又發生幼童被家長帶著赴死事件。有吸毒前科的離婚男子獨自扶養四童，曾有家暴紀錄並列為高風險家庭，還是發生爸爸帶著小二及幼稚園的兩名小女兒自殺。

同一時間，台南一名多年來投入高風險青少年輔導工作的教會人士，上街舉牌抗議，因她服務過的兩名「廢墟少年」相繼自殺。她不滿政府社福資源分配不當，破碎家庭的青少年就算想力爭上游，仍步上人生絕路。

幼童及青少年悲劇，日日在社會角落上演，他們的悲慘命運多半始於生身家庭。政府關注少子化，砸錢提高生育津貼，卻漠視眾多不適任親職的家庭，孩子出生就像等著送死。多年前震驚社會的邱小妹事件，那名當街打死女兒的父親，出獄後繼續性侵同居人兩名幼女。可見，所謂「社會安全網」何其支離破碎！

台灣真的貧窮又落後，已無暇顧及兒少的安全嗎？對照高層夸夸其言的美麗國家願景，可惡的是，該做事的官員不知所忙何事。教育部成天忙著修課綱、刪連橫的台灣通史序，對於高風險兒少又做了什麼？內政部忙著處理「黑道政黨」，及調動警政高層，又做了什麼？國發會忙著處理「公共政策網路平台」的荒謬連署而分身乏術，對照顧弱勢新世代又做了什麼？甚至還有政委要負責處理「鞭刑」討論會！

政府所忙何事，就是上述那些荒唐事。在鬧劇一般的社會氣氛裡，有孩子痛苦出生又默默受虐死去，成人虧欠的豈只一句「對不起」！

獵雷艦案高潮迭起，在總統府強烈駁斥慶富副董陳偉志入府的報導後，隨即查出他確曾於去年九月底入府，會見了時任新南向辦公室主任的黃志芳。但以黃志芳當時之職位和權責，未必管得到國防部和慶富之間的撥款關係；而眾所周知，慶富獲得軍方的廿四億撥款則是事實。也因此，是誰居間媒合喬事，下令國防部挪支其他武器設備預算交付慶富，則是蔡政府必須回答的問題。若少了這片拼圖，獵雷艦弊案即不可能有公正的全貌。

先前，外界對此案的關注一直放在最初的招標作業是否放水涉弊，及一銀主辦聯貸是否有圖利之失。但從近日曝光的案情看，整個獵雷艦案的幕後運作和行政疏怠均遠比想像複雜。此案不僅貫穿馬政府和蔡政府兩朝，也催化地方部門對慶富的招攬競逐，更暴露國防部的監督無能及缺乏原則。最嚴重的是，政府編織了一個「國艦國造」的美夢，卻拿不出堅定的意志和不茍的執行力促其實現，反任各方將這個大夢當成「錢」與「權」的幻影瘋狂追逐，結果當然夢碎。

錄音檔曝光之後，各方矚目的焦點均在：誰有這麼大的本事下令軍方提前支付廿四億元第三期履約款給慶富？這個問題又可拆成三個子題：第一，根據雙方合約，縱使慶富造船進度超前，若國防部該年度未編列預算，軍方可以延付；但國防部不知受了誰的壓力，竟急急挪用其他軍款支付。第二，國防部強行從三軍的九項武器採購預算中，挪湊了廿四億元提前付給慶富，這除了涉及違反預算法，沒有損及國軍武力的完整部署嗎？第三，海軍在去年底即已向慶富支付這筆款項，但國防部官員在立法院備詢時，竟說謊聲稱未付。這除涉及欺瞞國會，更是惡意誤導，使此案無法受到體制的正常監督。

從另一個場景，更可印證國防部對於公帑滿不在乎的心態。近日立委在國會質詢軍方為何挪支廿四億預算給慶富時，國防部副參謀總長執行官陳寶餘竟然暴怒，反嗆說「我們是作戰單位，不是算帳單位」、「明明是慶富違法，不要劍指國防部」。這樣的辯詞，恐怕沒有太多說服力。試問，是作戰單位，就可以閉著眼睛胡亂撥款嗎？而如果軍方不任由慶富或其他幕後人士予取予求，該監督的進度如實監督，該遵守的預算原則依法執行，慶富如何能把獵雷艦捅出這麼大的漏洞來？

