彭□明是氣象專家，去年入閣當環境部長，外界都有些困惑。一年下來，大家才明白，這項任命是個不美麗的錯誤。這兩天，他為台電啟動退役火力電廠辯護，竟劍指家庭主婦，說「煮菜也是空汙來源」。這種部長，能指望他捍衛環境嗎？

把「主婦煮菜」和「老舊火力電廠」相提並論，這種「廚房即工廠」的怪誕邏輯，反映了彭□明的專業。拿媽媽做飯的溫馨，來稀釋電廠排碳的罪惡，完美示範了賴政府「粉飾太平」的風格。彭□明真正的專業，恐怕不是氣象，也不是環保，而是政治美容術。

一年來，人們沒聽說彭部長做過什麼英明決策，卻頻頻聽見他發表「減碳成功」的佳績。最近他說，台灣空氣品質在亞洲僅次於日本，希望外界別再說「用肺發電」。環團立刻打臉，台灣的空汙分明排第五，彭□明卻往自己臉上「貼銀」。

不僅如此，環境部的減碳數據，是把設在「國家公園」內的空氣監測數據都拿來平均，根本在灌水。用「國家公園」數據來粉飾「工業區」的汙染，又拿「主婦做菜」來淡化「火力電廠」的碳排；如此心術的閣員，誰會認為他有保護環境的真誠？

去年彭□明要求醫院減碳，遭衛福部長邱泰源告御狀，害他被賴清德罵。原來，彭□明□子挑軟的吃，管不動碳排大戶，便專挑容易的醫院下手。

因預算遭刪而聲稱監察院「買不起衛生紙」的監院秘書長李俊俋，最近遭爆料用公務車接送愛犬美容，還把公務車當成Ubereats為自家送餐。李俊俋承認，自己思慮不周，已自請處分。在野立委則痛批，監察院職司官箴，以他這種行徑，監院日後有何立場要糾彈百官？他應知所進退。

將公務車用於接送親屬、購物、處理私務或借給他人使用等，都是明確禁止的行為，何況是接送「寵物狗」美容。對比李俊俋日前疾言厲色稱監院「連衛生紙都買不起」，如今卻拿公務車接送愛犬，前後落差未免太大。李俊俋曾呼籲監委，「柴米油鹽樣樣少，監院風骨不打折」，要求大家「共體時艱」，甚至希望監委「共搭公務車」查案。誰料，監委的風骨，被他的寶貝狗事件輕輕一碰，就徹底露餡了。

由於這場尊貴狗風波，人們才發現監察院正副首長公務車數量竟然高達廿九台，比行政院還多。監察院長陳菊因病，長期無法執行公務；一個功能不彰的監察院卻闊氣養車，於情於理都說不過去，也說明立法院大刪監院預算也只是「剛好而已」。尤其，私用公務車，除要追究行政違失責任，還可能涉及刑法的公務員「假藉職務上之機會詐欺得利」罪。原因是，派車需有派車單，非公務使用極可能會觸犯「登載不實」，這並非李俊俋一句思慮不周所能帶過。

監察院曾因秘書長陳豐義未依《檔案法》銷毀檔案，監委自行調查並通過彈劾，創下監委查辦自家人的紀錄。正因有此前例，監委應就李俊俋失當行為進行調查。如果監委們對此假裝看不見，更證明監察院這個機關應該廢除，沒有繼續存在的價值。

會護短的，豈止監察院。賴清德執政後，獨立機關都自廢武功一味瞻望上意，大法官成為幫賴總統圍事的機關。中選會則搖身變成民進黨的「附隨組織」，對藍綠罷免連署採取兩套標準，並越權裁定「反廢死公投」不成立，主委李進勇更配合檢調指控在野黨是「組織性犯罪」。司法檢調機關更是傾力查辦藍營「罷綠」連署，大肆收押藍營黨工，嚇得連署罷綠義工止步不前。「綠能你不能」，已成為民進黨執政的判準，配合當道的立馬升官領賞，更激勵檢調「勇於辦藍」。

獨立機關如此墮落，行政機關更是偏頗及雙標掛帥。環境部長彭□明竟然發表「移動汙染源已高於固定汙染源」的謬論，要大家別再說「用肺發電」，為火力發電「漂白」，到了無知當有趣的地步。同樣的，總統府和行政院各部會為了幫大罷免添柴火，不斷表演各種政府「鬧窮中」的怪象，諸如總統府的憲兵「即將沒飯吃」、外交部「沒錢印護照」等。這不止是一個不想做事的政府，它的造謠本事，已到了讓民眾智慧感到羞愧的地步。

