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認為，前年的一例一休修法造成企業窒礙難行，更導致許多勞工收入驟減，因此勞基法確有再修的必要。這點，從民調顯示過半民意支持修法，可獲印證。然而，檢視賴揆提出的四項修正重點，包括放寬加班、排班、特休彈性這三項，都具有實質意義；唯獨放寬「輪班工時間隔減為八小時」這一條爭議太大，彷彿是中古世紀的封建法條，絕對不應該過。

不必舉太極端的例子，僅以八小時的間隔看：一名工人下班後，扣掉交通、吃飯、沐浴的時間，還有多少時間可以睡覺？身體狀況好的，也許能睡上五、六個小時；身體狀況差的，可能尚未入眠，馬上又得起床上工。試問，這樣的法條，不是「修惡」是什麼？

行政院一再辯稱，這一條僅適用於「輪班制」企業，且以十一小時為原則，八小時為例外，必須申請報准，所以不會濫用。但是，先不問這類輪班制企業有多麼重要，但一個國家的勞動基準法令連讓工人休息睡足八小時的保障都沒有，不自覺可恥嗎？

再怎麼野蠻，這一條不能過。再怎麼傲慢，也要會道歉。

陸委會為此強烈抗議，陸方卻「已讀不回」；馬政府時期還能協商陸方不啟用此一敏感航路，但往事已成雲煙。連日來各方民航機頻繁逼近，乃至穿越海峽中線，未來勢將如中共軍機「繞島巡航」一樣成為「新常態」。蔡英文說要維持現狀，但現狀不斷遷移，已非她所願。

去年中共十九大，習近平除強烈反獨，也再度確立「和平統一」路線。蔡英文清楚習近平的紅線，也知道自己的底線，因此她相信：只要自己堅守在兩岸關係上「不會暴走」的保證，習近平就不會武力犯台。蔡英文是根據這個「理性預期」，以「不卑不亢，穩住兩岸，走向國際」為己任，為台灣尋找新出路。

但在當前國際權力結構、區域情勢與兩岸實力對比的條件下，習近平顯然也有充分的理由相信蔡英文「不會暴走」，因此不必讓兩岸關係「地動山搖」。但對北京而言，台灣不回到「一個中國」或「九二共識」的軌道，「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就不可能實現。因此，以系統性的行動壓縮台灣的生存與安全空間，形成台海「新常態」，製造兩岸「新現狀」，也在習近平的理性計算範圍內。但習近平仍必須算算，台灣無法生存，兩岸同胞豈可能「心靈契合」？

當「新常態」威脅日甚，「新現狀」不斷崩塌，蔡英文要如何帶領台灣，達成「不卑不亢，穩住兩岸，走向國際」的使命呢？

蔡英文年終的兩岸談話，先要向美國表態，再要說給中共聽，又要防藍綠拉扯過甚，因此強調善意與承諾不變，不對抗也不屈服，全係文青詞藻。蔡英文選在中科院與媒體茶敘大談兩岸關係，釋出善意；但她刻意表現的「不卑不亢」，反而顯得空洞虛矯，也容易被看破手腳。

蔡英文面對美國恭順逢迎，應對中共卑亢失據，正顯示她想要「穩住兩岸」而不可得。其實，蔡英文拒填北京那張舊答卷，反要求北京回答她的新問卷，即注定了兩岸僵局無法逆轉。如今，區域的權力格局已讓美日韓紛紛轉向，台海的實力差距拉大，蔡英文又如何穩住兩岸情勢？

在一個變動的世界中，蔡英文以為可以「以不變應萬變」，以為不踩紅線即可穩住局面，完全是一廂情願的想法。蔡英文想以時間換取空間，但時間不在她那一方，而習近平似乎更想在戰略定力與耐力上較量。中共不必動武，只需壓縮台灣經濟、軍事與國際空間，即可達到「弱台」的目的，這是基於國際環境與兩岸情況的務實評估。

蔡英文相信穩住兩岸，就可以從容走向國際，找到台灣的新出路，新南向則是最重要的方向。在無法對抗中國大陸一帶一路的情勢下，川普與安倍唱和的「自由印太」戰略，適時提供了浮海之桴。但是，看看總統府「新南向辦公室」不知所云的「功成身退」，蔡英文又指示國安會和行政院成立兩個莫名所以的「新南向小組」，連新南向大腦中樞都如此紊亂，台灣出路何在？當日本也向一帶一路靠攏，台灣浮海何所乘？

