放假事小，看似無關國家大政，但從勞工休假看，凸顯蔡政府左支右絀，全因執政口號太高遠所致。以照顧勞工權益為名，主管機關如今動輒勞檢，企業主被罰怕了，也被天價的加班費嚇怕了。以後就算落實「多放假，少加班」，實際效果就是：過去領加班費當補貼、或兼職賺外快的低薪階級，如今因老闆被法令掐著脖子，反而首當其衝成了受害人，少了原本的額外收入。

企業主不堪其擾，有本錢的，可以「老子不玩了」；而如果投資下滑，勞資對立，口稱勞權至上的政府能變出什麼花樣？尤其自動化趨勢以機器取代人工，眼看失業狂潮撲面而來，全球皆嚴陣以待。民進黨原該高瞻遠矚於人力資源轉型的大事，但「蔡拍板」直接插手的卻是華航罷工、國道收費員之個別瑣事。長此以往，誰得利？誰受害？誰是勞資關係緊繃的幫凶？

勞動部載明依據勞基法三十七條列出的國定假日，年底前還有蔣公誕辰、國父誕辰及中華民國行憲紀念日。勞工放假愉快，但敢問民進黨政府：真是在慶祝這些放假日嗎？

觀察企業界在會上的發言，可看出他們普遍感到焦慮，也難掩失望。前一天才在台積電運動會上發出四．三億元「大紅包」給員工的張忠謀，這次在林揆面前說了重話，要求政府不要「盲目」追求分配與創新，憂慮之情溢於言表。其他，還有多位攔路申訴的企業家，卻無法獲得回應。

蔡政府上台後，由於兩岸政策上的變化，先衝擊了陸客相關的觀光、遊覽車、土特產等業；影響雖眾，但多半僅及中小型企業。值得注意的是，五個月來政府在勞工、電力、產業發展上的各種作法，逐漸讓大型企業及科技大老感到不安，不知政府將把台灣經濟帶向何方。這股瀰漫在工商產業圈的不確定感，恐怕不是無病呻吟；至於台灣能否平順渡過這次激烈轉型的陣痛，似乎仍看不清前方的路。

歸納日昨企業界在會中的建言，大略可分為幾點：第一，縣市政府利用地方自治法規對企業的干預，有愈形嚴重的趨勢；第二，因非核、減碳、停機而影響供電，對產業的穩定經營是一大威脅；第三，政府經濟三主軸定調為創新、就業和分配，忽略了「成長」才是關鍵；第四，處理勞工休假議題，應考慮企業承受力；第五，其他各種金融稅制、證券化、及股利所得分離課稅的檢討。

從上述建議看，撇開第五點是任何時期都有企業要求減稅的情況不談，其餘四點都是蔡政府上任後才發生的變化，因此備受關注。這些變化，包括非核減碳、重視分配和創新、勞資關係的再平衡等，主要是蔡總統基於不同的經濟路線及社會理念而來，自有其理想性，很難一筆抹殺。如果民進黨真能透過精準而英明的決策，落實社會公平及產業創新的理念，把台灣帶向更均富的境界，當然是令人期待的事。

問題是，我們並不是生在一個真空、無菌的世界，而是活在一個荊棘密布、充滿競爭的世界。蔡英文要改造台灣，不能無視於我們目前身所處的主客觀環境，以為僅憑總統之意志即可隻手打造出一個理想國。她必須審慎評估其間的變數和阻力，並設法突破障礙，找出實現之路。而目前看來，無論是在企業家或一般民眾眼中，蔡政府的態度恐怕都太過樂觀，乃至一廂情願；她的許多政策，似乎只訂得出目標，卻畫不出路線圖。舉例而言，政府誇示發展綠能，卻無力面對缺電危機；奢談亞洲矽谷及創新產業，卻停留在「蓋園區」的思維；連平抑蔬菜價格都反應遲緩，且失業率不降反升，卻高談闊論分配正義；這些，都是目標和手段背離的例證。

