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一月下旬，台聯舉行記者會稱，已邀熱比婭來訪；時代力量的林昶佐也在紐約當面對熱比婭說「台灣見」。陸委會回稱，「將考量主客觀因素，妥慎評估」，台聯立馬回斥：「莫名其妙！」

台聯說，民進黨已完全執政，是邀請熱比婭來訪的最佳時機。蔡政府應與疆獨、蒙獨與港獨攜手合作，共同對抗中國的殖民與侵略。

不料，台聯日前發表聲明稱，從熱比婭方面得知「有特定人士早一步與她會面，從中作梗」，謂目前「非訪台最好時機」，阻擋了熱比婭訪台。因此，台聯也就中止了邀約，乖乖吞下這碗圓仔湯。

台聯似想將「從中作梗者」推向中共。但若是北京從中作梗，熱比婭與台聯豈不會更加興奮與堅持？因此，合理的想像，「早一步與熱比婭會面者」，不無可能有蔡政府方面的關係。如此，釜底抽薪，蔡政府即可不必面對准駁的困境，更不必受到「懦弱與不義」的責難。

「二二八」七十周年將屆，蔡政府須四出滅火。輕者如高志鵬把台幣改版炒得不亦樂乎；重者如時力重炒中正紀念堂正名，及自由台灣黨懸賞拖倒中正紀念堂的蔣中正銅像……。

蔡政府若不及時「從中作梗」，恐怕皆可能演成噬臍莫及。

何謂「隧道效應」？根據美國新銳教授穆蘭納珊及夏菲爾合著的暢銷書《匱乏經濟學》（Scarcity：Why having too little means so much），人們處於隧道中時，會對前方的目標特別專注，但因為視野受隧道侷限，以致完全看不到外面的事物。

舉例而言，美國消防員「因公殉職」的首要原因，並非葬身火場，而是死於車禍（一九八四至二○○○年間達廿％到廿五％），且多數是未繫安全帶（占七十九％），以致在消防車快速行駛時被甩出車外致死。會有這種情況，主要是消防員在接獲警報到趕赴火場的短暫時間中，必須快速做好準備立即出動；也因此，便無暇顧及其他周邊事物。若能像消防員一樣在短時期內有效地完成艱鉅的工作，稱為「專注紅利」（focus dividend）；反之，由於過度專注而忽略繫安全帶等的要務，則稱為「隧道稅負」（tunneling tax）。

由此可知，在有限的時間內設定多個必須快速達成的目標，會迫使個人或組織的資源運作處在「稀缺」狀態，雖可能有高效率表現，卻也可能使得一些不急迫但重要的結構性問題被忽略，最後成為致命要害。

同理，蔡政府今天之所以讓人覺得做什麼、錯什麼，正是因為主政者認定「急迫且重要」的政策目標繁多，但行政單位可用的資源卻相對有限。在這種情況下，各單位將注意力集中在特定事項上，卻忽視了與此相關的社會或心理因素，因而陷入「隧道效應」困境。一旦外部環境改變，這些相關的結構性問題就會像被照妖鏡照射般暴露出來，成為政策的絆腳石。

以外界爭議最多的一例一休為例，這項政策原想透過一個更進步的立法，改變台灣勞動市場的長工時問題，避免勞工過勞，並提高他們的加班補貼。但主政者未經充分協調，只求盡速兌現「周休二日」的競選承諾；然而官員心中構想的勞資關係，都是傳統製造業的作業情境，卻忽略了台灣經濟產值近七成來自工時複雜且以中小企業為主的服務業，從而一舉掀開了服務業結構問題的壓力鍋。我們看到的真相是，台灣服務業的品質不差，卻是由第一線服務人員以超長工時和低薪堆砌起來的，所謂血汗班表、血汗護理師、血汗司機，都是台灣服務業結構扭曲的沉痛證據。

主政者或可辯稱，一例一休正是為了緩和服務業的「血汗」剝削；然而，正因為這些行業是長期在變形工時下運作，勞動力一直處在供不應求的狀態。新法倉卒上路，反而導致這些行業以削減服務或增加售價來因應，進而點燃各方民怨。

