翁啟惠拒絕辭職，且一度拒赴立院報告；但昨晨突然變卦，答應赴立院說明。立院要翁辭職的提案，稱他「對關鍵問題刻意迴避，未能釋疑」，但翁啟惠昨天終於說出了他拒絕辭職的真正原因是：他若辭職，依規定評議會必須召開臨時會再選院長，期程可能要達半年。他表示，新院長若能定案，或釐清他辭職出缺如何辦理，他即可辭職。

翁啟惠顯然想保住先前院長候選人遴選的成果。但那次遴選的正當性已受強烈質疑，且候選人之一郭位認為選舉受「政治汙染」而退出遴選，使名單在實質上不符應提三人的規定，致出現總統不能進行圈選而退回名單的可能性。如果圈選程序中止，而翁又拒不辭職，這顆燙手大山芋就將落在新總統蔡英文的手上。

翁及其夥友認為，拒絕辭職是在保護選舉成果；但他若不辭職，可能將爛攤子丟給蔡英文。這是昨日綠委提高批翁分貝，指他「與社會共識為敵」，並連署提案倒翁的原因。翁自認拒辭的政治動作有益於夥友，卻遭民進黨打臉，可謂自取其辱。

現在，中研院新院長的選舉程序出現三種可能性：一、將因馬總統退回原案而重啟？二、或以院長出缺而重啟？三、或以原案退回、院長出缺二因並生而重啟？

台灣距離北極甚遠，但時值政權輪替期間，這種經常遺忘昨日之我的「西伯利亞症候群」，卻接二連三發生在即將執政的民進黨身上。從兩岸監督條例、美豬、電價和外交議題，都可以看到症候發作的跡象。

七年前馬政府抵擋不了美國壓力，決定根據國際標準（Codex）有條件開放美牛進口，當時民進黨立委陳亭妃痛批馬政府「沒有良心」，林淑芬更斥責馬政府引狼入室，罵衛福部長蔣丙煌是「混蛋部長」。而今，準農委會主委曹啟鴻改口說，連日韓都抵擋不住美豬叩關，台灣有能耐不接受嗎？面對這樣的政策大轉彎，陳亭妃立刻改口說要讓人民知道美豬沒有安全疑慮；林淑芬則一度支支吾吾，不知如何以對。民進黨的昨是今非，由此可見。

我國琉球籍漁船「昇豐十二號」去年誤闖菲律賓海域，遭該國扣押，並以「盜漁」的罪名處以十萬美元的罰鍰。當時民進黨立委莊瑞雄質疑菲國片面指控我國漁船盜漁，要求外交部強烈交涉，不能讓對方予取予求，否則國人「吞不下去」。莊瑞雄還嘲諷說，將來立法院不用編列船艦預算，只要編列「贖金」即可。時隔不到一年，屏東漁船「東聖吉十六號」在沖之鳥礁外海遭日本公務船無理扣押，莊瑞雄卻低姿態地說，日本說我們的漁船擅闖其經濟海域，不能和日本硬碰硬。

問題是，「東聖吉十六號」真的擅闖日本經濟海域嗎？位於日本國境之南的沖之鳥礁，是加起來不過九平方公尺的小島礁，頂多擁有十二浬領海，但日本卻大剌剌劃上兩百浬的經濟海域，這根本違反了一九八二年「聯合國海洋法公約」規定的只有島嶼才能擁有經濟海域的原則。對日本政府的鴨霸做法，即將執政且號稱日本關係良好的民進黨非但不據理力爭，反而一片噤若寒蟬；這種態度，如何為漁民爭取權益，為國家爭取尊嚴？如此低調，難道是民進黨的「恐日症候群」？

除了上述兩個例子，民進黨在《兩岸協議監督條例》草案從「兩國論」轉為「兩岸」，對於電價則從選前宣稱「不漲」到選後轉為要求馬政府「勿降」，處處均可看到民進黨「西伯利亞症候群」的癥狀。民進黨之病，當然並非由於缺鈣，而是因為在野時過度的政治操作及意識形態作祟，而失去了政治價值及自我認知的一致性。也因此，在醒來之後，他們先前的醉言醉語便成為人民檢驗其執政的標準。

