無獨有偶，前副總統呂秀蓮也說，現在的立法院是「台灣之恥」、「弄得像靈堂」、「執政者不願傾聽，只想用大罷免打壓異己」。她還怒斥「大罷免毫無道理」，呼籲賴總統不應介入。扁呂不約而同舉南韓為例說，賴政府所為，連遭彈劾下台的尹錫悅都不如。

但言者諄諄，聽者藐藐，扁呂的話，民進黨不但沒聽進去，側翼還大加撻伐。綠營支持者洗版扁的臉書，要他閉嘴，甚至呼籲要把阿扁「關回去」。在綠營眼中，「順我者昌，逆我者亡」，繼林濁水變「中共同路人」後，顯然扁呂也是敵人了。

無論漠視或出征扁呂，都證明兩人所言不虛。用司法手段迫害異己、輸了翻桌、「匪諜就在你身邊」，都是老一輩反對運動者所不齒。從「批判威權」到「成為威權」，民進黨只花了不到十年。當扁呂都成為「反派」，即知民進黨已完全質變。

民進黨墮落至斯，曾是「民粹教主」的陳水扁難辭其咎。由是觀之，扁呂未必是「民進黨的良心」，但兩人所言，至少是「無欲則剛」的真話。

倒閣若要成功，國民黨仍需藉助民眾黨立委的支持，才能有過關機會。為此，國民黨和民眾黨高層今天將展開協商，就此共商國是。民眾黨目前對倒閣仍持觀望態度，其原因不難想像：一旦倒閣過關國會並全面改選，民眾黨能否確保現有的八席不分區席次，仍在未定之天。然而，柯文哲遭惡意羈押已九個月，民眾黨一再控訴司法不公；在此情況下，若仍小心翼翼死守自己席次而不敢作為，不怕被支持者看扁嗎？

如果藍白能聯手合作，兩黨都沒有跑票，倒閣勢必能過關。事實上，數月前在野黨即有人提過「倒閣」之議，但當時大罷免還未成氣候，在野黨若驟然倒閣，手段和目的似顯得不太相稱，因而擱置。當時綠委還連諷帶刺，譏嘲「國民黨不敢」、「好膽你倒」，認為國民黨的行動力不足懼。

而今時移勢易，情況已截然不同。其一，在府院黨全力發動下，惡意渲染在野黨刪減總預算的作法，甚至將藍白陣營都說成是「中共同路人」。相形之下，國民黨顯然低估大罷免效應，未繃緊神經應對。俟大罷免野火燎原，已形成罷藍卅五對罷綠十五的不對稱形勢，這幾已是另一次全面改選。其二，在此期間，賴政府的威權手段愈發不加節制，除不斷利用「反中」塑造政治恐怖氣氛，更肆無忌憚地出動司法鷹犬逮捕罷綠連署負責人，甚至直接針對國民黨地方黨部而來。在這種情況下，在野黨再不起而對抗，就只能看著行政濫權的天羅地網四面八方撒下。

根據《中華民國憲法增修條文》規定，一旦倒閣成功，總統有兩種處理方式：一是接受行政院長請辭，另任命新院長；二是宣布解散國會，重新舉行立委選舉；在此期間，國會將出現六十天的「空窗期」。亦即，若倒閣成功，賴清德可能讓卓榮泰下台，再任命新院長；那麼立法院就不必全面改選，而大罷免仍可能繼續進行。這點，是藍營內部反對倒閣者的主要憂慮，認為倒閣未必能挽救大罷免。

重點是，一旦倒閣開始發動，就能凝聚反對大罷免民眾的能量，將政治焦點導向賴總統的統治無能及不公不義；即使大罷免仍持續，綠營的詭辯就會被戳穿。事實上，若能推倒缺乏行政效率的卓榮泰，對受不了卓內閣的民眾而言，就是一種鼓舞。當賴清德被迫要在「換閣揆」或「解散國會」之間作抉擇，無論他作何選擇，都是在野黨直攻他顢頇、專制、自私的絕佳時刻。