民進黨挾年輕世代的震撼重掌政權，但蔡政府上任後大搞政治鬥爭，罔顧經濟民生，棄斷兩岸聯結，其結果卻可能驅趕一世代的年輕人西進大陸謀取出路。當年輕人紛紛用腳投票，蔡英文能說是個理性的決策者嗎？當她的「新南向」小算盤，碰上習近平的軍機及民航機加緊繞台壓境，她的勝算何在？

其實，早在2010年稅捐稽徵法已增訂諸多保護納稅人權利的規定，若有保障納稅人不足之處只需增訂條款即可，卻另訂「專法」反而耽誤了時程，也讓納稅人不知所從。而將保障對象稱為納稅者，顯係參照「消費者保護法」取名，卻像外來語，更與社會習慣的「納稅人」稱呼扞格，這些都是立法過程中美中不足的地方。

納保法特色之一為約束政府不得對納稅者及受扶養親屬基本生活所需之費用課稅，而參照主計總處公布最近一年國人可支配所得中位數60％定之，因此扶養親屬越多者可享更多的減稅利益，形式上有顧及保障人民之生存權及人性尊嚴。然而目前所得稅制的免稅額、扣除額都考量基本生活保障，也有成本、費用的減除，而且隨物價指數連動，因此本條款的實質效益恐怕有限。

其次，稅捐稽徵機關以任務編組方式指定專人為納稅者權利保護官（簡稱納保官），應主動提供納稅者妥適必要之協助，包括稅捐爭議的溝通與協調，受理申訴或陳情並提出改善建議，提供行政救濟必要的諮詢與協助，提出工作成果報告等，看似立意良善，但和消費者保護官係由各級政府就符合資格者遴用相比，納保官是由稅捐機關指派的內部人員擔任，自始即面臨如何堅守客觀、超然、獨立立場的兩難。

設若納保官已盡力協助納稅人，結果卻對納稅人不利，必然遭致納稅人認為納保官「球員兼裁判」的批判。而設若納保官積極幫納稅人爭取權利而有豐富之「成果」，如何避免遭到稅捐機關之主管認為指派的屬下胳臂往外彎，而在評比考績時給予扣分？財政部可能需要參考消保官的任用辦法，增聘外部的稅務、會計或法律專業人士擔任納保官，才可能袪除各界疑慮，真正落實納保效益。

至於設置納稅者權利保護諮詢會，負責納保法之政策及措施的研擬，執行結果檢討、教育宣導、協調各機關間有關納保事宜以及檢討租稅優惠及應公開資訊之執行情形等，恐怕需要廣納多元人才，至少涵蓋財政、稅務、會計、法律等專業人士，才能真正保障納稅人權利。

值得重視的是，為簡化救濟程序，避免課稅關係久懸未決，納稅人不服課稅處分、復查或訴願決定提出行政爭訟之案件，其課稅處分、復查或訴願決定自本法施行後因違法而受法院撤銷或變更，自法院作成撤銷或變更裁判之日起逾15年未能確定其應納稅額者，不得再行核課。表面上好像可以減少過去「萬年稅單」的爭議，但是期限仍然長達15年之久，就保障納稅人權利而言，未來有必要修法予以縮短。

至於成立專業法庭，目前司法院核發稅務專業法官證明書以三年內曾審理稅務訴訟案件40件做為條件，致62位現任法官的申請全數通過。然而過去租稅的行政訴訟案件，納稅人敗訴率高達九成以上，民眾都認為是「法官不懂稅」的結果。目前大多數行政法院法官的財稅專業素養欠缺，同一批法官未來又繼續承審稅務訟案，顯然徒有專業法庭之名，而無專業法官之實，實在令人懷疑行政訴訟的關鍵階段能有專業能力保障納稅人。因此，建議司法院應當向財政部學習，公布承審法官的專業能力，並增用專業人才。

去年十二月廿九日聯合新聞網上有一篇報導，詳細比較了我國和其他國家薪資。人民當然希望薪資越高越好，但又希望物價越低越好，這當然不可能，所以就有一個算法，就是薪資和物價的比。這個比應該是越大越好。

