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顧上次的司法改革，揹負重大社會期待，許宗力恩師翁岳生院長全力號召法界精英參與，結論洋洋灑灑，「具體時間表」至今躺在司法院，「屍骨猶存」，但成果安在？當年的籌備委員亦見社會學教授忝列其中，中研院長也以「社會賢達」身分參與。學界事後評論得失，謂「已窮盡學術理論討論，缺的只是政治上起而行」，可謂一針見血。

司法是台灣競爭力的致命傷，也是人民最感失望和不信任的公權力一隅。但每次司改都以政治使命起步，召社會賢達背書，最後不了了之於政客的不願放手。

事實上，凡重大國是會議與改革議題，不都見同樣下場？從李登輝修憲開始，其後的教育改革、反媒體壟斷、陳水扁的「國政顧問團」、乃至人權改革……，哪次不見政治人物信誓旦旦？哪次不見學界自命「清流」者不甘寂寞進出於權勢之間？但至今哪一次的改革，真正贏得社會掌聲並推促了台灣的進步？

改革尚未成功，「老兵」從不凋零！政治誠然可怕，而「清流」寧非更加誤國？

兩次車禍都釀成重大死傷，不論是陸客或國人同胞的生命殞落，都令人驚慟。不幸巧合的是，遼寧陸客團是結束在台的旅遊行程後，因司機的惡意預謀，慘死在前往機場的路上。而這次賞櫻團的死亡車禍，則是旅客完成武陵農場的一日遊回到台北，僅差數公里即將到家，卻命喪在彎度過大的交流道。要問的是：如果去年七月的災後檢討徹底落實，且改善措施一一到位，這次的災難不能避免嗎？

這次肇禍的主要原因，表面上看，是遊覽車司機疲勞駕駛及彎道超速失控所致；但造成這些現象的背後，其實存在著更大的結構因素。首先，談司機的過勞問題。這部遊覽車從當天清晨發車，到晚上九點衝出邊坡，司機工作了十六個小時，遠遠超出常人所能負荷。據其女兒的說法，該駕駛年後天天出勤，已十餘日未休假。依常理，旅行社規劃這麼長途的一日往返行程，應該安排兩名司機換手駕駛，才是合理的調度；但業者為了降低成本，卻不惜拿安全當賭注。遺憾的是，這種現象存在已久，卻未見政府過問。

其次，遊覽車的老舊和安全問題。此次出事的遊覽車車齡高達十九年，在失控衝出護欄後，遭路旁岩壁擠壓和削切，上半部車體全部碎裂殆盡，顯示它脆弱不堪。國內遊覽車常利用進口底盤再自行打造車身，有時因過度改裝，而忽略整車的結構和安全，而成為遊覽車肇事的主要因素。讓人不解的是，這類問題多端，但民進黨立委葉宜津去年卻提案修改《公路法》，要求取消對車輛「車齡」的限制，簡直是在開交通安全的倒車。理論上，車齡當然不是車輛安全的唯一依據；但如果交通部門無法落實檢驗及安全規範，卻先去放寬車齡，這不是本末倒置，拿人民性命開玩笑嗎？

第三，重外輕內的旅遊管理。近年政府拚觀光，力氣皆集中於陸客和國外觀光客的招攬，包括車輛及旅館的分級標準也是如此，而甚少過問國民旅遊的品質，更忽略了兩者其實是相輔相成。正因為如此，去年起陸客團因兩岸關係變化而驟減，今年更呈現斷崖式下降，都對國內旅遊業及遊覽車業構成嚴重的壓力。對此，林全內閣的應對之道，只能以提供紓困貸款及鼓勵公教人員國民旅遊，以彌補業者的缺口；在惡性循環下，國內旅遊的削價競爭也就愈發激烈。出事的蝶戀花旅行社採取「隨招隨上」的出團模式，固有其創新之處，但真正吸引人的，其實就是廉價。問題在，政府對這類既超血汗又超低廉的經營者，到底有過什麼檢查或規範？