再看，高雄市海洋局長王端仁主動向慶富獻策，如何綁標奪取興達港標案，這在一個官箴清明的政府，根本是不該發生的事。然而，陳菊市長在事發後一方面幫王端仁的清白辯護，一方面又讓他辭職以紓解民進黨所承受的質疑，這其實是沒有原則的作法。包括偵辦此案的高雄地檢署，也一邊觀察案情發展，一邊修改自己的辦案立場。因此，當陳偉志聲稱去過總統府「溝通」時，雄檢竟主動發布新聞稿，指陳偉志是「誇大其詞」；但兩小時後，當總統府證實陳偉志去總統府會過黃志芳，雄檢立即改口說陳偉志曾在偵查庭坦承會過黃志芳。雄檢的自打嘴巴，明顯是在觀風望向，為執政者護航；如此投機的司法機構，真能還給人民真相嗎？

慶富案發展至今，人們要思考的，恐怕不只是「國艦國造為先，或追查弊案為重」的問題，也不只是「是馬政府要負責，或蔡政府責任大」的問題。而是，為什麼藍綠政黨皆認為極為重要的國艦國造政策，政府在推動過程中卻毫無意志、毫無決心、毫無規範，放任它越走越偏，最後變成一堆碎片？更可怕的是，即使事後的反省究責，所有部門都在敷衍塞責，只想怪罪對手。究竟是誰下令國防部挪支三軍武器經費給慶富，至少是蔡政府可以解答的問題；否則，推諉卸責當道，國防部怎承擔得起造艦重任？

《時代周刊》並不是第一個將中文方塊字印上封面的西方主流英文媒體。12年前《紐約時報》（2005年5月22日）刊登了一篇資深專欄作家克里斯多夫(Nicholas D.Kristof，中文譯名紀思道）寫的評論文章《從開封到紐約─輝煌如過眼煙雲》，《紐時》打破了開報以來的傳統，第一次將中文標題的13個中文方塊字，印在報頭，目的當然是在吸引美國讀者的眼球，被不認識的標題吸引，進而閱讀內容。

紀思道撰文的動機應是想要提醒及刺激一向自大的美國人，不能再驕傲自滿下去了。文章指出，在2000年，美國已經是世界唯一的超級強國，紐約是全球最重要的城市，堪稱整個世界的首都，作為全球唯一一個超級大國，美國人可能認為其占據世界主導地位是理所當然，但在紐約人變得過於盲目自大之際，應該好好了解一下中國的歷史，在1,000年前，世界最重要的城市是黃河邊上的開封。

文章寫道，「在公元11世紀，開封是中國宋朝的都城，那時其人口已超過100萬，可謂盛世盛都，那時倫敦的人口只有1.5萬人。在古代的開封，大街上的行人川流不息，駱駝隊從絲綢之路帶來各種貨物，茶館生意興隆。開封那時吸引了來自世界各地的人們，包括數百名猶太人；即使在今天，在開封還有一些人看上去跟其他中國人沒有什麼兩樣，但他們自稱是猶太人的後代。」

紀思道又說，「我們如果回顧歷史，會發現一個國家的輝煌盛世往往如過眼煙雲，轉瞬即逝，城市的繁華尤其如此。如果美國人沒有聽說過開封，那麼這應該是一個很好的警示，也許未來美國人要學習中文漢語，因為就像標題所寫的那樣，「輝煌如過眼煙雲」。

12年前《紐約時報》的文章寫的是歷史中國，現在《時代周刊》寫的是當代中國，把兩篇文章對照來看，可以有不少感慨，更可以有許多啟示：

一、民族或國家的國勢不免盛衰起伏，所以當今全球超級強權的美國也難以迴避這樣的規律。1,000年前的開封，如今沒有幾個美國人知道，1,000年後的紐約，也許同樣也沒多少人知道。

二、中國的國運雖然也盛衰起伏，但放到全球範圍中來看，無論是盛世漢唐，或綜合國力較低的宋朝，在人類過往的3,000年歷史中的前2,800年，經濟表現基本都位居全球前沿甚至是第一。其主要理由有三：（1）市場經濟加私有產權制；（2）有利於釋放生產力的民族性（勤勞、刻苦耐勞、強烈的逐利動機）；（3）有容乃大的天下主義哲學，不斷吸納外來的具有生命力的文化。

