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另方面，嬰兒潮世代的老人並非全屬弱勢，從政府補貼公共交通工具，到以房養老措施協助，到處趴趴走享清福的老人不在少數。日前溪頭森林區「橫躺族」霸占公共區再引發討論，多年來勸阻無效；未料這些以銀髮族為主的橫躺族理直氣壯辯稱「老人走累需要休息」，連有人行經附近的走路聲都被怒斥吵了他們睡眠。竟還有所謂「專家」幫忙解釋，老人休閒有益舒緩長照需求。

溪頭遊樂區數年前就曾研擬提高門票，因普通票一張二百元，老人特惠票卻只要十元，變成某些人長年流連處所，還經常發生公廁衛生紙整捲失蹤，公共飲水被人用水壺整桶灌滿帶走等異象。或許這僅是少數人的公民素養不佳，但一來竟有人解讀與長照掛勾；二來傳統文化無形中鼓勵倚老賣老，看公車和捷運上常有老人高聲要求讓座，搞到博愛座空著沒年輕人敢坐，堪稱全球獨步怪象。

老人也是公民，基本人權應受保障。唯其如此，老人更應自覺，維持公民素質底線，何況政府對「資深公民」的補貼亦十分可觀。「倚老賣老」不在公民權限之內，人人都應自重。

看得到別人的問題，卻看不見自己的問題，這是蔡總統執政一年多來的最大罩門。也因此，蔡英文大張旗鼓發射的改革之箭，最後往往繞回來落在自己身上，其實毫不令人意外。以陳水扁為例，這位保外就醫的貪腐者天天挑戰公權力，踐踏司法尊嚴；而整個蔡政府卻裝作若無其事，任由醫療團隊在那裡編造藉口，任由挺扁人士在那裡指手畫腳。面對政治對司法的嚴重干擾，蔡英文視而不見，卻誓言要從周邊建設鞏固司法威信，這已不是「見秋毫而不見輿薪」，而根本是「裝瞎」。執政黨一邊公然破壞司法制度，一邊放言進行司改，人民會相信嗎？

這類的例子，不勝枚舉。以華航空服員罷工為例，蔡英文乘著新上任的風光向他們示好，讓華航對工會的要求照單全收，展示主政者的無盡體貼。結果，卻換來華航的嚴重虧損，並傳出正評估是否停止台北-紐約航線。為了總統施其個人小惠，卻把公營事業的經營理性拋在腦後；試問，逞了一時之快，而今滋味如何？

異曲同工卻為害更烈的，是勞基法「一例一休」的修法。蔡政府罔顧產業的不同特性和規模，用傳統製造業的思維來框限勞動時間，表面上美其名「照顧勞工」，實質上卻讓勞資雙方同受其害。更惡劣的是，在新法對經濟的衝擊一一浮現後，民間業者深受其苦，哀鳴連連，蔡政府竟採取「鴕鳥戰術」，一方面不願修法改正其錯誤，另一方面更要求地方政府暫勿執行勞動檢查，以免傷害太大。如此首鼠兩端地蹉跎觀望，完全自失法治國家的立場，也暴露了蔡政府投機而怯於負責的本質。

蔡政府射出的改革之箭，為何總像回力棒一般飛回來擊中自己，原因有幾：一是美好的口號太多，而細膩的思維太少；二是追求近利的躁動太多，長遠發展的見識不足；三是自我膨脹的欲望太大，但自我實現的本事太少。三者概括而論，其實就是「權力」與「能力」太不相稱：權力很大、欲望很多，卻沒有足夠的能力權衡整體的輕重緩急及複雜的利弊得失。不僅如此，這又會形成一個惡性循環：要解決的問題沒解決，會影響民意支持；執政者再進行下一場改革，民眾信任度又更打折；接下來，又是更多的不信任。

以「前瞻基礎建設」為例，這是蔡政府唯一一個以「發展經濟」為著眼的計畫，而不是以「分配」為目的的改革；理論上，這應該受到外界的熱烈歡迎，但為何卻有過半的民意反對？理由無他，就算一般市井小民，也看得出這個大頭大腦的計畫其實是胡亂拼湊而成，看不出任何「前瞻」的策略性眼光。更令人不安的是，林全內閣的效能經過一年多的檢驗，已證明其規畫和執行能力均不合格；而如今驟然提出長達八年、花費八千八百億的建設計畫，怎麼可能落實推動？今天林全在那裡擺姿勢拍胸脯作出保證，但是民調已崩頹至此，明年他和其他幾位前瞻操刀手還會在那裡嗎？如果不會，人們為何要把這麼大的經費和責任交到他們手上？

