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灣觀光產業變成「觀光慘業」，各大景點人潮銳減，災情更蔓延到夜市，連小吃店都在苦撐待變。很多人直覺反應是因陸客減少，官方也藉機宣傳「單一依靠陸客非常危險」。最諷刺是交通部長賀陳旦的說法，稱陸客來台人數「只是參考」，台灣旅遊體質正在調整云云，彷彿業者的苦難於官員心中也「只是參考」。

逢甲夜市一雞排攤老闆獨排眾議，認為陸客減少不是主因，最大關鍵是「國民消費力變差了」，因為台灣經濟景況不好。這句話本屬常識，幾乎各行各業都察覺景氣不佳，但因股市繼續向上衝，榮景假象暫時遮掩了泡沫化的疑慮。

台灣的經濟隱憂，可能比想像更嚴重，已有學者陸續提出警示。證據一是外資及國內投資不振，還要靠政府搞「前瞻建設」撐場面。證據二是政府稅收結構變化，稅負主要來源的綜所稅、營所稅持續衰退，貨物稅和營業稅減少更證明民間消費不振。

換言之，「老百姓不敢花錢」，既是景氣不佳的後果，也是進一步惡化景氣的成因。這不僅是經濟現象，還摻雜了政治因素和社會心理因素。年輕人對前途不樂觀；勞基法一再修法讓勞資雙方都擔心；曾被視為「爽退族」的公教人員現在人人自危，期待過「黃金退休」歲月的人開始出現危機意識。

民間不敢消費，是經濟泡沫化的重大指標。但區區雞排攤老闆的告白，只怕經濟部、交通部、國發會…諸官員誰也聽不進去。

「刀刀見骨」四字最近頻頻出現在媒體版面，形容的不是朝野惡鬥，而是民進黨初選提名內爭之慘烈，尤以高雄、台南最為嚴重。在高雄，陳菊原屬意的接班人劉世芳已宣布退出戰局，但形勢並未因此轉趨明朗，反而出現新的合縱連橫廝殺。在台南，則是民調領先的黃偉哲遭到人圍攻，李俊毅緊咬他與「黑金」聯手，顏純左則導演地方黨員要求黨部開除黃偉哲、陳亭妃等戲碼，花招百出，讓人目不暇給。

民進黨靠鬥爭起家，素有狼性，民眾已司空見慣。但是，在民主國家的政黨中，像民進黨這樣內部派系林立，且各為派系利益相持不下的，卻極罕見。說穿了，台灣特殊的政治環境，導致民進黨在轉型為民主政黨的過程中遺漏了必要的進化，狼性基因持續壯大。直至今日，蔡英文表面上以總統之尊被黨奉為「共主」，但骨子裡，許多民進黨人仍視她為「外人」。在用人上，蔡英文不時受派系裹脅；在決策上，又經常必須向獨派低頭，導致她施政不時偏離章法，這也是國家發展的一大噩夢。

民進黨派系的存在，原本具有內部競爭、路線辯論的意味；在早期的發展中，多少具有正面作用。然而，在第一次政黨輪替後，不同路線的派系則因政治利益的分派與實力的消長，變成了以鞏固「頭人」為取向的山頭主義，所以充滿扁系、謝系、蘇系、游系這樣的旗號，並隨著人的起落而互有消長變化。如此窄化發展的結果，便只剩下派系利益的爭奪，而失去了路線角力或政治平衡的意義。包括蔡英文，也只落得領導一個小小的「英派」，當然不時受到其他派系的掣肘。

這次民進黨在高雄與台南的初選如此激烈，主要原因，是兩市原任市長──陳菊和賴清德無法順利交棒給新系的同志，使得派系廝殺搬上枱面。「交棒」這樣的想法，在民主時代其實是說不通的；只有選民才能決定誰將成為他們的市長，而不是由現任者指定繼承人。而陳菊選在此際出版《花媽心內話》一書，劍指謝系，為劉世芳護航，讓人意外。陳菊抖出當年謝系人馬在背後暗算的往事，確實讓人們領教了民進黨派系內鬥的險惡；但陳菊身為美麗島受刑人及民進黨創黨元老，仍深陷派系鬥爭迷思，其民主視野未免讓人失望。事實上，這也反映了民進黨的問政思維之狹隘。