三、中國國運由盛而衰，特別在1840年以後急轉直下，主要是明清以降走上了封閉，連續錯失了工業革命及當代資本主義及海洋發展的三個機遇。但這樣的形勢，在1979年改革開放之後先後獲得了扭轉，僅僅40年，又強勢崛起，並邁向復興之途；也就是說，當前的中國正在向長遠歷史發展的主旋律回歸。

《紐約時報》的文章看到了歷史長河中的中國，《時代周刊》的文章看到的是再度崛起中的中國，這對僅熟悉於近代一度衰退的中國的大多數世人而言，都是很好的提醒與啟發，有助於我們正確認識一個真正的中國及預測一個未來的中國。

在動態社會中，隨著國際資訊傳遞、經貿交流及人員移動，國政問題變得異常錯綜複雜；尤其在數位化衝擊下，執政者遇事更要有前瞻的眼光，採用務實的做法，不但要認清問題本質，更要眼觀四面、耳聽八方，洞悉未來各種情勢變化，才能避免流於單向思考、病急亂投藥之害。

為解決產業界「五缺」問題，尤其農業、漁業與社福長照等缺工，行政院長賴清德表示將研議開放「勞動移民」云云。台灣農、漁與長照等缺工是事實，也需要政府出面解決，然而三百六十行、行行性質不同，缺工的肇因不同，解決的方法也不是只有唯一。例如長照缺工，主因在年輕人覺得沒有挑戰性，也嫌工資低，應可以由國際移工作為補充，語言溝通困難所幸有研發多種東南亞語與國、台語之間的翻譯軟體，安裝在機器人內，作為溝通的輔助橋梁，問題可大部分解決，似乎不必動用「勞動移民」這把大刀。

雖然台灣早在一九九九年便已制定「入出國及移民法」，也有規範工作移民條文，但主要目的是為吸引科技人才和資金，藍領移工向來被排除在移民對象內。筆者並不是對「移工變移民」有任何歧見。只因移民政策是長期政策，影響多面且長遠，是易放難收的複雜問題，需要從長計議。何況，觀諸歐美實施移民國家，社會上為此發生的激辯與衝突，無日不有，不能不多所深思，謀定而後動。

政策當以歷史為鏡、以前車為鑑。猶憶一九九○年代，只因當時有人反對大學聯招，又嫌升學門縫太窄。政府沒有意識到危機，沒有接受人口學家預告將進入少子化併高齡化社會，貿然推出廣設大學政策，成立一百五十多所大學。結果不數年，少子化海嘯迎面撲來。如今一大堆九流學校成了尾大不掉，許多學生痛苦地捱過四年，只製造出滿街高不成低不就的「畢業生」，產業界卻無才可用，直接間接造成了今日低薪、缺工問題。

全面自動化的產業時代已經到來，人工智慧ＡＩ、機器人造就「關燈工廠」已隨處可見。遠自美國白宮、世界級經濟研究機構、各大媒體紛紛警告未來數年，各行各業都有程度不同的職位被ＡＩ及機器人取代。

最近牛津大學馬丁學院就分析了七○二種職業被自動化的程度。依此報告，倉庫理貨員、電銷／客服、快遞／外送、零售店員、計程車司機，甚至被視為白領的會計師、導遊、不動產經紀人等，都有超過九成被取代率。總之，各國失業率飆漲在未來五到十年間，已是無可迴避的噩夢。屆時，政府的失業救濟金可能連國內原有的青壯勞工都不夠分，可有餘力照顧這些已入籍的「移工轉勞動移民」？請政府再三思。

日前有大陸媒體記者問我，一九八九年七月率領第一批教師訪問團返鄉探親的經過和感想，我大膽提出檢討和降低兩岸直航機票該是時候了！

據統計開放兩岸探親旅遊迄今卅年，曾到過中國大陸的台灣居民約七百多萬人，約占台灣總人口的三分之一，何以故？我說是因兩岸直航票價太貴了，致使一般青年學子和中低收入者卻步。