在「東聖吉十六號」扣押事件中，綠委黃偉哲不但不維護國家主權，反而替日本說話，說此舉是日本「打臉馬政府」。這種媚日論調，足見其眼中沒有國格，沒有漁民，沒有國家利益，只有政治仇恨。這樣的心態如果不改，五二○之後，民進黨對日本的姑息與諂媚，恐將成為台灣人民的一大夢魘。

最近韓劇「太陽的後裔」在韓國掀起一片愛國風，團結、愛國成為時下年輕人最夯的問候語。韓國過去因地域政治對立嚴重，但如今在對外問題上，朝野口徑一致，團結對外。反觀台灣，在政黨私心的操作下，朝野不但為國內議題爭吵不休，在兩岸政策及國際外交上更處處對立，互扯後腿。兩相對照，韓國這些年能快速崛起，而台灣卻一直在原地踏步，這應是一大原因。

「西伯利亞症候群」也許不是一種致命的病，但是它所產生「昨是今非」的後遺症，卻一點一滴地吞噬台灣的政治良知，也拖垮台灣的國際競爭力。

從振興經濟的觀點而言，這兩項任務中的產官學研整合是手段，目標則是產業的升級與轉型。蔡英文曾經提過「堆柴火」理論，她強調，政府的政策工具，就像是柴火，如果一根一根拿出來燒，熱量有限，無法有足夠的熱量；如果把柴火堆好了再燒，就可燒得很旺、而且持久；如果政府懂得整合民間和官方資源，可以讓有限的資源發揮最大的效果。此一理論中產官學研的整合居於核心位置，是未來五大創新產業成功與否的關鍵，也是最艱鉅的任務。

觀察全球主要國家的創新研發體制，大部分的知識創新來源多以大學及研發機構為主，配合以健全的產業發展環境，許多創意得以源源不斷的出現。

而由於歐美等國的大學及研究機構與其產業界之緊密結合，因此其研發標的選擇、研發的執行與銜接，以及所呈現出來的成果與績效相對較佳，而這個緊密結合的體系，除了大幅降低可預見的風險外，也更即時的契合產業與市場的需求，當然也促成了創業行為的蓬勃發展。

以美國為例，為了恢復美國在高科技製造業創新中的領先地位，歐巴馬政府推出國家製造業創新網路計畫（National Network for Manufacturing Innovation, NNMI），重新投資供應鏈創新，支持與擴大技術密集型製造業公司。計畫至今，已成立增材製造、數位製造與設計、輕量新金屬、整合光電子製造、彈性複合電子製造、新一代電力電子製造、先進複合材料及革命性纖維與紡織製造創新機構等八個創新機構。

就以今年4月初剛成立的革命性纖維與紡織製造創新機構（Revolutionary Fibers and Textiles Manufacturing Innovation Institute, RFT-MII）來說，其目標是希望透過產官學研的合作，研發出可看、可聽、可感應、可溝通、可儲存電力、可控制溫度、可監測健康，可變色的纖維，初期資金3.17億美元，來源包含聯邦政府、麻州政府與會員。

RFT-MII由國防部負責，並委任由MIT組成聯盟執行，其中國防軍事應用為該組織發展重要領域之一，並強調未來將與NNMI其他創新機構建立進一步合作機制。

RFT-MII總部設立於麻薩諸塞州並建立在地化發展機制，將纖維和紗線與集成電路、LED、太陽能電池和其它設備與先進材料整合在一起，結合非傳統合作夥伴，例如音頻設備製造商Bose、芯片製造商Intel和奈米纖維製造商FibeRio等，以達跨領域創新合作之效。