企業界對台灣發展前景的焦慮並非無的放矢，許多民眾其實也有同樣的憂心，只是內容未盡相同。人們擔憂的，並非經濟或營業成長的高低，而是政府勾勒的國家願景究竟有多少實現可能；主要理由是：一，蔡政府上任至今，在整體施政上表現得相當生澀，不時脫線；以這樣的團隊表現，恐怕連維持穩定發展都有困難，遑論大步跳躍向前。二，林全內閣雖有財經內閣之名，卻因政府應對上的生疏屢屢陷於困境，且其團隊忙著推動總統的競選承諾，幾乎無暇潛心思考經濟發展。三，目前林揆的職位已汲汲不保，若偌大的國家預算和經建基調都在他手中倉促定下，未來這些宏大的藍圖將何以為繼？

財經內閣和企業界沒有共同語言，不是人們關心的事；但台灣的生命力根源在經濟，大家想知道：林全真的比張忠謀更懂經濟，又更懂分配嗎？

當今年7月當國際法庭對「南海爭議」做出對菲律賓有利的仲裁，國際媒體大肆宣揚中國受挫之際，本報社論即主張「南海仲裁開創區域合作新契機」，強調菲律賓總統杜特蒂可能採取不同以往的作法，藉由這項裁決而與中國針對解決漁事糾紛及加強經貿合作進行務實的談判。

現在菲律賓宣布將擱置國際法庭7月的仲裁結果，與中國直接談判南海爭議，中國也表示中菲兩國關係已回到「全面復甦」階段。換言之，美國原本是要藉這項仲裁為菲律賓「做球」，結果杜特蒂卻把球「殺」向美國。

在這場菲、中、美關係微妙發展的大戲中，美國其實犯下多項錯誤。第一，誤認所有菲律賓政治人物對美國都有與生俱來的忠誠。美國在殖民時期曾對菲律賓殘暴統治，尤其是民答那峨，還戲稱菲人為「咖啡色小老弟」，連杜特蒂本人中學時也曾被美國牧師性騷擾。美國選擇性地忘記殖民時期的暴行，但受害者及後人卻不會輕易遺忘。

第二，歐巴馬高舉「轉向亞洲」戰略以圍堵中國，其實是說得多，做得少，尤其是經濟層面。但菲律賓從2012年與中國交惡以來，便一直承受中國軍事及經濟上的壓力。美國現在應該認清菲國轉向之必然，也必須對亞洲盟邦做出更大的承諾。

第三，國際法庭7月對南海爭議的仲裁，並未涉及島嶼主權，美、菲都清楚效力有限。依據仲裁，菲律賓原本就擁有黃岩島附近的漁權；而美國鼓勵菲律賓與中國自行談判以解決爭議，等於是菲律賓未談先讓。美國在軍事或外交上均未採取後續行動，以強化仲裁的結果，杜特蒂難道不會認為美國根本不打算認真維護南海的法治？

最後，也是最重要者，在於「跨太平洋經濟夥伴協定（TPP）」，是「轉向亞洲」戰略的經濟基礎，但現在落實TPP的希望渺茫。杜特蒂要發展經濟，尤其需要資金進行基礎建設，中國能提供低利貸款及投資；菲律賓希望拓展出口，中國願意開放市場；杜特蒂希望在反毒戰役中得到聲援，而中國企業家正在興建大型戒毒中心；菲國漁民希望能重返固有漁場，中國表示可以商量；2012年起陸客遠離菲國，中國現在願意取消對菲觀光警告。中國提供的經濟利益已使菲律賓無可抗拒，而美國在經濟方面卻使不上力。

杜特蒂目前顯然是在美國與中國之間玩「平衡」手法。他賭美國不會因為他大放厥詞，就做出激烈反應；且美國即將大選，之後新、舊政府交接，不會有大動作，也讓杜特蒂抓住機會。美國現在是「聽其言，更觀其行」；一旦杜特蒂確定取消聯合軍演等，恐怕就不容易過關。

