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政府上任即將周年，不能再稱新手，但許多政策出手往往毀多於譽，弄得輿論譁然而民調重創，重大政策爭議多端。何以致此？

民進黨習於以反對黨風格行事，以往凡事重砲攻擊執政的國民黨，現在自己嘗到當家的難處。蔡英文穩坐大位，理應協調現實，卻反而自己「專說漂亮話」，讓下面推動政務的人為難。

且看：勞工政策，蔡英文先向華航罷工示好，結果一例一休讓全民皆輸，弱勢勞工未蒙其利先受其害；同婚議題，蔡英文狀似開明，但法律衝突及社會意見分裂的後果則由政務部門承擔；非核家園，蔡英文理想高掛雲端，但能源政策跟不上，台積電新廠考慮出走正是冰山一角；農藥殘留標準及日本核食開放進口疑慮，以民進黨過去的高標準看，今天在食安管理上放水，完全不可思議，髮夾彎式的政策轉向又如何自圓其說？

蔡英文當總統只說漂亮話。但孔子早就說過，以往「聽其言而信其行」，結果出了個朽木不可雕也的宰予，令孔老夫子也不得不省悟，聽其言更要「觀其行」。今天民眾給政府打分數，是對蔡英文「聽其言」就深信不疑呢？還是終要「觀其行」吧！

替代役原是徵兵制度的一種彈性作法，讓某些役男可以進入警察、環保、教育等公共部門服務，替代純粹的軍事操練。另一類需要專業的「研發替代役」，讓碩博士進入科技產業工作，也是各界可以接受的變通之道。但最近政府推出的「產業替代役」，卻是進入超商、鍋貼連鎖店、宅急便、計程車隊等無關公共事務的民間企業工作，這樣的安排讓人難以苟同。

職業本來無分貴賤，煎鍋貼、超商結帳、快遞宅配、開計程車等，都是社會大眾需要的服務工作。何況，那些經營有成而達一定規模、且創造大量就業機會的企業，都應給予肯定。問題在，這樣的工作為何需要替代役來擔任？試想，如果役齡男子不須服兵役，他們很快就能找到這類工作；而且，不被兵役身分框限的話，所能領到的薪資還會更高。那麼，政府以替代役名目將役男廉價提供給企業使用，目的何在？

替代役之所以被濫用至此，追根究柢，是政府推動「募兵制」失利，又無法消化徵來的兵力，只好想方設法以變相手段安排這些過剩人力。落到現實，今天產業替代役的出現，就變成了「政府徵兵，然後廉價出租」的景況。從因果關係看，其實是政府無法解決自己的問題，又要維持徵兵的公平假象，只好讓役男去給企業當廉價勞工。

表面上看，役男選擇服產業替代役，比起一般義務役僅月領六千元而言，似乎可以拿到更多報酬。實質上，產業替代役至少必須簽約三年，平均每月僅領取兩萬上下的薪資，其實就是廿二Ｋ一族。對於工作勤奮而有心求進的青年而言，耗費三年在廿二Ｋ的工作上，完全是不划算的事。

我們並無意責備這些企業剝削替代役男，事實上，企業每雇用一名學士替代役男，必須繳交兩萬八千元給政府；然而，替代役男卻只能領到一萬九千五百元，其餘八千五百元都要納入「替代役基金」，作為政府甄審、訓練及其他程序之用。簡言之，企業所支付的替代役費用，有三成許其實是付給了政府；從某個角度看，這三成就好像是政府收取的「仲介費」。試問：以徵兵為名，卻收取高比例仲介費來出租士兵，政府不覺得不妥嗎？

大家若不健忘，應記得台灣的廿二Ｋ魔咒是怎麼來的。二○○九年政府為了解決金融海嘯下的青年失業問題，提供大學畢業生每月兩萬兩千元的薪資，輔導他們進入企業職場實習。政策雖是一片好意，卻意外畫下了企業以廿二Ｋ為起薪的底線，成為薪資市場無法撼動的魔咒。可見，政策徒有善意，不足以成事。