事實上，政府在推動政策前，如果能多花些時間與相關對象溝通，並進行沙盤推演，應不難掌握其負面衝擊，及早規劃配套。例如，針對影響民生活動較鉅之行業，要縮短勞工工時，可設計一個有激勵及退場功能的機制，促使業者提高勞動生產力，並讓他們有調整的空間。如此，也可讓民眾感受到政府有解決問題的能力，在摩擦期過後，勞工整體工作條件真能有正向改善。如此，即不必一切都丟給「市場機制」解決，或冷冷拋出一句「漲價是必然」，就要各界吞下施政粗糙的苦果。

蔡英文去年在臉書PO文說：「改革就像一場馬拉松，不能用百米衝刺的心情」；如今，她應該體會為何施政一直事與願違。她急於兌現競選承諾而陷入「隧道效應」困境，接下來的司改、稅改，都要小心「呷緊弄破碗」，帶來事與願違的後果。

不僅石化業積極前往美國及大陸布局，台灣出口主力的資訊電子業亦動作頻頻。據報導，鴻海集團由日本夏普帶頭，將投資70億美元（約新台幣2,180億元）在美國蓋液晶面板廠；另總裁郭台銘投資的日本堺顯示器公司亦與大陸廣州市政府簽署協定，將在增城投資人民幣610億元（約新台幣2,800億元）興建10.5代顯示器全生態產業園區。鴻海集團傾全力在海外擴廠，雖是為企業本身發展，但相對於在台灣投資的保守，也顯示國內投資環境已大不如前。

光是台塑和鴻海的海外投資計畫，總金額就超過新台幣1兆元，在政府積極鼓勵企業投資創新之際，台塑及鴻海大舉布局美國及大陸，用腳決定本身最有利的落腳點，這兩大企業在國內皆有強大影響力，如果台商紛紛棄國內而前往海外投資，對台灣經濟無疑是致命性的打擊。

長期以來，台灣經濟發展是以出口作為主要驅動力，自1990年代全球化趨勢加速後，台商更建立以台灣為運籌基地的產銷模式，扮演亞洲資源整合者及關鍵零組件與原材料提供者的角色，在全球供應鏈上佔有重要地位。但金融海嘯後，因為全球供應鏈大幅調整，加上近年紅色供應鏈快速崛起，台灣角色被逐步取代，出口競爭力大幅下滑。現在川普更執意逆轉全球化趨勢，要讓美國重返製造，這項新變數對台灣及兩岸台商更造成龐大壓力。

面對美國新變數及紅色供應鏈的威脅，政府理應全力排除國內投資障礙，讓台商留在台灣投資，鞏固製造業基礎。況且，蔡英文總統將提振台灣經濟列為今年最重要的任務，而誠如國發會主委陳添枝所說， GDP成長關鍵就在民間投資，因為資本形成約占GDP的20％，其中有九成來自民間投資，如果今年民間投資成長能夠超過10％，GDP成長率就能破2％，因此，如何留住台商，政府更是責無旁貸。

陳添枝直言，投資是信心問題，台灣投資率連香港都不如，顯示國內投資環境確有問題，如果企業在投資上有任何困難，「不管是缺什麼，找我、找政府就對了！」但問題在於，兩家代表性企業上兆元海外投資，用腳對政府投下否定票，如果內閣都一籌莫展，無能為力，那又如何能說服眾多台商擴大投資、根留台灣呢？

蔡政府自上任以來，為打造經濟發展新模式，致力推動5+2創新產業計畫，並宣稱將組成「國家隊」，在物聯網、新一代面板、綠能、農業、影視等產業上，進行大規模投資，估計總投資額逾新台幣7,000億元。但迄今為止，這些計畫很多都還在籌備階段甚至停留在書面規劃，而且主要投資者都是公營事業或政府基金，民間參與熱忱似乎不高。政府應該認真思考，如果這些計畫都是台灣產業的未來，為何眾多台商尤其是指標性企業，沒有參與投資未來的雄心和動能呢？

台灣經濟遭遇很大困境，眾所皆知，但台商並沒有被擊垮，而且還保有可觀的投資能量，台塑及鴻海就是最好例證。面對各種不確定因素，各國政府都致力改善投資環境，積極招商，台商仍是備受重視的招攬對象，台商投資首選當然是生活所在地的台灣，但台商的未來在哪裡，就要看內閣團隊有無決心和能力營造良好投資環境，留下台灣經濟的命脈了。