至於中國，與菲律賓直接會談島嶼議題，等於挽回了國際法庭仲裁之後所失去的面子，也為瓦解美國「轉向亞洲」政策撕開了一條口子。提供貸款及基礎建設投資，既為中國資金找到投資機會，也為中國過剩的工業產能提供新的出路，未始不是「雙贏」。許多國際觀察家認為中國可能會要求菲律賓對一些島嶼放棄主權，作為中國提供金援的前金，其實未必。中國最大目的是不讓美國介入南海，至於與周邊國家間的領土爭議可以擱置。

菲律賓「脫美、親中」，是冷戰後亞洲地緣地政治上最重大的一次重新洗牌。中國在整個事件中既展現了硬立場，也發揮軟實力。中國在南海爭議上一向主張與當事國個別談判，不要美國插手，或與東協集體談判，現在中菲同意舉行雙邊會談，無異於向馬來西亞、越南、泰國、新及印尼都發出信號，而中國更有機會達到「各個擊破」的目的。沒有TPP作後盾，東南亞國家都難抵擋中國的經濟攻勢；一旦引發骨牌效應，美國「轉向亞洲」戰略也將走入歷史。

創新必然帶來生產力的提高，經濟成長的動力源自創新，殆無疑慮。經濟成長代表產出的增加，在既定技術水準下，勞動就業量必然增加。但若帶來成長的技術創新，為改變生產模式如深化資本、節省勞動，則成長也未必會帶來就業的增加。更何況技術創新的創造性毀滅本質，會對既有生產者帶來生存的威脅，新產業取代舊產業，新廠商打垮舊廠商，很可能會造成分配的不均，即所謂創新和分配是互相矛盾。

簡言之，餅雖做大但不代表分配會更加平均，事實上分配惡化的情況均多。皮凱提近作廿一世紀資本論，正告訴大家世界經濟快速發展的結果，這些所謂的經濟高度發達的國家正面臨所得分配益形惡化的結果，財富甚至集中在少數最高十％、一％的人手裡。

這樣的關係是否必然？若果，則創新是分配問題的罪魁禍首，而要追求創新必須忍受分配的不均。但不要忘了，除了技術創新外，還有商業模式的創新與制度的創新。商業模式的創新（拜科技進步之賜如電子商務）不僅降低市場進入的門檻，打破大型企業的壟斷，還可創造就業機會與提高產品附加價值。

制度的創新如法規鬆綁與透明化、與國際接軌的開放政策，帶來市場的擴大延伸與規模經濟，公平競爭環境降低競租行為並吸引外來投資與技術引進，這些所謂的制度紅利不僅能帶來更多的就業機會，更重要的是，公平競爭的結果減少特權與壟斷，使個別的生產因素都能獲得應有的適當報酬，分配自然趨向平均，社會也較安和樂利。這就是包容性成長的意涵。

我們何其有幸處在這個數位的時代，它讓一些過去看似矛盾無解的困境，在心靈創新的思維下，讓共榮共享不再只是一句口號。

台灣要脫離現在的困境，需要的是以創新來帶動成長與分配的共享經濟，這是新政府的挑戰，也是一份重要的使命。

在放款實務上，若是無擔保之放款，常以借款人之債信、公司之經營能力及該標的之預期未來收益為參考依據，如高鐵等專案融資，由於無抵押品為擔保，此類貸款之利率即隨風險升高。若有實體抵押擔保，則需對此標的進行估價，重點不僅是當時的市價，還需預期該價格之未來性及長期性，通常由該標的所孳生之收益即為重要指標，由於不動產是良好抵押品，因此不動產及其抵押貸款之估價即為放款過程中重要之依據。

銀行放款的決策亦常在風險控管及獲利間進退維谷，若過於保守或採緊縮策略，則來自存款面的資金來源無從消化，除了放款業務無以為繼外，對亟需資金奧援的產業發展及後續的經濟成長將有負面的衝擊；但若授信過程中過於寬鬆，則將引發「逆選擇」問題，將資金「送」給潛在、或明顯無力，甚或無意願償還之借款人，此時不僅導致銀行損失，將損失移轉給存款戶、銀行股東及廣大納稅人承擔，後續的金融風險更環伺在旁，再多再大的政府保證或保險亦無力回天。