不可諱言，去年陸客團火燒車事件引起各界高度關注，但蔡政府的應對，似乎僅著眼於當時的「危機處理」，旨在建立政治防火線。至於所謂「全面檢討廉價團」、「全面檢查遊覽車」等宣示，最後均不了了之；也因此，今天才會有賞櫻團的慘重災難發生。這點，交長賀陳旦和負責觀光的政委張景森恐怕都難辭其咎。尤其賀陳旦，上任以來，除了對國道夜間免收費有過與眾不同的意見，其實未見其他相關建樹；尤其荒唐的是，他甚至對北高春節輸運說出「不想揹這個十字架」的推託之詞。請問，這次賞櫻團卅三條人命的十字架，他揹得起嗎？

這場車禍，如果全推給司機過勞或遊覽車老舊，恐怕是太草率的答案。旅遊業者的只顧掙錢、不顧安危的風氣，政府不務實、不創新、不落實管理的惰性，才是最大的病灶所在。

這幾個案例不管是出於惡意，或者是因為服務的系統出現失誤或異常，影響所及，輕者消費者無法登入日常所需的網路服務，造成不便，重者影響網路下單、洩漏個人隱私，甚至擾亂金融秩序。尤其網路建設及資訊服務日趨普及，政府、企業及民眾愈來愈離不開網路，網路連線稍有差池，不管是一級、二級或三級產業，許多資訊系統根本無法運作，政府與企業應予必要的重視。

舉例而言，創新農業運用許多感測器監控水土環境資料，並透過自動化科技定時澆水、施藥及餵食，以提升產出的質與量，但若沒有穩定的通訊網路環境，要提升農業的精緻度，恐怕是緣木求魚；又如在工業4.0浪潮下，許多製造業都積極投入智慧工廠的建置，不管是供應鏈的連結，或者是工廠內機器與機器間的資訊傳遞，不僅要有穩定的資訊基礎環境與系統，更需要有嚴密的資訊安全防護，才可以避免駭客侵入而造成商業機密失竊，甚至破壞通訊系統使得生產線停工。

與民眾生活息息相關的服務業及政府治理更是需要健全的網路環境。以去年11月中華電信苗栗地區網路出現異常為例，這起斷網事故，包括中華電信智慧型手機用戶在內，粗估至少8萬用戶受到影響，因公家機關也都採中華電信網路，無法辦公，網路行政作業完全停擺。所幸復原工作在幾小時內完成，沒有造成太大的傷害。對於部分受到影響的行動用戶，中華電信也依照服務契約，主動補償5%的月租費。

這事件還只是行政服務受到干擾，若受到影響的是有關金融（如銀行、證券、保險）、交通運輸（如航空、鐵路、交通號誌控制系統）、電子化政府、海關、醫療、電力，甚至國防這些關鍵的資訊系統遭到侵入或破壞，那麼後果將不堪設想，政府及企業都需嚴肅面對。不僅應思索應對之道，對災害發生後如何迅速恢復營運也應有周全的布署與準備。因此我們提出以下幾點建議：

首先，應針對國家關鍵的資訊基礎設施進行盤點與弱點查核。除了確認一旦遭到破壞、喪失功能或者資料洩露，就會嚴重危害國家安全、國計民生、公共利益的關鍵資訊基礎設施有哪些，也應針對這些系統可能遭受的威脅、弱點，以及其與相關機構或企業的連結、應變合作關係，建構整體領域的防範規範。

其次，應明確各單位的功能與職責。資訊基礎設施涵蓋面相當廣泛，牽涉的部會與單位眾多，彼此如何分工支援，中央與地方權責如何劃分？尤其各縣市都在建設智慧城市，這些攸關市政運作的跨中央地方及跨縣市的系統一旦失靈，如何搶救及復原，必須有所依循。

再者，應建立隨機演練機制，防範未然。透過跨部會、跨行業及跨領域的演練，不僅可以掌握潛在的弱點與各領域間資訊系統的依存關係，更可讓有關單位主管有感，促成實際的投資與防護行動。