先從參與人員說起。主事當局一再強調「非法律人」必須比「法律人」人數多。分組委員七十五人，加上籌備委員、主委、副主委十八人，總共九十三人；這麼多人，議題又難免重疊，豈非人多口雜？究將以何種程序方式獲取結論，問題恐怕層出不窮。

原本所謂「法律人」，包括了法官、檢察官、律師、法學者，已是多樣化了。而各類群組本身也有不同領域之專長，其實不至於會發生「一言堂」的缺失，已足發揮各方智慧以成事矣。今加入所謂「非法律人」，人數又要多於前述「法律人」的總額，其人選來源已難界定；何況既非司法領域的專業，又能起到何種優勢功能？退而言之，若真要引進「非法律人」，則像「蘇建和案」死刑冤案平反過程的親歷者蘇建和、劉秉郎、莊林勳，相當了解司法的缺失，何以卻未受邀參與？

在議題方面，所謂「金字塔型訴訟結構」（大砍最高法院法官員額），所謂「參審制」、「陪審制」（由路人甲來加入當審判官，人數又要多於專業法官）；只此兩例，就足以把當今其來有自的司法體系，搞得天翻地覆。既無必要，又恐無法收拾，運作起來必定困境重重、且生反效果！

實則，司法的最終目標就是「毋枉毋縱，速審速結」這八個字。要達成這理想，是要靠「執法者」的專業素質及人文素養。故應加強其養成教育及在職訓練，再加以考核、獎懲；並落實「合議制」、「審級制」的現行機制設計，根本沒必要煞費周章地大變革。法官、檢察官、律師的品質提升，加上關注到法庭運作的另一角色：書記官，其工作能力訓練，足夠員額，並合理增加待遇。執法者「人」的改革，才是司法改革的核心問題。否則，不對症而亂下藥，司法之病未除，而另重症反而將降臨。

立法方面，十一年前修刑法廢有關「連續犯」、「牽連犯」之規定，應予回復；莫迷信重刑。監獄寬解，教化才會有效，始為正辦。刑事訴訟法應規定簡化程序，減輕法官、檢察官、書記官的工作負擔，始得使執法效果產生良性循環的功能。

去年耶誕前夕，美國白宮發布「人工智慧、自動化與經濟」報告，指出人工智慧驅動的自動化，預計未來十到廿年將有九至四十七％不等的工作受到人工智慧威脅，以低技能、低教育的勞工首當其衝。

美國電商Amazon今年將開設實體無人超市Amazon Go，顧客從入店到購物完成，全都由人工智慧代勞。今年Adidas也將在德國設立全靠智慧機器人生產運動鞋的工廠。工資與效率競爭無疑是智慧機器人的利器。在台灣，大家熟知的Pepper與Zenbo早已成為金融、航空等高檔服務業的寵兒。

日、美、德是智慧機器人大國，中國大陸也是箇中能手。台灣在智慧機器人的研發、量產與應用，自也不甘人後，鴻海就是箇中翹楚；而政府正投資千億推動的智慧機械產業，機器人就是主要項目。

前些時在一個非正式有關機器人經濟的討論中，有學生說如果外頭的企業界進不去，還有長照2.0的養老院，真是天真得可以。殊不知在北歐、西歐等地的養老院，早有撫慰性的機器人，為老人按摩搥背、抒解情緒。日本人更執家庭機器人的牛耳，他們已經開始研發客製機器人，遇有老奶奶想念在外求學的孫女，工程師就會收集老奶奶與孫女過往的溫馨瑣事，錄製語音，再安裝到貌似孫女面容的陪伴機器人，一問一答間，叫老奶奶樂不可支。養老院裡普通人又豈是智慧機器人的對手？

如果白宮的警告成真，十到廿年之內，保守地說台灣各行各業將有三分之一的勞動人口會丟掉飯碗，人人都要面對機器人虎視眈眈搶飯碗的殘酷。

機器人效率高又精準，既不要付勞健保，也不會爭一例一休，任勞任怨永不罷工，哪個企業會拒絕呢？蔡政府保證年金卅年不倒，以前說年金破產，是因為「繳得少、領得多、退得早」，所以要「多繳、少領、晚退」。但是當智慧機器人攻來，許多人沒了頭路，沒了收入，恁你將提撥率提高到十八、廿％，採計年資再拉長，都是枉然。今天的一口飯在哪都沒著落，誰還有餘力去描繪卅年後那塊大餅？