美國於兩千年初起擴大次級房貸規模，借給無所得證明及資產擔保等潛在無力償還的次貸借款人，雖經房利美等機構保證，包裝後之抵押證券亦由信用評等公司評為優質標的，仍不敵後續的違約潮而引發全球性的金融海嘯，此殷鑑尤需記取。

細數我國過往的抵押貸款違約案，不論是銀行或農會放款，多屬不動產標之超貸案，也可看出此類貸款人謀不臧的問題，因此制度補正上應朝向盡量降低可控制的人為風險努力。在國際經驗上，美國在次貸風暴後陸續規範「房屋評價行為準則」及「獨立估價要求」，要求外部估價及其獨立性，加拿大及新加坡等國亦跟進實施，由其最近幾年之經濟發展及金融穩定等指標中已可看出成效。而海峽兩岸在不動產及抵押貸款之估價並無補正的規範，因此從房價租金比或資本適足率等指標看來，金融風險相對偏高。

因此，未來在穩定金融秩序的方向上，可朝外部估價補正，即類似買一中立客觀專業人士出具之保險證明，期能降低人為疏失的授信及提高金融市場的穩定性。

《說苑》的寓言：孟嘗君推薦一位賓客給齊王，三年不被任用，那位賓客回門向孟嘗君抱怨。孟嘗君說：「絲線靠著針穿入布帛，可是不能靠針來加快縫紉速度。你怎麼怨我呢？」賓客說：「鷦鷯在葦苕（蘆葦的花枝）上築巢，用毛髮編織鳥巢，織工之精巧連女工都及不上，看來完美且堅固。可是大風一來，葦苕折斷，卵破雛死。那不是巢不安全，而是所託者不可靠啊！」

索馬利亞海盜成為國際問題，已非一日，問題牽涉複雜，因而難解。美國做為世界警察，卻不能在紅海亞丁灣維護全球商船安全航行，還堅持「不跟恐怖分子妥協」，使得被劫持的船東、家屬、政府都為之頭痛，一方面人質不能不救，另一方面又要顧及美國立場。但是大家卻都看到，美國可以在大沙漠出動戰機乃至特種部隊，對付敘利亞、ＩＳ，卻不肯出動戰機對付海盜。

另一方面，中國不但以軍艦在亞丁灣執行護航，更於今年在吉布地（印度洋入紅海口的小國）建立了海軍基地，為護航艦補給，於是各船公司向中國申請護航的更多了。

商紂王時，西伯姬昌「陰行善事」，諸侯有紛爭都去找西伯裁決，於是諸侯開始尊西伯為王（周文王），漸漸「朝周不朝紂」，最終周取代了商。

美國不准「諸侯」跟恐怖分子妥協，此所以我們的政府不敢跟海盜談付贖放人。可是中國不甩美國，此所以我們的立委要透過北京進行營救。這種情形絕對不止台灣發生，也就是中國一直在「陰行善事」，那就動搖了美國的盟主地位。

美中爭霸我們插不上手，可是兩個霸權爭鬥時掀起的巨浪，卻足以危及台灣（當然也包括其他小國），這時候就需要見風使舵的功夫（不是見風轉舵而已，因為風向不斷在變換），而且變招要快。

回頭再來看家屬「感謝海協會」。萬一今後再發生類似事件，我們跟海協會還通嗎？不通，「舵」可能轉不動咧。

一位討海人，不見得能說出什麼華麗的詞彙，但是在身歷險境之中，這簡單的一句話，字字重逾千鈞！這就是重情重義，這就是捨己為人，讓我們看到了人性的光輝！

相較於沈先生的情操，無能無感的政客應該汗顏。前政府已經下台，有必要引為借鏡，但再加撻伐已經沒有必要，只是見獵心喜而已。天災人禍很難免，也不盡然都能處理的十全十美。人民要的是「態度」，是心中有人，是感同身受的態度，那就是「仁」，那就是「愛」。

