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全體公民都開始「不服從」，讓不服從變成常態，台灣將成何種景象？

在西方，公民不服從有其思想脈絡和公民抗議的背景，也有不少創下民權里程碑的案例。其要義應包括：和平非暴力手段、符合社會共通正義觀、參與者應預期並接受法律懲罰，以及是表達真誠信念的道德說服手段。梭羅為抗議奴隸制度而抗稅，不惜因此入獄；聖雄甘地為凸顯和平的宗旨，呼籲實行「公民不服從」者應盡全力保護被抗議的政府官員免受攻擊。

從這些要件看，參與者幾乎都在「願意承擔違法後果」的認知下，表達其「不服從」的信念。光這點，已看出法院以「符合公民不服從要件」而免除太陽花學運者罪罰的荒謬。一旦這種「不服從」被廣泛解讀成堂而皇之的「不違法」，也難怪各種騷動都想借此藉口一用，也無怪乎有人開始思考「抗稅」是否亦符合不服從要件而可以免責！

如果從法律端即提供了「不服從」一個保護傘，公民，何必服從？誰還想服從？

主要癥結，就在民進黨政府所定義的「正義」，完全是以自身利益為圓心所圈劃出來的視野。亦即，在它輻射的半徑範圍以內，民進黨才認為有正義問題需要處理；在此半徑之外的事，它便毫無興趣過問。也因此，我們認為這種模式投射出來的轉型正義，只能稱為「自轉型」正義，是以民進黨史觀及利益為核心的轉型正義，而不是以台灣發展和全台人民利益為考量的「公轉型」正義。自轉與公轉之別，就在於無法分享的利益和價值觀。

簡言之，蔡政府在處理台灣民主轉型過程中的一些歷史餘緒時，是把民進黨的價值和需要放在優先，而不是將國家及社會的利益與共識放在優先。因此，對正義議題便出現了「選擇性的關注」，對促進正義的方式也就有了不符憲政的粗暴作法。所謂議題的「選擇性關注」，例如德國當年推動轉型正義，更強調的是政治真相及受害者名譽的回復和補償；但民進黨更關注的卻是「討黨產」及追殺，對於一般受害民眾的權益卻不甚在乎。所謂手段上的粗暴，例如《黨產條例》立法粗糙並過度授權，「黨產會」的組成缺乏正當性和代表性。這些，都演成「用不正義追討正義」的矛盾。

這種「自轉型正義」的心態，從最近「前瞻基礎建設計畫」的大餅分配，更是一目了然。對於民進黨執政縣市，蔡政府出手闊綽，幾乎有求必應；對於非民進黨執政縣市，則冷眼以對，饗以閉門羹。這樣的冷熱對照，令人質疑：蔡英文難道只想治理「半個台灣」，為何要採取這樣的差別待遇？而中央政府竟以縣市長的政黨背景來決定其市民的待遇，這種施政邏輯又體現了什麼正義？

最近，各地出現蔣中正銅像及八田與一銅像遭到輪流「斬首」，就是蔡政府推動轉型正義失敗的明顯例證。民進黨一上台，即著手修改課綱，為其不同的史觀宣示開出第一槍。今年二二八，主政者又以轉型正義為名主動挑起反蔣情緒，導致獨派四處向蔣中正銅像下手，也因此，才有八田與一被斷頭的「還以顏色」。這樣的仇恨對峙，其實還在持續延燒。政府的態度，則是對一方縱容，對另一方起訴，完全從政黨的立場思考。所謂正義，如果只是為服務特定對象、滿足特定利益，如何稱其為正義？又如何讓國民心服？

民進黨的正義其實患了「狹心症」。從轉型正義的精神看，國民黨若有霸占國家財產情事，當然應嚴予追討；但是，把國民黨和東德共產黨視為同類，卻是比喻不倫。進一步而言，以轉型正義為由完全否定蔣中正時期的治理，卻不斷大力肯定日本的殖民政績，則更是嚴重顛倒歷史的黑白。再說，在國家運作的軌道上，若主政者把所有資源攬為己有，只分配給其同黨，只照顧特定顏色的民眾，這樣被「分級統治」的國家如何能和平發展？