據悉兩岸直航機票比繞經港、澳轉機還貴許多呢！從深圳搭機到大陸各城市，票價比由香港出發便宜甚多，還有走小三通去廈門、福州比台灣直航兩地便宜不少，難怪有不少人寧願舟車勞頓，繞道小三通去廈門、福州。

追究原因，除了兩岸航空公司聯合壟斷外，還有一個原因是台灣軍方堅持不開放海峽中線，理由是害怕解放軍利用機會偷襲，與當年反對兩岸直航的理由一般，簡直視雷達如無物。

站在消費者立場，以及方便兩岸居民來往，大陸方面雖做了不少努力，如取消台胞證加簽手續，及改用卡式台胞證，方便往來兩岸等種種措施，甚且聲言要給台胞國民待遇，然而最根本的票價問題依然未解，真有誠意就請率先降票價吧！主動先降低大陸航空公司票價，基於客源，相信台灣航空公司也會立即跟進。

大陸方面雖說兩岸一家親，然而下意識卻把台灣視同外國？女兒要去大陸工作要先到監理所換國際駕照；兩岸直航採國際航線票價與規格；台商子女要讀國際學校繳交較高學費…等等，簡直說一套卻做一套。

大陸當局口說要給台胞國民待遇，卻多把台灣當外國，台灣人視同外國人，難怪台灣年輕一代也把中國視同外國，多抱持一邊一國想法。不知黨政高層知情否？

了解一個地方，看野史甚至小說，比讀正史來趣緻得多，比如看香港這個複雜都市的歷史，不能不看一本小說叫《大班》，講述一八七○年代的香港，透過商場惡鬥和情色，折射出當年的中國和世界。

「大班」就是英文的「Tai-Pan」，以前是指洋行的大老闆。《大班》後來拍成電影，被認為是講香港的洋行和買辦的興發，講到當年中國怎麼出口絲茶，香港怎麼捲入鴉片走私，後來又怎麼有了鴉片戰爭。那小說實際上以怡和洋行及其買辦為藍本，而怡和洋行直至香港回歸前，還舉足輕重，所以當年說治港的不是港督，而是怡和、太古、匯豐、大東電報局等的大班們。

香港回歸二十年，這些大洋行早已不復當年，其中大東電報局變身香港電訊後實際已消亡，怡和已被認為是二流公司，匯豐遷冊來回也元氣大傷。英資的大班，伴隨著香港回歸，把寶座讓給了華資的大班。而最近英資殘存的國泰，伴隨其航空業績大倒退，已淪落到市值不如一間大陸地產公司的零頭，要賣盤撈本了。

香港回歸前的十年和歸後的二十年，是華資大班們最風光的歲月，但大班和大班家族都已式微。被認為具象徵意義的，是香港數一數二的大班李嘉誠的賣盤。

大陸那邊有些人說李嘉誠「跑了」，那是為人的刻薄和不懂歷史的膚淺。其實跑了的不是李嘉誠，而是香港的歲月。因為他老人家賣大陸那點資產，真不算什麼，賣掉香港的中環中心，才說明香港真到了輪替之際。

李嘉誠的中環中心，不僅是香港地標建築之一，還是全球第三十一高樓。說來也巧，中環中心位於皇后大道，又在香港回歸後的第二年落成，本來李嘉誠也要搬進去辦公的，不知什麼隱情所在沒成事，但這座一級商廈的所有租客，都要李嘉誠本人過目細察後才會放租，那才是特別之處。

但在傳說一年後，李嘉誠把中環中心賣了，買家說是由香港一位福建幫商人牽頭的「中國港澳台僑和平發展亞洲地產有限公司」，但據說真正的財團組成中，包括中國國儲、中國石油、北京市政府及中共中央對外聯絡部。

一座地標大廈換了新的大班，其實是香港一段歲月的結束。繼英資大班們敗落後，華資大班開始退出舞台，香港開始成為紅色大班的天下，這是大班的歷史輪迴。

治國如烹小鮮，再棒的廚子，如果不瞭解食材，烹煮手法和火侯的關係，當如何有能力整出一桌好料理？

勞基法修訂初衷，是為體恤勞工過勞，並避免無良企業主剝削，而制定的勞資關係法。但自實施以來的紛攘，證明執政者遠離實務，又未做足功課，實在愧對勞工。現行勞基法的盲點諸多，最大問題就是「各產業的經營模式和作息需求不同」，如何能套進硬性、制式的管理規範，就如同硬把大腳塞進小鞋，一定會「咬腳」，必定無法走路哇！