仁和愛不是作秀，要的是真誠，所謂「不誠無物」，「誠」是有熱度的，大家都能感受得到。前政府因為對人民的需求無感而下台，若是新政府對人民的困頓再麻木不仁，台灣人民有多不幸！

筆者頗為感慨與訝異：他們竟是向對岸道謝。人們說「自己的國家自己救」；然而，當自己有難時，自己的國家卻束手無策，未能及時救援，何等辛酸的討海人。

關於此事，政府提醒國人要有危機意識，不要亂入危險地區。難道我們的作為僅能是如此消極退縮嗎？在國內，汙染嚴重時，指示老百姓遷校遷村，如果汙染無所不在，那麼我們將無處可遷。而出海捕魚，鄰近的南海或東海的漁權爭議不斷，若也算是危險區域要避開，會不會有一天漁民無漁場可入呢？

我做了卅幾年的諮商心理師，也觀察到同樣現象。華人在連續假或長假之後，往往不是更親密而是更絕望，因此長假後來預約離婚諮商的個案明顯增加。

Julie Brines認為三月和八月所以很多人想離婚，是因為許多婚姻關係不太好的夫妻，想要利用假期修補關係，但長假的朝夕相處，不但沒有改進，反而更增加裂痕，努力改善卻換來失望，不如及早認賠殺出。

我的看法則是，夫妻若平常不花時間精力經營婚姻，遇到衝突就逃避，甚至經常惡言相向或施暴，婚姻已經千瘡百孔，卻妄想靠一個假期的親近來解決所有的問題，這不是痴人說夢嗎？

「冰凍三尺，非一日之寒」，造成婚姻問題的原因層層疊疊，哪是一兩句話或一個假期就能解開？過去我會在過年前寫篇應景的文章，提醒大家注意過年後的離婚潮，今年我發現，到過年前已經來不及了，這是一份該在三個月之前就準備好的「年貨」啊！

依我的經驗，一對夫妻經年累月各種問題，進行婚姻諮商至少需要二至三個月，每周進行夫妻會談一次（必要時還可能需要個別會談），並將彼此在諮商中討論得來的共識放在實際生活中去驗證，確實可行且婚姻改善，才算是功德圓滿可以結案。

以目前婚姻諮商「行情」計算，也許要花費數萬元，才算完整進行一次婚姻諮商。許多人覺得沒有這筆預算，但是如果放任婚姻關係逐漸腐爛崩塌，到最後不得不結束婚姻，到時候的花費（律師費、贍養費）會比這便宜嗎？更別提離婚對子女可能造成的傷害，那是金錢能夠彌補的嗎？

臨床上我看過有些人對自己格外有信心，認為另一半「吵著要離婚」只不過是撒嬌而已，只要帶她（他）去度個假，什麼問題都沒有了。然而，平常就不睦的夫妻在度假時更容易吵翻天；就算沒吵架，也沒有徹底解決夫妻間的矛盾與衝突。

很多平日感情不睦的夫妻特別害怕過年長假，怕先生或太太突然脾氣乖張、不肯回婆家（娘家），也怕另一半回了婆家（或娘家）擺張臭臉，更怕婆媳之間、翁婿之間、妯娌之間起衝突…；凡此種種，應該早些誠實面對，好好處理婚姻中的種種難題，為長假中的人際關係做好準備。

當局者迷，如果你窮盡各種方法，仍然對婚姻的品質不滿意，立即進行婚姻諮商是最好的辦法。過年讓長輩們看見夫妻和樂融融，才是回家最好的伴手禮，也是你所能置辦的最佳「年貨」！

二○一三年二月頂著南韓「首位女總統」光環出帆的朴槿惠，曾是韓選民的「希望寄託」，但如今執政剩下一年餘時機卻面對如此不可想像的醜聞打擊，令人不勝唏噓。

誠如執政黨國會議員所形容，一位首爾江南「大嬸」 扮演青瓦台的幕後老闆，一手操縱內閣人事及總統演講稿，這是南韓憲政史上頭一遭「政府體制外涉政」記錄，朴槿惠跳進黃河也洗不清。