在「派比黨大」的思維下，內爭就成為必然；在民進黨執政的形勢下，任何權位即成了必爭。賴清德坐上閣揆寶座，靠著新潮流系集體力捧的因素，要大於他個人的經歷。陳金德能夠從高雄副市長推向中油董座，更前進到代理宜蘭縣長，也是同樣的原因。不難想像，蔡英文每天要面對那麼多不同派系的職位、工程、利益索求，必然是窮於應付；滿足了甲派，便可能得罪乙系。也正因為其他派系不滿新系已拿下太多要職，因此對南二都初選拒絕再讓，更不惜用盡手段抹黑。

「派比黨大」的私念推一步，民進黨執政就出現了「黨比國大」的現象：公然把國家的資源和權位當成黨內分贓的籌碼，甚至不惜削弱國家，也要滿足黨的利益。蔡英文上任後，從未以「全民總統」自許，其施政也從未以全民利益為著眼。例如，她的用人充滿黨派色彩，內閣鮮少有超乎藍綠的賢德之士；她除對國民黨發動猛烈的打擊，更對許多公共性社團展開討伐；她派出親信之人，將公權力機構變成逞政治企圖的地方。公視、華視變成民視附庸的「台獨三台」，水利會變成官派，陳師孟當上監委，這些發展未必是她原意，卻是她妥協派系的後果。

我們擔心的，不是民進黨「派比黨大」的問題，而是它「黨比國大」的私心。以蔡政府揮霍公帑和修法自肥的速度，台灣很快會被它掏空了，有人卻還以為那就是轉型正義。

一般認為投資之所以重要，是因它是GDP組成的一部分，有興盛的投資自可帶來經濟成長動能。然而，正因台灣必須由要素驅動走向創新驅動的經濟成長，投資也不能只問數字與解決要素缺乏問題，因為要素驅動的投資很難改變生產模式，也因而很難擺脫經濟成長率低於全球平均或低於亞鄰競爭對手的困境，因此，未來的投資促進必須更重視創新導向與目標導向。對此，日本政府近期採取的策略實有值得借鏡之處。

日本安倍政府自2013年起推動的「安倍三箭」已獲得若干成效，但四年多來仍面對經濟動能不足的問題。此一問題與我國類似--除了供給面的產業生產力未能明顯提升外，需求面也未能創造新形態的市場需求。為此，日本政府去年中再發布「未來投資戰略」，不但用以延續「2016日本再興戰略」的第三支箭，也為因應第四次產業創新革命的挑戰，更為進一步實現「超智慧社會」(Society 5.0)的願景。

日本「未來投資戰略」的目標包含延長健康壽命、移動創新革命、供應鏈體系的轉型升級、結合智慧科技的基礎設施、金融科技等大項，目標導向非常明確。為了有效達成目標，日本政府擬定了兩大基盤準備，首先是共通基礎建設，包含強化資料數據運用的基礎與法規、提升教育與人力資源素質、建立創新創業的良性循環系統；其次是行政體系的改革創新，用以推動監理沙盒機制、建立電子化政府並簡化行政手續，以及推動公司治理改革。

日本政府向來也重視區域均衡發展與地方經濟，因此也希望「未來投資戰略」可以有效普及擴散，擬透過協助地方中小企業與服務業進行轉型、強化各地農林水產業的國際競爭力、發展各地觀光體育文創產業等作法，來構築地方經濟的良性循環體系。

除了明確的目標導向之外，日本政府向以規劃具體的執行內容與步驟見長，這也是值得台灣學習之處。例如，為了延長健康壽命，必須有效運用機器人、大數據及人工智慧等科技，發展利用新科技的照護模式與提供遠距醫療，以建構符合實際需求的健康管理及醫療照護體系。為達目標，就必須建立數據運用的基礎，因此規劃建置全國保健醫療資訊系統，整合個人健康、醫療、照護資料來建立大數據，也要建立醫療數據分析平台，這些均將於2020年正式運作。

相對於日本，台灣雖有傲視他國的完整健保醫療數據資料，卻仍陷於與個資保護拔河的觀念爭議中，亟待解決。

要論創新，研發投入必不可少。日本在「未來投資戰略」中擬定其國內的研發資金投入占GDP的比重到2020年時應達4%。日本為全球第三大經濟體，經濟規模甚大，GDP的4%不可小覷。台灣經濟規模遠較日本為小，研發資金投入占GDP的比重卻僅略大於3%，遠較日、韓為低，實有很大提升空間。更重要的是，研發支出已在GDP中列為投資的一部分，我們欲提振投資，除了重視實體投資外，無形但影響程度更大的研發活動理應更獲重視。

