園，豈不是癡人說夢？這與印度地方政府以政黨之私來對抗中央，又有何異？

印度總理莫迪上台後，提倡「最小化政府，創造最大化效能」，讓印度走出無效率魔咒。反觀台灣，過去常自詡要成為「東方瑞士」，要直追美日，居四小龍之先；如今，卻只能困陷「印度化」的泥沼，能不汗顏？

人民幣「入籃」的首要推動者─人民銀行行長周小川基於美國金融海嘯對全球經濟的衝擊，認為全球外匯存底、國際貿易乃至金融市場，都對美元依賴過重，一旦美國爆發金融災難將使全球陷入危機，且美國貨幣政策變動也將衝擊各國匯率，因此他建議以IMF體制，作為國際準備貨幣配置的基礎，為全球經濟及金融分散風險。

美元在全球金融及貨幣體系的超強地位雖已持續70年，但美元的「統治基礎」已明顯弱化，因為美國的經濟規模僅占全球的23%，貿易額僅占12%，但美元區卻涵蓋全球約60%的產出及人口。一旦美國基於本身需要而升息，將使新興市場資金大舉外逃，打擊新興貨幣、股債市與實體經濟，而國外金融崩潰又終將回擊美國經濟。再者，美國如發生金融危機，則在境外流通的鉅額美元將缺乏防護網，又將造成美元劇貶。

比較理想的作法，是美元與其他貨幣分擔全球準備貨幣的角色。因此周小川建議依據SDR體系，來作為國際間分配準備貨幣的藍本，例如美元約占40%，歐元占30%，英鎊、人民幣及日圓各10%，以分散全球金融風險；首要之務，就是讓人民幣「入籃」。由於中國經濟仍持續擴張，又是世界最大貿易國，因而能夠在實體經濟層面為人民幣提供支撐。

然而真正阻礙人民幣成為全球準備貨幣的絆腳石，卻是中國自己，因為人民幣距離「廣泛使用於國際性交易支付」及「在主要外匯市場上普遍交易」這兩項「自由使用」的標準，其實還差得很遠。目前人民幣在國際支付中所占的比率約2.5%，居全球前5名，但其中70%以上仍經過香港，中國境內市場仍是鐵箍一桶。

人民幣在國際金融市場也未獲廣泛流通。香港是中國以外最大的人民幣存款中心，但擁有的人民幣不到9,000億；全球雖有2%的外匯存底已是人民幣，但幾乎都是各國央行與中國人民銀行之間的「交換協定」，人民銀行在必要時可以拒絕交易。儘管國際投資人及各國央行都強烈需要人民幣，但中國無論在人民幣取得及匯率波動上，卻始終抓緊不放。

正因如此，許多金融專家與國際媒體都視人民幣「入籃」為一場「政治秀」。市場仍擔心中國當局政策反覆，法規多變，且決策不透明；只有當各國央行及投資者在需要時能夠自由買、賣，才會使人民幣更具吸引力。

然而上述負面看法，多是以現狀及短期影響為著眼。其實「入籃」的重要意義，並不在於短期間各國央行對人民幣的需求會增加多少，而是在於把人民幣納入國際體系，在長期間敦促中國開放金融市場。

究竟能否達標？衡諸以往，中國一向排斥全面性改變，凡事都依循鄧小平「摸著石頭過河」的箴言，當然不符合當前金融市場及政治人物只看重短期效應的風格。許多專家更基於中國經濟走緩，而把「入籃」與中國將進一步降息，及人民幣匯率將再度貶值相提並論。事實上降息與貶值與短期性的景氣循環變化相關，而金融市場自由化與制度改革屬於長期的結構性層面，兩相牽扯只會糢糊焦點，反而錯失潛在的改革動能。

總之，人民幣能成為國際準備貨幣的關鍵，在於能達到「市場規模大、制度穩定高及流動性充裕」三項要求。「入籃」頂多只能算是敲門磚；到底能否為大陸金融改革及開放產生保駕護航的效果，才是後續的觀察重點。