看得到別人的問題，卻看不到自己的問題，這是蔡總統的一大缺陷，因此造成決策路線的一錯再錯。明明看到問題已經擺在眼前，卻不願誠懇面對及解決，則是整個執政黨共同的心理障礙，不斷在自我蒙蔽中流失民心。蔡英文射出的箭，最後總會落到自己身上，不正是大話說到難以自圓其偽？

習近平在題為《堅持開放包容推動聯動增長》的演講中針對當前全球經濟提出四點看法與建議：

一、全球應堅持建設開放型世界經濟大方向。因為只有開放，也就是全球化，才能帶來更多的貿易及投資，進而促進更高的經濟增長。

二、全球應共同為世界經濟增長發掘新動力。這個動力首先來自創新。

三、全球各國要攜手使世界經濟增長更加包容。處理好公平與效率、資本和勞動、技術與就業的矛盾，要繼續把經濟政策和社會政策有機結合起來。

四、全球應繼續完善經濟治理。特別應加強宏觀政策協調、改革國際金融機構、完善國際金融監管。

習近平還提到不久前在中國舉行的「一帶一路高峰論壇」，特別提出全球治理的「五通」新理念，即：政策溝通、設施聯通、貿易暢通、資金融通及民心相通，並以此期許G20峰會的努力與成就。

去年的G20峰會在中國杭州舉行。從杭州峰會到今年元月瑞士達沃斯的世界經濟論壇，到今年5月中國舉辦的「一帶一路高峰論壇」，再到這一次G20漢堡峰會，習近平對全球經濟發展的看法與主張一以貫之：

首先，堅持對經濟全球化的肯定。認為全球化應是全球經濟發展的唯一正確選擇；與此同時，不迴避及正視全球化帶來的相關麻煩與困擾。「一帶一路」的倡議正是中國針對21世紀的全球治理，從「坐而言」到「起而行」。

回顧九年前G20峰會誕生的背景，當時（2008年）全球爆發世紀金融海嘯，全球主要機構如IMF及G7等，全都束手無策，一陣倉惶中，乃匆匆將G20財長峰會升格為G20峰會，並於當年11月舉行了第一次會議。G20峰會的誕生因而有三個特質：（1）針對及因應全球化所帶來的問題；（2）在原有的機制無能為力下必須建構一個包括中國在內的新機制；（3）短期任務在於化解極可能惡化為世紀大蕭條的金融危機。

過去九年，一眾發達國家在持續擴張性的量寬（QE）貨幣政策下，雖然避免了經濟大蕭條的出現，但也埋下了日後可能爆發新一輪危機的種子。更值得關切的是，導致全球經濟陷入長期「L」型發展的結構性因素──即全球收入分配差距過大的情況並未得到矯正，甚至還因長期大範圍的QE政策進一步惡化。

就在此刻，一向高舉全球化大旗的美國，在總統川普上台之後，開始揚棄了全球化，重回保護主義，全球經濟因此正走到了十字路口，這也意味著發展了才九年的G20峰會也正走到了十字路口。一股質疑全球化、棄守全球化甚至反對全球化的力量被美國主導，一股肯定全球化、堅持全球化並主張完善全球化的力量由中國主導。對中國而言，幸而吾道不孤，出現了另一西方大國德國的力挺。這即是《金融時報》看到及描繪的場景。

然而這或許只是本屆G20峰會的一個面相。世局錯綜複雜，各國在各個不同問題上的態度、立場及選擇也因此有不同、有一致、有矛盾、有合作。比如在朝鮮核武問題上，中美之間既有合作又有分歧，在IS問題上，美俄之間既有合作又有分歧，在一帶一路問題上，中印、中日、中美，也是既有合作又有分歧。

總括言之，G20成員彼此之間存在著諸多合縱與連橫，但無疑，中、美 、俄、德之間的博弈還是最受關注及影響最為深遠的，而其中，從杭州到漢堡，觀察G20峰會的氣象，中與德這一對最新的G2關係，或許是一個最值得關注的新形勢。

經濟部為何再度「保證」也是其來有自。因為立法院預算中心指前瞻計畫發展綠能的隱憂，就是「未來電費恐漲」；當然立法院預算中心不願讓政府太難堪，說得很含蓄；什麼叫「恐漲」，根本是必然「大漲」。

蔡政府發展綠電的原因就是取代核電。現有核電每度發電成本一元，今年地面型太陽能及離岸風電每度收購價分別為四．五元及六元，兩者每度電差價約四元。以綠電取代四百億度核電，每年發電成本將增加一千六百億元，電價怎麼會不漲？電價是非漲不可，還得大漲。