較之日本，我們一樣有推動生技醫療、智慧機械、新農業等項目的5+2產業創新計畫，一樣重視人工智慧、金融科技的發展，地方出身的行政院長賴清德也向來關注地方經濟。日本將這些目標具體與投資結合，成為投資的引領方向，這是重視「加速投資台灣」的政府最值得借鏡之處，畢竟，促進投資只是手段，真正的目的還是必須藉由創新的投資來帶動人民福祉的提高。

最近微軟宣布來台成立ＡＩ研發中心，隔天亞馬遜旗下的亞馬遜網路服務（ＡＷＳ）也宣布設立聯合創新中心。高科技大廠接連登台投資，這是非常好事情。

觀察兩家企業投資內涵，其實大不同。微軟ＡＩ研發中心以「ＡＩ前端科研」與「產業ＡＩ化」兩大策略雙管齊下，計畫在兩年內投資十億，建立百人研發中心團隊；並在五年內，招募培育超過兩百以上的ＡＩ研發團隊，聚焦ＡＩ技術研究及產業應用開發，包括SwiftKey中文智能輸入、使用者意圖認知（Audience IntentRecognition）、ＡＩ垂直產業應用等三大科研項目。本質上看是公司內部研發延伸。

反觀亞馬遜ＡＷＳ聯合創新中心，雖然一開始就說明不會直接投入資金，將專注扮演技術指導、雲端資源提供者跟雲端人才培育的角色，也就是將投入人力、技術及雲端資源，更值得台灣期待。因為ＡＷＳ是雲端運算服務市場領先者，在全球擁有數百萬活躍使用者，能提供的服務種類超過千種。ＡＷＳ的生態系統引入台灣，不僅能幫助新創業者快速驗證商業模式，節省創業初期的多項成本，對於台灣的中小企業而言，若能借助ＡＷＳ啟動、完成智慧轉型，帶來的效益更難以估計。

其實早在亞馬遜ＡＷＳ聯合創新中心成立之前，谷歌雲平台（ＧＣＰ）及微軟的新創火花 （BizSpark）計畫都已提供台灣新創業者雲端技術、工具支援、諮詢等服務，甚至有一定額度的免費試用或使用。但亞馬遜ＡＷＳ創新中心有大不同，除了新創企業，也很歡迎中小企業加入，且還能提供面對面服務，更加開放且全面服務。尤其電子商務出身的亞馬遜，對比其他高科技巨擘在科技上並沒有優勢，但其站在消費者的立場思考的中心思維，成為反敗為勝的關鍵。

在商言商，亞馬遜看重的也是台灣雲端運算市場商機，透過免費服務，幫助新創企業渡過創業初期的難關，協助傳統中小企業（製造業）智慧轉型，只要成功，未來這些業者都會是ＡＷＳ忠實的客戶。

對於台灣的新創與中小企業而言，有專家協助、提供最先進的雲端服務資源，不僅可省去許多人力投入，重要的是，能更快與市場結合。這是一個大好的禮物。

監察院是盲腸雞肋機關，已是無庸舉證的公知事實，然縱使是廢物院，在廢除前監察委員仍享有民膏俸祿、車馬衣裘，這種好康任誰能不心動？監委可以監察別人，自己恣意濫權時卻可不受監察，這種權力任誰能不心神蕩漾？

畢竟，「絕對的權力使人絕對的腐化」的事實，並沒有區分政治人物是什麼顏色，而有所不同。監委手握尚方寶劍，更可睥睨橫掃所有公務員，甚至司法官，視司法獨立於無物，公然點名特定案件，甚至出言恫嚇，也不奇怪；但這猖狂的發言行徑，總讓我想起東條英機。

日本在大正時期，實行普選，民主法治觀念也很盛行，卻突然走向軍國主義對外發動戰爭，除了受歐洲各國軍備競賽鼓動外，東條英機以一軍事大臣卻能透過其所成立的「翼賛政治體制協議會」（簡稱「翼賛會」）操作選舉，也是關鍵。其在上任前的眾議院普選過程中，以不正手法讓主張「和平、反軍」的候選人落選，該次選舉因而被稱為「翼賛選舉」，選後，落選者紛紛向法院提起「選舉無效訴訟」。