當轉型正義的口號被喊得震天價響，民間卻出現銅像「斬首」的競賽，街頭的陳抗活動越來越多，民進黨必須注意它的正義究竟是為誰而轉？正義不應是行政濫權的藉口，不是逾越法治的巧門，不是挑起仇恨的話術，更不應變成政治鬥爭的工具。那麼，請民進黨把圍繞本黨利益而轉的正義，移到以國家為中心的位置吧！

（《和民進黨商榷正義》系列之一）

美國判定貿易夥伴是否操縱匯率有三項標準，包括：對美貿易順差超過200億美元、經常帳順差高於GDP的3%及持續單向干預匯市且淨外匯購買金額超過GDP的2%。而台灣被美國盯上，主要是享有龐大經常帳順差及央行被質疑干預外匯市場。

去年我國經常帳順差710億美元，居全球第五大，占GDP比重13.4%，遠超過上述第二項標準，這是結構性因素造成，短期內很難有大幅改善空間。而央行鑑於去年兩度被美國指控干預匯市，近來進行市場調節已更為小心，故今年已不再被判定符合第三項標準。但美國財政部報告特別關切央行逾4,300億美元巨額外匯存底的持續增加，而且還引用彼得森國際經濟研究所的估計，指新台幣低估26%，很明顯如今年稍早媒體報導，川普政府可能不再謹守三項既有標準，這對台灣當然極為不利。

當然，因為美國標準可能趨嚴而質疑央行匯率政策不當，對央行及彭淮南總裁很不公道，因為台灣經濟規模小，和美國、歐盟、日本等巨型經濟體相較，根本沒有條件操縱匯率，最多只是一種防禦性的技術性匯率操作而已。

事實上，美國才是近年全球貨幣戰的始作俑者。在金融海嘯後，美國政府為振興經濟，聯準會推出三輪量化寬鬆（QE）政策，導致美元對主要國家貨幣大幅貶值。英國、日本及歐盟跟隨美國相繼推動符合各自需要的QE政策，從而造成全球資金氾濫及貨幣競貶風潮。2014年美國QE開始退場，美元重返強勢，又造成另一波全球匯市動盪。相較於美、英、歐、日以強力貨幣政策來影響匯率走向，我國央行干預匯率的手段，可說是小巫見大巫，但美國老大哥自訂標準，祭出屠龍寶刀威脅各國不能「操縱」匯率，台灣也只能盡量忍耐，由央行積極向美國財政部溝通；至於效果如何，恐非操之在我。

然而，值得我們省思的更重要課題是，央行長期來為促進出口及經濟成長而採行的匯率政策，對台灣經濟長期發展，究竟是有利或不利？

近年來，有愈來愈多的經濟專家指出，央行「阻升不阻貶」、抑低新台幣匯率政策，是造成台灣經濟長期過於依賴出口、產業無法轉型升級、內需停滯、薪資大幅倒退乃至所得分配惡化的元凶之一，甚至將箭頭指向13A總裁彭淮南對匯率政策的專斷獨行。但另一方面，面對近年全球貨幣競貶風潮，也有很多企業人士指責央行匯率政策過於保守，未讓新台幣大幅貶值，以致造成出口產業競爭力大幅衰退，台積電公司董事長張忠謀甚至為此和彭淮南總裁數度互槓。由此可見央行的難為，以及新台幣匯率政策的高度敏感及爭議性。

現在美國正緊盯台灣等貿易順差國，央行穩定新台幣匯率的努力及各種操作，其難度愈來愈高，尤其面對川普政府各項貿易新政，以抑低新台幣匯率促進出口的做法，空間愈來愈小，但近年出口產業競爭力節節下降，新台幣反貶為升，勢必窒息由出口回溫帶動的微弱經濟復甦，這也凸顯出當前經濟的困境。

坦白講，台灣選項不多，改變代工出口模式，提升產業競爭力，同時以擴大內需來降低出口依賴，是唯一可行途徑，希望新台幣升值壓力能轉化為政府和民間一致行動，引領台灣經濟走出多年的困境。

公視在有限預算下，一直默默耕耘和培養台灣人才。以公視「小導演大夢想」為例，在公視工作坊協助下，宜蘭國小六位五年級小學生所拍攝的短片，最近傳出連續獲得包括韓國首爾、芝加哥、西雅圖、愛爾蘭等地的五座國際獎項、入選三項國際兒童影展。這樣的獎項不只是對這六位小朋友的肯定，也是對台灣的教育和在地文化的肯定。