RFT-MII的個案有許多可以參考之處：首先，該機構的任務不僅在於促使美國機能性織品的技術領先，更重要的是建構從設計到製造的美國在地價值鏈；其次，就RFT-MII的資金投入來看，27%的資金來自於政府，63%來自於企業，這有助於確保RFT-MII發展具體可商轉的技術，協助企業發展；再者，從其發展的地區來看，以麻州、紐約州、賓州為重點研發核心，形成產業聚落，但並沒有以地理區域為限制，其進一步與北卡、加州、佛州與德州的重點研發單位與民間企業聯繫，形成星狀網路；最後，國防部的主政及學界的加入，可以將相關的研發能量注入，提升研發目標達成的可能性。

新政府曾經提及未來的產業政策將著重於連結在地、連結國際及連結未來，如何參酌國際經驗，藉由國家研發體系的重新定位，重新整合產官學研的資源與能量，有效促成產業的轉型與升級，絕對是新政府振興經濟的首要課題。

這些天都是翁啟惠與李遠哲的新聞，這兩位博士算不算是「知識分子」？從學歷與經歷看，兩人都頂尖，當然應該是。但，學歷、資歷、知名度等，不等於知識分子。

英國當代歷史學家保羅約翰遜撰寫《所謂的知識分子》，檢視非常有名的人物—盧梭、雪萊、馬克思、托爾斯泰、羅素、沙特、海明威等，分別用五個標準探討：道德、對家人朋友的態度、對自己理念的行動力、表裡一致的誠實、對暴力的態度。很可惜，每一位都在言行上背叛自己，都不誠實，都附和權力…；甚至可以說，幾乎人類惡行劣跡都在他們身上出現，私德備受爭議，對公眾事務欠缺實質關懷。這些擅長述說概念的大師，都忽略了真實的人，都宣稱自己充滿理想，都傳達崇高的價值。

我帶著此書搭飛機，在高空中閱讀對這些無數人仰望知名人物的解剖，真是不舒服。人們歌頌、學術界推崇、出版界力捧的大師，未必有較高的道德，未必對家人朋友忠貞，未必知行合一，未必誠實，往往姑息暴力，屈從於當權者。如此看來，不配擁有知識分子的頭銜。

知識分子的本質是批判及反省，但當今的學術界，批判及反省早已被細碎的學術遊戲規則所淘汰。薩伊德在《知識分子論》中慨歎：當代知識分子不再有願景，已經被拔掉批判的牙齒，淪為體制裡「製造同意」的合謀者。一旦自己掌握權力，成為既得利益者，又寄望追隨者順從。

翁啟惠與李遠哲近來引發的爭議，不只是這兩人問題而已，更是台灣學術界的悲哀。中研院在兩人的領導下，主導了多麼龐大的資源分配，做了多少影響深遠的決定，這些決定紛紛成為學術界的規則，各大學、各研究機構，乃至無數的學術人，都須遵守。學術圈人及年輕學子，也按著如此規則得學位、設法升遷、發表規格化的學術論著以求生存，誰敢批判，就沒有未來。

其實，我們應該感謝翁李兩人，他們所說所做有如解除「學術桂冠魔咒」，使頂尖人物的言行被進一步檢驗，使中研院和來自此地的學術規則被反思。如果有多一些人因此想到自己是否能名實相副做「知識分子」，就很有意義了。

謝長廷為何不等正式派官後才接受專訪？「內定」不全然等於「確定」，君不見近日內政部長人選連出「黑馬」？謎底尚在飛呀飛的。謝前院長「駐日」感言會不會太快了？

曾雅妮曾蟬聯一○九周世界高球冠軍，幾天前參加「裙襬搖搖」菁英賽，打兩回合就被淘汰；「球進沙坑、推桿不順，好像運氣都不太好」；雅妮面對幫她打氣、索取簽名的球迷，苦笑離開。

雅妮很少穿裙裝，沒有搖動的裙襬，而是搖頭嘆息。別說距離上次拿冠軍有多久了，連晉級都這麼難，又能奈何？

很多人問她，「王建民重返大聯盟，對妳有什麼啟示」，這已成為曾雅妮最怕遇到的問題，她何嘗不想東山再起？雅妮也跟心理教練談過，但她說，「不知道為什麼，到現在給自己的壓力還那麼大」。不喜歡輸的感覺，這就是壓力來源。