以紐約薪資為一百計算，瑞士蘇黎世是一三一點三，台北是卅五點一；以紐約的物價指數為一百計算，瑞士的蘇黎世是一○八點七，台北是六十七點三。薪資物價比，瑞士的蘇黎世是一點二三，台北是零點五二，韓國首爾是零點五八，高過了我們；上海零點二八，北京零點二二，遠低於我們。最值得我們注意的，不是韓國和中國，而是瑞士。瑞士的蘇黎世和日內瓦在這種評比上都是特別高，遙遙領先其他城市。雖然城市並不代表國家，但是多少與國家人民的幸福有關。

為什麼瑞士如此厲害？可以從另外一個數字看出來。瑞士在二○一一年出口到美國的貨物價值一三○億美金，美國出口到瑞士的貨物價值一二○億美金。但是瑞士只有八三四萬人，而美國人口是三點二億。我們只有嘆口氣說，瑞士是極有競爭力的。

但是瑞士並沒有什麼像賈伯斯、祖克柏這種人，因此也就沒有蘋果或臉書這種玩意兒。對國人來講，瑞士的產品只有勞力士錶，其實瑞士有兩家世界級大藥廠：羅氏和諾華，最不為國人所知的是瑞士的精密機械。瑞士並沒有出產大量的工具機，但是出產了世界上很多頂級的工具機。單單以餅乾包裝機為例，瑞士就有這種非常特別的公司，幾百年來沒有人能夠趕得上。我國很多工廠需要極精密的工具機，往往發現只有瑞士有這種機器。

瑞士沒有什麼自然資源，人口又少，境內多山，但是一直有高收入，瑞士法郎也一直穩定。瑞士是一個擁有長久歷史的工業國家，諾華藥廠成立於一七五八年。瑞士並不在消費型產品上著力，而是在工業產品上著力，這是我們該學習的地方。

瑞士之所以能夠製造出這麼多價值連城的工業產品，是因為工業基礎非常之好。可以說瑞士是一個很紮實的國家，絕對不會好高騖遠，也不會講究時尚，而是一個精益求精的國家。要做出非常高附加價值的工業產品，工程師一定要有非常好的學問和長久累積的經驗。因為瑞士的工程師有相當好的經驗，因此工業基礎技術也就非常好。

我們應該學習瑞士，要使國人的薪資大幅度的提高不是一件簡單的事，也不是任何一個政黨能夠做得到的，而是要靠整個國家社會重視工業的發展。但是又絕對不可以空喊口號，而要腳踏實地的在基本技術上下苦功。大家不妨想想看，瑞士是不是一個從來不提出什麼口號的國家，但是若要買最精密的工具機，他們卻又可以提供。

管理大師彼得杜拉克一九九六年曾預言：「卅年後，大型大學都將成為歷史遺跡，很難存活。」直指高教機構面臨網路革命與顛覆式創新之營運困境，亟需突破轉型。台大校長當選人管中閔院士日前則宣示：他當選將是「台大與高教變革的起點」。

今天台灣社會正面臨各種困境與挑戰，需要高教學府提出解方。問題的關鍵是，儘管大學所傳授的科學邏輯與學理推論是不變的，惟當前的現實背景與過往相對發展平穩的情況，已截然不同！

當前「顛覆性創新」的新科技與新知識，不斷衝擊著各傳統領域。不但對學生們是全新的課題，對於老師們也是全然嶄新的，例如行動革命、數據革命、人工智慧、３Ｄ列印、區塊鏈加密貨幣等，都是典範移轉的新課題。在此情況下，大學教師如何教育學生？如何有效能且有效率地做到諾貝爾經濟獎大師海耶克所強調的群體學習？甚至讓學生們學會「自主學習」？誠是高教師生所共同面臨的最大挑戰！

更重要的是，高等人才除了有思想之外，還要會思想。而當今「會思想」實比「有思想」更重要！

因為有思想代表的是你過去知識與經驗的累積，好的一面是有雄厚的基礎可以更上層樓，壞的一面是可能反而羈絆了你的創新思維而框束了典範移轉。所謂顛覆式創新的核心價值就是，所有新技術、新營運模式，甚至新學說，一旦被發明或提出的那時起，都等著被超越、被推翻、被顛覆。過去學的東西可能都要全部打掉、重新修練！

