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實上，大學的招生困境，是少子化、社會變遷、教育政策失靈的多重產物，並非全錯在「實用論」。問題在，台灣多年來的教育政策都是一窩蜂，教育改革如此，廣設大學如此，系所設置亦如此；往往一味追求政治時髦和社會新鮮感，卻不問學生性向或社會需要，當然導致供需失調。

以中文和台文所雙雙招生不足為例，這其實是台灣階段性政治狂熱種下的因，如今必須食其果。台文系所的大爆發，是兩千年陳水扁執政後掀起的熱潮，在「本土化」的號召下，從六所擴增到廿幾所，並因此嚴重影響到中文系的生源。在二○○九年的高峰過後，台文系所招生即呈現直線下降，主要原因是職場上不認為該系所畢業生有何特殊才能，導致就業困難。

簡單地說，政治熱潮造成台文系所紅極一時，但政治熱並未創造出相對的市場需求，因此由盛轉衰。七年前中山醫學大學台文系宣布停招，即預告了死亡記事；今天多所大學招生不足，其實只是各校不願面對的真相。

不願面對真相的不止大學，還有我們的政府。教育部忙著改教科書，卻仍無法讓大學退場，蔡英文則還指示要降低學貸利率；這些，都在亂開藥單。

蔡英文最近似乎終於意識到這個問題的嚴重性。她開給行政團隊新年最重要的任務，就是改善青年低薪；一個月來，她至少六度在不同場合提到低薪問題。蔡英文不僅提出最低工資三萬元的「夢想」，還開出「終結青年低薪」的五大藥方，又在民進黨中常會上提醒執政團隊要對症下藥。

從上任之初，蔡英文就把年輕世代當成其主要的支持族群，不論就職演說或周年談話，都反覆向年輕人訴求。然而，她就職時說「新政府會立刻展開行動」，一年半後卻還在說「如果我們現在不開始，我們對不起這個世代」；上任時說「請給我們一點時間」，如今仍說政府「需要一些時間」。她不忘以「如果年輕人還願意聽政府講幾句話」的低姿態告白交心，但文青腔的華美詞藻終未能化為實績，讓人疲乏。

檢視蔡英文端出的搶救低薪藥方，其實是把錯脈、開錯藥。以她要求降低學貸利率為例，前年六月林全內閣就宣布當年八月調降學貸利率，已在還貸的畢業生利率由一．六二％降至一．二二％。若以四年共五十萬元貸款計算，年省約兩千元利息，換算一個月大概只能省下三個便當錢。

這幾年因少子化，申請學貸者逐年減少。二○一六年共五二．一萬人次，較八年前高峰的八一．七萬人次，驟減了近卅萬。但是，單筆貸款金額卻逐年上升，二○一六年是四．一二萬元，比二○○九年的三．六九萬，高出四千三百元，顯示負債求學的學生壓力愈來愈重。

由於大學學雜費凍漲，因此學生單筆申貸金額提高，主要是銀行開放生活費貸款。銀行也發現，學生對學雜費貸款不一定會貸滿，但申請生活費貸款者幾乎都會貸滿。科技部長陳良基日前提到，有七成科大學生在打工，要校長們解決「產學落差」。事實上，不光科大生，大學生鎮日打工賺取生活費的情況非常普遍。因廣設大學，讓適合與不適合念大學的人全進了大學，一進大學就開始背債，拚命打工的生活，出了社會既面臨低薪，又要償還學貸，便落入月光族的窮忙輪迴中。

降低學貸利率，固可稍微減輕甫出社會的年輕人負擔，但現行學貸利率，除教育部的利息補貼外，銀行還會再吸收部分成本，實際上僅一．一五％，已是史上最低水準。這再怎麼減，大概也很難讓人有感。關鍵還是在薪資，若企業提高員工待遇，學貸還款自然不成問題。

最近蔡政府送出史上最大的減稅紅包，趕在農曆年前通過《所得稅法》修正案，除大手筆為富人減稅外，也以配套方式大幅調高標準扣除額、薪資、身心障礙及幼兒特別扣除額。年所得在四十．八萬元以下（月薪約三萬）的受薪階級，皆可免繳所得稅，占受薪階級申報戶近五成，約五百四十二萬戶，稅損也達一九八億元。換言之，全國上班族有一半月薪不到三萬，這驚人數字也凸顯台灣嚴重的低薪狀況。