年金破產的根源是經濟，經濟不振又多源於教育失敗。教改了廿幾年，愈改愈亂、愈改愈差，每年學測過後，優秀的高中生就被挖走。「十六年國教」的畢業生，大學不如高中，企業不想用也不敢用。年輕人望著廿二Ｋ，拿也不是不拿也不是。如今智慧機器人來襲，前途更加黯淡。蔡政府想撫平「世代正義」的吶喊，何不拿出年改的決心與魄力，重建完善的高教制度，提升每位年輕人的知識、技能、創造力、可塑性、抗壓性，使他／她們成為真正的「人才」，而不是很容易就被機器人取代的「人力」？

衝擊包括：一、退出ＴＰＰ；二、批評日本引導日圓匯率貶值；三、日本設置非關稅壁壘使美國車難進入日本市場，且警告豐田汽車勿在墨西哥設廠，否則將課重稅；四、日本如拒付駐日美軍百分之百的費用就立即撤軍。

日本確定被迫面對的第一個衝擊，就是川普就職後退出ＴＰＰ，因墨西哥、智利、紐西蘭都表態將不會持續推動不包含美國的ＴＰＰ，日本孤掌難鳴下將更難與中國推動的ＲＣＥＰ相抗衡，等於拱手讓出亞太經貿整合的領導地位，這將讓日本近期花費許多精力重新部署戰略。

但對於川普第二及三點的不利批評，在安倍十日訪美與川普再次會晤時，取得了重大成功。首先是關於操縱匯率的指控，安倍成功說服川普，日本乃是為了避免通貨緊縮而使貨幣貶值；而第三點關於日本設置非關稅壁壘和在墨西哥設車廠減少美國就業的指控，一來豐田汽車宣布，未來五年將在美國投資一百億美元；二來據日經新聞報導，本來安倍準備以「日美經濟增長與就業倡議」辯解日本能為美國創造就業，後來卻以美日技術合作更有利於美國，完成了說服工作，可說成功因應危機。

但後續川普將如何要求日本更具體的在匯率政策讓利就值得觀察，尤其在如何幫助美國增加就業機會上，川普不會容許日本敷衍了事。

關於第四點的衝擊，美國新任國防部長馬提斯訪問日本，肯定日本是盟邦分擔軍費與責任的模範，承諾釣魚台屬於美日安保範圍，後來安倍訪美行也讓川普不再提軍費問題，而是肯定日本接受美國駐軍，並將釣魚台適用美日安保載明在會後共同宣言之中。這釋放出美日同盟保持穩固的訊息，也讓提心吊膽的東亞盟國都鬆了一口氣。

日本因應川普的四項衝擊，除了美國退出ＴＰＰ還無法在短期內靠日本本身克服，其他三點都在安倍訪美時展現出「花好月圓」的氣氛，使得川普就職以來的各種不確定性降到了最低。但這段蜜月期將面臨二項變數，一是後續日本如何幫助美國增加就業；二是美中關係的變化，川普雖已表態願意遵守「一中政策」，但仍未有明確的中國政策，這將會牽動東亞局勢以及盟國如何依從的問題，乃後續觀察重點。

外界譁然，未料周比蒼隔天加碼演出，強調他未強迫司機上班，也沒說不准請假，且都有給加班費，「一個願打，一個願挨，就是本來的事嘛。」暗指是駕駛「要錢不要命」。

連兩日發言「９４狂」，家屬情何以堪。周比蒼身為雇主，連駕駛最基本的勞保都沒投保，什麼立場如此理直氣壯？就算駕駛真想多賺些加班費，收錢出團的蝶戀花對遊客安危毫不在意，讓可能過勞的駕駛載著消費者出遊，誰才「要錢不要命」？

一場車禍，無良雇主現形，但台灣長年勞資關係失衡和勞動制度普遍對勞工不利，恐怕才是養出「慣老闆」主因。

現行大客車駕駛工時相關規定，「勞動基準法」指不管駕車、加油、加水都算工時，一天總工時不能超過十二小時，但在景點等乘客遊完回來的空檔，若駕駛未受雇主指揮監督，不算工時；「汽車運輸業管理規則」說，大客車駕駛每天工時不能超過十小時，但指「實際駕車時間」。

