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團隊裡有人想挑撥張志軍和中南海的關係，這當然打的是七傷拳。但張志軍指這是「小兒科的把戲」，和他說的「台獨之路的盡頭就是統一」，這兩句話，其實大家都懂，兩岸確實應當跳脫小兒科，來一場外科及內科的大會診。

最近《台灣地區與大陸地區人民關係條例》開審。外交部長李大維說「兩岸關係不是外交關係」，陸委會主委張小月說，「兩岸關係就是兩岸關係」，又說「兩岸協議不是國際協定」，更說「對時代力量提出的（我國與中華人民共和國）協議名稱，是保留的」。這幾句話，皆可解讀為「兩岸不是國與國關係」。

相對來看，正在這關鍵時刻，大陸海協會會長陳德銘自稱為「一個國家兩個還分治著的機構的授權代表」。「分治」二字，是北京口中的「罕見語」。

陳德銘並邀海基會董事長田弘茂訪問大陸。陳德銘說，他若訪台，是「到自己國家一部分的台灣去」；又說，田弘茂若往訪大陸，「也應該是到他自己國家一部分的大陸來」。這些話裡面，不但是「兩岸一中」，居然也有了「一中各表」的弦外之音。

兩岸一齣小兒科的把戲正在落幕，一場內科外科的大會診儼然將可登場。拭目以待！

這次特首選舉，仍是由選舉委員間接選出。雖僅一小撮人獲准投票，稱不上民主，但過程仍是秘密投票，選舉委員可以根據自己的意志投票，多少反映了香港人民代表的意向。較之以往的選舉，這次三位候選人有更激烈的競爭，選舉造勢和宣傳都見創新手法；尤其前政務司長林鄭月娥與前財政司長曾俊華之間激烈交鋒，整體選戰品質頗有進步，辯論的火花也提供港人思考未來方向。

這樣的選制當然不能令人滿意，但香港如果要追求更充分的民主及更有效的改革，下一步應該怎麼走，各黨派都必須冷靜思考。

首先，是「屋子裡的大象」──北京，對香港選舉的影響如何？北京的態度當然具有關鍵的影響力；但看待此事不能僅無力地說「還投甚麼投，當然就是林鄭了」，或隨著政治耳語「其實習並沒有偏好」，「中南海對港澳辦與中聯辦不滿」起舞，這都無濟於事。北京對香港的控制，早從港英統治時期就已經開始，控制水源、控制糧菜，香港選舉要完全隔絕北京的影響力絕無可能。但是，要說北京的影響力大到足以左右每一張選票，恐怕也是假話；否則，不會有四一七張選票「跑票」。

現在香港社會普遍憂心的是，北京對香港「五十年不變」的承諾已經質變，所以希望透過直選維持香港自治的正當性。但換一個角度看，正可能是北京感到香港已經失控，才要伸手干預。兩者互為惡性循環，使一國兩制形同具文。回歸基本面談，要保障香港的自由與法制，除了直選與民主，還要靠北京對一國兩制的承諾與尊重，兩者缺一不可。香港民主派充斥著理想主義，但考量北京在香港與全球影響力，香港各界的現實主義不能或缺。

其次，新任特首能否團結香港？香港各派都憂心香港已成為一個「撕裂」的社會，但至少在表面上還都呼籲要團結。林鄭月娥在當選感言中強調，她的首要工作是「修補撕裂」，有信心和泛民合作，「不論派別邀請賢能之士加入政府」，暗示會邀請泛民加入政府。她還強調，要針對青年的不滿，推動青年工作。

問題在，投給她的票幾乎都來自建制派，民主派選委幾乎都表明不會投票給她，這也意味林鄭月娥日後施政較難取得民主派支持。林鄭月娥當選時的民調，也較前三屆特首上任時為低，這是她必須克服的難題。所幸，現在香港各界普遍希望休養生息，彌平裂痕，因此「修補撕裂」尚有可為。