最重要的是，以目前的情況而言，大罷免被執政黨肆意操弄，已面目全非，在野黨需藉此機會凸顯綠營發動大罷免的荒謬和邪惡。選舉結果反映的是選區的全民意，但罷免卻僅需四分之一票數即可罷掉當選人；這種用少數票數來扭曲民意代表性的手段，當然違反民主精神。尤其，民進黨把罷免搞成形同全面改選的規模，已是民主世界前所未見的醜聞。在這樣的時刻，在野黨若不能振作奮起，為即將崩壞的民主力挽狂瀾，那就太懦弱、也太無用了。

半年多來，國會被柯建銘牽著走，國家被賴清德任性整肅。要結束這些鬧劇，藍白兩黨須拿出大格局、大策略與大手段，別只顧打自家小算盤！

美國總統川普引發的關稅貿易戰，全球經貿秩序巨大震盪，尤其是對於在世界各地布局的台商，衝擊可謂前所未見。這場關稅風暴不僅是短期市場波動，更是一個結構性的巨大考驗。許多台商過去數十年來，以外國為主要製造基地，產品透過出口至美國與歐洲市場，如今突然面臨著高額關稅成本暴增、競爭力驟降、訂單急劇流失的困境。此外，美中對抗的加劇也使得各國的政策充滿了更多不確定性，台商的經營風險明顯升高。

在此嚴峻的情勢下，政府與各界有必要積極思考如何成為台商最有力的後盾，透過有效且具體的措施來協助他們轉型與因應風險，並且藉此契機，帶動台灣整體產業的升級轉型。

政府應該建構更完善、更具體的「回流與轉型支持機制」。目前政府推動的「投資台灣三大方案」是一個良好的開始，但顯然必須更深入，根據不同產業的特性與需求，提供差異化且實務性的協助。例如針對電子業，政府可透過設立高階製造研發中心、提供稅務優惠及補助，來鼓勵產業鏈的提升；至於中小企業，則應該提供更為務實的融資保證措施，以及生產自動化設備的汰換補助。此外，因為台灣工業區土地供應不足，政府甚至應該著手推動都市工業區的更新計畫，或與東南亞國家合作，共同開發海外產業園區，提供更廣泛的落腳點選擇。

台商必須面對全球供應鏈重構的新趨勢，積極推動供應鏈多元化的「台灣+N」戰略。隨著美國關稅措施的持續加壓，「去中國化」趨勢已經成為國際供應鏈重組的主軸。

因此政府必須協助台商在越南、印度、印尼等新興市場建立替代的製造基地。透過經濟部的外貿協會與駐外經貿單位，提供投資諮詢的專業服務，並與當地律師、會計師、物流業者緊密合作，建置完善的投資服務網路。同時也應積極與這些國家洽簽投資保障協定及避免雙重課稅協定，甚至爭取參與區域經貿整合的機制，如CPTPP與RCEP，以擴大市場機會與降低投資風險。

政府也應該引導台商提升產品的附加價值，減少對低成本製造模式的依賴。過去台商過度依賴的低成本製造環境，貿易戰正凸顯此模式的脆弱性。政府必須鼓勵企業發展自主品牌與自有技術，直接面向終端消費者市場。此外也應協助產業導入AI、物聯網、5G等先進技術，推動智慧製造，進一步由傳統代工角色轉型為系統整合業者。這不僅限於資金援助，更需搭配專業的技術顧問團隊與策略規劃指導。

加強台美雙邊經貿合作也是刻不容緩的重要課題。美國作為全球供應鏈重組的重要推手，台灣必須主動爭取與美國簽訂更為全面且制度化的貿易協定，例如擴大現有的「台美貿易暨投資架構協定（TIFA）」或推動「21世紀貿易倡議」等，甚至考慮推進自由貿易協定（FTA）的談判。透過這些制度性安排，台商產品可望獲得「非中國來源」的認證，藉此有效避免貿易戰中所遭遇的關稅與政治風險。