但政府談電價不漲很有技巧，有兩大但書。

第一、政府說「民生」用電不漲，政府從來不說工商業電價不漲。

政府說不漲電價的第二個但書，是「今年不漲」。

經濟部官員說，目前綠電占比低，只有四．八％，即使綠電貴也不影響電價。但規劃二○二五年綠電占比廿％，怎麼不說八年後的電價呢？立法院預算中心也不擔心今年的電價，大家擔心的是八年後綠電果真大行其道後的電價，政府為何不談呢？

政府有膽推動綠電取代核電政策，就應承擔後果，勇敢向民眾說明非核家園理念的代價。而不是一再欺騙民眾「電價不漲」，不敢承擔政治責任。

首先從環境面，德國與台灣的根本差異就是機車數量。台灣機車數量一三九○萬，密度全球第一。都市內機車停車格在oBike進駐前，數量已明顯不足，騎士停車花十至廿分鐘找車位稀鬆平常，如今又多了腳踏車搶位，大家自然反彈。

其次，會造成大反彈也可歸因於廠商未因地制宜。法蘭克福人行道或景點附近，常見數十部Call a bike停放成群，不過德國並沒有大量的機車，因此環境就相對不擁擠。反觀，oBike在進入前對台灣的行車以及法規狀況應有一定了解，卻仍以天女散花般將腳踏車投入市區與機車搶位，而非先以景點做重點式投放，除有占用公用停車格營利的嫌疑，也導致民眾怨聲四起，終讓各縣市政府不得不去處理。

最後，從政策面看，oBike爭議明顯是政策跟不上時代腳步。台灣腳踏車停放是比照機車，不像歐洲國家除腳踏車停車架及設置停車塔外，也開放部分人行道、燈架等，基本上只要不妨礙交通、不對他人造成危險多可停放。

台北腳踏車停車格約三萬六千多格，數量嚴重不足，台大周遭腳踏車亂象是老問題，但中央對停車位規畫及法規改善緩如牛步，導致現在各地對oBike管制各玩各的，明確的規範可能還得等到明年才有可能上路。

oBike賦予民眾更大的租用自由度，但如廠商在上路前就與政府共同推動政策及執行上的改革，不僅經營上方便，相信也會得到其他單車族的支持，而非像現在這般全盤皆輸。

按特種勤務條例第十二條第一項規定：「主管機關對安全維護對象之住居所、辦公處所、乘坐之交通工具、行徑路線及蒞臨場所等特種勤務地區，因應危害防止之必要，得劃出安全維護區及設置安全設施」，特勤人員及特勤編組人員得為必要之查驗、管制，並得準用警察職權行使法第十九條管束、第廿條對依法留置管束人民使用戒具、第廿一條對危險物品扣留等相關規定。

另特種勤務條例實施細則第十五條特勤實施時得查證身分、第十九條得代保管物品、第廿條得採取必要之即時強制，亦賦予特勤人員或特勤編組人員強制管制之權限。而警察機關為特種勤務任務編組人員，故於公告管制期間或特種勤務實施時，警方應可依法對特定區域內之人、物、交通等實施管制。

抗議現場警方將民眾強制帶回，是否即為逮捕？應視當場民眾是否違反刑事法規而論。倘警方認定行為人該當刑事法規，即依刑事訴訟法逮捕現行犯之相關規定，當場告知所犯法條後依法帶回偵辦，此等情形警方是執行逮捕行為。

惟若警方判斷民眾係違反社會秩序維護法，則依該法第四十二條，在違序行為人無法查知身分之情形下，警方亦得當場逕行通知後將行為人強制帶回，此時是通知到案。

另外，依據特種勤務實施條例第十二條規定，公告劃定管制區或有其他管制措施時，違反者當場亦得依據警察職權行使法，在「認為有必須救護或危害公共安全之虞，非管束不能救護或不能預防危害」情形下，對行為人及相關物品實施暫時管束、扣留及驅離等作為。

由於警察任務，除刑事偵查外，針對危害防止仍有不可推卸之職責，前述警察管束行為係屬危害防止，所依據者為行政法，並非刑事偵查。故抗爭現場警方所為管制措施，包括抗爭升高後是否應逮捕、強制到場或應即時管束、帶離等，均應視現場情狀，權衡公益後依個案具體判斷，並符合比例原則等，尚非均得以「逮捕」視之。

總統府發言人雖未明言，但暗指此組織力量即是反年改團體也是昭然若揭。反年改團體的群眾抗議行動，即使是如影隨形，讓當權者出行處處噓聲坐立難安，是民主國家的常態。但將這些抗議貼上製造社會不安的有組織力量標籤，並暗喻維安要對付的是準恐怖團體，所以要提升至準反恐維安，讓民眾以為台灣遭受有組織力量的準恐怖威脅，這樣的說法極不當，反而更讓社會動盪不安。