這次所謂「鍋貼役」的爭議，情況顯然更嚴重。第一，這涉及國民的從軍義務與商用勞工界線的嚴重混淆；第二，軍人被納入與公共事務全然無關的勞動市場，這種「替代役」名目實太過勉強；第三，用比正常勞動市場低廉的薪資來運用過剩兵力，勢必進一步破壞勞動市場的薪資行情，使政府成為青年低薪的幫凶。

政府若要一意孤行，自可把責任推給「前朝」，宣稱新的替代役條例是馬政府任內經立院通過，蔡政府只是依法行事罷了。問題是，兩年前修法時，雖然放寬了產業訓儲替代役的適用範圍，卻未曾演示過煎鍋貼、送快遞、當小七這類的離奇情境。今天，連閣揆林全都覺得「怪怪的」，內政部長葉俊榮卻辯稱替代役不會去「煎鍋貼」，難道他們是去當主管？這個政府荒腔走板到此等地步，真是夠了！

基本上，數位及行動科技迅猛發展，以及網路成本降低，改變了傳統金融服務業的面貌。過去幾年，銀行紛紛開辦線上業務，舉凡開戶、存款、辦卡、提供信貸、房貸等，都能e指搞定，讓很多人可以過分行而不入，也讓許多分行營業大廳空空如也。在效益不敷成本的考量下，分行的裁撤或因應客戶變化而轉型的計畫，的確勢在必行。

另一方面，新科技促成原有金融服務流程的調整，甚至改變傳統的商業模式，驅動智慧金融的興起。所謂智慧金融，在於以客戶的需求為核心，根據不同客戶的多樣化需要，打造客製化且彈性的金融產品或服務。而且不論客戶在何時何地，或者使用何種平台，在服務傳遞的過程都能讓客戶感受到簡單、方便、快速及清楚的溝通，進而提升服務的競爭力與商業價值。

但這樣的服務建置所費不貲，而且短期內可能看不到成效，也讓許多保守的金融服務業裹足不前。

數位浪潮的波濤並不會因為企業的不作為而停歇，隨著科技進步與生活型態轉變，金融服務不斷有新的創新出現，「未來銀行」不再是一個地方，而是一種行為，這樣的轉變將打破金融服務的疆界，新產品也將不斷出現甚至出現更多的去中間化，例如P2P、行動支付／代碼化(Tokenization)支付／生物辨識(Biometric)支付、機器人融資(Robo Finance)及區塊鏈等，甚至銀行與金融業，將有可能被其他新興科技業者所取代，讓原有產業面臨崩解的危機。

平實而言，台灣金融科技已是全球相對較晚起步的國家，包括法規、人才、技術及應用等方面，經驗都相對欠缺，優勢也不多。此外，市場又熱又擠的Over Banking問題、主管部會的監管心態，及部會間缺乏橫向溝通，都讓金融服務產業在採用金融科技時，面臨進退失據的窘境。即使如此，還是有相當多的數位轉型機會點可以突破，以下是幾個思考方向：

其一，面對高齡化社會來臨與行動世代崛起，分行除了思考撤退之外，亦可考量如何針對在地社群需求，轉化分行的定位與功能，例如，思考跨業串聯及整合，特別是與電信、零售及電子商務的連結，以創造更大的經濟效益。

其二，對服務提供者來說，這波數位浪潮的影響，最大的改變在於重整人力資源、精準設訂目標客群及跨界整合。因此組織必須積極考慮改變人才結構，勇於導入或參與國際FinTech的技術與計畫。同時鼓勵試誤學習型 (Test & Learn)的創新，在符合法規框架下，加速場域試煉，透過不斷的試誤與即時修正，多方汲取經驗，以有效掌握客戶需求。

在人才方面，過去金融服務強調產品導向及銷售，主要在人力的部署、市場行銷。未來則有幾種職務需要特別強化，包括科技專才、客戶體驗、跨業管理、風險管控、法遵，以及數據科學家。

其三，對於金融服務產業領導人而言，如何認清競爭形勢，掌握科技最新動態，學習國際經驗，參與或甚至主導組織商業模式的重新調整與設計，並勇於投資初期無回報的產品或服務，都是免於市場落後必須思考的作為。