過去幾屆總統、立委選舉，最明顯的分裂投票情況，發生在2000年的總統大選和2001年的立委選舉。當時以獨立參選人身分角逐總統大位的宋楚瑜，在總統選舉裡拿下三成六的選票，立委選舉也迅速站穩腳跟，促成台灣最大規模的一次政黨重組。

此後幾次選舉，國親分分合合，但分裂投票並不明顯。如2004年總統選舉，陳水扁拿到五成一選票，國親的連宋配拿到四成九，立委泛綠總共拿到四成四，泛藍則拿到約五成。

2012年國民黨馬英九獲得約五成二的選票，立委若加上親民黨的政黨票，總共約拿到五成四，泛綠陣營的立委政黨票四成四，也和總統候選人蔡英文的四成六相仿。

但本屆選舉，不僅小黨林立，而且選票可能呈現板塊移動。其中，國民黨會是最大的受害者，不但政黨支持度下降，且支持國民黨、票同時投國民黨立委與總統候選人的比率依次下降。若選票呈現與民調結果相符，國民黨前途堪慮。

所謂堪慮，不僅僅是這次選舉，而是這種板塊移動所造成政黨力量的消長。回顧2008年的立委選舉，民進黨立委總共拿下近三成八的選票，但立委總席次還不到四分之一，但民進黨藉由意識型態凝聚，從國民黨的錯誤中重新站起來。

若國民黨遇到相同情況，在缺乏內聚力的情況下，一如2000年變成「政黨重組」，不無可能。且當時國民黨是從六成的支持率分裂，如今基數打對折，結果恐怕更不堪。

至於民進黨，雖然可能在這次選票分裂中得利，但過度膨脹，也會對未來發展構成隱憂。畢竟許多「黨友」如親民黨、台聯、時代力量等，在「整垮國民黨」固然態度一致，但若變成資源分配和路線之爭，一旦撕破臉，也可能演變成另一波分裂。

卅年前台灣零售業只有「爸爸媽媽」型的柑仔店，固然溫馨可愛，但店面小、東西少，也沒有廿四小時營業。便利商店興起後，東西貴一些，但品項更多，服務更迅速，而且附加機能更廣泛，很快蔚為風潮。

雜貨店就像今天存在社會各角落的安養院，多是家庭式經營，校長兼撞鐘，雖然收費低廉，但照護品質良莠不齊，而且服務量有限。這類個體戶在台灣邁入超高齡社會以後，已不足以照顧所有失智失能老人家，而需要類似便利商店的新經營模式。

社福團體擔心開放營利事業經營長照，商人為了獲利，必定哄抬價格、犧牲品質，讓長照服務又貴又爛，但便利商店是這樣嗎？須知大規模經營可降低成本，也能形成標準化作業，比如以照服員訓練來說，專門養成班絕對勝過師徒制，其他軟硬體設施亦然。

社福團體又說，壽險業經營長照機構後，為了減少理賠支出，會將住民趕走，這又是誤解。未來全民長照保險開辦後，老人家即使住進壽險業經營的安養院，也是由長保給付，不必靠私人保險。

開放營利單位經營長照服務，是以長照保險為主軸的長照政策一環，日本就是這麼做。民進黨與部分社福團體不贊成商人辦安養院，關鍵在於他們根本反對長照保險。但台灣若全靠稅收辦長照，又不引進民間資本，只能有雜貨店式的長照服務。

目前民進黨主張以指定用途稅作為長照財源，來源為提高遺贈稅率與房地合一交易所得稅，支出規模約三百億，目前最大的挑戰在於這兩者能否順利收到三百億的稅收。這兩稅皆為機會稅，也就是若無遺贈、贈與或不動產交易行為即無稅收。

提高遺贈稅率就公平性來看當然有其意義，但就稅收來看可能因規避行為增加而無法收到預期稅收；房地合一交易所得稅更因近期不動產交易較為低迷，加上證所稅再度停徵之影響，房地合一交易所得稅能否順利上路尚不得而知。

長期照護最大的特點即在「長期」，以指定用途稅收支應，不足時將難以提供長期且穩定的長照服務，故長照財源穩定性相當重要。若存在前述情況時，應改以其他哪些稅收為來源，新來源是否適當等問題需待進一步討論。