月薪不到三萬？對，這正是蔡英文的起薪「夢想價」！但蔡政府一天到晚向企業喊話加薪，卻提不出有效提升薪資的良方，只能透過降利率及減稅等手段，彌補人民薪資停滯的不滿，但低薪問題依舊無解。若真要討好，蔡政府還不如直接宣布學貸零利率、全民免稅更來得大快人心。

與其減稅降利率，慷國庫之慨，卻無助解決青年低薪困境，蔡政府還是認真想想如何讓企業賺錢且能實質回饋在員工身上的政策，方為正辦。

但是，事情真的那麼簡單嗎？基本工資固然是由政府主導，但是真的不必反映經濟成長趨緩的現象？也不必考慮企業主的反應嗎？現在是民智大開的時代，我們認為政府官員在發言或是考慮政策時，應該多方平衡考量，不然就會像「一例一休」的再版「順了姑情，逆了嫂意」；到時候，不但基本工資到不了3萬元，反而讓失業率飆漲，造成全體國民受苦，這才是最大的損失。

首先，讓我們看一下近年來基本工資調整的記錄。民國86年時，基本工資調整為15,840元，維持了一段很長的時間，直到民國96年陳水扁總統在任的最後一年才調整到17,280元。然後，在馬英九總統的八年期間，基本工資調升了五次，直到104年的20,008元。蔡英文總統上任至今，調升了二次，最新的一次是今年1月1日起實施的22,000元。

如果從民國96年的調整算起，基本工資共上漲了27.3%。如果再看民國96年到105年的十年之間，基本工資平均每年上漲約1.5%，同期間全國平均薪資每年上漲約1%，而經濟成長率則上漲3.1%。由於基本工資調升的速度超過平均薪資的上升幅度，因此基本工資占平均薪資的比例由39.9%增加到41.0%。這與世界主要國家的最低工資約占平均薪資的四成到四成五來看，我國過去十年的基本工資調升算是相對合理的。

現在施副院長說未來六年內，最低工資可能調升到3萬元，也就是說，基本工資每年的調漲幅度分別要達到8%、6%及5%。問題是，過去兩年台灣經濟成長率分別只有為1.48%和2.58%，而主計總處估計今年經濟成長率大約也在2.3%左右。在經濟成長率這麼低的情況下，我們的基本工資有可能每年做這麼大幅度的調整嗎？

最近，韓國把最低薪資一次調升16%，但是很可能會造成企業大幅裁員的疑慮。我們要特別指出，韓國企業是以大型企業為主，薪資占總成本的比例是比較低的，但即使如此，韓國也擔心大幅調漲最低工資可能造成大量失業的問題。而台灣的產業是以中小企業為主，其中薪資占總成本中最大的一部分，當基本工資調升時，對於中小企業的衝擊一定會大於對大企業的影響。因此，如果真的未來基本工資每年調漲5%以上，我們相信大多數中小企業是無法負荷的，也就是說，屆時很可能會出現中小企業大量裁員，甚至倒閉的情況，屆時失業率上升在所難免。

最後，我們要再次強調，基本工資的目的是在要求企業不得剝削弱勢工作者，所以訂定最低薪資水準，讓每一個工作者都得以享有最低的生活標準，國際上訂有最低工資的國家中，最低工資大約是平均工資的四成到五成之間。由於平均工資的高低是由市場來決定，因此最低工資應該要隨著市場薪資而調整才合理。換言之，如果台灣的基本工資要調高到3萬元，我國的合理平均薪資應該在6萬到7萬之間，但是這個水準在短期下根本就是不可能的任務。

政府要做的應該是創設更好的企業經營環境，讓企業有更多投資和賺錢的機會，在經濟成長之後，企業必會增加僱用員工，平均薪資就會上升，此時政府調漲基本工資就會水到渠成。如果政府不去考慮總體經濟狀況，只是一味的想要提高基本工資，萬一造成大量的失業，最終受傷的還是所有的就業者，政府在推動相關政策時一定要謹慎以對。