在此情況下，培養學生們的思考能力，以及挑戰老師所教導方式與內容，就成為創新或守舊的標竿。大學生要有獨立性思考的能力；碩士生除了獨立思考外，更要有批判性思考的能力；博士生則除了獨立思考與批判思考外，還要有創造性思考與策略性思考的能力。在這過程中，大學教師成為非常重要的教練，以及新知識的共同學習者。

易言之，今天師生們一起學習問問題，可能比會解答問題還更重要！學習「問對問題、問有意義的問題」，這正是群體學習與自主學習的關鍵核心能力。

當前高等教育的核心價值在於創意創新與創業，「要行動要開始才會變得厲害」，而不是等到變得厲害才開始行動！老師必須激勵同學們不要怕失敗，怕自己還不夠厲害。要帶領同學們在校期間就要不斷參與各種實習、各界競賽或產學合作計畫，落實「做中學」，不斷從失敗中記取經驗，蓄積未來真正成功的動能。也就是說，「練習」比學習更為重要！

對於管中閔當選台大校長，行政院前院長張善政說得好，台大校長需要扮演跨域、整合、連結新興科技與商業模式的「平台」角色，我們期許管中閔完善此一重責大任！

人稱「管爺」的國發會前主委管中閔當選台大新校長，二月走馬上任，成為卅多年來首位非台大畢業的台大校長。管中閔前天選後「初登場」，公開暢談未來治校理念，但管爺能否管得住台大「爺們」？

台大校長產生過程主要分兩階段，先由校務會議針對候選人推薦投票，候選人須獲得一七三席代表中三分之一人的推薦，才能進入下階段，由遴選委員會投票選出人選。

管爺最終雖在由校內外、官方人士組成的遴選委員會中獲勝，卻也在校務會議投票中拿到不少不推薦票。根據開票規則，候選人只要獲五十八張推薦票後就不再進行開票程序，無法確知每名候選人實際得到多少校內贊成和反對票，但若就已開出的票數，管中閔拿到六十一張不推薦票，顯見校內有一定的「反管」勢力。

再者，管中閔雖受聘台大財金系講座教授，但遭部分反對聲浪指「非純血統」，連管中閔自己也深知挑戰，前天在公開記者會上不僅笑稱，得知當選時，剛動完眼部手術的他嚇到「眼珠子快掉出來」，也坦言台大人確有一股很強的認同意識，「當初曾因此不想選」。

台大校內派系林立眾所皆知，出身管理學院的管中閔如何「調停」校內有限資源的分配，是一大難題；政治力在台大檯面下的影響從沒少過，他在馬政府任職的背景，未來勢必將遭質疑；台大創校九十年，校內有影響力的學術大老、爺們更是不少。管中閔的「安內」挑戰，恐比對外衝國際排名或發展亞洲旗艦的難度還高。

也難怪他還沒正式上任，已在積極「消毒」。在當選當晚的聲明中，宣布即起退出所有政黨活動；前天記者會上笑稱，說不定民進黨執政的教育部三票指定遴選委員也投他；還說未來自己「不當雲端校長」，會極力做好與各界溝通。

個人色彩鮮明的管中閔，任官時是孤傲大砲，返回校園後卻「接地氣」的廣受台大學生歡迎，也有不少人認為，誰說台大校長非要台大出身，此刻台大正需要霸氣的人來徹底變革。

從壞學生到最年輕的中研院士，從學者到任官，再到「非純血統」獲選台灣高教龍頭校長，管爺的前半段人生翻轉過不少次自己，也惹來不少爭議。未來能否翻轉台大，甚至進而帶動國內高教創新、走出活路，外界高度期待，也放大檢視。

儘管二○一八年全球景氣看好，看衰大學的新聞卻接連不斷，連一些美國大學都因少子化及國際生減少而開始緊縮。台灣的問題比美國嚴重得多，低出生率名列世界前茅，台灣的大學最近幾年才開始認真國際招生，比美國大學起步晚太多，又不諳英語教學，招外籍生特別辛苦。