政策穩定性與明確性非常重要，政府需積極推動政策溝通與輿論引導，透過定期召開中小企業論壇、僑界經貿會議，清楚傳達政府支持台商的堅定立場，並且直接了解企業的需求與挑戰，減少彼此之間的資訊落差，穩定台商的經營信心。

整體而言，政府在協助台商轉型的過程中，必須擺脫單一的「回台投資」思維，以更全面、更有策略性的眼光來配合全球供應鏈調整的大趨勢，協助台商布局多元化生產基地，提升自主技術與品牌能力，真正建立起產業的長期競爭優勢。這樣台商才能在日益競爭激烈的全球經貿環境中，真正立於不敗之地，為台灣整體經濟創造更高價值。

川普政府試圖以關稅為槓桿，重新分配全球經濟的利益與區域安全的責任，這並非單獨針對中國、日本、越南、台灣或是加拿大，而是一場以美國為利益的結構性衝擊，對所有國家都帶來貿易與戰略上的壓力。有評論認為川普是為了促成製造業回流、縮減貿易逆差；也有觀點指出，這是其推動美中競爭中美國主導新秩序的策略一環。無論其政策目的為何，關稅手段零散、節奏混亂的過程顯示，川普政府並未提供一致、系統化的政策說明，僅以關稅作為臨時施壓與對外談判的籌碼。

川普其實尋求的是一套涵蓋關稅、匯率與安全議題的整體戰略，然而卻未經周延設計與內部共識形成具戰術層次的方案，反而讓關稅像一把在談判桌上未扣板機的手槍，既未發揮嚇阻作用，不但未取得對中國談判的優勢，也使包括歐盟在內的民主陣營夥伴、盟友感到不確定與不安。

美國國內反應也說明川普政策並未得到廣泛支持。財經媒體CNBC最新經濟民調顯示，有55%不支持川普政策，僅43%的支持；學術界也有諾貝爾獎得主James Heckman等近千名經濟學者連署批評川普的關稅政策損害美國長遠經濟利益，背離以和平、貿易與友誼建構繁榮的原則。這顯示川普的作法並未帶給美國人對於勞工就業、通膨和整體經濟的期待，反倒引發消費者與投資人對市場的悲觀與不信任，造成股市震盪。更重要的是，川普大量仰賴行政命令推動政策，缺乏國會立法依據，使得其政策缺乏民主正當性，曝露川普政府治理能力的薄弱。

面對節奏零亂與變動迅速的川普政經政策，台灣應保持高度警覺。新加坡總理黃循財在國會演說中提醒國民：「熟悉且可預測的秩序正在消失，國家應為動盪與不確定的新時代做好準備。」他的提醒同樣適用於台灣─當關稅只是初波地震，後續可能引發的全球地緣政治與經濟、金融的海嘯，更值得我們嚴肅以對。

日前賴清德總統也提出五大因應策略，包括啟動談判、支持中小企業與傳統產業、推動經濟發展計畫、強化供應鏈佈局、傾聽產業需求等，方向與近期積極尋求對美談判的日本相似。

日本首相石破茂在國會發言提到、關稅政策帶給全球經濟秩序的風險，但他並未直接批評美國，而是強調必須理解美方立場並尋求長遠共識。他強調「不斷妥協、盡快達成協議」，不見得是最好的做法。他認為日本政府應避免在對美關稅經貿談判中倉促下決論，應更仔細分析經濟發展、貿易利益與國安的整體脈絡；既展現日本國家立場，也避免美日間的誤解與衝突，石破茂審慎且細膩的因應作法值得賴清德政府借鏡。