台灣電視戲劇持續面臨觀眾流失和戲劇類型不足等困境，不少年輕觀眾已不看台灣電視劇，而透過各種平台追逐國外戲劇節目。這現象越來越嚴重，國內電視台因此被迫自保求存。

根據聯合報二十日報導，電視台目前製播的戲劇節目，受限於國際市場，有的節目拚出好口碑，收視率就是破不了一，沒有電視台願意再砸錢投資。以三機作業的電視連續劇為例，一集製作費一百二十萬起跳，扣除版權收入四十萬和廣告等營收，拍一集戲賠四十萬到六十萬，部分電視台因此採取觀望態度，有些籌備中的戲劇企畫案停擺腰斬。本土戲劇人才和大學培養的影視專才出路將因此更顯侷促，對未來發展也更為茫然。

面對台灣電視戲劇產業困境和人才養成，政府投入八千八百億前瞻硬體計畫當中，可以思考提撥部分經費挹注在台灣電視戲劇軟體發展，發揮台灣軟實力，對外傳播台灣多元文化。

以公視「通靈少女」為例，好的戲劇品質和資源多寡關係密切。透過資金投入，支持國內獨立製片，有效媒合政府各項劇本獎項，製拍多元類型戲劇，除了可以鼓勵台灣年輕人回頭收看本國戲劇，也可以讓更多在地戲劇人才看到希望，根留台灣。

1. 先從市區交通的問題談起。除了幾個已把台鐵路線立體化的都市外，目前全台市區交通的最大問題應該是台鐵平交道對都市發展的割裂，以及班次越來越密的台鐵班車，對市區交通的嚴重干擾。因此，如何把台鐵行經各主要市鎮的路線立體化，已是當前台灣最重要的一個交通課題—而台鐵在各市區的大量平交道，已不再能用過去興建個別立體交叉的方式來解決。

這一台鐵市區路線立體化的政策，如能以跨年連續預算方式予以貫徹的話，將可收到三個具體效果：(1)鐵路兩側的都市發展可重新縫合，不再割裂；(2)平交道的車禍與人命傷亡風險，以及台鐵司機員行經平交道路段的提心吊膽，從此迎刃而解；(3)台鐵路線立體化並適當增加沿線通勤車站(包括站內加設第三軌供長途列車超車的配套)後，將可使台鐵在不影響地面交通情形下，以每5到8分鐘的頻率發駛通勤班車，立即發揮各地最大通勤路廊的捷運功能。

由於台鐵在市區內的平交道，目前對各地民眾來說，早已是大家去之而後快的都市發展障礙、市區交通瓶頸以及車禍風險來源；因此要以輕軌作為市區交通問題的解方，最大的問題也就出在它是平面路線。從未來輕軌的路網規劃來說，如果以通勤需求最大作為依據，那麼台鐵路廊必然是最優先的選擇；於是在同一路廊內未來就會出現兩條平面鐵軌，橫空增加了一倍的平交道；這時被兩道平交道阻隔的市區交通，不但老問題完全沒有解決，反而變本加厲使問題變得更為複雜。

反之，如果輕軌路線不選台鐵路廊，那麼也會出現幾個問題：(1)其他路廊的通勤需求必然沒有臺鐵路廊來得急迫，那麼政策上就有把舉債而來的政府預算用到不屬優先項目的風險；(2)台鐵路廊的平交道交通阻隔與捷運通勤需求，遲早仍需另編預算來處理，這時又會出現重複投資的風險；(3)由於平交道在交通繁忙的市中心區，難免造成各種不便，所以在興建前還必須再三確認：如何避免才投資的輕軌路線，因為平交道所產生的負面效應，使它很快就成為後人必須二次施工予以拆除的風險。

歸納來說，道理已經非常清楚：將各縣市台鐵的市區路線有計畫地予以持續立體化，應是解決當前台灣都市交通問題的最優先選擇；而遍地開花地興建市區輕軌，則恐非當務之急。雖然輕軌比高運量與中運量捷運的興建與營運成本都低；但真要興建，也一定要根據專業精神，搞對畫靶、射箭的順序，審慎做好各種候選方案的可行性、成本效益，以及環境影響衝擊的評估—特別是：我們今後的建設預算用的都是舉債而來的錢。