當時戰爭開打，依當時「普選法」規定，選舉訴訟採「一級一審制」。大審院受理案件後要自為調查，收到鹿兒島選區落選人富吉榮二所提選舉無效案件的吉田久判事（當時大審院民事第三部部長），於收到訴狀後非常苦惱，因為戰爭已熾，要請鹿兒島的證人到東京開庭根本強人所難。

他最後決定寫下遺書、交代好家人後事，率領其他同庭四名法官，出差到鹿兒島現地去就訊證人，正是因為抱著這種必死的覺悟出發，開始受到輿論的聲援（這判決被後世稱為「氣骨的判決」）。許多法官認為縱使是在戰爭中，法院也不應該受到社會情勢的影響，更不該與軍部同調，為敲響司法警鐘。

為怕法院審理這些「翼賛選舉訴訟案件」對戰爭造成妨礙，東條英機首相在當年舉辦的「全國司法長官會議」上，發表露骨演說：「向來，政府尊重司法權之獨立行使不落人後，但是，『沒有（戰爭）的勝利，就沒有司法權的獨立』，如果法院不能辨明時局，還要執著於法文末節，及無益有害之慣習，若作出對戰爭的遂行有重大障礙的判決的話，政府為確保戰時治安，也不得不考慮採行緊急措施，這非政府所願，還請法官諸君務必注意！」

日本作家夏樹靜子在「裁判百年史物語」裡也提到這故事。我想，當時掌握著無上的軍權、挾天皇之名開戰，公然在全國司法長官會議上，以演說恫嚇全國法官的東條英機，當時狂妄、囂張、不可一世的程度，應該無人能出其右。當時他大概也不會想到，局勢會那麼快地逆轉，自己落到自殺未遂，最後被同盟國的東京軍事法庭以甲級戰犯審判後絞首而死的悽慘境地！

然而，軍人出身的東條英機，在恫嚇法官時，至少還知道要表面上顧忌著日本司法獨立的存在及重要性，對照今日台灣政治人物，怎能不讓人唏噓？

延燒多日的M503航路事件，民航局雖函令業者不得使用，然因屬國際民航組織ＩＣＡＯ公告之航路，陸續已有多家陸籍以及港航使用該航路。我國民航局更祭出不予通過中國東方航空以及廈門航空春節一七六班加班機之報復行動，看似有了面子，實則失去裡子。

航路與航權均屬國家主權之象徵，兩岸和諧時一切好商量，面對陸方挑釁之舉，民航局從無厘頭消極地透過航管電話抗議，到積極地不核准陸籍航空班機，勢必將面臨陸方的反制，輕則北京、上海、廣州及深圳等主要重鎮航點禁航，重則回到二○○八年前的冷戰時代，全面斷航。

以二○一七年春節加班機為例，雖有申請二六○班加班機，卻因紅眼以及供過於求等因素，實際執行率不到四成。此次民航局柿子挑軟的吃，挑往往先加班、後因需求不足的春節加班機實施不核准之行政手段，並未針對正班機處分作為，對陸籍航空可謂不痛不癢，有勇無謀，反倒成為麻煩製造者，後患無窮。兩岸航空協商大門恐將因此關閉，最後傷痕累累的反而為兩岸航線占總營收廿至卅％的國籍航空，試問意義何在？更遑論政府有心顧及真正重度使用兩岸航線的「台灣民眾」。

撇開政治與國安效應，貼近海峽中線南北向的M503航路與四條橫向的Ｗ航路，事實上大幅縮短兩岸航線距離，若於太平盛世，可嘉惠東南沿海廈門、福州往來台灣之航線。國安問題固然是隱憂，但以現代化戰爭而言，大陸對台灣只需進行南北出口封鎖，即可解決，若將兩岸航空運輸扣上國安大帽，似言重了！若真的有「攻台」或「反共」疑慮，亦可考慮同意Ｗ航路陸航西行，國籍業者東行之權宜作法。

兩岸問題實不宜扯民航運輸，近百萬台商回家之路迢迢，鉅額商業投資更可能一夕間化為烏有。當政府貿然採取M503航路報復手段，殊不知民間航空業者還在推動「大中華攜手飛」，實為極大之諷刺。