最後，應提高全民資訊安全意識。現今網路滲透率高，幾乎全民都牽涉其中，但多數民眾對於資訊安全防護知識相當貧乏，常暴露於危險之中而不自知，如何提升相關資安認知，政府與企業應攜手合作來加強。

川普經濟團隊以經濟國家安全為政策主軸，對內強調以減稅、能源開採去管制化、協助國內製造業、擴大投資，與增加就業為翻轉政策工具，藉以增加就業與投資。對外，則是重新檢視所有經貿協定與現況，試以美式公平貿易與競爭為軸，要求主要貿易對手國落實平等互惠與開放原則，讓美國商品與服務得以進入市場，如有任何不公平或不合理的事實存在，將施以貿易報復手段與懲罰性作為，執行強權式的「川普經濟新規範」。

台美貿易關係密不可分。根據我國海關統計，在二○一四至一五年期間，美國為我國第二大貿易夥伴、第三大出口市場及第三大進口來源國。我國對美國主要出口以製造業的中間財貨為主，如電機設備及其零件與機械用具及其零件，而該兩項將占我國對美國出口總額近五成，出口金額逾一○六億美元，而我國長期享有貿易順差。

川普政府的經濟規範以雷根經濟為師，配合經濟國安新思維，政策將會以消除貿易赤字及減稅促進經濟為依據，調整近十五年來偏差的現象，台灣也將面臨美式強權談判與市場開放問題，可能涉及農業、台廠赴美投資、及數位經濟服務等議題等。

回顧台美經貿爭端談判歷史，我國自一九八○年代開始即已多次嚐受到美國祭出《綜合貿易與競爭力法》中的「三○一條款」及其衍生條款的苦頭，談判台灣市場開放，品項包括菸酒、火雞肉、家電產品、鞋類、智財與商標等。從過去經驗來看，美國總統非常擅用「三○一條款」及其衍生條款的權力，授予美國政府認定有任何對美國經貿不公平與不合理，影響美國在海外商業利益時，美國都可以要求對手國重啟經貿談判或施以制裁。

未來我們也將持續碰到類似的挑戰，我們會碰到美國牛豬肉要求台灣市場開放進口，及新興服務業開放（共享經濟平台）的新議題，如UBER、第三方支付平台、及跨境個資傳輸等。

新川普經濟對台灣是一項新功課，政府與民間未雨綢繆，做好準備已是當務之急。我們應立即重練「三○一條款」及其衍生條款的內容，並組成跨領域團隊，再結合既有的台美雙邊經貿談判經驗，找出因應對策，以積極態度處理美國新經貿遊戲規則。

可以預見，川普政府一定會要求台灣擴大開放市場，特別是服務業與農業產品的跨境輸出、製造業赴美投資等重大議題。我國政府與民間如何調整步伐，與強權斡旋等挑戰，都是要做足準備與提早因應，擬出台灣經濟國安策略與務實作法。

首先，以安全風險觀念而言，起士理論是指經由一連串的錯誤，造成災難的發生，而形成錯誤的原因者眾，管理部分難辭其咎。原因林林種種，初步研判遊覽車管理螺絲鬆了，不論是車輛管理或是疲勞駕駛，均為本次案件之主因；然其他，如高速公路路型設計、旅行社管理，甚至是公路警察的違規取締，其實都環環相扣、密不可分，但往往都在事發後，疏於持續的檢視與執行，再次釀成大禍。

其次為問題所在的疲勞問題，以筆者近期出國旅遊，搭乘日本夜間長程巴士之案例，似可給予我國借鏡。該航程屬長程航班，由大阪前往福岡旅遊巴士，每二至三個小時即會於休息站休憩廿分鐘。考量疲勞駕駛，車上備有兩個司機，每次休息即會交換駕駛，同時一起下車以手電筒輔助，交叉檢查所有的輪胎，並於輪胎後方加放輪檔，確保旅客以及行車安全無虞，其安全意識之高，值得我國遊覽車業仿效。