批評川普的關稅政策，並非出於對台美夥伴關係的失望或疑懼，而是針對川普的非理性決策過程、不可預測的政策變化及美國聯邦政府治理失序等現象；對全球及台海地緣政經秩序重構所可能造成的巨大影響，作出防□性及理性回應該有的準備。在經濟不確定性與全球經濟保護主義風險的挑戰下，台灣更需全面盤點與建構經濟韌性，包括檢視匯率、關稅、貿易障礙，以及國內採購需求與產業投資能量，統整政策工具來處理美國的經貿談判與合作；也必須在包括兩岸經貿現況下、健康有序的區域經濟整合和分工，尋求多邊體系的互動，在經貿與安全議題上強化區域及全球夥伴關係，以面對川普政府所帶來快速變化的全球政經環境。

打開歷史，也有很多例子值得我們探討借鏡。戰國時代，位於西北邊陲的秦國國小勢弱，但是歷代國君求才若渴，廣徵天下英才；名臣如商鞅、張儀、范睢、白起、呂不韋等都不是秦人，但一樣受重用。秦王嬴政時更有李斯所呈著名的「諫逐客書」，強調「逐客則國危，非秦之福也」，說服秦王善用各國人才，因此成就了秦國一統天下的霸業。

赤壁之戰後，曹操、孫權及劉備三分天下。劉備的才能不算出眾，但他善於發掘人才，也積極留才用才。為了求才，他可以三顧茅廬，請出諸葛亮。其麾下人才濟濟，文臣如簡雍、孫乾、麋竺、諸葛亮、馬良，龐統等人，個個都有治國長才；武將如關羽、張飛、趙雲、黃忠、馬超，以及魏延等亦均勇武善戰。入川後除原先荊州部屬外，他也接納了劉璋益州派的舊部如李嚴、法正、劉巴、伊籍、譙周、賈詩等人。這麼一個集合天下各地菁英的團隊，正是劉備可以與曹操、孫權分庭抗禮的最大資產。

但劉備身故後，廣招天下英才策略並未得到延續。入蜀後，諸葛亮相信及重用的還是最初在荊州的人才，他和益州的李嚴是死對頭，致使原先劉璋益州的舊部有志難伸，與荊州派互相掣肘內鬥。同時諸葛亮也沒有積極在蜀地育才，培養新血。從他給劉後主的「前出師表」中所列請益賢臣如郭攸之、費禕、董允、向寵、楊儀等來看，全是荊州派舊人。他第一次出祁山，用錯了馬謖失了街亭；不重用魏延，失去了出子午谷直攻長安的機會。等荊州派老死、接班無人後，只能落到「蜀中無大將，廖化做先鋒」的困境。最後蜀漢在三國中最先滅亡，人才後繼無力及兩派內鬥應是原因。

人才乃國力之本，台灣受少子化衝擊，加上缺乏中長期人才培育的計畫及願景，人才荒已是多年沉痾，尤其高階菁英人才明顯不足，就連半導體業都需人孔急，遑論其他科技產業及傳統製造業。雖育才極為重要，然而透過教育培養緩不濟急，因此短期內要扭轉劣勢，需引才、聚才、延攬國際人才來台。要吸引人才來台，政府就需加強基礎設施，營造好的投資環境，包括優渥的工作條件、合理的稅務制度、友善的生活機能、開放包容的心胸及前瞻性的世界觀等。

另一方面，留才、用才也至為重要，尤其我們現在還面臨如新加坡、香港及中國大陸等地的挖角，人才不足現象更是雪上加霜。因此政府除了要鬆綁法令，也要改善整體工作環境，才能留住國內外菁英共同為台灣打拚。對於全世界的人才也要展現雅量來接納，用才不分國籍地區，只要能對台灣發展有所貢獻，來自世界各地或對岸，甚至不同政治立場或意識形態的人，都應一視同仁。