對王建民來說也是如此，曾經輝煌也曾被打趴的老將，還能重返大聯盟，成了勵志的好教材。建仔登板的第一場球，滿場球迷熱情相迎，他自己說，「好像回到洋基時代」。在此之前，掌聲已距離他好遠。

大家一定也沒忘，王建民當年傷癒復出後，在國民及藍鳥後期，幾乎都是被噓聲趕下場；對全盛時連兩年十九勝的大投手，是多麼嚴重的羞辱與挫折，除了自己吞下去，又能奈何？

建仔人生的歌，沒有選擇李宗盛，而是「Never Surrender」。重返大聯盟到現在，球隊已出賽廿場，但王建民只投了六場、七點一局，顯然還沒有站穩投手丘。球場上有句話說，「再強的投手，也有被打爆的時候」，偶爾失常本來就是正常，但並不適用於現在的他。因為哪怕只有一場被打爆，或許就將面對下放的命運，到時才是建仔球員生涯最困難的抉擇。

和棒球不同，高爾夫始終是「一個人的武林」，果嶺上的對手，就只是一支旗杆。每一次揮桿時的屏氣凝神，拿捏於分寸之間，無法假手他人，永遠是個「和自己賽跑的人」。雅妮說，「從哪裡跌倒，就從哪裡站起來」，還會繼續在戰場找感覺；她的字典裡一樣沒有放棄。

作為偉大的職業球員，廿八歲的雅妮與卅七歲的建仔，都已經用實力證明自己可以，但越過山丘之後，或許該聽聽李宗盛歌裡唱的，「嘻皮笑臉面對人生的難」，這才是真豁達。

檢視歷史，民進黨的兩岸政策論述正歷經從台獨論述到中華民國論述的轉變。從認為台灣地位未定論、中華民國政府是外來政權，台灣事實主權不及於大陸，一九九一年更通過公投台獨黨綱主張建立台灣共和國。一九九九年通過台灣前途決議文，承認中華民國為台灣國號；二○○四年通過多元族群決議文，提出對台灣認同就是對中華民國認同。之後民進黨論述逐漸翻轉為中華民國是台灣、台灣是中華民國。在這個辯證統一過程，中華民國逐漸被台灣化，台灣也被中華民國化，兩者共生形成命運共同體。

歸納民進黨兩岸政策的週期性改變，往往總統大選前就會調整兩岸主張。例如一九九六年大選，一九九五年九月前主席施明德訪美宣稱：「民進黨如果執政，不必也不會宣布台灣獨立」。二千年大選，一九九九年通過《台灣前途決議文》，將「中華民國即台灣」論點定型化。二○一二年大選，二○一一年十月蔡英文首次提出「中華民國就是台灣，台灣就是中華民國」的論述。二○一六年大選前，提出維持現狀說及中華民國憲政體制說。

維持兩岸現狀及中華民國憲政體制說，此是否被解釋為「憲法一中」、「憲法各表」、「憲政共識」等接近「一個中國」論述，仍不無疑問。相對於「九二共識」、「台灣共識」，從中華民國憲法出發處理一個中國問題，有其合理性。

民進黨若接受憲政共識說，則公投台獨黨綱、台灣前途決議文及正常國家決議文也就失去存在基礎。「憲政共識說」預設「兩岸同屬一國」及預設「國家同一性」的立場，可作為兩岸對話基礎。這也符合大陸外長王毅「憲法說」，顯示民共間兩岸政策論述有回向中華民國趨勢，既往民共採共去中華民國策略，現今民共同回中華民國論述。

目前民進黨只是選擇性接受中華民國憲法中構成國家要素的人民與政府，而排除主權與領土及於大陸地區主張。現行中華民國憲政體制實隱含台灣與大陸同屬一國意涵，也就是中華民國的主權與領土範圍及於大陸之意涵。此將是檢視中華民國究竟是「中國之國」抑或是「台灣之國」的指標。