最後，我們也要提醒香港人，尤其是民主派，必須學習政治手腕和妥協策略，在迂迴中求取進展。三年前北京提出「政改方案」，同意讓選民直接選舉特首，但是候選人必須要得到北京的批准；結果卻因社會氣氛緊繃，民主派希望能一步到位，拒絕了政改方案。但如今回看，假如當時同意政改方案，這次選舉即使民主派沒有推舉自己的候選人，以曾俊華民調之高，五百萬港人普選仍有可能選出民主派支持的特首。

政治的成熟化需要時間，民主追求原就難以一步到位，審時度勢迂迴而進，有時比硬衝硬闖更能達到效果。儘管民主派仍然堅稱不後悔當初反對政改的決定，但是，當時若懂得退一進二接受妥協的話，便能「袋住先」，這次的特首選舉結果就會完全不一樣了。

香港政治近年受台灣的影響頗大，包括政黨運作、選舉策略，乃至學運和政治的呼應，都看得到類似的影子。但是，雙方主客觀條件完全不同，只能說：兄弟登山，各自努力吧！

按川普政府的思維，自由貿易協定只有自由卻不公平。這種不公平來自幾個方面。第一是來自於自由化程度的不對等，美國自認在世貿組織（WTO）及許多FTA下的開放程度都比對方高，而對手國常排除開放農產品、汽車等所謂敏感產品，或是承諾幾十年後才開放。第二是協定後續落實時，美國都照章辦事，但是許多對手國卻偷斤減兩沒有完全落實。最後是受益上的不公平，也就是這些協定不簽還好，美國簽署後貿易逆差反而更加擴大，造成工作與薪資成長停滯。

這些思維並非空穴來風。以WTO最惠國關稅率為例，不用跟美國簽署FTA，美國自主給予零關稅的產品就超過3,800項。相對而言，台灣僅二千出頭、韓國不到二千項，中國更只有700項左右。再看美韓FTA，美國在2026年就將完全移除所有關稅，但韓國即便到了2032年，還保留如牛乳、蜂蜜、馬鈴薯、柑橘、稻米、巧克力等農產品或食品關稅。特別是美韓FTA生效迄今五年，對韓逆差竟然惡化了一倍，從113億暴增至276億美元（同期對中國逆差僅增加18%，而對台灣逆差金額基本沒有改變）。當然美國並非阿呆，其利用WTO或FTA機制替服務業、智財權及醫療產品爭取到極大利益，然而這些受益的美商並未替美國人謀福利，反而擴大各種海外生產及外包程度。

凡此種種，導致美國認為自由貿易根本無效，公平貿易才是現階段需要推動的重點，但美國要如何扭轉情勢，從自由貿易改為公平貿易？目前看起來有幾個方向。第一是要求對手國加速降稅，而且要取消保留關稅。第二是改變原產地規則，未來要享受零關稅進入美國，就必須降低使用來自中國、台灣或越南的第三國零組件比重。第三是移除對基改食品、農藥殘留等不當的檢疫門檻。第四是透過企業所得稅法修正，未來美國本土企業進口零組件時，很可能無法當成扣抵所得稅的成本，以降低使用進口貨的誘因。

這些做為將逐漸產生各種短、長期衝擊。短期對貿易的影響不難推算，但這種「重商主義」死灰復燃的長期影響，才是台灣要提高警覺的問題。幾世紀前的重商主義，基本是指西方國家以船堅砲利做後盾來打開海外市場，但同時採取極高的保護主義阻礙進口品，追求的是貿易順差極大化。隨著不可逆的全球化發展，川普的重商主義在21世紀自然受到很多限制，但並未脫離政治、軍事實力與經貿結合的本質。

由此觀之，台灣的處境極其險惡。往西面對的是中國式的重商主義，往東又出現美式重商主義夾擊。不幸的是，台灣在國際經貿表現極佳但發言權極低，卻又高度仰賴美、中市場。若政府只看到貿易變化，未察覺背後的險惡，甚至還循傳統思維，沉溺於可能與美洽簽FTA的興奮而主動撲向川普重商主義的布陣中，屆時恐面臨對美順差減少，產業外移及空洞化更劇烈，以及進一步降低台灣的能見度及發言權。到時，若說台灣的國家安全已受威脅，絕非危言聳聽。