譬如媒體產業、賣場服務業，尤其是新聞從業人員，這些產業的作息特殊，跟一般生產線或按時打卡的事務員有所不同。媒體產業，尤其是跑第一線記者，舉凡重大災變，必身先士卒，雖是服務大眾的工作，其實不也是幫政府做擴大宣傳、提醒，以減少損害或號召全民出力的好事？ 但這些龐大的工作成本，全部都得由媒體老闆埋單！

本人經營廣播電台，常與同業互動，有同業為了規避勞檢罰則，嚴格要求員工不得提前進辦公室，只允許上班前十分鐘進入打卡，所以許多員工一大早出門，送老婆，孩子，上班上學後，只能在門外或街上，耗著等開門！真搞不懂，員工早到，不是代表認同公司嗎？

領導者其實可選擇較聰明方式重建勞資關係。「管理」最重要的不是擁有治理權「管」這件事，更重要的是「條理」跟「疏理」。權利是人民賦予的，但條理跟疏理卻是能力跟心態的表徵，只有充分理解、虛心就教把大原則定下，其它細節落實部分交還勞資雙方協議即可，因為只要一方違反，勢必不平則鳴！

周休二日已是世界趨勢，政府是時候推動全面周休二日，凡跨例休或國定假日工作，可要求資方訂定例假工作加給至少不得低於10%或15%，並且由勞資雙方協商訂定。而凡日工作超過八小時，則加班時數不得超過二或三小時，加班費加給亦不得低於15%，並規定勞工每週總加班工時不得超過十小時，其餘的彈性空間留給勞資雙方協議即可！

大方向的原則由勞動部制定，並給予企業依產業特性做符合標準的調整，勞資和合，勞動部既省事、省力、又省人手！勞動部節省下來的管銷就可多做一些，幫忙勞工學習或如何舒解壓力的方法不是一舉數得？

執政當局說，勞工是民進黨心裡最軟的一塊。從一例一休再修法來看，勞工在民進黨心裡確實很軟，軟到可以任意揉捏、搥打與踐踏！

需要奪權時就討好勞工，將勞工形塑成有力的武器，製造勞資對立，以及與軍公教的職業別仇視；如今政權在握，又逢二○一八選舉將屆，便立馬轉舵使帆，討好資方，猶能振振有辭。

我不禁想起白居易的一首詩，其中幾句是這麼說的：「周公恐懼流言日，王莽謙恭未篡時。向使當時身便死，一生真偽復誰知？」

王莽在尚未篡位之時，總是佯裝一副禮賢下士、謙謙君子的樣子。若他早死而未得權位，誰又能看得出他其實圖謀不軌、狼子野心？

路遙知馬力，日久見人心。以史為鏡，鑑往知來。或許我們真該感謝民進黨執政，否則人民怎有機會看清他們的真面目呢？

求學階段由於生活所需，但又因為課業考量，從事部分工時的工讀，成為唯一的出路。而部分工時的主要邏輯，除了工作時間彈性外，便是以時間換取金錢，上班時間愈長就領愈多薪水，當時我便是如此操勞自己。

直到某年春節前半個月，我到一間南北雜貨食品行當臨時工。當時每日早上八點連續工作十四小時到晚上十點，接著店面打烊大概要十點半才能下班，然後隔天早上八點前又要打卡上班，如此持續兩個禮拜。記得那時外出送貨，曾經數次在等紅燈時差點睡著，然後在店內真的受不了，只能趁補貨時跑到倉庫小歇一下。那年新年我領到一份可觀的薪水，但我心中卻只是暗暗慶幸自己的身體撐過來了，從此求職時也更加考量工時和身體狀況。