甫於德國漢堡舉行的Ｇ20峰會，引來歐洲各地及其他地區的左翼分子抗議，萬名群眾與警方起衝突，火燒車的畫面較反年改團體的嘴巴叫喊更震撼驚人，德國政府並沒有將此左派團體大集合稱為有組織力量，也不多評論，因是民主國家常態。

反年改團體由許多退休公教人士組成，現在不能安排退休生涯，對政府措施的抗議行動，至今未造成任何社會動盪，最多是總統座車慢速不便，對這樣連秀才造反都談不上的團體，即使用通訊軟體聯絡，怎麼會是有組織力量。執政當局卻要將他們打成製造社會不安的有組織力量，暗示要採用準反恐維安來對付，這樣的執政者手握國家公權力棍棒隨時出手的言論，不但不能讓相關人士冷靜，反而更激化對立。

總統府發言人高喊要別人冷靜前，自己是否該先冷靜，更不要站在總統府講台上成為亂扣帽子製造組織，誇大社會不安的鼓譟者。請總統府發言人淡定。

蔡總統施政造成民怨，群眾抗議如影隨行。巴拉圭總統到訪，國安單位聲稱，兩位總統的維安工作，將採「準反恐」的標準。筆者呼籲政府發言要謹慎啊！

群眾如影隨行的抗議，多半是在蔡總統車隊經過的路線，於道路兩旁搖旗呼喊，較激烈也就是丟水瓶、鞋子。比較嚴重的一次，應是蔡總統前往復興崗，參加軍校聯合畢業典禮，抗爭群眾造成總統車隊停滯不前約三分鐘。

民主國家領導人，遭群眾抗議，本就是常態現象。保護總統安全，亦是必要作為，稱之總統「維安」工作。維安與反恐的實際作為，是截然不同的，一是面對抗議人民，一是面對身懷武器的恐怖分子。

去年勝選時，高喊謙卑、謙卑、再謙卑；一年多後卻要以「準反恐」的思維，處理抗議群眾，真是荒謬至極。政府難道不擔心過激的言論，把群眾抗議行為，激成真正的恐怖活動。

事實上，「海洋垃圾」已是全球性議題，台灣淨灘熱潮也不下二、三十年，只是長期下來的整體印象是：垃圾越淨越多。

近年來，集結在大洋或無人島海岸的垃圾大軍景象，透過傳媒報導令人怵目驚心，引發世人對海洋垃圾議題的關注，可惜迄今相關資訊仍不足以讓我們拿出有效對策。實際情況恐怕比大家知道的要糟糕許多。

我們看待海洋垃圾，往往和看待其他環境問題一樣，僅眼見為憑，眼不見為淨。其實海裡的垃圾讓我們有機會目睹的僅占五％，其餘九十五％都沉在海面下。而這些我們看不到的垃圾，對海洋環境中的生物、食物鏈和生態系，才是主要威脅。

從統計上看，對海洋塑膠垃圾貢獻最大的前五名全都是亞洲國家，總共占了六成。隨著亞洲經濟起步，民眾習慣便利消費，但是尚未養成管好自己產生的垃圾的習慣，而垃圾也不一定能順利進入管理體系。

垃圾自此隨著風、水，開始流浪，一部分進了海洋，繼續流浪。就算垃圾進入了集散場，若場址正好位於河邊、海岸，隨著大雨、颱風集體入海的情形，也不難想見。

儘管有資源回收者解決了部分垃圾問題，但畢竟多半只針對寶特瓶、鋁罐等高價項目收集，回收價值不高的塑膠繩袋等往往被篩選掉，接著有機會入海。

除了廢棄漁具，海洋垃圾絕大多數是一般消費品。隨著經濟發展與生活品質提升，「用了便扔」的文化也擴散開來，尤以丟棄式飲食包裝更形成大問題；而在商業利益的催化下，精美卻荒謬的包裝，更使問題趨於嚴重。

大家都不否認這是「每個人」的責任，只不過當真要負起責任時，所針對的往往只剩下製造或使用廠商。

論及這類全球環境議題，總不外先歸咎人口過度成長。近來人們逐漸發現，過度消費、胃口永無止盡，才是地球的真正威脅。過度生產和無度消費的「丟棄式」產品，似被視為理所當然。最近如雲林的垃圾危機，在台灣不會是特例；當垃圾危機難以平息，海洋承受垃圾威脅的程度，也必然增加。