解決之道，首在建立危機意識；但令人擔心的是看不出來政府有這個體認：第二加強國際結盟、提升台灣的話語權。美、中重商主義的受害者絕非只有台灣，如何利用如WTO或APEC加入「受害者聯盟」，又如何藉此創造存在感也與國安有關，但這點似乎也未受重視，台灣的國際參與迄今有氣無力，其他國家也未必認可我們是聯盟的一員。總之，我們必須認知，當FTA不再是FTA，不僅是貿易條件改變，更是國家安全的威脅，這才是應有的警覺。

就大陸當局的角度檢視，「兩岸分治」不同於「兩岸分裂」的概念。大陸當局默認台灣當局對台澎金馬的管轄權及治權，但此並非意味著中國主權與領土分裂，而是認為自一九四九年以來兩岸在主權與領土還是合一、並未分裂。「一個中國」既是過去式，也是現在式、現在進行式、未來式，這有別於李登輝後來轉變為過去式、未來式的「一中」及陳水扁所提未來式的「一中」。

基本上，大陸當局可以接受兩岸「分治」而非「分裂」的說法，這可從其反對以「分裂國家」模式定位兩岸得知。東西德模式預設「國家同一性」，從「屋頂理論」定位階段性的「一德兩國」，最終邁向「統一的德國」；但大陸當局難以接受「一中兩國」定位，而是堅持「兩岸一中」、「兩岸一國」主張；反對「一中兩國」定位，擔心一旦承認兩岸分裂將永遠定型化，甚至走向「一中一台」、「兩個中國」。

因此，大陸當局反而加強對台軍事嚇阻及外交打壓，運用武力宣稱處理與遏制台獨，無法接受平行代表權、雙重承認以排擠台灣國際活動空間，這有時適得其反造成雙方緊張與敵意，甚至釀致兩岸國族主義的衝突。台灣當局呼籲大陸當局不要一再矮化中華民國，應該「正視兩岸分治的現實」、「正視中華民國存在事實」，這才是解決兩岸僵局之道。

蔡英文執政後，「兩岸一國」概念趨於倒退模糊，儘管提出「九二歷史事實」、「九二會談精神」及「九二共同認知」試圖置換「九二共識」，並不承認「一中各表」。蔡總統宣稱遵循中華民國憲法、現行憲政體制及兩岸人民關係條例來處理兩岸事務，前兩者意味著「憲法一中」、「國家尚未統一」；後者則是奠基於「一國兩區」定位，但卻三緘其口未正面闡述。

兩岸政治僵局難解，在於兩岸政策陷入名實不符、言行不一困境。大陸當局已經默認台灣有效管轄權事實，但無法承認中華民國政府存在事實；台灣當局既已宣稱遵循憲法、兩岸條例，但卻不願說出明示而非隱藏在法律文本中「兩岸一國」、「一國兩區」關係定位。倘使兩岸回到「一個分治中國」的關係定位，雙方秉持對等互惠、共榮共存、命運共同體及民族復興精神，相信必能創造走向雙贏的兩岸統合夢。

以某銀行ＡＴＭ被盜領一案為例，該銀行於事發後曾宣稱已取得相關國際標準規範驗證通過之證明，然大部分資訊安全人力編制仍屬任務性編制，而非常務性編制，故分工難以精細而導致資安層次無法提升、事發之後權責難以界定等問題。綜觀國內大部分政府機關已取得資訊安全管理制度之國際標準驗證、或陸續取得持續有效之證書，但事實是，這些組織內部所設之資訊安全團隊乃任務性編組，意味著同仁們仍以日常例行性業務為優先，而資訊安全業務往往不受重視，甚至被忽略。