台灣已因陸客量大幅下滑，兩岸航空客運量衰退四十％，致使觀光收益銳減；M503航路問題須兩岸領導人須以智慧思考，宜解不宜結！

一句專打辦綠的法官，讓新任監委陳師孟迅速引爆話題，我在想：「這簡直是宣傳界的奇才啊！」

假如法官真有辦綠不辦藍情況，這是否坐實過去的一句話：「有錢判生，無錢判死呢？」現在，人民對法官的信賴早已在聲聲地恐龍判決中失去，而如今陳師孟監委又如此直接質疑皇后的貞操，試問，當我們看著法院前象徵公正的天秤時，人民還能相信法官的判決不會偷斤減兩嗎？

歌德曾說：「法律和禮貌是帶來安定的兩種力量。」在陳監委冒失發言中，他既失去了禮貌，又讓人民失去對法律的信任。一個人居然能同時讓台灣社會失去帶來安定的兩種力量，我認為陳監委不僅是宣傳界的奇才，更堪稱是破壞界的鬼才啊！

今年台日外交，應該是艱困的一年。去年底中國與日本外交有兩個突破性發展：首先，中日海上聯絡機制達成初步協議，困擾多年的絆腳石已搬開；再者，中國已要鬆綁日本核食進口。一旦中國開放日本食品管制，台灣將成為對日本食品最不友善國家，台日關係恐進入冰河期。

中日台三角關係中，一旦中日外交氣氛友好，台灣就會開始緊張，深怕日本在靠近中國時，會做出不利台灣的外交判斷。而判斷中日外交氣氛最重要指標：中日海上聯絡機制，去年底出現逆轉。

中日都宣稱擁有釣魚台主權，是中日外交最大障礙。但中日也希望避免在釣魚台附近海域發生擦槍走火，因此二○○七年當時的安倍首相與溫家寶總理同意協商，設立海上聯絡機制。經過十年漫長溝通，毫無進展，卻在去年十一月安倍與習近平在越南會談後，迅速有結果。日本共同社說，中日間一大「懸念」已緩和，兩國關係改善將加速。

今年巧是「中日和平友好條約」簽訂四十周年，在中日友好氣氛下，去年十二月安倍政權親中派大老，自民黨幹事長二階俊博直接到北京，拜訪管理食品進口的國家質量監督檢驗檢疫總局局長，中方當場表示要與日方組團隊，討論食品解禁。

中國反應，有現實考量。二○一一年福島核災後，韓國先禁止青森、福島等八縣部分水產品，然在一三年九月，採取更嚴厲全面禁止。日本要求韓國提出科學證據，韓國拿不出來，日本一五年向ＷＴＯ控告韓國。

去年十月，ＷＴＯ做出有利日本的初審結果，韓國不服提上訴。根據ＷＴＯ規範，上訴程序最多十五個月，也就是說最晚大概今年底，ＷＴＯ應會再度判決韓國敗訴，明年初韓國就會被迫開放。

韓國例子讓中國知道，如日本向ＷＴＯ控告中國，難看的會是中國。與其被迫開放，不如先主動展開談判，掌握更多主動權。

二階俊博跑一趟中國，就換得中國願意解禁食品，而安倍政權親台派大老，首相胞弟岸信夫來台多次，台灣對日本食品管制依舊鐵板一塊。

可預測今年日本外交圈內，當親中派和中國大跳華爾滋時，親台派只能站在一旁；如台灣利益被犧牲時，親台派恐怕也難大聲抗議。

攸關租稅改革的「所得稅法」部分條文修正三讀，對於最大的稅收漏洞，「富人稅改」、慈善捐贈及附帶權益等減免項目，也都隻字未提。民進黨日前在院會變更議程，將稅改相關法案表決逕付二讀，此舉程序粗暴。事實上，稅改關鍵就在於細節，但綠營卻處處避重就輕，只為選舉加碼，討好選民。

看稅制的不公義，勞工宛如寒蟬。就如新科監委陳師孟「辦綠不辦藍法官」引起輿論和法界撻伐。昨再度批法官「不學無術」是寒蟬。確實，寒蟬一詞出自《後漢書》形容遇到事情不敢直言的人；甚可形容當前蔡政府下台灣底層老百姓，遇薪貧低薪、不公義事噤若寒蟬！

忽視Justice（公平），沸沸揚揚的稅改、轉型正義本末倒置。南朝劉宋政治家范曄的「寒蟬」，被監委陳師孟囫圇吞棗，恐怕噩夢連連。底層布衣依然低薪惡性循環；公共政策、稅改的瑰麗文辭，百姓如何在惡劣夾縫中爬出一條活路？