教育部官員於大學校長會議裡宣布將推動大學法人化，目標設定為未來要打國際杯的大學先行。大學校長普遍表示肯定，但也擔心政策隨時轉彎，影響大學教職員工生的權益。建議行政院和教育部，此時應下定決心修正大學法，以推動年金改革、水利會公務機關化和轉型正義條例的魄力推動國立大學法人化，大破才有機會大立，台灣高教也才有打世界杯的可能。

其實，早在一九八八年到一九九四年審議大學法期間，或二○○二年修正大學法時，國立大學法人化就曾經成為討論焦點。甚且行政院「教育改革審議委員會」於民國八十五年十二月所提出的「教育改革總諮議報告書」中，也將大學公法人化列入重要的政策建議。卅年過去了，大學法人化始終只是想法。這期間台灣的高教逐漸被超越，不僅落後大陸九八五工程大學或二一一重點大學，也被馬來西亞等大學追趕上來。

之前我們推出的邁向頂大、教學卓越、典範科技大學等計畫，以及即將上場的高教深耕計畫，都揭示要成為世界高教強權的一員，結果不僅事與願違，反倒日漸落後。主要癥結在於，國立大學仍處在公務機關的保護或限制下，欠缺由內而外的突破力道。國立大學要脫胎換骨，大學法人化是可行的途徑，讓人事、財務、採購與監督完全鬆綁，賦權於大學、課責於大學，高教方有突破現狀的可能。

過去國立大學法人化之所以無法落實的主要原因，不外乎政治力介入學校董事會、規避考試院用人制度、預（決）算法與審計法和立法院的監督、影響教職員工的權利以及衝擊大學自治等。這些問題確實存在發生的可能性，但不應諱疾忌醫、裹足不前。完備法令規章，提升大學治理能力，借鏡美國、英國、德國、日本的實施經驗，相信可以走出台灣高教的新大道。

我國高等教育健康指數早已亮起紅燈，新南向、實驗教育或高教深耕計畫是止痛藥，只能讓大學緩解疼痛罷了！國立大學法人化雖非萬靈丹，卻不失為脫胎換骨的轉骨湯。

Ｍ５０３航線事件發生兩周，蔡政府終於祭出暫不核准大陸的東方航空廈門航空春節加班機的招數，來反制中共，以圖迫使北京與我方協商。此招是否見效，暫且不論。光看各級官員的發言，實在令人看不出在耍什麼招式。

從民航局到行政院高官發言，一方面以暫不准許這兩家航空公司的春節加班機，作為對他們不聽民航局勸告的懲罰。然後又歡迎其他陸籍航空公司申請加班機。難道他們不知道所有飛航兩岸的陸籍航空公司都是同一個老闆—北京政府嗎？光制裁東航、廈航，有意義嗎？強硬的態度一下子完全洩了氣！

前述的官員只是被推到台前發言，令人關心的是背後的決策品質：

一、如果認為砍東航、廈航加班機的千把萬元人民幣利潤，就可迫使大陸為Ｍ５０３事件坐上談判桌，那就太不可思議了！

二、如果為避免遭譏為面對Ｍ５０３事件無計可施，而祭出這樣的權宜之計，難道算不到會自陷於進退失據的窘境？

三、如果以為面對中共政權，用對著幹的方式，可以有效處裡像Ｍ５０３北行這種在兩岸關係中不是特別重要的問題（因Ｍ５０３已存在多年），那就太不瞭解中共了。

四、或許有人以為在陳水扁執政時期，沒有「九二共識」作基礎，為了春節包機問題，兩岸還可以「澳門模式」協商處裡。殊不知當時中共願意協商春節包機，是因為那是踏出中共長期期待的兩岸直航的一大步。如今已不可同日而語。

與中共交手有如與高手對弈，每做一個決策總要多算幾步吧！當初警告東航、廈航等公司不得飛Ｍ５０３北行航線，有沒有算過對方是否會聽從警告？如果不聽從警告，將如何制裁？制裁的效應如何？有沒有分析過中共是否會改變北行的決策？是否會為此坐上談判桌？若不然我方如何走下去？就訴諸台灣民眾反感？凸顯中共蠻橫，要駐外代表向媒體投書？