再者，電腦犯罪事發後，警方及檢方辦案往往需藉由數位鑑識取證，然數位鑑識在國內仍屬小眾市場，被分配到的資源也相對稀缺。以澳洲稅務局為例，該局之數位鑑識團隊成立於一九九九年，現階段專責人員約卅位，隸屬於該局資訊科技安全部門，主要職責乃維護該局數位資料之資訊安全；且該團隊於澳洲其他城市亦設有數位鑑識實驗室，並配備相關蒐證及鑑識分析設備，該團隊曾經服務對象包括該局等卅餘個政府單位。

反觀我國，財政部財政資訊中心於二○一六年十月成立資安健檢及數位鑑識小組，成員共十七位，其中僅一位專責人員，除該中心成員外，亦包含其他政府機關及銀行成員。立意雖好，然就組織編制而言，遇有狀況，應是相形見絀且無能為力。

筆者與民間企業經營者交流，深感國內資安意識隱憂之巨大。以第一代經營者而言，白手起家，歷經電腦化、網路化時代，「紙筆訂單就有營收和利潤，何必談資訊安全」這樣的觀念深植人心。以身處資訊化時代的第二代經營者而言，往往又受到上一代經營者的牽制而無法大刀闊斧。再者，若公司營運未能持續成長，則嚴重負面影響公司對於資訊部門人力編制及資源分配，將演變為惡性循環。此現象雖非全部企業皆然，但已是台灣中小企業普遍現象。

孫子兵法有云，勿恃敵之不來，恃吾有而以待之。按資訊基本法草案及資通安全管理法草案，已針對公務機關資安管理之資源分配有相關規範，然對於立法實施後之運作成效，仍待上下一心於以貫徹，否則將再度淪為雷聲大而雨點小之局面。

邱太三在辯論時，引我國數千年的婚姻制度、以及家族祭祖時討論同婚牌位怎麼寫，引發熱烈討論；托比拉在演說中強調，開放同性婚姻和同性收養，是自由、平等、博愛的表現；她直批反對者是偽君子，還對著反對的議員們說：你的孩子、孫子們都已經承認這些同性夫婦和家庭。

邱太三在憲法法庭的幾句話成為焦點，托比拉在議會的表現當時同樣刮起旋風，媒體形容她成為法國政壇的新明星，有網友在辯論後的情人節發起送玫瑰花給托比拉。

台、法類似的場景還包括，托比拉高聲為同志婚理念辯護之際，巴黎街頭挺同與反同的大規模集會不斷，兩派人馬互相指責、發生衝突的畫面時有所見。

法國國會後來通過同婚法案，歐蘭德稱作「全民婚姻」，但社會上挺同與反同的歧異並未從此煙消雲散，有市長拒絕為同志證婚，今年法國總統大選，多位候選人政見都論及要改變現有同志婚相關規定。

邱太三對警察盤查李永得事件認為警察臨檢盤查於法有據，不只遭質疑人權意識到那去了，跟托比拉面對法國反恐作為的態度，恰好也是對比。

法國近幾年歷經多次恐攻，歐蘭德政府的反恐措施越來越常被質疑侵犯人權，尤其一度打算修憲撤銷具有雙重國籍恐怖分子的法國籍，托比拉無法認同，不僅公開反對，最後選擇掛冠求去。撤銷雙重國籍的修憲案後來終止，歐蘭德坦承政策失敗。

在人權議題上，國內人權團體常以法國前司法部長巴丹戴爾（Robert Bandinter）當時在民意未支持下，毅然推動廢除死刑的作為，期盼我國的法務部長能有相同的肩膀。

對照前法務部長王清峰，當初拒簽死刑執行令，引來排山倒海的批評聲浪，王堅持理念，不惜辭官。

邱太三以法務部長身分在警察臨檢盤查與同志婚等議題上的發言，代表的是他對普羅大眾人權的想像與標準？還是評估基層各方民意後的選擇？在同婚議題之外，對死刑又持什麼態度？