2. 其次再看非都市的交通問題。這是一般以都市交通為主要著眼點時，很容易忽略的另外大半個台灣的交通政策領域。面積相對廣大的台灣農村與偏鄉，由於青壯移出，人口組成早達超高齡社會標準；而當地阿公、阿嬤們每週到鄰近市區去訪友、看病的幾趟旅次，通常都是自己騎機車或搭別人便車來解決。台灣車禍死亡原因中以「機車、老人、酒醉」為三大主因；很遺憾地其中「機車＋老人」兩項，有相當高比例就發生在農村與偏鄉地區。

對於人口密度不高的市區，以及農村與偏鄉地區，政府最應該提供的絕不是軌道「大眾運輸(mass transport)」，而是50人座、20人座，甚至7~9人座的「中眾、小眾」「公共運輸(public transport)」。因為以公車為主的公共運輸拿來作為一般市鎮、農村與偏鄉的「普及服務」，那才是能夠一舉解決「高齡社會、弱勢族群」交通問題，以及落實「少用私人運具」與「節能減碳」等交通政策的王道。

根據以上理念，交通部曾從2010年開始編列跨年度「改善公共運輸服務」的專案預算，以每年40~50億台幣為目標，撥款補助地方政府推廣地區公共汽車服務。當時也明確告知各縣市，凡是公車服務的路線、班次密度與運量都大幅不足的地區，根本不用去動興建捷運(不論是高運量、中運量或輕軌)的腦筋，先集中心力把以公車為主的「公共運輸」做到位再說。

以2015年與2009年相較，在交通部當年這一政策推動下，全台灣(含都市非都市地區)的公車數量成長1.7倍，低地板公車成長6.6倍，公車車齡減輕35%，偏鄉路線數成長13％；尤其是中南部過去普遍使用北部二手淘汰公車的情形，因此徹底改善。全台灣整體公共運輸(含大眾運輸)總運量成長21%；公共運輸在整體通勤市場的佔比也成長16%—這是在2013年國際油價大幅下跌，小車使用重新上揚情形下，一項逆勢成長的成果—以上的這些成果相信是全體國民所樂見。所以，我們認為朝野都應繼續支持這一以發展公車服務為主的「改善公共運輸服務」的政策，讓它能夠繼續開花結果。

總之，通案來看，台灣目前所需要的交通建設，在都市地區應以台鐵路線的立體化作為最優先課題；輕軌捷運或可在個案基礎上，審慎研議可行性，但並不適合作遍地開花式的推廣。另方面，不論對都市或農村、偏鄉來說，以公車為主的公共運輸服務來取代私人運具的使用，是一個值得繼續全面推廣的交通願景。這樣一個願景，不論是從高齡社會的趨勢、節能減碳的需求、交通安全的推廣、弱勢族群的照顧等各種觀點，都應該是不分朝野的全民共同目標。而當台灣農村與偏鄉的公共運輸服務，也都能發展出「各具創意特色」、名符其實的「普及服務(universal services)」時，被講了幾十年「公共運輸為主、私人運具為輔」的交通政策口號，才算在台灣樹立了真正的里程碑。

以此計畫中的軌道建設為例，蔡英文總統於本月十四日赴彰化縣政府招商成果會，宣告未來台中捷運將從高鐵的烏日站區，延伸至彰化市等地。而彰化縣政府則指出，該經費來自前瞻基礎建設計畫的軌道運輸，共一三八億元。

本人要以經濟學角度，建議彰化縣政府應拒絕這項美意，因為它後續的營運與維護將可能形成一個財政虧損無底洞。

例如，高鐵彰化站的周邊開發，已經是彰化縣政府的財政問題。又如台中市政府爭取的台中歌劇院建設，興建完成後無力為繼，歸還中央政府。此兩項地方建設對地方的效益有限，成本的長期負擔卻是驚人，實在是殷鑒不遠！簡單一句話就是：不符合「經濟效益」或是「成本效益」。