目前國民黨主張以社會保險費做為長照財源，收費方式比照健保方式，支出規模初估為一千億，政府負擔約四百億，由房地合一交易所得稅支應。此版本同樣要思考的部分在於政府新增的負擔應由何支應的問題。

而且如果是以社會保險費支應，是否一定要完全比照健保收費制度？現有健保收費制度採雙軌制，一般保費存在職業別差別計費，而且論口負擔，導致多眷口家庭負擔沉重的問題，此部分若做為長照財源，則出現林萬億教授提到的出生即需繳費的問題；補充保費則因以單次給付為課徵單位，存在行政手續繁複等爭議。

若長照採取社會保險費為財源，可考慮改以家戶總所得為費基，不僅更加符合長照風險由家庭共同承擔的特性，亦可避免落入出生即需繳費的爭議。然而，以獨立財務運作的長照社會保險的優點在於，支出規模無論高估或低估，可透過儲備基金或費率調整等方案因應，但稅收制缺乏這樣的財務運作機制。

就目前台灣財政現況來看，中央與地方債務沉重，若無明確的加稅方案及相關配套措施加以配合，以稅收做為長照財源將缺乏穩定性；台灣高齡人口即將快速增加，長照風險應盡速積極面對，故筆者建議目前仍以社會保險費為較佳的可能方案。

其實，在「長照服務法」尚未立法之前，民間的大型醫院、社福機構及一般的私人單位都有設立，只是規模大小不一而已。而政府機構如退輔會的榮民之家、內政部的老人之家及部分縣市設立的仁愛之家，還有衛福部所屬的醫院設有護理之家，但公家的長照機構的床位有限，等候的期間均很長，而縣市的仁愛之家，以安置無子女奉養者為主，榮民之家則以退役老兵為安置對象。

在高齡化社會，公家單位能釋出的床位十分有限，不開放民營行嗎？唯是否開放給保險業進場，或輔導更多財團法人進駐，應多聽取專家意見，或參酌世界上成功的作法。

雖說，長照是一個商機，但如果政府不介入輔導，可能會產生兩種情況，一種是往畸形發展，最常見的是大型醫院所設的養生村或護理之家，他們的收費恐非多數民眾負擔得起的；一種是原地踏步，筆者曾詢問台中世貿中心，每年辦了那麼多場的展覽，怎不曾見過銀髮族的用品與輔具的展覽，結果中心的高層說，多年前曾辦過一次，但門可羅雀，廠商就不敢再辦。而筆者在社福單位服務多年的觀察，保險業者很少參與老人的公益社服。如今業者卻表示，投資長照是要給民眾更多的選擇，保險業者的商業心態，難怪社福團體會有疑慮。

再說，長照需要場地，光要解決土地與建築的問題，絕非非營利組織的社福機構負擔得起的，雖說政府有很多的蚊子館和少子化留下的文教用地及閒置學校，但他們也不肯提供做為長照用途的場所，如果政府不做政策性的決定，提供這些閒置的土地與場所協助社福團體從事長照事業，在財團介入後，只有昂貴的牛肉麵，還會有陽春麵可吃嗎？

依照耶魯大學心理系助理教授蘭德的研究，在緊急狀況下，人類腦部在「快速思考」模式下，越容易無私救人。蘭德分析了五十位「卡內基英雄獎章」行為，發現近九成得獎者行為都出於「直覺」，義無反顧為所當為，而不是出自精心思考的利益算計。許多心理學的假設都基於人會理性評量自身利益做選擇，但蘭德說不，「我們的天性就是合作」。

西方現代科學研究，證實了東方幾千年前的哲學命題。孟子早就說過，「人皆有不忍之心」，「見孺子將入於井，皆有怵惕惻隱之心」，也就是這種惻隱之心，是「仁之端也」，這就是人的本性。基於這個本性，人類會「自誠誠明」，「擇善固執」，「為所當為」，「捨生取義」，也基於這樣的選擇，建構了儒家禮樂社會的體系與哲學，唯有擴大這「仁義禮智」的行為，才能讓人「異於禽獸」，追求人生價值，創造人類社會進化的文明。