或許更該問的是，身為政務官的法務部長言行，究竟該堅持理念，引領改變？或是配合民意（或民粹）隨波逐流？

首先，內政部長澄清，產業替代役是擔任管理階層，並非如外界所說的「鍋貼役」、「超商役」或「宅配役」；事實上產業如何使用人力，內政部無追蹤管理的機制與管理的配套措施，如何保證替代役男不會成為廉價的人力、為企業節省人力成本呢？

例如筆者之前擔任醫療替代役時，由於具有護理人員執照，公衛護理師的工作包括疫苗管理、預防注射、地段訪視、特殊病患追蹤，甚至跟診等均需執行相關業務，主要負責人大多只負責蓋章、追蹤進度等工作，所以有種「役男做到死，承辦人很輕鬆」的現象。因此，產業替代役真的是為了產業發展，或是另一個政府為企業節流的巧門呢？

其次，產業訓儲替代役役期有多久？內政部長指「役男服役三年後，可以選擇退役或留在企業界」，這裡指的應該是研發替代役而非產業訓儲替代役。研發替代役當初目的是希望碩博士為企業提升競爭力，帶動整體國家經濟而安排，與產業訓儲替代役含意相差甚遠；產業訓儲替代役申請門檻相對研發替代役低很多。這樣能夠促進產業的發展嗎？又或是成為另類的廉價勞動力來源呢？

最後，產業申請替代役的說法是為培訓中階管理幹部，而剛開始可能會到第一線實習、了解狀況，這更是於邏輯不合。產業要發展怎麼可能請一位服役一、二年的役男擔任中階管理幹部而不去培訓更多的資深員工，若真的是這樣的話，那些資深員工不如去申請當替代役，還比較快晉升管理幹部。

現階段而言，產業替代役的開放可能只是讓企業節省人力成本，並且如過去廿二Ｋ政策一樣，影響勞工薪資與國內產業的發展。

魏世昌／工程師（宜蘭市）

被外界戲稱是「鍋貼役」的「產業訓儲替代役」，可能淪為廉價勞工，同時更會排擠其他勞工的就業機會，而他們往往又是屬於靠領基本工資養家活口的一群基層勞工，這不是存心跟他們搶飯碗過不去嗎？

「里山」對於農委會而言並不陌生，農委會在二○一四年舉辦的生態電影節，有部紀錄片「里山台灣：滄海桑田桃花源」，也早在二○○九年前就開始推展相關計畫。

里山是什麼呢？「里山」（日文：Satoyama ）指的並非一個特定地點，而是泛指人與生態皆能和諧共存的地方。在日本多鄰近聚落的淺山地帶，這與台灣的地理環境相似，農委會與民間團體分別在八煙聚落、花蓮豐濱、貢寮等地，與當地農民合作，嘗試以友善耕種，實踐里山精神，其中八煙聚落獲得「里山倡議」的認可，成為該國際組織的一員。

農委會推展「里山倡議」多年，今年突然宣布「放寬農藥殘留的標準」政策，兩者有著極大的矛盾，有許多關心生態與食安的民間團體出面質疑與抗議該項政策，最後政府被迫收回成命，農藥放寬急喊卡。

人類使用化學農藥的時間並非亙古至今，而是從二戰後才開始。我國則是在民國四○年代中期引進，至今未滿一甲子，所以有些老農民看到「里山」的紀錄片時，倍感親切，因為他們親眼看過「慣行農法」前的世界。「慣行農法」係將農作物以外的生物都是為病蟲害，處理病蟲害的問題採取單一方式：噴灑農藥，這與「里山倡議」將農作、自然與生物都歸為生態系統大相徑庭。

不少農民與筆者分享到，耕作最辛苦的是灑農藥。噴灑農藥時，得看測風向、全副武裝，為的是降低農藥傷害的風險，有的在投藥後得立刻到醫院掛急診，打所謂的排毒針，有的聽說得喝青草茶或鮮奶排毒。除了健康問題，還有農藥的成本問題，因為一種農藥殺了一種蟲後，生態就遭到破壞，其他蟲害獨大，只能選擇再施用別的農藥，最終將蟲害殺光，用藥所費不貲。若遇到天災，造成農作耗損，往往連用藥的成本都無法打平，更是欲哭無淚。