全球化時代，得人才者得天下，台灣如何引才納賢、蓄積人力資本以創造競爭力？實要政府籌謀對策，以完整配套、開放心胸、多管齊下，別讓台灣輸在起跑點。

如果單看上述指標，其實我們易被誤導，因為島國的迷你經濟量體難以和大國或人口多的國家相提並論。以台灣為例，近年台灣躍升為東亞區消費最高的族群，且遠拋韓日美，而許多年輕族群（廿五至卅五歲）則躍升為消費主力群。自這些數字分析，立即反射台灣現在的社會人口結構、經濟發展狀況與生活價值觀等現實。

「美食」人人愛，自高檔難訂的米其林，到黃仁勳最愛之夜市、路邊攤及各地方小吃，這裡正透露了「食」為國之大事，也是人生大事之巧妙密碼。正如台灣人對奢侈品消費之硬底能力與熱力，它更反射出現今社會經濟發展，及在Ｍ型的社經階層結構下，民眾對生活滿意度的狀況，實為迥異於其它國家之奇景。

「品牌」對甫入門社會、期待階層向上之年輕族群，是一個敲門磚；但一旦步入門檻後，方知單擁有「品牌」尚不足以彰顯一定之品味與地位身價。年輕人在意付得起的奢華，包括iPhone、名牌球鞋；另一方面，台灣自北到南，街頭上許多「排隊族」等著拉麵／烤餅／烤肉串／甜點／飲料，成為一種時尚品味與潮流顯學。而另一族群亦以另類優雅身分，體驗非數位型實體店的ＶＩＰ服務。當生活經驗累積出厚底時，他們想滿足的，是有人性優越感與帶有貴族形象的「專屬服務」，「態度」與「身分」的滿足與象徵。

換言之，再看現今全球混亂的「關稅大戰」，許多被影響者和受害者，其實仍是Ｍ型社會的中間族群；他們具知識、技術、能力，卻也是此波全球經貿海嘯中的最大受害者。米其林與路邊攤族群的中間，那些國家社會的中堅骨幹，卻首先被迫承受過去未有之壓力與衝擊，主因他們承載了太多社會之期待與壓力，但社會上對關鍵人才之保護與培育機制卻一直沉浮。亦即，得以享受米其林，未必就是人生勝利者；相對的，滿足於路邊攤，亦非人生的輸家。

當政府告知我們的ＧＤＰ全球排名第五、亞洲第二時，這些數字是否真實反映了國民之生活福祉與富裕程度？我們更在乎的是那些被疏忽的硬頸中堅支撐基盤。

面對全球化的嚴苛挑戰，如何在日常生活基礎教育中，即能傳授踏實、有感、對地球友善、對在地文化有溫度、有責任的「輕生活」，又是否這將是另類「新生活運動」的契機？

（作者為中華民國景觀學會榮譽理事長）

最近教宗的身體一直不好，所以他能夠出現在廣場上，引起廣場上幾十萬人的歡呼可以想見，國際媒體也都立即報導這則新聞。其實最值得報導的，應是教宗在復活節前的聖周四（十七日）下午進入了羅馬最擁擠的一座監獄，和幾十名受刑人聊天，祝福並勉勵受刑人。

往年健康狀況許可時，教宗都會在監獄中施行「濯足禮」，他曾打破天主教傳統，為非天主教友和一名女性受刑人洗腳。方濟各的確是一位非常不平凡的教宗，因為他的行誼仍然如同一般神父。

教宗可以住在梵蒂岡講究的臥室裡，可是他卻選擇了和神父們住在同一個宿舍裡。教宗從前是阿根廷的樞機主教，當時他上班就是坐公車去的。他成為教宗以後，有一位羅馬居民送他一輛舊的汽車，他立刻接受了，因為他會開這種車，而且當場開出去兜風了一陣子；當然以後他的護衛大概不許他自己開車了，教宗所配戴的十字架，只要五十六歐元，在羅馬街頭一般商店買的。

教宗原名伯格里奧，他所選擇的名號是方濟各。聖方濟各是義大利人，也是著名的《和平祈禱文》作者。祈禱文中，有相當多的句子是值得我們深思的：「在仇恨中，播送友愛；在冒犯中，給予寬恕；在失望中，喚起希望；在黑暗中，放射光明。」教宗顯然非常欣賞聖方濟各祈禱文。