筆者的故鄉在彰化縣，在情感上樂見中央重視地方建設。但是基於專業知識的考量，在理性上要呼籲財政學者出身的林全院長要專業把關，對國民與歷史負責，趕快懸崖勒馬。

這正是川普所希望得到的反應。在金融時報訪問川普的一篇後記中，描寫川普粗魯的態度和他的儀表都是有意為之，造成衝擊、使人畏懼，是為了獲得優勢的手段，然後他就會實施談判前的開局策略。一位認識川普卅年的華爾街頂尖銀行家所說的：「川普會要求得到整塊蛋糕，然後馬上開始後退。這樣他就會看到對手能接受的底線在哪裡。這是探知價格的一種方式。」

在一個中國問題上，川普先藉與蔡英文通電話開局，讓北京嘗到了川普震撼，然後經過川習會，要到了歐巴馬八年任期內都要不到的：中國在北韓問題上的合作。

但問題是，這只適用一次交易，不能重複，等到大家識破你的手法時，就會捉襟見肘。

不排除以武力對付北韓，同樣的是要與北韓談判的開局策略，為了可信，被問到卡爾文森號北派的消息，川普說，「我們派無敵艦隊來了」，白宮後來將錯就錯，不願意修正，因為要對北韓施壓。同樣的，美國將十一噸「炸彈之母」丟到阿富汗，炸死坑道中八十幾個伊斯蘭國戰士，目的也在劍指北韓。

戰略嚇阻要有效，有三Ｃ是必備的：溝通（communicate）、能力（capabilities）與可信（credibility）；美國展現了能力，經過媒體大聲喊話，也透過北京私下警告，但是可信嗎？

歸根究柢，這是一個信任的問題，敵人相信你會動武，所以不敢越紅線一步，而盟友也相信你，所以也願意不惜一切，與你一起行動。

但是卡爾文森號的鬧劇，讓信任感被戳穿了，南韓報紙頭條是「川普的卡爾文森號謊言」，原來給人的印象，卡爾文森航母戰鬥群「加速北駛」，十五日已經進入朝鮮半島水域，準備進行先發制人的打擊，當然也有人認為這次唬人是有效的，「至少北韓十五日沒有進行核試」。

下一次試爆的時間，會是廿五日的朝鮮人民軍建軍日，據說卡爾文森號會在那之前，真的抵達朝鮮半島水域，但是慣用邊緣策略的北韓，還會相信美國的威嚇嗎？

軍事上的可信，是靠鮮血、時間與財力所塑造出來的，但是一不小心，卻會付諸一炬。讓大家看不起美國與川普，還是小事，如果戰爭因此爆發，才是真的冤枉。

記得剛回國時，看到因為政策，甚至反應民粹，科學在環保與安全上應扮演的角色，在決策者手上顯得諷刺與突兀，它似乎成為一項可供操控且極為好用的工具。

在環境影響評估中，審查委員常嘆法律人不懂專業的風險評估。在食品安全制度架構下，所謂的科學證據原則反倒成了政治決定的說項原則。甚至，有主張相關的決定是謂「暫時性行政處分」，既謂暫時性，似乎也就表示說：業者你就忍一忍，因為這是基於大眾的安全…。如此成就了現行實務認為，「為有效及提供食品安全保障，可採取預防性措施，要求產品下架」。然而，主管機關的「下架原則」，是否讓原本條文「必要時得依風險評估或流行病學調查結果」形同具文？如何對於業者財產權、工作權有應有的保障？難道是以「公益」這個大帽子，抑或是狡辯於「預防原則」之再提前（白話點：看到黑影就要開槍），作為冠冕堂皇的搪塞理由？

只要我們想透過科學以及風險評估的方式來提升規範的理性與正當性，就必須正視科學應扮演的角色，讓它可以在實踐「科學誠信」的程序中，被客觀、中立與公正的呈現出來。除決策基礎中有無評估外，更在於誰來評估、如何評估，以及誰可以參與、甚至監督。而不是在把它當成呼之則來（如食安法下命暫時性下架的主觀認定）、揮之則去（如環評法下對於專業評估與審查的攻訐—在美國，這叫做以good science為理由攻擊科學評估結果。論者認為這會形成解構科學的嚴重後果）。