因此，不少農友說：「如果可以選擇，當然選不噴灑農藥啊」，也感慨：「但是現實收入與環境生態很難兼顧」，有的農人以混種作物的方式驅蟲，但不用藥的農作外型就不這麼討喜，還需要熬過轉型期，對於經濟吃緊的農民而言，還是得服膺於「市場機制」—若消費者多以貌取菜，只能繼續投藥，自己要吃的醜一點沒關係。

農民係為我們看顧糧食、照顧土地生態健康的關鍵少數，消費者不應讓他們身陷用藥與生態間的零和窘境，多選購友善耕種的農作，鼓勵更多農民無毒耕作，共同打造我們的里山台灣吧！

由於世代不正義在年金改革中被誇大，乃希望年長退休人員作些犧牲來照顧年輕世代。這句話極為弔詭！

目前的年金制度，建立在退休者所領取的年金，來自於工作者所繳的保費；當工作人口遠多於退休人口時，就算是年金所得替代率偏高，因基金來源充裕，加上經濟景氣好且政府操作基金得宜，這套制度的運作是沒問題的。可是偏偏台灣人口變遷快，人們越活越久，且嬰兒潮世代步入退休年齡，領取年金者人數激增且會領得久！另一方面，台灣生育率已很低，將來可能更低，且年輕人投入職場時間不斷後延，使得基金水庫的進水量將逐年減少。政府當然要想辦法維持水庫水位的平衡！

於是「繳多領少晚領」成為改革基本方向，而民調也曾顯示，不論軍公教勞超過半數接受此原則。然而，「繳多領少」只能暫時喘息並未解決根本問題，因遲早會面對「繳多」到人們無法負荷，「領少」到無法維持生活！而「延後退休」也會壓擠到年輕人的就業機會，遑論台灣的「人口壓擠乘數」還高過歐美國家，會傷及整個社會安全體系！

根據當前推計，人們退休後平均可領取超過廿年年金，就算每個月少領一些，總數未必比過去退休者領得少，且未來年輕人還會活得更久！妙的是，強調世代不正義，讓年輕人將低薪歸咎於退休者「豐厚」的年金，以為前面的世代「吃」掉了他們的未來！此論述掩飾了政府的角色，若不注意，只會每況愈下！

況且許多退休人員本就在照顧後代，特別是家中有過軍公教退休者，養老金也兼負了養家的功能，而在社會各角落擔任志工也不乏他們的身影。他們為家庭與社會做了貢獻，而且是「正在進行式」；相對的，年輕人有些沒繳過保費也還沒為家庭或社會付出，若向他們嗆聲，真是「情何以堪」！

哈利鄧特二世在「二○一四——二○一九經濟大懸崖」中論及嬰兒潮世代，由於具有大量勞動力，創造了戰後的經濟榮景，但也會在退休後帶來經濟衰退，他從這批人的生產與消費行為來分析而提出警訊！

台灣戰後嬰兒潮世代時間稍晚，但比例達總人口四分之一！過去台灣風雨飄搖，這批人雖處於貧困，卻胸懷「有為者亦若是」的志向，在對的政策下帶來強大的經濟動能。如今這批人步入退休，是否會因消費緊縮令台灣掉落經濟懸崖？這需要「對」的政策來轉化，而非「見不得前人好」的世代批鬥！年輕世代有一天也會老，世代批鬥會開啟可怕的循環，反而對後面世代更不利！

社會存在「世代差異」，但絕不是「單向不正義」！誰都希望政府能解決問題，但不希望看到族群切割與世代緊張。當年金法案在立法院通過的那一天，若根本問題沒解決，算是改革嗎？而這段時間，周邊國家又往前跨了一大步，台灣卻陷在「正正得負」的漩渦中，豈不是成反改革？

（作者為台灣大學教授）

嘉義縣政府所屬的公立收容所去年四月份在運送七十一隻犬貓到南部一家大型私人收容所的過程中，將過量的犬貓置於狹小悶熱的空間，導致四十六隻狗死亡。這個事件在當時引發了社會的關注。