教宗相當地平易近人，有一次他在演講時，一個小孩跑到講台。教宗卻說：「讓這個孩子在椅子上快樂吧！」還有一次，一名有聽覺和說話障礙的小男孩跑上講台，教宗溫和地撫摸了他，也使全場的人感到溫馨。

教宗的談話當然會替世界正義發聲，但他一再強調寬恕。他的談話使我想起《聖方濟各和平祈禱文》最後的幾句：「在施與中，我們有所收穫；在寬恕時，我們得到寬恕；在死亡時，我們進入永生。」

教宗逝世，一定有人會提起教宗的談話；我卻認為最該懷念的是，教宗在復活節進入了一所監獄。對那些受刑人而言，他只是一位有愛心的天主教神父。教宗逝世，羅馬的各大教堂一定鐘聲大作，天堂之門會打開；天堂的守門人沒有稱呼他為教宗，卻說：「歡迎你，伯格里奧神父，你是天父的好朋友。」

塵歸塵，土歸土；天主教每年的「聖灰禮儀」經文說：「人啊！你要記住，你原是塵土，將來還要歸於塵土。」教宗前些日子病重，大概他也知道在世的時間不多了，但他仍然要利用寶貴的時間，將溫暖帶給監獄的受刑人，也許他這是來向受刑人道別的。

每個人都應該對離開世界有所準備，我們應該像教宗一樣利用寶貴的時間，使這個世界感到溫暖，也使光明照到世界上黑暗的角落。

回顧二○一三年在選舉教宗的閉門會議裡，來自布宜諾斯艾利斯的喬治．馬里奧．伯格里奧樞機主教曾發言警告：「自我優越感與神學自戀，導致病態的教會」。他更批評「庸俗化的教會，生活在自我意識之中，只屬於自己，為自己。」

這位阿根廷樞機主教當時的發言並非無的放矢，他被選為教宗、成為教宗方濟各後，積極推動梵蒂岡官僚體系的改革，並本其「以人為本」的神學思想，對天主教會傳統帶來革命性的震撼。

教宗方濟各就任伊始，即著手裁撤、整頓梵蒂岡龐大而層級分明的官僚體系，並授權對梵蒂岡銀行進行審查，加強內部財政監管，以回應外界對梵蒂岡財務運作缺乏透明度的批評。

傳統上，梵蒂岡的決策過程一向為少數高級樞機所壟斷，而方濟各則推動「共議制」（synodality），強調地方教會、主教團與平信徒的參與。並首次任命女性進入梵蒂岡要職，打破傳統上教會高層皆由男性神職人員主導的格局。徹底削弱了長久以來教廷結構日趨「貴族化」的傾向。

方濟各的神學思想深受「憐憫神學」影響，他強調關懷弱勢和被邊緣化的人群，提倡對離婚、再婚者的牧靈關懷。在早年的著作，書名為「天堂和世間」裡他曾寫道：「信仰的真理若缺少了柔美，就變得冰冷、無情和驕傲…。」

而教宗方濟各震驚世界的名句：「我是誰？憑什麼判斷？」著實讓倡言教宗「不會錯」神學觀的保守派教會人士跌破了眼鏡。事實上，這位統領全球十二億天主教徒的領袖，不僅拒絕對有同性戀傾向的神職人員妄加判斷，他對無神論者、未婚母親、離婚者和監獄裡的罪犯也展現出歷任教宗少見的關注與寬容。這一開放立場突破了天主教傳統的嚴格倫理守則，並引發教內保守派的強烈反彈。

方濟各教宗任內，也積極推動天主教與伊斯蘭教、東正教及其他基督教宗派的對話，並於二○一九年在埃及開羅阿茲哈清真寺（Al-Azhar）與大伊瑪目泰耶伯（Ahmed al-Tayeb）共同簽署《人類兄弟情誼文件》，強調宗教共存與和平。這種跨宗教對話雖受到自由派的肯定，但在傳統派中也引發爭議，認為此舉削弱了天主教的獨特性。