美國大學的對策是刪減預算及解聘教師，台灣私立大學也不免如此，雖然公立大學受的影響較少，但多年的度小月，預算規模不變，計入通貨膨脹後，高教實質的投入其實是遞減的。韓國跟我們的情形卻很不一樣，首爾大學的學雜費在二○○四年時大致是六萬五千元台幣，私立的成均館大學是十二萬元台幣，當時台灣公立大學的學雜費平均是五萬九千元台幣，私立大學平均是十萬七千元；韓國首爾大學的學雜費現在約十八萬元台幣，私立成均館大學是廿五萬元，相形之下，這麼多年來，台灣的學雜費幾乎沒漲，跟十三年前差不多。

二○○四年韓國的人均所得是一萬四千元美元，與台灣幾乎一模一樣，到了二○一六年，韓國的人均所得是二萬七千五百元美金，台灣卻已落後韓國，僅二萬二千元美金左右。十三年來，韓國的國民所得成長了一倍，公立大學學費卻漲了將近三倍，台灣的所得提高了六十％，學費卻聞風不動。一般來說，韓國大學的國際聲望已比台灣的大學高，如果有機會訪問韓國大學，你會發現韓國大學的軟硬體設施比台灣的大學好得多。

資源緊峭迫使台灣的大學愈來愈依賴政府的財源，今年的高教深耕競爭型計畫讓各大學人仰馬翻，大家都不敢掉以輕心，就是因為審查結果會決定分配到多少資源，韓國的例子顯示，台灣不可能在這種資源狀態下與韓國競爭。高教深耕計畫的總金額不到兩百億，台灣的大學學生人數是卅萬左右，假設平均分配（當然不可能），每個學生將分配到六萬六千元，大概是公立大學的學費金額，私立大學學費的一半，而同時韓國也以每年一兩百億以上的競爭型經費資助大學，所以，台灣如果持續走下去這條路，將永遠落後韓國，而且狀況只會愈來愈差。

其實如果我們願意讓學費先漲一倍，儘管還是不如韓國，大學教育的投資將會顯著改善。以台灣大學為例，三萬兩千名學生將帶來十七億以上的學費收入，將造成全面性的提升教育品質，不像教育部的競爭型計畫，通常是特定計畫目的性的支出，並不是全體學生受益，而且學費增加是種穩定性的教育投資，沒有競爭型計畫的不確定性。

有人說，台灣的大學抱怨學費太低，但每年不都過得去嗎？是的，我們可以五十塊吃個便當，也可以一百塊吃碗麵，但是食物品質絕對不一樣。韓國十幾年前國民所得比台灣低，現在已大幅超前，我無法斷言韓國對大學的投資增加是造成超前的主因，但是世界各國都重視高等教育的投資卻是事實，我們能掉以輕心嗎？

調漲學雜費是大學的舊願望，如果能趁新年再許一次，我們盼望台灣民眾能體認學費過低這個狀況的嚴重性，應當討論的是如何讓弱勢學生也能有公平合理的求學機會，但不應當再拒絕合理調漲學費了。

（作者為政治大學校長）

為了因應對岸片面開航Ｍ503等航道，蔡總統特於周日召集國安部會首長研議，並於會後發布新聞稿。值得注意的是，在稱呼對岸時，該稿中罕見的出現了五次「中國」，而「中國大陸」只出現一次。

在過去，為了展現善意，蔡總統多以中性的「中國大陸」稱呼對岸。這次罕見的在不到一千字的新聞稿中，五次稱呼對岸為「中國」，看來她的耐性似已不再。

此外，之前僅有國安單位與陸委會以片面破壞或改變現狀抨擊開航事件；但是總統府的新聞稿中，亦以相同說詞指控對岸。此舉，等於拉高對抗層級，由總統親自出面譴責對岸。

蔡總統為何會有如此轉變，外界不得而知。或許她私下已與美國政府，甚至川普取得某種默契亦未可知。畢竟大陸在制裁北韓上，不只力有未逮，甚至暗中網開一面。

不過蔡政府雖轉趨強硬，但應不致於與北京攤牌，否則新聞稿中不會重申願意共同解決問題，並依二○一五年之共識，由雙方展開技術性協商以解決飛安等問題。

今年才剛開始，兩岸即已針鋒相對。年底又有選舉，蔡政府更不可能示弱。準此，在可預見的未來，兩岸關係或許只會更顛簸，民眾可得做好心理準備。

最近媒體報導的幾個涉及兩岸政績與民心相關的訊息，顯示出台灣人民對兩岸治理模式認知與國家認同已開始出現變化，值得留意。

首先是元旦在金門模範街兩旁，迎風出現整排中華民國和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旗幟，這是前所未見對台灣當局的大膽創新挑戰。其實近年來台灣街頭經常同時出現四種不同政治主張旗幟的畫面，除了中華民國國旗之外，還有民進黨台獨的綠色旗幟、中國大陸的紅色五星旗和台灣民政府的美日星條太陽旗，已是見怪不怪。