國內也有學者主張，鑑於科學風險評估的不可信賴，強化社會影響評估才為正途。殊不知，社會影響評估同樣涉及專業評估，如何在懷疑自然科學領域的評估下，卻又能夠取得正當化主張社會科學評估才為問題正解的思維邏輯性？

看似沒有關聯的事件，其實有著深層值得思考的問題，march for science，其實也是為了確保我們在環境保護與食品安全的規範上落實應有的理性。終究，我們依賴的是法治而非人治，而科學，不論是自然科學或是社會科學，都可以提供一定的理性基礎，千萬不要把這樣的基礎，當成可以挾持科學、甚或以科學之名行專擅之實堂而皇之的藉口。

如今環境中的戴奧辛和類戴奧辛物質可謂無所不在。而人也可藉由呼吸空氣、皮膚接觸和飲食，攝取到背景值的類戴奧辛。其中仍以食物為主要來源。

大約十年前荷蘭等歐洲國家，便曾針對蛋中戴奧辛超過歐盟標準，展開研究，發現有機蛋所含類戴奧辛相對較高。主因在於有機母雞比起一般「工廠模養雞」來得自由，使其有機會從戶外各種來源攝取食物。包括植物、非商業飼料、土壤、昆蟲。其中土和蟲是主因。值得提醒的是，戴奧辛可也透過環境傳遞進入飼料原料，而使缺少戶外活動的母雞，也有機會攝取到戴奧辛。

類戴奧辛物質除了是垃圾、汙泥及各類型有害廢棄物焚化，或森林火燒等燃燒的副產化合物外，其他如造紙與化學工業的含氯有機化合物製造及棄置過程，亦可產生少量類戴奧辛物質。這些微量的類戴奧辛都可釋放到環境中，進入空氣、土壤、水體底泥等一連串長期過程。

台灣垃圾幾乎全賴焚化。隨著垃圾內容日趨複雜，成為毒性排放物來源的可能性也升高。十幾年前世界銀行的報告便預告，全世界大氣中的戴奧辛即將倍增。

降低食物含戴奧辛等汙染物的風險，亟待透過政府作為，落實和從源頭減少包裝，同時將資源回收率最大化。如此不僅可減少垃圾量，且焚化爐爐膛溫度也可更有效控制，以提高摧毀率，降低戴奧辛的生成。經過分類的垃圾可得到較乾淨的焚化。而地方政府，更須加強落實禁止排放比焚化爐嚴重許多的露天燃燒相關法令。

儘管多年來垃圾費隨袋徵收政策的落實，讓台北市在垃圾減量與資源回收比率都有明顯的成效，可惜其他縣市遲未跟進。或許「垃圾學台北」，可以是台灣務實同時面對垃圾問題與空氣汙染問題的第一步。

這陣子從私立大學大規模解聘兼任教授、到大學考招方式又更改，很多人尚未理解來勢洶洶的教育亂象到底意義為何。嘉義最近新開了間教法文的咖啡廳，老闆就是被無預警解聘的私大教授。除因聘書不保而增加的失業者外，以學生觀點看，亞太學院停招關鍵乃教育部認為師資沒到位，難道師資到位再被退場、失業會比較理想？此種教育品質如何保障，恐怕僅是官方的陳腔濫調。畢業生對未來惶惶不安格外明顯，文憑貶值，為逃避低薪厄運，一些學生乾脆延畢，晚幾年出社會。另方面，文憑貶值造成競爭加劇，使私立中學搶手、補習風氣更盛。這一切連動的教育亂象，都不見當今政府解決。

現在的政府連經濟也搞不好，學生畢業留在台灣既無用武之地也沒錢賺。教育界流傳資料說新加坡大學排名在全球三十名以內，台大一百多名，清大落到兩百名以後，算起來，台灣排名一千以後的大學起碼一百所。高中畢業念十二年書卻連基本能力都不夠，大學四年會突然開竅嗎？所以同事們多把子女往海外送，不願花錢留在台灣念中學程度的所謂大學，我們為人師表者往往也只能鼓勵優秀學生「出走」，人才流失與少子化雙重惡性循環。