Ｍ５０３事件基本上是帶有政治性的技術性問題，在當前兩岸關係陷入僵局時，兩岸坐下來協商已成高度政治性議題，是很高的門檻。如真欲妥善此問題，似宜著重其技術性，而淡化其政治性。而且大陸當局也曾表示過，會與我方做「技術性溝通」。日前國安高層會議的決定，希望展開的也是「彌補」、也是「技術性協商」。既是「彌補」，應該就不存在要求北京撤回其北行決策的想法。

如果我方處裡此問題，宜採具體的從「技術性」切入，而淡化其「政治性」，也無須一直把「坐下來協商」掛在口頭上。在「溝通」與「協商」間尋求妥協與交集，而非「對抗」。並作具體的技術性問題溝通，解決一些必要的技術性問題，也許會有些進展。也才能走出當時從警告東航、廈航開始的泥淖！

大陸有個名詞「接地氣」，用台灣說法就是要了解民情。台灣官員重視民調，不能說不了解民情，但往往都是短視近利的治標作法，希望能夠馬上解決眼前問題，卻都淪為治標不治本的權宜鋸箭。

例如，少子化問題嚴重，中央就設少子化辦公室，也研擬發放育兒津貼每月二千五百元。我問老婆每個月有二千五百元津貼，你會考慮生嗎？她說：你腦袋壞掉了嗎？

Ｍ５０３航路問題，搞到民航局卡住大陸航空春節加班機，影響五萬台商返台，陸委會副主委公開宣布「卡加班機是權宜之計」，為的是要向大陸喊話，要求儘快協商；而且要中國不要以台商為人質籌碼。我念這段新聞給高二女兒聽，她說：「阿呆喔！這樣對方還會跟你談嗎？而且是我們不讓台商順利回台灣吧？」

蔡總統要求教育部研擬降低學生貸款利率，民意論壇還有讀者投書建議降低學貸利率，不如縮短還款期。殊不知降低利率還是要還，而縮短還款期更不可行。學生如果大學和研究所階段都是貸款，工作一年後開始還款，兩個階段貨款合併，縮短還款期反倒增加還款負擔。在低薪、還貸的經濟壓力下，一人在大都市自食其力恐都有困難，又如何能夠結婚、多生？

日前我問女兒：「如果你是一個企業的ＣＥＯ，你訓練了很多優秀人才，結果學會了，都離開公司到別的企業工作，你會高興還是傷心？」她說：「當然是傷心啊！」但前總統在大學講座回答學生問題，一樣的人才外流，大陸大學聘用台師，他的回答是：「我高興得要命！」但不要忘了，那些離開台灣到大陸謀職的博士，絕大部分是因為無能政府的錯誤政策，才不得不離鄉背井到對岸謀生活。「逼走」台灣年輕人，值得開心嗎？

大陸官員要下鄉調訪，怕的就是與民眾脫節，制定出錯誤政策！良好的企業經營，必須順應環境情勢，進行長期策略規畫；政府的治理，如果能夠有宏觀面的前瞻視野，接地氣如范仲淹所言：「苦民所苦、疾民所疾」，台灣不會有少子化、大專院校倒閉風險、低薪問題；春節加班機可以對台商自殘，但為政者切不可腦殘，「民之所欲、常在我心」，這才是為政之道啊！

蔡政府多次呼籲大陸就Ｍ５０３航線展開協商，大陸表面說新航線不需經台灣同意，實則是對蔡政府不承認九二共識的政治逼宮。兩岸角力下，未來到底誰逼誰協商？在什麼前提下走上談判桌？大家都在看。

大陸逕行開通Ｍ５０３北上航線與三條連接線，是對蔡政府執政一年半多來兩岸政策的「總體檢」，是對蔡政府不承認九二共識、沒有協商基礎下的不耐舉措，更是對蔡政府暗挺或推動一系列去中國化舉動下的反制。