稅改方案三讀通過，社會大眾關注點包括大幅調高標準扣除額、薪資、身心障礙及幼兒學前特別扣除額等，但還有兩項特別值得注意的重點：將個人持有股票的股利所得單獨分離課稅廿八％後，不再併入個人綜所稅合併其它十類所得課稅，以及將個人所得稅最高邊際稅率，由現行的四十五％降為四十％。

首先，股利所得分離課稅，股東個人未來雖不再享有股利所得減半扣抵當年度綜所稅減免優惠，但股利所得不併入個人其它十類所得合併申報個人所得稅，並適用累進稅率納稅，明顯牴觸了包括所得等直接稅目應集中不應分離課稅，並應依累進稅率原則課稅的租稅金律。

由此可知，此次稅改對富人有大利益，儘管大老闆的營所稅將會現行十七％調至廿％，但幅度不大，且企業法人與個人自然人兩者本來就是不同的課稅主體；蔡政府以提高薪資扣除額至廿萬、標準扣除額增加至十二萬等減稅小惠，掩護其為富人大減數億元的稅。

政府對高所得者課稅是天經地義，為何還要對例如年所得六百萬元以上的富人再給予類似「稅式支出」形式的薪資扣除額與標準扣除額呢？豈不是自相矛盾嗎？需要適用薪資扣除額與標準扣除額的對象，其實應限定年所得在一定金額以下者（例如兩百萬），才有意義；否則政府稅捐單位一方面對富人課稅，一方面又同意富人從申報所得中扣除薪資扣除額與標準扣除額，這樣不但不符合租稅垂直公平原則，更凸顯政府稅改的失能，再次證明股利所得分離課稅，若不是圖利富人，那什麼才是圖利富人？

經濟學家Hammar, et al. (2005) 等人研究發現，當人民對政府的公信力與信賴度下降，或是主觀認定國內租稅制度不公平時，大多數的納稅人會降低其租稅遵從率，也就是選擇節稅或避稅甚至逃稅，以彌補其主觀認為租稅制度不公平的相對被剝奪感，是誰正在扼殺台灣的租稅公平正義？是誰把馬政府時期好不容易補好的租稅破網又剪破？讓大量稅收再度流失，讓富人少繳數百千萬甚至上億的稅，對數百萬辛苦工作甚至過勞死又一毛稅都跑不掉的勞工公平嗎？請蔡政府再想想。

這次稅改將薪資所得及身心障礙特別扣除額提高到廿萬元，減輕平均月薪三萬元的低薪上班族負擔。

但很多自由文創工作者不是領薪資，而是領稿費、版稅、講演鐘點費收入，現有相關的代號９Ｂ免稅額，每年只有十八萬元，外加扣除卅％成本規定，也該一併檢討。

因為十八萬元加三成成本，只有廿三萬四千元，平均每個月不到兩萬元，比現有基本工資兩萬兩千元少！

既然台灣官方去年舉辦文化會議，聽取文創工作者意見，作政策規畫參考，就該調整包含所得稅在內的稅務法規，減少文創工作者的行政工作負擔，有充分心力製作、發表優質作品，得到能順利養家的收入。

民進黨挾其國會的人數優勢，最近通過的法案及監委人選，引發各界批評，更有人痛批民進黨實在過於蠻橫。

不管民進黨近來作為是「蠻橫」，還是其自詡的「改革」，這就是民主的「必然之惡」。因為是人民自己投票，將這些人一一送進總統府與國會殿堂，如果說此刻他們的面貌民眾無法接受，只能怪當初投票時「識人不明」了。

真要檢討的話，或許只能從「罷免權」著手，但從去年底的「罷昌」事件，我們又會發現罷免門檻過高，步驟也太過繁瑣，幾乎形同虛設，因此除非針對選罷法進行徹底修正，否則對於目前民進黨的「蠻橫」或「改革」，民眾也只能等到下一輪投票時，再抒發己見，讓民進黨了解民眾真正的心聲了。

民進黨氣勢正旺，肯定不會也不願去修改罷免法，但千萬別忘了總有一天，也有可能是國民黨「整碗端去」，與其屆時再感嘆在野勢力單薄，還不如未雨綢繆，修修選罷法，展現一下自己謙卑的一面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