台灣的大學密度已經全球最高，高中入大學升學率逼近九十八％，文憑嚴重貶值之外，更使技職教育崩盤，造成年輕世代的人生悲劇，也是台灣競爭力的悲劇。但現在喊大學退場，並非手一揮就會消失，根據今年新版《私立大專校院轉型及退場條例》，至少花五十億基金，這都是納稅人的血汗錢！二十年教改失敗至此地步，誰始作俑者？當年教改會提出教改總諮議報告書，明確建議增加大學招生容量、廣設高中及推動多元入學等等，但李遠哲出傳記撇清責任，說他沒主張廣設大學！那麼，究竟誰主張了廣設大學？豈能撇清責任？

然而新媒體崛起，韓劇、陸劇和美劇強力壓境，加上外埠市場急速萎縮，已可折射台劇未來無論打亞洲盃或世界盃，並不樂觀。

去年十一月，韓國因薩德事件遭到中共「限韓令」封殺，韓劇、電影、綜藝節目全都從主流視頻網站「消失」。中國大陸市場占韓國出口文化產業近七成，損失慘重。但韓國經貿官員認為，雖然中國是韓國娛樂最大舞台，「但韓國娛樂消費文化早就多樣化，可以到亞洲其他地區發展」。

韓國自信有其原因。一九九四年金泳三看到史匹柏的「侏儸紀公園」以六千萬美元投資，在全球創下九億美元票房，不禁感歎「一部電影票房，竟然要賣一百五十萬輛現代汽車才能賺回來」，刺激政府決定用軟實力贏回國家經濟。

二○○○年起，韓國開始到亞洲甚至全球各地耕耘文創。二○○七年起韓劇輸出大爆發，政府借力使力，把飲食文化和韓文推上世界舞台。像韓語檢定考一九九七年全球僅二千多場，但去年辦了近廿萬場。韓國文創從不被看好，到近十年成為亞洲一哥，全靠一步一腳印，創造新可能。

以印度為例，韓國二○○九年開始選派男團赴印開演唱會，二○一二年首次在德里舉辦韓歌大賽，場面冷清；但他們毫不氣餒，年復一年舉辦。去年印度韓歌大賽已經可在德里、甘托克和班加羅爾三地舉行，獲勝團體和個人可在九月去韓國昌原，和六十六國八十二個城市的入圍者爭世界冠軍。這種規模顯示韓國流行音樂已是世界級酷文化的潮牌。

另外，韓國駐印領事館和文化體育觀光部聯手，普設韓流俱樂部，除了安排活動，並善用社群媒體，讓粉絲交換偶像照片、追劇，更把流行歌放上Youtube同步追星。

越南是另一例。「醫家兄弟」是第一部攻進越南的韓劇，九○年代末期，韓流吹到越南，韓劇的俊男美女、烹飪文化和流行音樂，都讓觀眾著迷。今年韓越建交廿五年，一支陣容浩大的文化外交代表團來到河內，天團如五人女子團EXID、防彈少年和粉絲面對面，場面熱情轟動，代言了文化觀光。

至於伊斯蘭世界，韓劇「大長今」和「朱蒙」都曾在伊朗播出，觀眾愛看這種異文化的宮廷戲。二○○六年「大長今」播出時，還創下八成六收視佳績。伊朗去年再買進「太陽的後裔」，嘗試新口味。

韓流風靡全球的「硬道理」，可從政府出版的「永遠的韓流」（Hallyu Forever）一窺究竟。這本教戰手冊詳細記載各國政情文化宗教習俗，還有細緻的策略，像是到伊斯蘭應注意的宗教禁忌、每天禱告時間，要韓商尊重在地文化，才能深入布局。

台灣電視劇製作水準曾稱霸亞洲，行政院在二○○二年提出發展文化創意產業計畫，二○一○年進一步實行「文創法」，但迄今幾乎原地踏步。

蔡英文總統二月強調，「和中國大陸、韓國及日本相比，台灣節目競爭力正逐漸流失」；將從國家層面出發，發展本土影視產業。文化部長鄭麗君也提出六招拚文化經濟，但獨缺有效又有創意的國際行銷策略。

廿年前韓國搶在他國前，到各地播種奠基，如今歡喜收割。如果台灣沒有一套創新又細膩的國際行銷策略，那來南風揚帆？

（作者為政大新聞系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