換句話說，雇主可讓駕駛一天實際開車十小時，加油、加水、檢查車輛包在內，可要求駕駛工作十二小時，但因等待遊客吃飯、遊玩、上廁所不算工時，一天與車為伍時間上看十六小時以上，形同超人駕駛，卻完全合法，難怪慣老闆會大言不慚稱自己有給加班費，是駕駛「人為財死」。

一天實際開車十小時，誰受得了，何況大客車駕駛要長期為之，這款「手操方向盤」的工時規定，誰「慣」了誰？

再看大客車駕駛等待遊客期間可散步、做操，不算工時。勞動部隨後雖發布澄清稿指只要車上留有遊客或屬待命，等待期間仍算工時，但如何認定待命還休息，卻須視個案認定，結果勞工無所適從，雇主多了「有機可乘」的灰色地帶。

試問，駕駛等待遊客不就是為了載遊客到景點或返家，不是工作是什麼？這段受命等待提供勞務的時間，毫無疑義就是待命，沒有模糊空間，也無須個案認定。空服員到公司等通知是否出勤，可散步或做操，卻都算待命。

勞資失衡的勞動法令比比皆是。以「一例一休」來說，政府明明為了推動勞工全面周休二日，但法令卻冒出一天可停休出勤的「休息日」，雇主雖須給加成加班費，但勞工一樣沒能周休二日，自認成本增加的慣老闆會繼續說「我都有付加班費」，是勞工要錢不要假。

從反核災食品到一例一休爭議，從年金改革議題到同性婚姻爭議，人民走向街頭，政府步履蹣跚，台灣跌跌撞撞。年初，一例一休上路後，政府政策未能跟上腳步，致使萬物齊漲；打算維護勞工權益，卻對依法請假的台鐵勞工毫不留情；而面對司機過勞可能造成國道史上最慘痛的遊覽車事故，新任勞動部長林美花竟在司機計算工時議題上為資方開脫。

蔡英文執政後，做得最讓綠營支持者感到津津樂道的或許是「轉型正義」，然而她卻未用公正公平的司法權清理歷史，而是矯枉過正以粗暴蠻橫手段鬥爭歷史。國民黨下台以後，台灣變得更好了嗎？蔡英文執政之後，人民感受到台灣未來的希望了嗎？

民意如流水般不可恃，推動改革必有陣痛期，固然不需太重視民調數字結果。然而，政府若只汲汲營營著對過去的清算與批鬥，卻無法讓民眾看見未來、看見希望，民意支持度只會不斷下滑。國家之本，在於人民，如果無法讓人民滿意，也就是政府更易的時候了。

單憑一個極其抽象的「轉型正義」四個字，橫架在民進黨執政後的行政院組織之後，主委顧立雄言行之囂張且漠視程序之跋扈，雖以行政施壓企圖抽斷國民黨銀根，不料屢遭司法判決無情打臉。如今這個被廣稱為「不當委員會」所想染指、瞄向的是他們心目中的那顆「軟柿子」：婦聯會。

民進黨當然沒興趣回顧，國民黨從中國大陸輾轉退至台灣的一頁近代史中，婦聯會與其他包括中華文化總會、救國團在內的組織團體，許多都是在「反共抗俄」時期應運而生。在那個資訊不足、族群分散、人心流離的時代，民間組織的動員集結一方面可以彌補政府內憂外患下的照顧不足，另方面也確實成為實質接觸民間的第一道陣線。

當中婦聯會在辜嚴倬雲女士的帶領下，特別對於兒童教育、文化扶持，乃至原住民關懷領域都有長期專屬的項目計畫深耕，同時從不自我宣揚造勢，恪遵婦聯會一貫的低調風格。

但或許也正因為這般低調，才成為「鑽地蟲」非要尖銳啃噬的對象！

民進黨的「轉型正義」，如今說白了其實就是為了「徹底摧毀國民黨歷史的存在脈絡」！無論它們與國民黨是否有無真正的財務相通。一切彷彿只要是顧立雄倨傲神情下的那個大鼻子，稍微感覺「聞到了什麼歷史氣味」就都要查查查！