「王何必曰利」，傳統價值是那麼理所當然，卻因為歷史久遠，「陳腔濫調」而為人貶低忽視，甚至要「打倒孔家店」，「把線裝書丟到毛坑」裡，也把人心、人性的基本價值追求都拋諸九霄雲外。在上位者夸夸其言，既無肩膀以承擔任事，更無誠信以帥民導勢；社會上欺矇拐騙，不以為羞，一切以追求權力、金錢為衡量指標，商人政客昧著良心做事，於是乎濫權貪腐充斥，偷雞摸狗當道，百姓居不定，食不安，就連呼吸一口乾淨的空氣都不可得，這樣的生活，怎不令人心焦？

也正因為價值毀壞，大家都說「名嘴誤國」，但這些誤國名嘴都高掛在多少重要政黨不分區立委名單中，不以為恥。國民黨崩垮，不是民進黨有為，而是黨內交相賊。大家都說要「團結救黨」，卻沒有人真肯相忍為黨，提不到名的政客，反咬黨比敵人還狠，這就是國民黨自掘墳墓的現狀，到頭來也還是只有一個洪秀柱，儘管全黨「換柱」，恩盡義絕，也只有她願意對黨不離不棄，不忮不求，不讓同志為難，在逆境中留下來打拚。是孤忠是愚忠？歷史自會還其公道。

在台灣混濁政壇裡，洪秀柱的行為真是鳳毛麟角，然而，也只有這種珍惜羽毛的作為，本於初衷，堅持到底，義無反顧的精神，才能真正有望呼群保義，撥亂反正，留住國民黨那將熄的氣血，護著中華民國命脈，迎向更崎嶇難行的未來。

當然檢察官呈堂的犯罪證據不足或太薄弱，是法官難以定罪的主要原因，但我們從判決書發現，檢察官談的是法律，法官卻是在做科學論證，而社會輿論的氛圍卻是民粹與政治。

檢察官起訴頂新違反法律處是：「進口不能供人食用之油脂偽以食用油名義輸入，製造供人食用油脂銷售」。

然而法官卻從科學論證中說，「原料正常之下，原油若未經精煉程序，可以作為飼料用，若經過精製程序後，符合ＣＮＳ的食用標準可以作為食用。」

這就怪了，既然如此，明明食用油的價格比飼料油高很多，大幸福公司為什麼會自甘於將可以賣較高價的食用油卻貶抑為低價的飼料油？或者越南的豬比較高級，飼料用油的品質與給人吃的食用油一樣，因此給豬吃的當然也可以給人吃。

好吧，就算談科學，法官可能不曉得食品科學與化工不一樣。

化工操作是只要符合經濟性，過程可以添加任何有利反應進行的物質，只要最後被移除或中和掉，產品成分性質檢驗合格，並符合「質能平衡」的基本科學原理就可以了。

食品科學卻是涉及到人，原料來源不對、不能使用的中間添加物，甚至於生產機具設備不符合，就不可以拿來生產食品。而不是說這些添加物精煉後在終端產品中會被蒸餾移除掉了，裝廢棄物的容器與原料的容器也不能混用，而不能說桶子已經清洗乾淨就可以了。

大賣場裡賣不完的食品，既已經送到養豬場要餵豬了，不能說裡面還有一些未過期的麵包，外觀尚完好，味道也還沒變質，就可以挑出來送到架上賣給客人吃。

化工是硬邦邦的物質主義，食品則是純淨的人本主義。前者講求質能平衡，後者注重的是食品倫理，這是本質上最大的差異。

消費者本身「拒買」，這種由下而上，徹底降低市場需求來抵制黑心商品的行為我是贊成的。不少人整理出一系列味全旗下產品呼籲大家拒買，最明顯的抵制活動是拒買林鳳營鮮乳，但這股抵制的怒火不僅讓與味全合作的本土酪農苦不堪言，更有越燒越烈且波及無辜的趨勢。