這次的勞基法修法，我能夠理解很多勞工以時間換取金錢的想法，尤其是對部分工時者而言，常常只能被迫向工時妥協，以求取更多的薪資。但想到很多產業的勞工，諸如運輸、醫護人員每天都面臨的高強度的工作狀態，以及高工時及輪班時間過短的情況，是一種難以擺脫的辛勞，我就不能理解為何要把加班這種本應是少數和例外，卻常被濫用的狀況予以法制化和正當化？政府是否應該先確保勞工都能領足確實的加班費，並且針對各產業工作特性與勞工健康的關係做調查報告才來斟酌修法呢？執政黨修法態勢明顯，作為社會新鮮人無法期待政府，看來只能從加強勞動權益知識與慎選工作來自救了。

很久以前有一位商人，他有著精明的頭腦，透過不斷的買低賣高獲得巨大財富。他不僅有創意，又彷彿有神奇的魔法般，讓很多平凡無奇的貨品，在他手裡得到了新生。比方他購買了森林砍伐的木材，他就付費跟國王申請鑑定，證明這木材是鐵材，有了皇家為證，大家竟然也相信這木材就是鐵。

透過皇家認證的過程，很多商品在這商人手裡有了更高的價格。另一方面，國王也樂於見到國內經濟熱絡，一切歌舞昇平，治國有方。一位伯爵眼見國王如此，也變本加厲，只要送適當的鑑定證明費用，他也可以把尋常的土壤鑑定為金沙，他的財務大臣提出如此會讓市場崩潰，這伯爵立馬將這位財務大臣調離職位，致使這位大臣憤而辭職歸隱。這位伯爵則振振有詞提出這是國王賦予他的權力，更不能剝奪人民創造財富的公民權。

這樣的經濟熱絡持續著，不管是國家或者這位伯爵的領地，常常是門庭若市，就為了取得鑑定證明。直到有一天，鄰國發兵攻打這國家，國王慌了！累積的財富一時派不上用場，他趕緊下徵召令把鐵材賣到或進貢到宮裡，打造兵器抗敵。沒想到鐵材竟然都是木頭。沒多久這國家就被鄰國滅亡了！

目前的都市計畫與區域計畫賦予所謂土地開發的權力，不管是開發內容或者開發強度，都在政府手上。透過政府給予的認證，土地使用規範有了不同的價格。照理說來，不同的土地其實應該就是不同的產品，位處山坡的土地，可能受限於坡度、地質或地表逕流，被限制開發權利，歸屬於山坡地保育區。原本被劃定為特定農業區的土地，則指優良農地或曾投資建設重大農業改良設施，擔負國家重要糧食生產地的地位。

相對之下，所謂的「建地」就是容許開發，是市場上的有價土地。但透過都市計畫通盤檢討，這些原本是不同產品都可以被變更為建地，而透過抵費地或者抵價地等不同形式繳納給政府，就可以被「認證」，有牌之後就更正大光明起來。不管是賭場經營、飯店經營等特許權如何給？怎麼給？理應奠基在更清楚的科學論述下。

不過當下態勢，諸多山坡地、農地儘管沒有被認證，依然被默許開著工廠蓋著豪華農舍。其實就是政治經濟學決定一切。所謂「不能剝奪人民創造財富的公民權」，只是個為了遮掩自己貪念的假議題罷了！

水利會理事長是否改為官派，及其所衍生的鄉鎮市長官派的問題，再度引發熱議，筆者認為宜慎重。

雖然有人從政治「整碗捧去」的角度來看問題，但筆者認為應從人民的權益來審視是否值得。其實像水利會這類人民團体，他服務的對象就是農民，它的會務及組織都是為服務農田灌溉而設，自從有水利會以來，農村的農業用水運作尚稱順利，由於水利會從小組長、代表、委員及理事長，都是靠選舉選出的，所以在服務上他們較重視農民的權益，固不諱言選舉會有弊端，但弊端有防止的辦法，如今不思考如何防弊卻打算改為官派，以為這樣做可以一勞永逸，但事實上一旦改為官派，組織及會務所遷就的是上意，農民的權益將遭到漠視，而台灣在農村的農民組織將只剩農會，農民的聲音將更弱化。

政府組織再造，常與事實背道而馳。以二都變五都來說，原來的鄉鎮市有它本身累積幾十年的文化、習慣，在民選鄉鎮市長時代，有些鄉鎮市對人民所關心的「燈亮、路平、水溝清」，做到最有效率的服務，合併後的新市政，除讓原來的鄉鎮市長在原位上再當四年區長外，其它的服務效率遠低於鄉鎮市長民選的時代，民怨載道。