儘管我們面對的問題，其規模與複雜性都不免讓人絕望，但若回想當年人類共同面對氟氯碳化物造成臭氧層耗蝕的挑戰，和如今臭氧層復合在望，我們應有足夠理由持續追求符合永續的未來。所依賴的，正是追求真正好的產品、有效率的生產方法，以及改進個人的消費型態。

藉淨灘等活動喚起民眾環境意識，是解決海洋垃圾問題不可少的；我們更需要將這好不容易喚起的激情，深植人心，並轉換成正面思維與習慣，進而在社會建立得以自發擴張的永續生活型態。我們作為消費者的第一步，何不用荷包投票，減少浪費，拒絕華而不實的產品。

整整卅年前（一九八七年），政府開放兩岸探親，之後兩岸不再劍拔弩張，這是改革；整整廿五年前（一九九二年），立法院修正刑法第一百條，只要不是以行動竊據國土或顛覆政府，基本上都屬言論自由範疇，這也是改革。

我的新聞工作經歷超過四十年，前述二件重大民主改革都能恭逢其盛。而有些事情只有老記者才記得，例如「廢除刑法第一百條」是當年（一九九一）野百合學運四大訴求之一「訂定政經改革時間表」下的具體項目之一。野百合學運直接促成了國會改革，同時促進了開放言論自由，而限制退將赴陸參加「政治性活動」的解釋空間可以無窮大，正是當年要改革的標的，所以這是「開修正刑法第一百條的倒車」。

由野百合聯想到三年前太陽花，太陽花學運事實上成就了民進黨現在的完全執政。今年五二○那天，一個問題在我腦中出現：那兩年跟著高唱「國民黨不倒，台灣不會好」的知識青年，這一年下來，感覺台灣有變好了嗎？還是懊惱將政權交給了民進黨？

周厲王「暴虐侈傲，國人謗之」，大夫進諫「防民之口，甚於防川」，厲王反而加強管制言論，還沾沾自喜「不敢再講我壞話了吧」，最後國人驅逐厲王。《詩經．大雅．桑柔》就是述說大夫芮伯諷諫厲王的故事，其中四句：朋友已譖，不胥以穀；人亦有言，進退維谷。意思是：限制言論會讓朋友相互陷害檢舉，人們不再以善道相勉，我現在的處境，正如俗話說的進退維谷啊！

芮伯為什麼進退維谷？因為一邊是國君，一邊是人民。如此情境或許正是前述知識青年的心情吧？一邊是他們投票支持的民進黨，另一邊是此刻承受劣政的人民—進退維谷。

甚至我不敢想像，如果當年領導抗爭，要求廢止刑法第一百條的已故中央研究院院士李鎮源教授死而復生，他會不會再度領導大家起而反對「刑法第一百條復辟」？還是會進退維谷？

退將赴大陸，縱使上了天安門閱兵台，他們將來以何面目見老校長（蔣中正），是他們進退維谷。可是民進黨今天開民主倒車，將來又要以何面目見李鎮源教授？

部分學者主張高教自由化，建立財務及資訊公開透明的機制，將學費細項公開，並透過民主程序，讓學生、家長能夠了解，由教育當事人決定要不要來就讀。透過不斷競合，吸引國際上的人才，藉以提升高教水準，促成良性循環，使教育市場趨向供需平衡。

其實，教育理想是走向「公共化」，避免教育成為權位者或富者的玩物，壟斷階級流動的可能，使貧富差距不再擴大。政府的重心應在開放「自由化」的同時，阻止少部分人寡占高等教育，並透過獎助機制讓貧窮孩子順利階級流動，保障自由選擇機會。

因為大學不是人人念得了。有些孩子的優點是能動手做，需要的是非以學術研究為導向的技職型學校，不靠背誦來學習及通過考試，而是透過實作課程與訓練。如果一味讓課業不好的學生勉強進大學，結果就是像今天高教的困境，大學生素質低落及稀釋高等教育資源。

根據教育部調查，各國廿歲淨在學率，德國大約廿六％，美國則約五十二％，台灣最高，為七十三％。以就業率看，一九九○年高職就業率為八十七％，二○一五年卻是十九％。試想，如果一個國家超過七成的人都只搞學術，不談應用，即使有一批大學畢業的工程師，恐怕英雄無用武之地，因為誰來製造飛機呢？而且如果沒有技術人員維修噴射客機，誰敢乘坐呢？

當「機械系不懂機械設計，電機系不懂馬達」，學生因為缺乏實作能力，企業找不到合適的人才，國家怎麼會有競爭力，這樣的高等教育還不夠扭曲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