國內已不容再發生任何意外事件，光就國道二號火燒車事件，撇除兩岸政治性因素之影響，去年五六月陸客來台原僅衰退約百分之十至十五，事件發生後，八月起即衰退三成以上，十月後更高達四成。台商朋友耳聞，所有來台旅遊之宣傳，均蒙上來台旅遊不安全之形象，兩岸觀光推動大幅受阻，相信其他國家亦有類似隱性之問題，我們不得不審慎因應，重新檢視觀光安全品質。

至於「疲勞駕駛」議題，不妨仿效一向標榜事故率最低的運具—航空公司的作法，設定疲勞管理之措施，規定行車上限時數，仿效航空或其他先進國家之作法，增加輔助駕駛員，採交替駕駛之模式，降低危安之可能性。

道路交通安全宣導與管理，除以往強調開車不喝酒、騎車戴安全帽、重車（砂石車）管理外，似有必要針對國內僅萬餘輛的遊覽車強化（包含車齡、車況以及駕駛行為），改以輔助設備智慧化管理。另國道已有完善且設備良好的服務區，宜同時強化高速公路路型以及路面之管理，國道經常性事故路段更須採列管方式，找出問題進行改善。

觀光發展不容有任何安全疑慮，現在非檢討人事或是推諉責任的時候，反該痛定思痛，找到源頭，徹底改善的契機。

其實台灣的旅遊事故發生，極大多數都是被鎖在那難以解開的結，也就是旅客、旅行業者、觀光管理單位所連結的那套連環結。這次慘痛的經驗，旅客、旅行業者、觀光管理單位都得到教訓了嗎？我們何時才能跨入旅遊安全國度呢？

首先談到旅客。對大部分人而言，團費高低可能是決定參加與否的最大因素。武陵賞櫻一人八五○元，的確有很大誘因，但魔鬼藏在細節裡。台北到武陵農場距離，依照公里數其實不遠約一五○公里，但因行駛於中橫公路的宜蘭支線山路上，所以至少要花上單程三至四個小時左右，堵車另當別論。

有良知的業者應該會規畫二日一夜的行程，但如此的團費，可能消費者已流失大半，何況在旺季期間，旅館也不好訂房。所以業者為應付旅客的低團費，一定設計早出晚歸的車程。如此的品質本就堪慮，所以當客人在酒足飯飽，在歸程的車上慢慢跌入夢鄉之際，不知自己的安全，完全掌控在已超工時開車司機大哥手上。

其次來談旅遊業者與遊覽車業者。一日遊的成本，最主要就是在車資，旅行社為應付低團費消費者，估算的車資肯定不高。而針對要求低車資的旅行社，車行給的車況、車齡會好嗎？這就是所謂的「連鎖反應」。

但其實如有搭配措施也不至於有不良反應，如監理單位固定的車檢，可以淘汰不適用之車輛或零件；但只要自己有自用車在民間代檢公司車檢過的話，一定會知道，在不得罪消費者的原則上，通過率幾乎百分百，多少乘客的生命，就毀在這政府的「美意」上。

再者是司機的超工時問題。在旅遊發展先進國家早就有規範，不是規定只能開八小時，就是搭配雙司機。筆者寒假由成都搭長途巴士前往九寨溝，約四五○公里，車程八至九小時，他們也配備雙司機，大陸都做到了，我們呢？

據罹難司機女兒說，其父親除夕至今均無休假。可見台灣對手操全車性命的司機工時，是何等不重視；辛苦的司機大哥何嘗不想休息，但魔鬼在哪？說穿了，就是成本考量。再往前追究，就牽扯到消費者對旅遊團費的接受度了。

觀光管理單位有權無力，也是個大問題。除了出事的那二三個月，陪同警察單位做做臨檢外，以那些少數承辦人員其實也難發揮啥作用？所以才說這是個難以解開的連環結。觀光管理單位及旅遊業者，除了在衝旅遊人數外，是否可下定決心，好好的設計安排優質行程，並教育旅客？