朴槿惠道歉只是「星火」。除了四十四份文件被爆料外，南韓三星、現代等大財團捐贈八百億韓元給由崔順實成立的兩家公司「Mire財團」、「K Sports財團」正由檢方調查中，一般認為真正「主人」是朴槿惠。

不幸，前天朴槿惠在國會演說中突然丟出「修憲」成為另一把火。朴槿惠主張總統「五年單任」是一九八七年制定，卅年時空遷移，任期應改為六年或四年可連任一次。

不料，遭到反對黨一致反對，認為朴槿惠有不良意圖，如其父朴正熙般透過修憲延長執政。是否能如朴槿惠所願於明年四月推動「國民投票」，目前看來，在朝小野大現實政治下，恐怕阻力如泰山。

朴槿惠之「亂」，或許是蔡英文的一盞「燈」。

長照2.0是以社區化及在地化的精神規劃，希望整合醫療、長照、預防保健資源，推動社區整體照顧模式，包括成立社區整合型服務中心、複合型服務中心與巷弄長照站，未來目標是三個里至少有一個巷弄長照站，以達到社區化及在地化的照護方式。

雖然機構化已不再是世界各國長照政策的主要重點，北歐及日本等國紛紛放棄機構式照護，但長照機構的存在仍有其必要性，如何讓長照機構成為整體長照體系的一環，是一重要政策規劃發展內涵，讓長照機構融入長照發展中成為一股助力，而非阻力。

政府目前長照思維是要馬兒好，又要馬兒不吃草，一方面以有限預算補助，讓更多非營利組織來承接地區的長照服務，期望非營利組織除自行發展地方特色，並能吸引人才與捐助投入，另一方面，規範長照服務的收費標準，無論是非營利組織的日照中心或是私人的小型長照機構，衛福部官員的理由是：為保護被照顧者的權益，使他們得到最好的照護服務或是居住品質。

非營利組織可合法爭取民間捐助，私人小型長照機構則不得接受民間捐款，除非走向政府所希望的法人化，無論是非營利組織或私人的小型長照機構為求生存，無法增加收入之下，唯有控制成本。未來外籍看護逐漸取代本國籍看護，看護訓練減少，控制水電支出，照護品質降低…是否是政府政策所造成的？政府立法是否保護了被照護者權益？

長照不是慈善事業，也不應全由政府負擔，人力是照護品質的基本要件。目前的法規，以失智症專區而言，規定照護比是一：三，如果有位被照護者是非失智症患者，可以一：八的照護比來控制成本；目前長照機構是先以所有員工均算入服務人力，再以一：八照護比，進而以外籍看護取代本國籍看護，接著減少晚上看護人力的營運技巧，如此服務品質自然受到影響。

台灣長照制度及法規這種齊頭式公平，難以見到有品質的長照服務。政策規劃不能閉門造車、一廂情願，更不能期盼非營利組織或私人小型長照機構做虧本事業。有品質的長照服務也應有適當的報酬，政府該提供的是公平、透明的市場經營規範，讓所有參與長照服務機構在市場機制下，能公平競爭提供服務，民眾才有機會得到有品質的長照服務。

二次大戰之後，現代主義的建築與都市規畫大行其道，但是那些原本迷人的城市與街道空間卻逐漸喪失，有如靈魂的失落一般，人們逐漸被汽車驅趕離開街道，而設計規畫不良的城市空間，也讓人害怕厭惡而逐漸離開街道，諾伯舒茲將此現象稱為「場所的淪喪」（The Loss of Place）。他認為建築師與都市規畫者應該重建場所，找回失落的「場所精神」，讓城市居民重新回到街道與開放空間裡，這也成為後來都市設計規畫者的使命。