但這些立場完全不同的旗幟，總是以對立謾罵攻擊排他的政治訴求出現。這些旗幟不但掩蓋了中華民國憲法下的青天白日滿地紅國旗，更凸顯台灣人民對國家認同的混亂與尖銳對立。試問，在這種畫面下成長的台灣年輕世代，如何選擇他對「國家」的認同？但是當街道上五星旗數量逐漸增多時，也隱含著台灣人民對國家認同正悄悄向大陸傾斜，勢將影響兩岸關係的發展。

在這種氛圍下，司法治安單位卻高舉《國家安全法》，偵辦新黨青年軍王炳忠等涉嫌發展共諜組織案，而無視於同樣違憲的政黨團體組織旗幟之存在。其實，一群有組織的群眾揮舞著違憲旗幟，這不是為「外國」「發展組織」，什麼才是為「外國」「發展組織」？反過來說，台灣年輕人為何會有不同的國家認同？事實上，中國大陸近年的經濟成就，已吸引了許多台灣年輕人登陸升學就業，如果台灣錢還是淹腳目，又有誰願意到大陸當「台勞」？

最近台灣民意基金會對兩岸領導人好感度的調查結果，更呈現出台灣人對兩岸治理認同在變動中。問卷結果，在好感度上，小英分數為四六．九四分，習近平獲得五一．五二分，略勝蔡英文。另外，近期一份哈佛大學甘迺迪政府學院阿什中心與北京的零點調查公司合作調查中國公民對自己政府態度，高達九十二．八%的人表示對中央政府滿意，對習近平反腐工作尤其滿意。這兩份民調相當程度說明了兩岸政績競爭的高下。

中國大陸改革開放四十年來，經濟快速發展，人民生活改善。中國已經走出兩百年來積弱不振、外敵欺凌的歷史噩夢，且即將邁向脫貧強國之路；反觀台灣近廿多年來，則是政黨內鬥不斷，族群對立內耗，經濟發展從龍頭變龍尾，當前許多系列政策被稱為台灣版的文化大革命，結果只見到多年來廿二Ｋ「維持現狀不變」。當施政只為僵固的政黨意識權力鬥爭，無視人們的生存權益，自然會被人民看破手腳。

當台灣的民調顯示台灣領導人的好感度輸給大陸的領導人時，絕不可用白色恐怖遮掩輸人的政績。

自從兆豐洗錢案、樂陞假收購案爆發之後，相關單位指向要追究獨立董事責任，引爆了台灣企業獨董的離職潮。過去很多人認為擔任獨董是一種榮耀或酬庸，現在發現這是要負相當責任，在「錢少、事多、離法院近」的情況下，愈來愈多獨董掛冠求去。

從公司治理角度而言，獨董對職責的覺醒是一件好事，有助於讓公司可以找到真正願意盡責的獨立董事，參與公司的經營與成長。但是從另一個層面來看，獨董似乎被賦予了唯一的責任及過多的期待，只要公司有問題，獨董就要負完全責任。事實上，除了獨立董事之外，還有一股監督的力量不應被忽視，那就是內部的「稽核」及「管控」。比起一年僅召開四到六次的董事會，內稽內控比獨立董事更能掌握公司的現況，對強化並落實公司治理可起積極正面的效應。

雖然目前所有上市上櫃公司都有內部稽核，其主管也會在董事會上向董監事做例行的報告。然而就我個人過往的經驗來看，這些稽核報告常常流於形式，甚至充斥著一些雞毛蒜皮的小事，糾察行政程序上的缺失。同時，大部分的稽核人員資歷不深、人力不足，使得公司的內稽內控往往流於形式，不能發揮應有的功能。