蔡總統在去年原住民日說：「四百年來，每一個曾經來到台灣的政權，透過武力征伐、土地掠奪，強烈侵害了原住民族既有的權利。為此，我代表政府向原住民族道歉。」

接著，當許多的原住民族人仍在凱道針對《原住民族土地及部落範圍土地劃設辦法》抗議的同時，又在修《礦業法》前夕，被經濟部暗渡陳倉，火速核發亞泥廿年的採礦權展限，此延展決議並不需受立法院提案的約束。這個原位在國家公園內並侵占原住民族土地，曾引發還我土地運動而知名的礦區，現在不但可無視爭議八十年完全免環評，還在政府單位護航下繼續開挖廿年，讓台灣山林國土遭受威脅，讓太魯閣族人繼續在自己土地上流離失所。

據悉原民會早在去年八月明白表示，礦業權展限應該要踐行《原基法》第廿一條，但是行政院卻在亞泥去年十一月送審前夕，在張政委主持下開了「研商礦業案件踐行原住民族基本法第廿一條規定之時點會議」，其結論公然限縮第廿一條適用範圍，排除了既有礦業權展限必須踐行的諮商同意程序；擺明了就是要為財團解套，無視《原基法》第廿條第一項規定：「政府承認原住民族土地及自然資源權利」。

最上位者盡說些美麗的願景口號，底下官員卻是努力鞏固這些既有不公不義，這究竟是什麼邏輯？

最令人錯愕的是，蔡總統去年一番令人感動且具有深刻反省高度的道歉文，被自己的團隊高官連番踐踏至此，然整個團隊似乎完全無感，甚至傾全力要為其辯護，難道我們真的已健忘到此地步？我們所期待的民進黨完全執政，難道就是如此罔顧輿情的完全霸道？

無論柯建銘是告訴或自訴馬英九洩密及加重誹謗，基本事實是檢察總長黃世銘，拿著監聽及偵查到柯建銘關說自己所涉案件的資料，去向馬英九總統報告，以及報告後所衍生的事。

柯建銘自訴馬英九加重誹謗，牽涉到柯建銘這個立委的政治及社會價值觀，比較有趣，值得談。柯建銘告馬英九的案件，源自於特偵組偵查一件法官貪汙案時，監聽到柯建銘涉及關說吳健保假釋案。

特偵組為了查明當中有無行賄的情事，另外在監聽中，發現柯建銘要他的胡姓助理，去查哪一個檢察官承辦他所涉及的全民電通更一審案件。查出檢察官是誰之後，柯建銘找王金平打電話給法務部長、高檢署檢察長。這就是柯建銘關說案的基本內容。

一是，柯建銘關說之事本來就是事實，非馬英九杜撰；二是立委向檢察官關說，本來就不是什麼有名譽的事，屬公共利益，可受公評的範疇。而且就算是社會予以撻伐，也是理所當然。

昨天法院就誹謗這一部分判馬英九無罪，本可預期。只是柯建銘此舉，令外界有一種印象：柯建銘對他關說的行為，似乎並不覺得有什麼不對，才敢於漠視既有關說事實，反指馬英九誹謗。

就馬英九是否教唆洩密部分，柯建銘自訴的內容、引據，外觀上似乎和台北地檢署檢察官本月十三日起訴馬英九教唆洩密案相同，但兩案內容上有很大差別。

檢察總長黃世銘就柯建銘、王金平關說的案件，先後兩次面見總統馬英九，也先後做成兩份專案報告。第一次於一○二年八月卅一日，黃世銘拿「專案報告一」向馬英九報告。第二次於同年九月一日，黃世銘拿「專案報告一」修改後的「專案報告二」面見馬英九。

八月卅一日第一次會面的「專案報告一」，柯建銘向檢察官告發後，又向地院提自訴。依刑事訴訟法規定，同一案件既經向檢察官告訴，就不得再提自訴，所以台北地院去年就這一部分，判決自訴不受理。也就是說，第一次會面是否洩密部分，不在昨天台北地院的判決範圍。