然而，真正能冷眼看明白這些「政治說詞、政治手段」的旁觀者們，都很清楚這一切手段到最後，也不過就是民進黨最終深深算計著：「搶不搶得來位子、拿不拿得到錢」！

婦聯會最近宣布將捐出現金資產中的大部分，直接捐助給政府與民間的長照機構。雖然「綠媒」一如過往正在動員各種輿論的抹黑批判，但這也無疑是婦聯會為了避免走向「中華文化總會模式」，最終被民進黨多方勢力竊取霸占的最後一道防線了。事實上，婦聯會也唯有採取「資產公益信託」的方式，才不會搞到今後又來另一個荒謬可笑的諸如「高雄市長陳菊兼任婦聯會主委」，然後婦聯會今後每年都在高雄港施放煙火一小時之類的雜七雜八。

如今，婦聯會面對真正冷血殘酷的敵人不是別的，正是「政治鬥爭的醜陋」與「人性利益的企圖」。民進黨始終標舉著「台灣民主政治」之名，一如「轉型正義」四個字，但最終生出的也不只顧立雄與他那一條正在翻天覆地吞噬社會人心、搗亂司法公義的「鑽地蟲」而已！

可悲的是台灣，正在重新走向一場「邊緣與匱乏、空轉與虛無」的時代命運。眼前民進黨的擴張、國民黨的殘敗，都只是整個台灣自我吞噬的命運過程而已。

相隔不久，我到義烏處理業務，對口廠商的公務車都出差在外，竟然臨時向他們新來的會計小姐借調其坐駕來接送我們，原來這位小姑娘的拉風新車是她的父母獎勵她出來工作送的禮物！

這兩段插曲一直讓我感慨甚深，感慨的不是大陸的今非昔比，更是感慨大陸其實在重蹈台灣的覆轍。

試想，景德鎮與義烏雖然不是窮鄉僻壤，但當地初級工廠作業員與辦公室雇員的薪資水平不過三五千元人民幣之譜，擁有一台稍上檔次的汽車每月差不多也需要此數一半的各種費用，假若不是父母甚至祖父母們四方來援，我們的工廠員工與他們的會計小姐絕無可能成為一名有車階級。

他們父母的心態和台灣多數二、三十年前做父母的心態如出一轍，都是從欠風欠水的忙碌窘迫裡，建設家園到一個或小康或奔富的境界，然後一股腦兒的將手上最好的一切都送到了孩子的面前，可惜不虞匱乏的教育在台灣已經證實了效果不如預期，我們培養出了許多習慣生活在舒適區、認為個人的小確幸應該先於教條、責任與義務的新平庸世代。誠然，有人覺得小確幸不僅回歸真我又符合現代社會形勢，屬於青少族群在經濟與心理上自我保護的方式之一，似乎還對環保相關的循環經濟有著某種奇異的神助攻。

然而，「生於憂患、死於安樂」的真理不會因為任何人找多少理由而改變，如同近年來台灣經濟在小確幸的夕陽無限好裡更趨近日薄西山的事實一樣的不容錯辯，可是這並不是新平庸世代的錯誤。以最近再次成為話題的趙小蘭為例，我重讀了前幾年出版的「誰造就了趙小蘭？」一書，發現她的成功除了天資，更得益於父母雙方家族幾代相承的儒家傳統禮教以及西方實用精神，所以趙、朱兩家的禮教是生活的標竿，不是生命的枷鎖，不但不吃人，反而讓他們家族老少各個處事溫良恭儉、遇事當仁不讓。更重要的是，在成長過程裡，她的父母不忘在優渥的環境裡，引導子女經歷合理的匱乏與磨練，培養出有利身心發展的危機感與使命感。

其實如此「夕惕若厲的危機感」與「修齊治平的使命感」，不只在儒家思想裡反覆再三，也同樣見於以教育創造聞名的猶太文化之中。如果時光能夠倒流卅年，我會不時給我的孩子製造一個個擁有鯰魚效應的環境，讓他隨時保持終日乾乾的旺盛鬥志，並且在面對困難的時刻，不再主動出手；用困難為砥石，磨礪他的心智，尋找生命的驅動力，並超越自己的SWOT。

鯰魚與砥石，正是那些年我們所虧欠新平庸世代的禮物。縱使時光不能倒流，但來者可追，我的孩子可以送給我的孫子這兩項禮物，並不是為了什麼光宗耀祖、出人頭地，而是我相信新平庸世代的下一代值得一個比小確幸更好的將來。（作者為亞太文化創意產業協會創會理事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