台灣接到通知後果然跳腳，從總統府、陸委會、國防部，到約談陸籍港籍航空業者，到民航單位電話向對方抗議，再到各地外交人員向駐在國媒體投書控訴，最後在無計可施下，宣布暫緩批准陸籍兩岸春節包機，多達五、六萬台商台胞恐將無法返鄉過年，這種「自傷之舉」讓各界訝異不已。

然而，大陸的東航、廈航春節包機、甚至兩岸航線僅占其全球營業範圍的一小部分，縮減其航班並不會影響到他們的營運，但此舉反倒失了台灣的高度、也失了台灣自己人的民心。

大陸認為，蔡政府無非是想藉此事件達到營造大陸為蔡背書—不承認「九二共識」下與台灣協商，讓外界誤以為蔡的兩岸政策已突破困境，走入蔡的「新情勢、新模式」，但想用這種方式逼迫大陸協商是不切實際的。

大陸已多次重申「九二共識」的重要性，且十九大政治報告也再度明確兩岸關係的政治基礎是體現一個中國原則的「九二共識」。儘管過去馬政府時代強調「一中各表的九二共識」，但大陸沒公開否認，兩岸才能以「九二共識」為基礎展開交流與協商。

很多大陸民眾搞不懂的是，現在的台灣當局不承認「九二共識」，把兩岸關係弄僵，把台灣弄得百業蕭條，還以千萬觀光客的新南向成效來自欺欺人，台灣到處烏煙瘴氣，承認「九二共識」有這麼難嗎？

大陸已擺明Ｍ５０３航線飛到底、飛下去；且表明沒有「九二共識」，就沒有協商基礎的態度。而這只是二○一八年開年之舉，只要台灣繼續推動各種去中國化運動，不說清楚兩岸關係的性質為何，更多類似Ｍ５０３事件，更多損及台灣參與國際組織機會，更多外交零和戰只會層出不窮的出來。

當兩岸都在逼迫對方走上「協商」談判桌時，看的是檯面上的籌碼實力與背後的民心士氣。坦白說，台灣籌碼並不多，尤其內部早已分裂失去凝聚力，隨著時間緊迫，春節即將來到，如同那句俗話：「當潮水退去，才知誰沒有穿褲子」！

衛福部擬發放每月兩千五百元育兒津貼，以搶救少子化。可是少子化是末端現象，前端的成因可能是不生、少生，甚至是不孕等複雜因素。對於不同階段的問題，政府又如何端出讓國人有感的解決策略？

生育津貼，不論怎麼做都一定是加分題。但要解決少子化，本該著眼女性勞動條件優化，抑或學齡前後幼兒照護，乃至家庭老人長照，只是一味發錢，會不會又是一個收不了尾的無感錢坑？

報載，因陸軍將再次移撥十五架黑鷹直升機給空軍，屆時空軍救護隊所轄十三架民用型S-70C海鷗直升機或將援贈友邦，建議內政部應積極爭取移撥空勤總隊。

空勤總隊早在九十五年就曾函報行政院「充實消防救災及海空偵搜反恐直昇機五年中程計畫」，規畫購置九架消防救災通用型直昇機及三架海空偵搜反恐型直昇機，預計總經費為五十九億多元，但因為低於市場價格過多，最後流標。但是這筆預算拿來對十三架S-70C海鷗直升機進行中壽期零件更新及性能提升，實已綽綽有餘。最重要的是，這批直升機是符合空勤總隊需求的民用規格型號，而且產權確實屬於空勤總隊自己，無須擔心何時將被抽調，而面臨無機可飛的窘境。

之前陸軍移撥給空勤總隊的黑鷹直升機取得單價為五千一百萬美元，相較於日本保安廳航空隊及韓國消防災難本部採用單價僅一千萬美金的AS365海豚式直升機，台灣的空勤總隊擁有全亞洲最貴的勞斯萊斯等級全新機隊。

但是空勤總隊是否有足夠的預算及能量照顧好這批嬌貴的黑鷹呢？根據一○四年內政部函文，空勤總隊所轄四款機型（AS-365、B-234、S-76跟UH-1）中竟然直接寫出有三款以維護費不足先予封存或是維護費不足待料停飛。不禁令人擔心，當空勤總隊面對黑鷹高昂的維護費用時，是否還會再上演一齣開著勞斯萊斯喊沒錢維修的哭窮戲碼？而機隊飛不上天的窘境是否會再次發生呢？