雷根的經濟政策是新自由主義的濫觴，其核心內容是市場化、自由化、私有化、資本減稅、富人減稅、壓低勞動權益、減少社會福利，與英國柴契爾夫人聯手兩大經濟強權推動新自由主義全球化。雖將經濟脫離停滯性膨脹的困境，然而為時不久，一九九○年初與二千年初都再度經濟衰退，更在二○○八年爆發由美國次級房貸引發的大衰退危機，是資本主義史上僅次於一九三○年代的大蕭條危機，至今尚未恢復大衰退前的經濟成長力道，經濟陷入蕭條困境，新自由主義成為眾矢之的。

除了經濟不穩定與蕭條的問題之外，從雷根時代一九八○年起貧富不均、分配不平等問題日益嚴重。美國一九八○年社會底層五十％合計收入占總收入的十九．九％，二○一四年則下降到十二．五％，反觀社會頂層一％合計收入呢？一九八○年占總收入的十．七％，二○一四年則上升到廿．二％，這是資本減稅、富人減稅、壓低勞動權益、減少社會福利必然惡果。

甫結束的重要經濟會議世界經濟論壇警告，貧富不均和社會對立威脅二○一七年的全球經濟，必須盡速採取行動應對。世界經濟論壇揭露二○一七年的全球五大頭號風險為：一、所得與財富差距增加；二、氣候變遷；三、社會對立加劇；四、網路依賴性提高；五、人口老化。第一點與第三點直指分配不平等！

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克魯曼甚至認為分配不平等是經濟陷入蕭條的肇因。一方面當大多數的受薪者收入不增加甚至停滯時，社會總需求會減少，經濟很難繁榮。另一方面，社會底層收入減少時為了維持生活水平必須借貸，社會債務增加，金融風險增高；社會頂層鉅增的收入往往投機金融經濟而不是實體經濟，無益經濟增長，吹漲金融泡沫。

台灣從一九九○年到二○一五年受僱報酬占ＧＤＰ比率，從五十一％跌落到四十三．九％，呈下降趨勢，因此台灣分配不平等問題亦在惡化中，是否是台灣經濟困境的原因之一？不容輕忽。

從雷根總統降稅的新自由主義政策的歷史教訓，創造財富與分配財富不能分割，亦無熟輕熟重、誰先誰後的片面觀點，創造與分配兩者並重，經濟政策方能周全。

其實由過去、包括這次交通事故，原因絕大多數是車輛結構不良、司機身心狀況（例如疲勞駕駛）或車速過快。筆者曾在醫院參與「增進醫療安全品質」工作，認為只要資訊透明化、程序標準化，這些危險因素都是可以管控、避免的。

他山之石，筆者建議在每輛遊覽車或其他公私營客運車駕駛座旁以跑馬燈方式向乘客表明（保證）：

一、本車輛最近一次通過國家監理機構檢查的時間、以及有效期（註：車內另有文件副本）。

二、本車輛煞車、機油、輪胎（包括胎壓）等在起動前，經駕駛人檢查，確實沒有異狀（註：車內附有紙本證明，須駕駛人簽署）。

三、本公司證明本車駕駛人平日身心沒有「不利駕駛安全」狀態。

四、本車駕駛人最後一次執行業務的時間。

五、本車駕駛人至少超過多少時日沒有飲用酒精。

至於如何避免車速過快，可仿照高鐵（但目的不同），把車速隨時顯示於跑馬燈，讓每位乘客共同隨時監視、隨時舉發。

野人獻曝亦拋磚引玉，請大家一起幫忙已夠蕭條的旅遊業贏回國人、甚至贏得國外旅客的信心！

在北海道旅行期間，從景點、高速公路休息站、餐廳到藝品店的廁所，都讓我這位帶著幼兒旅行的父親省力不少，不必像在台灣，必須鍛練臂力抱著兒子如廁；專為兒童準備的便斗、洗手檯，讓兒子如獲至寶。

無障礙廁所裡，方便長者的扶手是標準配備，自動感應沖水的馬桶、為需要清洗人工肛門如廁者設計的小洗手檯，給身障者不少方便；更不必說隨時補充的衛生紙和擦拭馬桶座的消毒液，幾乎為各類如廁者做了「全方位」的設計。