而就九月一日的第二次會面，談「專案報告二」部分，法院判馬英九無罪的理由，主要建構在這是自訴案，自訴人對於其自訴之犯罪事實，自應負有實質舉證責任，而且要達於毫無合理可疑之證明程度，始得認定被告有罪。柯建銘舉證不足，法院只能就馬英九有利的方向判決。

而檢察官十三日起訴馬英九的洩密案，是由檢察官擔任公訴人，未來法院審理時，檢察官舉證的能力，應該會比柯建銘強很多。因此，如果拿台北地方法院昨天對自訴案的無罪判決，就預估檢方起訴的案件，法院會怎麼判，尚言之過早。

企業出走常是迫不得已的決定，很多人都將之歸咎於台灣人才資源不足，有缺水限電的可能，以及嚴苛的環評審核等等。確實，這些都是影響國內外投資意願的幾項重要因素。就以水電來說，政府面對能源問題時，常擬限制工業用水用電，除了調漲水價電費外，還要另加稅則。而環評更是讓國內外投資人卻步。除了涵蓋範圍包山包海之外，對於相關法令的解釋也無所適從。再加上民粹凌駕專業，導致環評成了社會上仇商仇富心態的出口。許多投資案就在曠日廢時的審查中錯過了最佳的時機。

台灣這幾年投資環境不佳是顯而易見的事實。過去我就一直以「廚房」來做比擬，也就是政府應該要營造一個完善的投資環境—「廚房」，包括合理的稅制、充足的人才、明確的法令、透明的司法、便捷的交通、有效率的政府、充足的水電資源等等基本條件，才能吸引投資者上門，否則將會困難重重。這也就是為什麼過去幾年政府一直汲汲於各地招商，但台灣的外資直接投資（ＦＤＩ）金額在亞洲卻是居於後段，甚致不及印尼、越南等新興國家。水電、人才、環評的缺失，確實重創台灣的「廚房」，讓許多「好廚子」卻步。

但在此我要提醒大家，還有一個最重要的條件不能忽略，那就是投資區域的風險度及穩定性，這才是決定投資意願的「太上條款」。過去我曾在跨國公司的決策單位服務，經常審閱來自各地的投資案，對於案件的各項細節，包括水電、資源、人才、法令、稅制等等都要經過詳細的調查與評估。然而如果在這「太上條款」上有所疑慮，那麼即使其他條件得分再高，公司也不會在那□投資。

最近資誠和幾家研究單位做了一份ＣＳＲ調查報告書，發現相對於國內企業關注的財務、法規與市場風險，世界經濟論壇（ＷＥＦ）認為台灣最大的風險是國際衝突，這對我們而言其實是一個警訊。如果我們想要獲得國內外投資者的青睞，想要本土企業根留台灣，政府除了要加緊改善投資環境，更重要的是要維持台灣的穩定，大至兩岸和平，小至內政協調，都要降低紛爭，化解矛盾，避免衝突。

尤其是兩岸之間的互動，關係著台海局勢的變化，在我們維護主權的同時，也要運用智慧與對岸和平共處，否則，一旦被國內外投資者視為處於不穩定地區，台灣將會平白喪失許多機會。因此希望政府能正視此「太上條款」所代表的意義，審慎處理，才能在詭譎的世局中為台灣披荊斬棘，開創新局。

有評論者引述北宋欽宗批評禁軍的話：「以前的禁軍選拔精良，但是現在招收品質不精，教育訓練不佳，找來也不是做軍事，而是做僕役與手藝為業，我們的兵器雖良好，但是會用的人不多，防護的盔甲，平日很少穿著，打仗時，人人都不習慣，希望大家要趕緊訓練。」此種亡國弱兵政策果然導致敵兵臨城下，擄徽、欽二帝而亡國的靖康之難。民進黨政府看到這一段還不想到正在重蹈覆轍而膽戰心驚？

最主要的關鍵在軍中需人少，造成役男充斥，這首先就打破了出生率低役男不足的謊言。但是真正的問題在於國軍的兵力目標是否合理，過去廿年以來的歷次裁軍，哪一次不是先射箭後畫靶的，各種分析只是錦上添花凸顯長官英明而已。