監察院在二月八日公布事件調查報告書，指出了一個讓人驚訝的事實：這個大型私人收容所在一○四年到一○五年十一月中間，從十一個縣市認養了八四八五隻狗；此外，該收容所在一○三年到一○五年八月間，也在嘉義縣公立收容所認養了三四○七隻狗。可是，依據台南市動保處的訪查資料，該收容所僅有不到兩千隻的貓犬在養！剩下的狗哪裡去了？

除了上述的紀錄與數字之外，尚有更早時期以及由其他地方進入到這個收容所的犬隻。這樣看來，應該有上萬隻的犬隻被送到這個收容所後，不知去向！這些年來，很多民眾捐錢支持動保團體救援流浪動物，流浪動物的處境真的獲得改善了嗎？上面的例子提醒我們，答案是不樂觀的！

若不是這次的監察院報告書，我們無從得知上述完整的資訊。遺憾的是，多數主流媒體都忽略了這個重要的資訊，社會大眾也因此沒有機會瞭解這個問題。甚至，在關心流浪動物的動保圈裡，也少有人關注與討論這份報告書裡呈現的可怕事實。

民眾因為看到了救援團體的行動，以金錢來表達自己對這些落難動物的在乎跟疼惜。可是，多數民眾的行動就停留在金錢贈與的這一刻。因此，這些被帶到私人收容所的動物們是否獲得適當的醫療與照顧，就不在大眾關注的焦點當中了。

如果我們對公共事務的關注，僅停留在捐出款項的那一刻，捐款者看似功德圓滿了，但這些受難的生命並沒有因此獲得改善的機會。這樣的參與方式就像是半手的愛心，只滿足了一方的參與感，卻不僅沒有改善現狀，甚至是製造更多的問題！

民眾對於公共事務的關注與投入，不應限於捐款這個動作，應當有更進一步的關注與省思。當民眾願意對公共事務有更多的關注與投入，對相關現象有更深的認識與進一步的思考，問題才有可能改善。半手的愛心雖然出於善意，卻阻礙了社會進步，也讓很多的生命處於危難中。深入的關注與參與，可以讓我們面對需要處理的問題，半手的愛心卻會蒙蔽我們，看不到事情的真相，阻礙了改變與進步的可能性。

有一次與內人在杭州西湖畔用完早餐，隨意散步閒逛，順手把未吃完的食物打包帶回，路經一家書畫藝品店，一進門都還未開口，店長也是一位知名藝術家，一眼就看出我們來自台灣。問他何以故？回答說：「只有台灣人才有此良好習慣！大陸近幾年經濟快速成長，大家卻養成舖張浪費惡習，既不珍惜物資，又造成大量食材被糟蹋掉！」難怪習近平主席極力打貪反腐。

在台灣參加宴席或在外用餐，大家早已有養成一種好習慣，就是把剩飯剩菜打包回家，形成一種特有的打包文化。從愛惜食物、珍惜資源的角度看，這絕對是正確，也十分有必要。

在學校任教時，發現每天中午的營養午餐，有大量剩餘，許多同學都當餿水丟棄或交予回收，其實剩飯剩菜既乾淨又衛生，既能養人何以拿去餵豬？相當可惜！我交代小朋友幫忙打包，暫時放在冰箱裡，然後暗中交代家境清寒或父母失業的同學，回家時順道帶回與家人共用。後來一群熱心同學還主動到各班收集剩飯剩菜，然後請附近弱勢或有需要的人按時來校門口取用，後來還蒙電視台派人專訪，校長還特地召見這群富有愛心的同學，在司令台公開表揚。

近來歐美盛行一種文化，就是把即將過期的食材放置特定冰箱，任人拿取，與此皆有異曲同工之妙。

舉手之勞，卻能幫助千萬人！期許所有餐廳、飯店、學校、軍隊…都來響應—幫助有需要的朋友，讓他們天天都能感受大家給的溫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