有大陸學者指出，此刻大陸當局正期待民進黨表態中華民國的主權及於大陸，如果這樣也就可以顯示兩岸在領土範圍是重疊、兩岸是一國的核心意涵。就此而論，憲政各表是否能發揮或超越九二共識等量齊觀效應，也許是一種創新性的兩岸政策思維表述。

這不是威岳運動行銷公司第一次硬上台灣山林，一○三年「嘉明湖越野跑」也是未獲台東林管處同意，巧立「登山健行」名目進行。由於缺乏禁止的法源依據，當時台東林管處只能公開喊話呼籲停辦、不參加，活動當天也僅能派員進行安全宣導，消極抵制。

沒想到事隔兩年，換成陽管處要被打臉，人數規模還更多，上看千人。

陽管處認為，假日山區步道遊客眾多，山區路幅狹窄有安全疑慮，不適合舉辦競賽活動；且短時間大量踐踏，對生態環境將帶來一定衝擊，因此駁回申請。但主辦單位主張，沒有同意、申請「路權」的問題，人人都可以進入國家公園進行休憩活動。問題是：這樣的主張對嗎？

嘉明湖國家步道位於關山野生動物重要棲息地，係依據「野生動物保育法」所劃定。高強度的競跑活動可解釋為野保法所指之騷擾行為，主管機關可透過保育計畫之擬訂，公告管制，再透過罰則，處以新台幣二萬元以上十萬元以下罰鍰，以達嚇阻作用。陽明山國家公園則可依據國家公園法第十三條（其他經國家公園主管機關禁止之行為）及第廿六條，處一千元以下罰鍰，對每一位行為人開罰。

此外，主管機關尚可根據行政罰法，審酌違反行政法上義務行為應受責難程度、所生影響及因違反行政法上義務所得之利益，考量受處罰者之資力，裁處罰鍰，並不受法定罰鍰最高額之限制。我們認為，活用法律，找到環境治理的正當基礎，公權力的威信才能建立。

競跑活動報名費動輒上千，國家公園為公共資源，損害公共資源謀取私利，是否有正當性值得討論。山下一年五百多場的路跑已經滿足不了那些好動的心，開此先例之後，山上越野跑是否也會如雨後春筍般地出現呢？

山上山下、泥地道路、健走競賽看似相近卻大有不同，最大的差別就是衝擊強度與環境承載量；輕輕走過與重重踏下，三五好友跟千人大軍的影響絕不相同。法律是道德的最低標準，如果需要一一將各種樣態活動衍生的環境問題都法制化，這應該不是福音，而是台灣人的悲哀。

路跑活動所需補給品造成環境髒亂時有所聞，如果主辦單位還是要霸道舉辦的話，建議陽管處應該善用上述法律，且除了警政單位外，台北市環保局也應到場督導，確保山林無痕；此外，各種賽事報導平台也應消極抵制，不採訪、不刊登、不鼓勵可能損害環境的活動，發揮媒體公器價值，實現綠色運動的精神。

個人曾在市府主持文林苑的爭議協商，雖然並未成功，但最終平和落幕。其中雖感受到各方的壓力與堅持，但更體會到社會各界對都市更新落實居住正義的期待。從個人過去在都市更新學習及文林苑經驗中，提出下列四點心得分享。

第一，「分配正義」是都更成功的首要關鍵。不可諱言，都更涉及龐大利益的個人財產權，其前後的權益分配是否公平合理是問題核心。都更權益分配包括各樓層地主之間、地主與建商實施者、政府公共利益及地主和實施者私人利益的三種分配，其中還包括都更容積獎勵的分配等。各種權益分配必須透過專業的估價師及公開透明的審議制度，讓分配正義得以落實。

第二，建立「多元價值」，都更才能遍地開花。除都更權益分配的爭議外，更嚴重的是改善環境的不同價值觀爭議，有人喜歡拆除重建，有人只要整建維護，有人根本不想要任何改變，惟有透過「多元都更模式」，不必都要大規模的拆除重建，儘可能尊重個人價值觀，建立不完美主義信念，才能減少爭議，如此都更才可逐步推動，都市發展也才更有彈性與特色。換言之，沒有一種萬靈丹的都更模式可以適用社會多元的都更價值。目前政府只強調「公辦都更」是未來都更的主要模式，令人憂心，除了政府官僚體制可能缺乏協商效率外，大規模的拆除重建，亦可能產生更大的價值觀衝突，反而不利都更的推動。

