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月1日勞動節,不僅是向所有辛勤工作者致敬的日子,更是一個提醒社會關注勞工處境與權益的時刻。在這個全球經濟高度連結、科技快速進展、社會結構不斷變遷的時代,勞工問題也呈現出前所未見的複雜性與挑戰。面對歐美的「大離職潮」、亞洲的新興勞動力結構,或是台灣日益嚴峻的過勞與低薪問題,我們需重新審視什麼是「好的工作」,以及未來的勞動制度該朝哪個方向演化。
從全球層面觀察,自COVID-19疫情後,世界各地勞動市場都經歷劇烈變動。許多企業轉向遠距辦公、零工經濟興起,而自動化與AI技術的加速導入,也使部分傳統工作加速被取代。這些現象雖然提供部分彈性與創新空間,但是也帶來大量不穩定就業的問題。
以美國為例,「大離職潮」並非單純因為員工不想工作,而是反映出長期積累的薪資停滯、工作倦怠、職場安全感缺失等結構性問題,在歐洲,多數國家雖有較完善的勞動保障制度,但也面臨青壯年人口老化與移工依賴的結構矛盾,導致部分產業陷入人力短缺與社會排斥的兩難。
回到台灣,勞動市場雖相對穩定,但內部問題亦堆積甚久,並正逐漸演化為結構性危機。首先是過勞問題。根據勞動部統計,台灣勞工平均每年工時為2,008小時,遠高於OECD國家平均的1,716小時,甚至比美國、德國、英國都高。在長工時的同時,薪資卻未有明顯成長。根據主計總處資料,台灣近20年實質薪資成長緩慢,許多青年即使大學畢業,起薪仍僅約3萬初頭,甚至低於2000年代初期水平。
其次是台灣企業普遍採取短期合約、外包與派遣等彈性化用工策略,使得正式職缺減少,大量勞工淪為「非典型就業者」,欠缺穩定保障。工會組織率低、勞工參與公共政策不足,使勞動者在談判與制度設計中難以發聲,形成制度上的「沉默多數」。
少子化與高齡化亦對勞動力市場產生深遠影響,今年台灣即將邁入超高齡社會,年輕人口減少導致基層勞動人力不足,許多產業被迫依賴外籍勞工。但外籍勞工同樣處於制度邊緣,其工作條件與人權保障仍有諸多爭議,例如仲介費過高、限制轉換雇主、工時過長等。
在這樣的背景下,重新定位勞工的角色與價值,已成為當代社會不可迴避的議題。面對未來,首先是制度創新與勞權保障的再設計。過去以「雇主主導」為中心的勞動制度,已無法應對新型態就業的挑戰。我們必須打造兼顧彈性與安全的「彈性保障體系」,例如針對平台經濟勞工建立合理的保險與退休制度、為非典型就業者提供就業穩定基金,並擴大職業工會的參與與話語權。
還有工作價值需要重塑,在AI、機器人逐漸取代重複性工作的未來,人類的創造力、情感勞動與社會服務工作將更為重要。我們需重新認定「有價值的工作」不僅僅是高薪或高科技,更包括教育、照護、文化、環境等人本與社會導向的職業。這涉及薪資結構、社會尊重與資源配置的根本調整。
台灣應積極面對高齡與少子化所帶來的人力挑戰,推動「終身就業力」的發展。政府與企業應共同推廣技能再訓練與職涯轉換制度,協助中高齡勞工在不同生命階段找到發展機會。
最後,我們需重建勞動的社會文化,勞工不是可消耗的資源人力,而是社會的骨幹。唯有透過教育、公民參與與思想改變,重新強化對勞動價值的認同,才能建立真正有尊嚴、有未來的勞工工作環境。
今年的勞動節,當我們回顧過去爭取勞權的點滴歷史,不禁要問,在AI將工作自動化、全球資本流動壓縮勞動條件的當下,我們是否還記得勞動和勞工的真正意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