幾天下來，我看到網路上不少這樣的言論出現：「看到在賣場抱走兩大罐林鳳營的大嬸真想走過去給她兩巴掌！」「愛喝林鳳營就不要哭！就是有這種貪小便宜的豬！」更有人直接對著使用林鳳營鮮乳的飲料店家叫罵說：「不換其他牌子的鮮奶別想我進來買！」還拍下店家冰箱中的鮮奶照存證。我擔心的是現在社會上已經瀰漫一股「不拒買的人是幫凶」的仇視風氣，走進賣場拿一罐林鳳營鮮乳似乎已變成全民公敵的行為。

我認為「拒買運動」無論有沒有百分之百徹底做到，這股力量已經讓黑心廠商、政府看到我們人民的怒吼了，剩下該檢討的是政府如何重新審視食安制度的問題，而不是用二分法一口咬定那些買林鳳營的消費者也是幫兇，不然我們恐怕會淪落到「爸爸是殺人犯，兒子也有罪」的仇恨氛圍中。

可惡的是味全頂新集團老闆，不是和味全合作的酪農們，更不是買林鳳營鮮乳的人！

頂新事件宣判結果確實令人意外，社會上一面倒地表達對判決的不滿。我個人也對判決不滿，但是我認為，任何人要對法院的判決表示意見，至少應該要先看過判決書裡法官所持的理由。至於法官是否為政治或財團服務，在目前的社會氛圍下，則變得非常弔詭。

先說這樣的判決，對哪個政黨有利？連柯文哲都說是「最大的催票」，顯然他認為對目前的執政黨極為不利，那麼應可推論為這個判決是法官獨立審判的結果！否則就會變成在野黨竟然可以影響法院對個案的判決，這應該大家也不會相信吧！

再者，如果該法官顧慮現在的社會氛圍，應該會對頂新等相關被告予以重判，結果該法官甘冒大不諱做出「不符人民期待的判決」，足以證明至少應該是在獨立審判精神下的判決！

如果以上推論成立，那就只剩下判決理由是否能服人？台灣是大陸法系，犯罪行為必須法有明文規定才能處罰，如果起訴書所載之犯罪事實與證據強度不足，法官就算想判也判不下去，這才是真正的獨立審判。

至於台鐵員工大量購票累積點數兌換優惠被處分，被處分者認為並沒有明文規定台鐵員工不能參與集點活動，而台鐵的說法是，雖沒有明文規定員工不得參加，但是「社會觀感不佳」。

這件事與頂新案有一共通點：就是「民眾期待」與「社會觀感」都扮演了相當程度的影響力；但是在這兩個個案中有決定權的一方，卻剛好採取相反的作法：前者「應該」堅持獨立審判精神，不受「人民期待」影響；後者將「社會觀感」置於整個遊戲規則的最高位階。

於是，當「法治精神」與「民眾期待」有衝突，當「社會觀感不佳」變成「制度不周延」的代罪羔羊，我們除了關注事件本身之外，是否更應該對其背後所代表的更深層意涵進一步思考什麼才是真正面對問題與解決之道 !

少子化海嘯席捲而至，把大學生當小學生般「呵護」，是大多數學校想要積極展現的「特色」之一。無微不至的照顧，「讓家長放心將小孩交給你們」成了另類的招生手法。在大學當導師的，只能利用課餘時間當個無怨無悔的「保母」。

「老師，任何證明文件我都願意簽！」來自貧瘠漁村的阿強，面對師長善意的提醒：頂樓加蓋、樓梯狹窄、隔間侷促等問題的危險性，都很清楚。但是申請助學貸款，生活費靠自己打工，能租到這麼便宜且「五臟俱全」的房子，安全，就不是唯一的考量。所以，「老師真的有建議我擇屋而居，但我真的不想搬。」

怎麼辦？填張表格將問題上報學校。沒有事發生，就存查吧；但真發生就來不及了。是不是建請學校蒐集相關資料，上報主管機關請建管處拆違建？這樣勞師動眾，全體動員當「違建狗仔」，屆時來自街坊鄰居的壓力又聲浪四起，不但我被罵慘，連校長也被拖下水，我幹嘛給自己找麻煩？