有趣的是，寶可夢（Pokemon Go）與「擴增實境」（ＡＲ）的技術，竟然讓人們一夕之間，戲劇性地回到街道，讓無趣的開放空間重新擠滿城市居民，甚至那些醜陋幼稚的變電箱設備，突然也變得有趣起來！寶可夢怪獸有如諾伯舒茲「場所精神」理論中的場所精靈（Genius）一般，重建了城市空間的迷人特質，同時也吸引了城市居民回到開放空間與街道。

寶可夢精靈真的就像是「場所精靈」，它們根本看不見，但是對於寶可夢玩家而言，卻是無比真實的存在，大家手上拿著手機神器四處遊走，就可以找到躲藏在不同場所空間裡的寶可夢精靈，慢慢地，寶可夢玩家對於城市空間有更多的認識，同時也更多地去探索這個城市陌生的角落。

寶可夢的創新與突破，恐怕連未來學專家過去都不曾想到過，「第三波」作者艾文托佛勒過去雖然曾經在著作中多次提到「虛擬實境」（ＶＲ）將對人類生活帶來的重大影響，但是卻不曾對「擴增實境」（ＡＲ）有太多描述；而寶可夢現象恐怕也會讓都市設計學家凱文林區（Kevin Lynch）跌破眼鏡，凱文林區在「城市意象」（The Image of the City）一書中，將城市意象分為「地標」、「節點」、「區域」、「邊緣」、「通道」等五個城市元素，有趣的是，這些城市元素正好都是寶可夢遊戲中寶可夢道場與補給站的設置地點。

雖然有許多人對寶可夢遊戲有很多抨擊，認為寶可夢遊戲創造了一大群城市喪屍，雖然在公共開放空間遊走，卻不與他人互動來往，只顧自己低頭玩遊戲；但是不可否認的是，寶可夢遊戲讓許多沉迷電腦桌前的宅男宅女們，開始走出繭居生活，那些沙發馬鈴薯電動遊戲迷，也可以擺脫不運動的惡習，每天晚上吃飽飯走出家門，到城市街道、開放空間散步抓寶。

我觀察到許多人的下班生活開始有所改變，晚餐後大家不再呆呆地看八點檔連續劇，父親開始帶著兒子外出抓寶，老夫老妻則在公園興奮討論誰抓到的寶可夢厲害；也看到許多年輕人在公園道場周邊，或坐或臥，閒話家常，手機上顯示的則是櫻花花瓣四散飄落的繁華景象，這樣的城市盛況，在我們的社會電視普及之後，已經很久不曾見過了！

寶可夢的「擴增實境」技術，縫合了現實與虛擬之間的鴻溝，讓虛擬空間與現實世界接軌，藉著「擴增實境」的寶可夢遊戲，原本沉淪的城市空間，竟然開始得到某種重生的救贖。

（作者為實踐大學建築設計系副教授）

二○○八年十六歲的美國青少年威爾森僅以幾百美金，發明核武檢測儀，比美國政府用的幾十萬元製作的儀器更加準確，奪下英特爾國際科學與工程賽最大獎。他十歲時便曾以糖及硝酸鉀，在自家後院演示炸彈爆炸給家人觀賞。

二○一四年英國十三歲的少年艾德華向學校申請創建核反應堆，並保證不會把學校炸掉。校長雖然不敢置信，但仍批准請求，還幫忙籌募三三五○英鎊的專案資金，助其購置真空室、真空泵、鎢絲等研究器材，將教室打造為實驗室，並成功的讓兩個氫原子進行核融合反應，而成為史上年紀最輕的核能研究員。

同樣事件在台灣，肯定是天方夜譚。即便就讀需要實做與研發的職業學校，創意也只能圈限在安全及有利升學的邏輯裡，而不可越過雷池一步。那些不被容許卻真正具有挑戰性的實驗研究，都得偷偷摸摸在私底下進行，稍有不慎，便墮入觸犯校規與違反法律的深淵裡萬劫不復。

在輔導學生建立安全觀念的同時，我們是否應更積極為他們布置一個對創意友善的學習氛圍與情境？否則就算孩子再有天賦，恐怕也會一朝被蛇咬而十年怕草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