空軍將S-70C壽限認定在八千小時且不考慮編列預算延壽，計畫汰除，但是美國及歐洲國家同型機經過中壽提升後飛行時數超過萬小時仍在服役，且機體壽限訂為兩萬小時，台灣的S-70C只飛了八千小時卻決定除役送人，如果這不是浪費公帑什麼才叫浪費公帑。行政院切勿放任各部會便宜行事浪費得來不易的高價航空器，虛擲民脂民膏。

經濟部今日將公布去年十二月的外銷訂單統計，預估年增率可達十七至廿％，而去年一整年的外銷金額，也有望突破二○一四年的四七二八億美元紀錄，再創新高。此外，股市自去年五月廿三日站上「萬點」後，至今已連續維持八個月。由此而論，總體經濟的表現確實不俗。

然而，弔詭的是，亮眼的經濟數據，卻未轉化成為執政者的滿意度。親綠營的新台灣國策智庫日前曾發布民調，指出蔡英文的不滿意度高達五十一點一％，滿意度只有卅點七％。若與去年九月相較，滿意度更是下降三點九％，不滿意度則上升二點四％。換言之，蔡政府今天所面臨到的最大問題，不是「笨蛋，問題在經濟」，而是「笨蛋，問題在分配」。也就是說，如果經濟成果的分配無法雨露均霑，那麼數據再好，大多數的人民也不會滿意。

根據經濟部統計，去年一至十一月，台灣外銷訂單的海外生產比例為五十二點九％，歷年排名第三高。另外，實質薪資仍未走出倒退十六年的困境。甚至在去年第三季，台北四點三五萬台幣的平均薪資，也被北京的四點六萬所超越。

簡單來說，在台灣接單，海外生產模式依舊的情況下，縱使出口暢旺，公司賺錢，股價看好，但占人口多數的受雇人員，不僅無法從中獲得合理分配，更可能因為貧富差距擴大，而產生相對被剝奪感。

總之，若蔡政府無法針對上述的惡性循環對症下藥，那麼再多再動人的統計數字，也救不了一路向下的民調數字。

台灣機車王國因傳統機車成功，疏忽對未來電動機車投入，政府應該像當年發展ＩＢＭ相容電腦或筆記型電腦一樣發展電動機車產業。台灣傳統機車業者應以摩托羅拉、諾基亞手機老大哥被智慧型手機淘汰為殷鑒，現在不轉型，未來成歷史。

二○一五年全台灣電動機車產量僅五六六○輛，只有充電式；中華汽車非傳統機車業者，但中華電動機車四一二四輛，接近七成三市佔率；二○一六年睿能創意公司找不到傳統機車業者合作，自行開發Gogoro電動機車與換電站，在各方不看好電動機車的環境中生產一二八九六輛Gogoro，一舉超越中華汽車及其他電動兩輪車業者的總量，市佔率超過六成二。

二○一七年，Gogoro 2系列加入量產，在換電站與電動機車產能不足，售後服務尚待加強狀況下，不僅銷售三六一○四輛，市占率逼近八成；建置換電站達五百點，每日超過二萬七千個電池更換，累計超過八八○萬次電池更換，已是成熟穩定的換電系統，更將電動機車服務外銷法國、德國、日本，成為台灣共享經濟外銷的典範。

商場如戰場，中國大陸比台灣更積極推廣電動機車、單車，當全球發展電動車、無人自駕車，希望限期停售燃油車之際，經濟部基於環保與扶植產業角度，自然應該優採用與鼓勵已經得到消費市場的商業模式。

Gogoro成功源自七年前的換電站創意，傳統機車業者因為傳統機車容易賣，利潤好，不願投資解決電動機車加速與續航力弱點，錯失創新的機會，現在才要聯合推出公版電池與換電模式，研發、建置與推廣時機似乎已晚。