第三，避免都更爭議，要先完成「程序正義」。文林苑的許多爭議，主要來自程序正義的認知差距，包括範圍劃設、通知送達、協商談判、房屋預售、原屋重建、政府代拆等。因此，為確保程序正義的落實，除應儘速完備相關都更條例的法制外，仍必須要有成熟的公民社會參與，這是強化人民對都更過程的了解；另外，加強建築師、估價師、律師等專業人士的協商機制平台，有助解決都更爭議的溝通與處理程序。

第四，建立「永續環境」的都更觀念。理想都更的永續環境包括：文化資產的保留、居民與鄰里關係的傳承及安全環保綠建築的都市生態等三部分。都市更新最被詬病的就是「推土機式」的改善環境，建商把老房子推成平地，蓋上新的水泥叢林高樓大廈，換另一批新的居民進住，原有鄰里關係消失，形成社會學所謂的「士紳化」現象。各地方政府應加強都市更新的相關設計審議規範，清楚計算容積獎勵的公共利益，確保都市更新的永續環境。

近年由於房地產的投資炒作，扭曲了都更本質。雖每人擁有老屋的區位及都更條件各有差異，大家都想要一坪換一坪，舊房換新房，不但不想要出錢，還希望能賺錢，如此導致都更推動的困境。然而都市更新是為了改善自己的生活環境，原本就應該自己花錢付出代價，不應該有白吃午餐的想法。政府與人民都必須認清都更不是為了讓資產增值，而是想保障居住安全，提高生活品質，留下美好的居住回憶。

以我們學校為例，目前卅名正式教師，學校十九班，如果學校少於十五班，馬上出現超額老師。最近縣政府很用心，將超額辦法、超額積分，都訂定出來；甚至也考量到，如果超額老師沒學校去時，規畫借調教育處，但問題是老師編制是在那所學校。

教育部的政策，總跟不上教育現場變化的速度。安排超額老師去處，只是一個環節。學校減班，各領域老師數減少，更會走上缺單科老師的一步。而且學校只出不進，老師面臨老化，教育沒有新血輪，將更僵化。

教育部好像還沒意識到危機，放任讓各縣市各自為政。財政充裕的六都，有的保持不減班，維持學校的延續。財政困難的縣市只能減班超額，無奈地讓老師流浪。

家長會選擇讓孩子進入減班、超額老師的學校就讀嗎？當然不願意。這樣的學校只能一步步走向滅亡，能怪學校嗎？能怪老師嗎？

台灣漁民辛苦出海捕魚，不搶、不盜、不詐、不騙，卻在公海上遭日本公然抓人、扣船、要錢。在生活裡沒有人是旁觀者，所有國人都不該置身事外，也不應理盲濫情，以為政府加強護漁行動會破壞與日本的關係。我非漁民，心疼漁民的遭遇，對於日本所為感到憤慨不已。

幫漁民點首歌給李前總統和蔡準總統聽：「我是不是你最疼愛的人，你為什麼不說話，當我需要你的時候，你卻沉默不說。我是不是你最疼愛的人，你為什麼不說話，讓我好難過。」台灣漁民和日本人誰是你最疼愛的人？

魏世昌／工程師（宜蘭市）

因為不滿日本在沖之鳥礁公海強行扣押我國籍漁船的蠻橫行徑，昨日各縣市漁會號召近三百人，前往日本交流協會抗議。

然而換個角度看，由民間團體出面抗議，何嘗不是凸顯我方政府未能據理力爭的結果呢？政府如果有決心捍衛漁民捕魚作業權，就不該只是要求漁民避開爭議海域，而是應該硬起來拿出具體護漁方案，保護漁民在公海的平安航行及捕魚權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