方濟各特別強調環境保護與貧窮議題。他將環保與天主教教義結合，並呼籲對抗貧窮與日益嚴重的貧富不均現象。他激烈批評跨國資本主義造成不公義的世界，指責「不受約束的資本主義是『新暴政』」。他的社會正義取向，鼓勵天主教徒積極參與全球性議題，這與傳統上較少涉入政治、經濟議題的教會態度截然不同。

總結而言：二○一三年三月十三日，聖伯多祿廣場上的歡呼迎來的不只是另一位新的教宗，它開啟了普世天主教會一個新的紀元！

二○一三年他被選為教宗，象徵天主教會新方向的轉捩點─首位出身南美的耶穌會教宗，他選擇了方濟各這個名字，試圖讓人想起義大利亞西西的聖方濟各，是謙卑、和平、關注弱勢群體的象徵。他不以權力為中心、貼近民眾的精神模式，更注重福音的本質；他簡單而直率的風格、拒絕教宗的華貴象徵，以及對「貧窮的教會，為窮人服務」的堅持，贏得了無數信徒的支持。

他在任多年來推動了結構性改革，從羅馬教廷開始，嚴厲解決一些神職人員的戀童性醜聞案件，他改革了梵蒂岡刑法典，並重組了梵蒂岡銀行。方濟各出任教宗後，擴大了平信徒、特別是婦女在教會管理中的作用，梵蒂岡內女性工作人員的比例，包含領導職位已顯著增加，甚至任命女性出任地位高於樞機的職位，打破了教廷延續數世紀的傳統。他提倡包容開放的教會理念，尋求與當代世界就ＬＧＢＴＱ＋人群、家庭、環境、移民和社會正義等有爭議的問題進行對話。 其中《眾位弟兄》和《願你受讚頌》，成為天主教徒及任何捍衛人權和共同家園人士的參考文本。此外，儘管ＡＩ盛行，教宗卻強調人工智慧亦須具備道德。

自從任職教宗以來，方濟各就將他的使徒之旅，變成了他牧靈使命的重要工具。他領導的教會不可以封閉在自己的牆內，而是走出去與信徒見面、擁抱最弱勢的群體、觸及世間的苦難。他甫上任即前往蘭佩杜薩島，在深陷移民問題泥淖的歐洲，方濟各跪在遇難船隻殘骸前，向大海拋撒花圈，並發出震撼人心的話語：「誰為這些死亡哭泣？」之後他啟航前往非洲和亞洲，將影響範圍觸及到了天主教世界最邊緣的地區。

在阿布達比，他簽署了一份具有劃時代意義的、基督徒和穆斯林對話的宣言─《人類博愛》文件，標誌著兩種信仰關係的轉捩點。二○一六年與古巴基里爾宗主教的會面，重新點燃了普世教會團結的希望。他在伊拉克會見了什葉派伊斯蘭教精神領袖阿亞圖拉，再度展現跨宗教對話。教宗到訪伊拉克、南蘇丹、剛果民主共和國等艱苦的地區，將福音帶到了那些遙不可及的和平夢想之地；教宗見證了世界的傷痛，他把天主教會帶到了被遺忘的地方。

教宗面對中國天主教徒，一直盼望他們能化暗為明，都以人道、和平、牧靈的立場出發，不太在乎歐美強權的施壓。梵、陸關係在彼此忍讓的情況下，六年間取得長足的進展；「主教任命臨時協議」延長為四年續約一次，中國牧靈夢的實現又邁進了一步。教宗逝世後，繼任者的「中國路線」為何？想必將掀起一波辯論，畢竟把中國大陸納入天主教世界，是件歷史大事。然而「越南模式」是否合適？「宗教中國化」可否埋單？「主教任命權」能否共享？都要看這四年間的互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