日本公廁普遍乾淨是出了名的，越來越多「免治馬桶」的公廁，在國人眼裡是「豪奢」的投資。然而，從公廁是城市進步、國家文明象徵的指標來看，日本公廁也是「國力」的展現，更是因應人口結構變化趨勢的基礎服務設施。

日本已經歷長時間少子化、老殘的人口變化，公廁設計已對準這些需求，連飯店的電梯裡也常見圓板凳或座椅讓長者暫歇。台灣的公廁這幾年也有不少進步，只是對照少子化和人口老化的速度，進步的速度實在太慢，從公部門到建築設計業，願意在公廁體貼大眾的心思還有待加強。

最近中油決定翻新各加油站公廁，甚至豪擲巨資設免治馬桶；環保署也打算跟進，要在觀光區公廁率先安裝免治馬桶。這些舉動看起來都有十足正向改變公廁給大眾觀感的決心，但看不到配套措施，祭出免治馬桶這項解方恐難對症下藥。

首先，兒少法早就規定公廁要有兒童專用便器，但放眼望去，有多少地方做到了？台北市推出「貼心公廁」措施，公廁全面提供衛生紙和消毒液或座墊紙，但不少縣市還嫌衛生紙等耗材太花錢、怕被偷，而讓如廁者常得「自力救濟」。

其次，特別是女性進了公廁，最不放心「衛生」。免治馬桶固然能讓公廁「升級」，但即使在日本，眾人使用的噴嘴頭也因難以清潔而藏汙納垢，加上清潔人員心態、技術若不到位，免治馬桶是否衍生更多問題、形成資源浪費，都有待觀察。

如果能用廉價、有效的方法解決問題，就不一定要砸大錢冒風險。這些主政單位應該多聽聽各種使用者的心聲：台灣的公廁應該長什麼樣子？

這場悲劇的原因究竟為何，仍有待專業單位的鑑定，但國內外諸多意外事故的分析報告常指出：超過八十％的事故來自於不同層面的人為疏失（刻意或無意、單一或多重）。雖然交通部長賀陳旦說「初步看來肇事原因不是道路條件，而是「駕駛的問題」，但「駕駛的問題」等於「駕駛的責任」嗎？或者還有更深沉、糾結的因素造成「駕駛的問題」。從交通和旅遊專業的研判中，駕駛過勞和自主管理意識可能是此次事故的重要原因。

駕駛超時工作造成身體和精神過度負荷，在重要時刻無法做出最適當的判斷和反應，而長期超時工作則極易形成過勞，更危及自己和乘客安全。因此，不管是合理的行程安排、接替駕駛（雙駕駛）、駕駛確實休息等，都有助於營造遊覽車駕駛良好的身心狀態，只是這些良善的做法都需要「錢」！

為讓駕駛有充分休息的行程，意味著需要減少景點、縮短景點間的路程、增加旅遊天數、增加駕駛，繼而提高整體費用。對迷陷於「高ＣＰ值」的民眾而言，增高的費用無異削弱旅遊誘因，為了攬客，旅行社只好轉由自行吸收或脅迫駕駛和旅遊同行吸收，旅遊品質當然日益低落，整個產業也緊縮。為創造「俗擱大碗」形象、刺激產業，旅遊業者只能猛塞行程、趕路程，犧牲了最重要的生命安全。

此外，也有旅遊業者直言，駕駛的自主管理意識不足、該休息而沒休息，也可能造成駕駛身心疲乏。但憑良心講，遊覽車內缺乏適當休息的空間或設施，而專心開車後身心處於緊張的狀態，也只能稍放鬆，短時間內不易獲得適度的休息。

個人同意台北市交通局前局長羅孝賢所說，「大客車駕駛超時工作過勞是一個共犯結構」，除政府無心面對外（每次事故後都只是大聲疾呼），消費者想省錢、旅遊業者和駕駛想多賺錢，大家都在賭自己和別人的生命！不過當消費者應願意為自身安全而多繳旅費時，則有賴交通部和勞動部發揮執行力，盡速立法規範駕駛工作時數、嚴格監督駕駛保持良好的身心狀態，以減少未來的旅遊交通事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