廿年前每一作戰區的兵力均數倍於今日，而今天敵空、機降，氣墊船、駛入／駛出快速貨輪等之成熟運用，均已使敵來得更快、更突然，我們急需綿密遠距的監視，和更快的反應。現以戔戔之數何以拒敵。仰仗後備兵力？大批僅軍訓四個月的後備軍人戰力何在？動員怎麼能因應快速的突襲與應變？

防衛作戰真正的兵力需求目標、兵役制度、四個月兒戲般的軍事訓練等等，國防部在政治壓力下或有難言之隱，但國安高層應出面秉公審慎研究。民進黨政府不要一心以選舉為念，而應以天下蒼生為念。如繼續這麼和稀泥混下去，即使再選上，但卻如徽、欽二帝亡國，能得到什麼呢？當然不會再像徽、欽二帝被擄，可以坐直升機先逃了，那才真是置千萬百姓於不顧呢！

邱太三認為婚姻自由和契約自由有衝突，並以遊覽車司機能否拒載同性戀者為例。但邱太三難道不知道，台灣不存在任何法律禁止或處罰不服務同志的行為，無論是餐館、計程車或旅館。因此很遺憾，答案是契約自由至上：司機想拒載就拒載。更不要說，同志婚姻只能讓同志結婚，但對不想服務同志的人一點辦法也沒有。邱太三連這個例子和同婚立法無關都分辨不出嗎？

邱太三又說同志婚姻跟宗教自由有衝突，又舉神職人員應否提供為同性伴侶證婚為例。但他豈會不清楚，在台灣結婚要到戶政事務所登記才生效，宗教儀式不管對當事人的意義如何，都不發生法律效力，所以在法律眼中，教堂婚禮就跟婚宴場所一樣，本無管理必要。更不用說，在宗教自由的保護下，神職人員想拒絕為誰證婚就拒絕誰，許多教堂也只限教友才能在教堂結婚，但法律從沒規範過，以後也不會管。這哪裡稱得上與宗教自由有衝突了呢？只有宗教自由優先而已。

邱太三說修法會造成法律衝擊。但到底法律衝擊是什麼，他其實說不出，乃至要請出神主牌救援，要社會大眾自行發揮想像。退一步講，就算有「衝擊」，只要能好好釐清就可以透過好的立法技術處理，而不是雙手一攤說好難。法務部似乎忘了這是國民託付它的職責。

法律應使人幸福，但邱太三發言顯示，他認為同志追求幸福是在給社會找麻煩。他的發言充滿偏見卻不自知，歷史會牢記他的失格。

一年多來，終於有人開始做一些歡迎蜜蜂定居城市的事。二○一五年，台北市信義區的W Hotel和心路福利基金會等單位合作，在高樓養蜂取蜜，用來做蛋糕、調酒；台中也有半導體工程師和蜂農合作推動城市養蜂。

在新竹，新竹市政府和保育團體先在市區的綠地裡，種植超過五十種的可食蔬果，打造生態池，讓這塊綠地成為昆蟲、鳥兒的「食物森林」兼生態跳島。隨後又利用竹管，為野生蜂打造「單身公寓」，作為孕育下一代的庇護所。

這些措施表面上是營造「生態城市」的積極作為，換個角度看，其實是敲響自然界逐漸失衡的生態警鐘。

包含台灣在內，全球都面臨氣候變遷造成作物歉收危機，多數地區還出現蜜蜂等授粉昆蟲數量急劇減少的雙重威脅，成因包括殺蟲劑、寄生蟲等，但最普遍的問題是棲地消失。

大眾熟知的蜜蜂、虎頭蜂只是蜂種類的極少數，九成的野生蜂是更重要的授粉昆蟲，牠們是獨居性的蜂，不與人接觸。鄉下農田常使用農藥，導致牠們遷居城市避難，卻找不到天然巢穴，生存面臨困境，城市生物多樣性缺了這名好幫手。

復原棲地是把蜂群找回來的第一步，樂見新竹市政府率先為這群居無定所的野蜂打造單身公寓，讓牠們在竹管房產卵、育嬰。城市需要更多野蜂單身公寓，由點而線到面，逐漸串起生態鏈。