Gogoro換電站再多，在海內外都面臨換電站不夠普及，偏鄉要機車代步，業者有必要開發價廉物美的電動機車、輕便大容量電池，操作方便的換電站，還有家用充電座，讓非都會區更容易以電動機車為代步工具，包括：銀髮、殘障代步車。

經濟部不該把全部雞蛋擺在一個籃子，但傳統機車業者應知道電動機車是必然趨勢，若要訂出第二套公版換電站機制，就讓其他業者、機車族自行依機車效能與使用成本，選擇電動機車充換電模式；政府依換電站數量與服務人次，給予建置業者獎勵，Gogoro因為有競爭對手，勢必要訂出合理的授權金。

台灣有很強的機車與單車產業基礎，必須以自由開放競爭的態度，快速建立電動機車新產業鏈。若傳統機車業者不想把電動機車市場餅做大，放眼全球電動機車市場，只圖政府保護狹小的燃油機車市場，前途堪憂。

經常會在媒體報導及社交互動的場合，聽聞一些傾向負面的思考，深有感觸。對負面思考的人來說，即使是好事一樁，也很容易往壞的方向去設想、解讀，因而抱怨連連；當真正碰到挫折時，更加容易懷憂喪志，好像除了放棄之外已無他法。如此，不但給自己帶來很大的痛苦和折磨，連帶也很容易影響到周遭的人，使士氣變得低落；而一旦低迷氛圍瀰漫，負向循環所造成的後果，甚為可觀。

常遇到很多人好奇探問：看似「一帆風順」的我，是否曾經遇過困難？每次我總是據實以告：其實我鎮日與挫折為伍！無論是追求自己喜愛的事物，還是擔任團隊領導人，或有公務在身，當理想擘劃愈大，所要面對的挑戰也就愈大。然而，層出不窮的困難與挑戰，往往是最初在設想目標時，滿懷熱情的單純心境所想像不到的。此時，就必須做出抉擇－是要乾脆宣告放棄，還是想辦法克服、解決問題？

在學生時代或志業草創時期，很多人的夢想很遠大、理想很純粹，相對地，他人或外界容許其失敗的空間也比較多，因此，就算困難重重、挫折很多，只要十件事裡可以做好兩、三件，就覺得跨出大步、值得慶祝。漸漸地，當出了社會、經驗和能力都有一定的累積之後，來自現實的競爭和外界檢視的壓力也會隨之變大，在「只許成功」的前提心態下，情況反而倒過來，難以接受十件事裡有兩、三件事不如意，灰心受挫與不滿的執念往往由此而生。

雖然知道困難是必然的，但我也還是會有不由得陷入沮喪、悲觀情緒裡的時候，不過，在這樣的時刻，我總會自我提醒，必須轉念去想、換個角度去思考。多年來的經驗告訴我，唯有如此，才有辦法找出堅持下去的動力，也才有機會走出低迷、翻轉情勢。

舉例來說，多數的工作計劃都是環環相扣、需要集眾人之力才能成就的事，像是主辦活動的規劃、演出節目的製作、政策的推動與貫徹、組織文化的再造、團隊部門的經營、資源經費的籌措、發展機會的拓建等，幾乎所有理想的追求，實際上皆涉及複雜的層面，而成功與否的關鍵，在於和各方所建立的互信基礎，能轉為共事支持的體系。因此，個人的熱情和努力固然重要，但若只看到「我」，而沒有同時意識到「你、我、他」的存在關係，仍是無法如願達成目標。

許多人之所以選擇放棄，是因為付出了努力卻成效不彰，所以無法繼續堅持。然而，當回顧的時間軸線和距離拉長時，便會發現，很多看起來「得心應手」的境地，假若在遭遇困頓的當時沒有轉換心念，則恐怕會走向截然不同的發展路徑。這道理如同下棋，一念之差、一步之異，就能使全局改觀。

生活中、工作上，每個人的情緒皆有起伏變化，高峰與低潮的遭遇也都在所難免。但無論如何，心念轉、情勢轉，也正是因為有這些人性的複雜面向，才使得生命顯得豐富多變、難能可貴。

（作者為朱宗慶打擊樂團創辦人暨藝術總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