下班後到黃昏市場去買水果、蔬菜；看到一輛小貨車上立著一張看板，上頭寫著：橘子一顆一元。有沒有看錯？筆者湊近一看果然是一顆一元，老板還在旁吆喝著，不要懷疑！就是一顆一元，要買要快！

因為今年氣候沒有異常，橘子大豐收價格下跌。固然價錢下滑，讓消費者撿了便宜，可是果農也要吃飯啊！如今一顆橘子賣一元，他們的本錢可以回收嗎？

由來「果賤傷農、果貴傷民」，果賤、果貴，都會有人受到傷害。果貴，人民可以挑著買；可是果賤呢？農民就要血本無歸了，總不能每次都要靠民間的力量來消化！

現在香蕉問題尚未解決，眼看著橘子的多產，又會變成另一個問題，再接下來又是那一項農產品，官員們可要未雨綢繆啊！

最近跟一位在學術圈從事教學研究工作的大學學長聊天，雙方回憶起求學時代令人印象深刻的師長。有一位老師上課時自己不真正教學，指定一本已經有中譯本的英文教科書當教材，上課時拿起點名單隨機請一位同學唸一段英文，再點另一位同學翻譯成中文，一年下來大家幾乎學不到什麼內容。

後來自己當了老師之後，覺得絕不應該讓學生畢業後留下沒有學到東西的印象，所以不但堂堂點名，還每章小考，以免學生期中考一次累積太多原文進度就乾脆放棄準備，也感謝同學們沒有因為嚴格要求而給我不好的教學評鑑。求學生涯中不認真的老師是極少數個案，而真正在多年之後令人懷念的師長，是那些學而不厭、誨人不倦的人師。

在美國念研究所時，一位教統計和美國政治的資深教授Kenneth Janda，雖然教了一輩子書，但學生在他身上感受到的教學熱情，彷彿是第一年的教師一樣。我的博士論文指導教授Benjamin Page，本身已是民意與選舉研究領域的大師，在審閱我的論文初稿時，還不厭其煩地把一個外國學生犯的文法錯誤一一訂正。另外一位我跟著跨領域學習的經濟學大師Roger Myerson，瞭解到我的數學基礎不夠好，每周撥出固定時間一對一輔導我，以協助我趕上在經濟系博士班修習的賽局理論課程進度。至於他的學術成就呢？他在二○○七年獲得諾貝爾經濟學獎。他們的共同點，就是願意花時間在學生身上，不只做經師，更是做人師。

回想這些過程，讓我覺得很慚愧。我受了這麼好的身教，卻沒能把這個精神實際運用在自己的教學和工作生涯中。我一直是一個講求時間效率且經常同時多工的人。長期以來，腦袋裡好像有一台計算機，持續評估如何分配時間並訂定優先順序才能發揮最大的工作效益。跟以前學生和現在同仁的互動，也都是在最少時間、最高效率的原則下進行。一直到前幾天跟學長聊到這段回憶，才驚覺人生最重要的不一定是效率，而是人性與關懷。我真心地跟過去沒有花足夠時間陪伴的學生和同仁們致歉，只是往者已矣，只能在未來盡力改進。

對我的老師們而言，花時間去改外國學生的文法錯誤或是特別去輔導一個數學基礎不夠好的外系學生，絕對不是在他們的學術生涯中使用其寶貴時間最有效率的作法。但是他們基於敬業或是對學生的愛心，願意如此做，也讓這位學生在廿多年後還是銘記在心。

我們往往在追求效率的過程中，忽略了關懷與人性才是最能夠觸動人心弦、改變人生命的重要因素。要做到關懷，最不可或缺的要素就是時間。我們都關心自己的家人親友和同事，但卻把時間花在其他事物上，以為家人親友永遠都會等在那裡，等到我們有時間時，再去陪伴他們，但總是有下一件更緊急的事，需要我們更有效率地先去完成。

我希望這段省思，能讓自己隨著生活經驗重新調整優先順序，追求更平衡的人生。在未來的生命中，減一點績效，加一些關懷；少一點效率，多一些人性。（作者為雲品國際董事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