把野生蜂與蜜蜂引到城市，難到不怕螫人？幾年前到日本東京採訪在銀座高樓樓頂養蜂的都市農夫，他們笑說，每個人都問同樣的問題，其實是人們想太多，對蜂來說，螫人是「自殺式攻擊」，如果不是被攻擊，大可不必賠上一命，當地消防局也不斷宣導這項觀念，讓人們和蜜蜂友善相處。

這群銀座的都市農夫每年三到六月忙著採蜜，「銀座蜂蜜」不僅成了東京名物，銀座的飯店、烘焙、餐飲業者用它製作糕點、調酒，大受歡迎，業者撥出利潤回饋營造銀座的生態環境，整個銀座蜜蜂計畫拍成紀錄片上了院線。

別小看城市養蜂這件事，為了方便蜜蜂採蜜，一座又一座高樓屋頂平台除了有蜂巢進駐，還種滿番茄、小黃瓜等蜜源植物，從銀座擴及品川，從東京延伸到名古屋等各大城市，高樓頂處成了周遭社區民眾分享種植成果的開心農場，在地區公所也大砍行道樹的農藥預算，附近的皇居植栽也戒除農藥，確保蜜蜂快樂出門、平安回家。

帶動城市環境正向改變的循環，為城市幸福感加分，讓我們一起把蜂群找回來！

有許多偏遠地區，長期累積的教育問題，須要更多人力支援與關注。有鑑於此，教育服務役區分：推廣閱讀、中輟輔導、英語專長、資訊教育與一般專長等類別培訓，積極投入全國中、小學服務。

目前在康寧大學接受專業訓練計有四百多位役男。近卅位自願支援外（離）島及花東，約占本梯次開出偏鄉職缺的一半；另外一半，則等待考試分發。這樣的成效差強人意，現實社會就是如此。

但我總期待，未來偏鄉服務，都是自願的。至少，對服務偏鄉能多一點浪漫的想像。

這些有志服務偏鄉的替代役男，充滿愛心、自信與服務熱忱、個性積極主動，清楚自己想要的人生。這些熱血青年不正是各行各業最期待的生力軍？

如果可以媒合企業進用，或者人力銀行中增加自願偏鄉服務的經驗選項，讓它成為一種光環、一種榮耀，一種社會普遍肯定的價值。進一步，各行業能保留一定比例，優先錄取。倘若這些青年願繼續長駐在地服務，可提供更多鼓勵條件。

台灣不缺熱血青年，缺的是延續的舞台與足以發揮的未來。偏鄉服務究竟是悲壯的行動或是人生的福利，取決於我們以什麼角度經營。

如果學生的宗教信仰是基督教？天主教？或伊斯蘭教？甚至可能有學生是無神論者，都該「被迫」參與與體驗長達九天八夜的大甲媽祖遶境活動嗎？這有無違反《教育基本法》的疑慮呢？

《教育基本法》規定：教育應本中立原則，公立學校不得為特定宗教信仰從事宣傳或活動，亦不得強迫學校行政人員、教師及學生參加任何宗教活動。至於私立學校得辦理符合其設立宗旨或辦學屬性之特定宗教活動，但也應尊重學校行政人員、教師及學生參加之意願。換句話說，強迫學生全程參與大甲媽祖遶境活動，可能會引發家長不同的聲音喔！

我們應保障教師授課的專業自主權，但筆者建議，涉及政治與宗教活動部分，公立學校還是以鼓勵自由參與，而非強迫全程參與；至於私立學校因為只要符合其設立宗旨或辦學屬性之特定宗教活動即可，但仍應尊重學校行政人員、教師及學生參加之意願，還是不強迫較好。如此比較不會引來不同宗教團體或家長的質疑。

這些事件無疑是對蔡政府新南向政策打了一記耳光，蔡政府想藉新南向突破中共的封鎖，然而東南亞國家對台灣政要不友善，不就說明了只要兩岸關係不佳，新南向也要看中共臉色？蔡政府如不願認清現實，解決兩岸僵滯，繼續玩這樣毫無意義的零和遊戲，最後只是讓台灣更沒尊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