「是啊，我們住在一起…」這對男女同學擺了同居的事實。都已是成年人，當導師的又能說些什麼呢？只是這女生上學期「同住」的好像不是這個男生，若發生什麼感情糾紛傷人自傷的事，才是我擔心的。三更半夜接到電話，最害怕聽到孩子受傷送急診，除了酒駕自撞撞人，「為愛癡迷」的暴走事件最棘手。

「老師，我要上課又打工，你要來，實在造成我的困擾…」還有個學生以各種理由推託，打死都不讓我到他的住處去看看。我查他的課表空堂，跟他說可以開車去接他，順便準備便當給他當午餐，花不了他太多時間。他卻回說「你這個導師怎麼這麼不可理喻，不體諒學生！」

職責所在，我難道真的強人所難嗎？只好列印與他在LINE的對話，拜託校安人員找時間去關心看看。既然不願意我去，我樂得輕鬆自在，何必和學生關係搞得劍拔弩張呢？

多年前在期末導師會議上，就有同仁建議，學生居住安危不該由學校自攬。學校將適合賃居的資訊貼上學務處網站，給有需求的學生查詢。父母若是不放心，在孩子租屋時就該陪同觀察。至於學生起居是否正常，端賴學生的自律，豈會因為一個學期導師來過幾回，就漸入佳境呢？這麼多年過去，不知為何仍在做這類吃力不討好的事？

一樣米養百樣人，綜觀凡人邏輯思辨終究不離九流十家，所有考生下筆為文亦也如此，致使天下文章本無「精準」定則，故閱卷教師難有「絕對」客觀評分標準，僅能做到「相對」客觀。

考生字裡行間流露何種流派思想？皆非評分關鍵，能夠義正詞嚴已在水準之上。其實，如何征服閱卷教師之主觀好惡？筆者累積十餘載通識國文講師經驗，於此提出學生常犯錯誤模式，僅供參酌。

一、切題能力：譬如題目是「演講（或書籍）心得」，不少學生忠實記錄講者、作者綱要內容，卻無抒發自己生活經驗，疏漏「心得」二字才是關鍵；再如題目「克服逆境的故事」，有些人採用議論方式侃侃而談如何「克服逆境」，卻忽略末尾「故事」二字，並未採敘事方式鋪展，即使鋪展卻列舉眾多古今中外偉人加以說理，莫不暴露欠缺「故事敘述須具完整性與單一性」知識。須知「我們要學習烏龜不屈不撓的精神…」是說理，「烏龜與兔子相約競賽，兔子衝刺跑贏一段路於樹下睡覺…」方是故事。

二、錯字多寡：完成作文須再檢討一遍，挑出錯字。讀者別意外，下列是大學生屢犯之錯字：生龍「火」虎、以德「抱」怨、沒有關「西」、皮開肉「顫」、「柄」持信念、故意「托」延、莫名「奇」妙、「古」牌效應、海邊「沖」浪、愛要「即」時…，出現錯字則顯示掌握中文形音義能力不足。

三、尊重形式：部分學生常出現每段首行不空兩格現象；標點符號更是亂標一通，甚且全文從頭至尾僅用英文「．」分號，不見中文句讀形式，已流露不尊重作文形式態度。試想邋遢不修與淑女紳士形象，何者贏取青睞？

當今批作文已是國文教師苦差。讓筆者氣餒則是：作文發還學生要求更正錯字，有些學生卻不自覺！真想請問學生：「你們怎麼了？我不相信你們高中老師沒有教導！」

離島地方特考錄取人屆滿不願續留，主要問題在環境，不是考題。離島公務職位欠缺高職等，加上生活條件不如都會，如何滿足驛動的心。

改善離島留不住人才問題，不能從考題思考，而是要改善環境。當然生活條件非一朝一夕能拉高至都會水準。考選部可以做的，是提高離島公務員之最高職等，或是再提高離島加給，讓低職等可以領到高職等同樣之薪資，或可改善離島留不住人才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