真正的稽核，不在於抓小弊，而是要全方位參與及監督公司的營運。對於公司各部門包括財務、業務、生產、行銷等計劃，均需深入了解，偵測可能風險，並做好防弊的預防措施。同時對於公司的營運目標及各項投資，稽核也要評估其效益，同時檢查其成效，以對董事會負責。尤有甚者，稽核還可透過專業評估，協助改善或提升公司的營運績效，並達興利之目標。因此國外許多稽核人員，都由各部門資深專業人士擔任，被賦予實質權力，並在適當的時候加以輪調，才能與營運團隊相輔相成，扮演一個Check and Balance的作用。當兩者有不同意見時，提交董事會評估。這樣「防弊、興利」雙管齊下，才能為公司創造更多的效益，這也才是稽核最有價值之所在。

這幾年台灣已漸體認公司治理的重要，金管會制訂的「公開發行公司建立內部控制制度處理準則」也明訂內部稽核的目的、職權及責任。只是在觀念的推廣及執行的成效上需要更加落實，讓內部稽核能分擔獨立董事的責任，兩者共同合作，邁向更完善的公司治理。

故宮南院開幕滿兩年，猶如邯鄲學步在前進中摸索經營策略與定位。除規畫提升參觀人潮外，也計畫透過新建國寶館力挽退燒狂瀾。

縱觀眾多全球具影響力的博物館，從建築特色、具知名度與價值性的經典典藏文物、獨特定位到行銷策略等，均需全部到位，才能成功。這些夯遊博物館的策略頗值得故宮南院思考：

一、內容是關鍵，展品是王道：故宮南院的定位應明確化，建立鮮明的獨特性，才能持續吸引人參觀者。並應進行跨域合作，如與國內外觀光業者及文化館舍形成聯盟，或根據展題與相關社團合作，以創意行銷方式結合遊程，主動行銷出去，而不是等待人上門。

二、建築藝術化：現代博物館的建築也是藝術品的一部分，如修建後的羅浮宮和去年剛啟用的新阿布達比羅浮宮、畢爾包美術館、古根漢美術館和日本美秀美術館等均是。故宮南院擬新建國寶館，也應考慮把建築設計當成藝術品，增添造訪的附加價值。

三、體驗、互動的趣味經濟：注重觀眾的體驗感受，「為觀眾服務」是博物館的新趨勢，如何讓人輕鬆接觸或感受藝術猶如生活日常的一部分，是近年來各博物館積極努力的方向。如荷蘭在每年十一月的第一個周六，阿姆斯特丹市區各家博物館聯盟串連舉行的「博物館之夜」，讓博物館搖身一變身為和藝術品相融合的夜店體驗，以及全球受《博物館驚魂夜》電影影響而興起的夜宿博物館風潮，均是落實體驗、互動與趣味可取法之處。

四、藝術與科技的跨界結合：數位科技的進步神速，全球有許多博物館刻正應用擴充實境（ＡＲ）、虛擬實境（ＶＲ）或３Ｄ投／電影技術，為我們打開了一個更為廣闊的視野，這些科技力量像面具有魔力的鏡子，映射出創新、創造、虛擬、互動交織的新創作，賦予了藝術世界裡豐富的寶藏新生命。

如明年即將在巴黎開幕的數位藝術中心—光線工坊，預計以奧地利知名畫家克林姆的畫作為主題，用長達卅分鐘３Ｄ投影的視聽盛宴，來吸引觀眾眼球。前年筆者即建議結合科技的發展，如ＡＲ、ＶＲ、３Ｄ或４Ｄ電影等科技應用，讓故宮文物更活潑地呈現或導覽。

五、群聚發展：目前故宮南院矗立在嘉義平原上有些形單影隻，但若能以作為重量級博物館的份量為號召，發展成藝文特區並聚集藝文和產業文化館舍，將更具吸引力。就如同阿布達比羅浮宮上的沙迪雅島將有三座博物館，阿聯酋意圖以群聚效應發展文化觀光產業，同時透過文化重塑國家形象與轉型。

許多成功、具影響力或新興博物館的策略，指引美麗的蛻變，他山之石可以攻錯，我們已無等待的理由，故宮等博物館更需大步轉型，才能擺脫包袱與憂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