對於走鐘的監察院，行政院倒亦步亦趨地配合。監委認為，過去的國情簡介對漢、番兩大族群的論述壁壘分明，不利族群平權，建議內政部調整。行政院的回應是，因目前僅原住民和外來人口需要登記，其他族群「全數歸為漢人與事實不盡相符」，因而把原來的「漢人」全部改稱為「其餘人口」，如此一來，台灣九十六％的人都成了「其餘人口」。九成六民眾變成多餘人口，正是賴政府的獨到眼光所致。

政院辯稱，此舉並無「去漢化」考量；但多數民眾看不下去，以諧音自嘲是「旗魚人」。從不尊重多數民意的賴政府，如今讓「旗魚人」們看到庶民比不上綠官的狗嬌貴，還能期待失能的監院能為「旗魚人」爭公道嗎？

94歲的巴菲特（Warren Buffett）5月初宣布，年底將卸下波克夏集團的執行長工作，雖仍留任董事長，但不會在波克夏2026年股東大會登台，而將由他的接班人亞伯（Greg Abel）代替。

波克夏總部位於美國中西部內布拉斯加州寧靜的奧馬哈，而不是節奏飛快的紐約市，平常沒有什麼觀光客，但是在一年一度5月初的波克夏股東年會，卻有如搖滾樂迷盛會，今年參加的股東達2萬人。過去大家最期待的，就是巴菲特最後現身，接受粉絲膜拜，扮演智慧老人的角色，替混亂動盪世界指點迷津，但這已成絕響。

多年來人稱「股神」的巴菲特活成美國一頁傳奇，他執掌波克夏60年以來，親身經歷了20餘次經濟危機，公司股價從19美元提升至約65萬美元，市值增長達到驚人的5.5萬倍，年收益為19.9%，遠超標普500指數的10.4%。

雖然受到巴菲特退休影響，股價略跌，但波克夏的市場價值高達1.1兆美元，巴菲特對公司的承諾「堅定不移」，有生之年都不會賣出波克夏的1股股票，並在離世後會將所有股票投入慈善信託。

與巴菲特同時代的人所剩無幾了，終身企業夥伴孟格雖然比他年輕六歲，已經過世，大他四歲的聯準會主席葛林斯班，雖還活著，但早已不問世事，媒體鉅子梅鐸，台積電創辦人張忠謀，比他小一歲，也都進入退休生活。

但巴菲特比他們都要忙，因為他的工作是投資，必須時時注意各行業與總體經濟的動態，他日復一日的上班，看大量公司財報，近日他在訪問中強調，退休後不會待在家裡追劇，仍然會到辦公室上班，「如果市場恐慌，我仍然派得上用場。」

他不是幸災樂禍開玩笑，而是真的在等待市場失誤，等待下次進場的時機；波克夏的現金儲備目前高達3,480億美元，創歷年最高，實力超過多個國家GDP。前幾次股市危機爆發之前，巴菲特都未卜先知減持多檔股票，現金持有比例都很高。如今，他再度把這些現金約90%都買了美國短期國債，可以隨時變現，他最近公開批評貿易戰，擔心美國財政赤字，似乎都在為某種危機做準備。

這些年來，最讓大家津津樂道的是，華爾街與巴菲特所代表的投資理念，背道而馳；華爾街的投資客，強調的是短期回報，基金經理人面臨季度甚至月度的業績壓力，所以必須不斷以套利與槓桿，甚至順應市場操作，追求營利。

但是巴菲特所堅持的，卻是買入優秀企業的股票，耐心長期持有，不輕易出售，靠著對有價值企業的信心，與市場對作，可以說，巴菲特玩的是馬拉松，而華爾街則更像是百米衝刺。

誰會是下一個巴菲特？最明顯的答案是現在接班人亞伯，畢竟他已經在波克夏25年，他也在巴菲特身邊學習多年，可是大家都懷疑亞伯有沒有巴菲特的智慧與決斷，經濟學人就以「巴菲特替他的接班人創造了3,480億美元的難題」為標題，點出現在波克夏滿手現金的尷尬。

在巴菲特宣布卸下執行長職務的同一周，潘興廣場資本管理公司（Pershing Square）宣布投資9億美元取得霍華德休斯46.7%的股份，創辦人比爾．阿克曼（Bill Ackman）宣布仿效巴菲特60年前開創的經典模式，將霍華德休斯控股公司打造成一個多元化控股集團，可是阿克曼絕對不是巴菲特，他以激進投資聞名，專注於尋找那些有巨大潛力但經營不善的公司，投資成為重要股東來施壓，促使公司改變經營策略，他的這種投資方式，常有爭議，與巴菲特的穩健投資完全不同。

或者我們該問的問題是，現在的世界經濟與美國股市，有沒有讓下一個巴菲特能夠立足發展的環境？這才是巴菲特留給我們大家的問題。

依據經濟日報114年4月28日之報導，金管會將於8月底以《金融消費者保護法（金保法）》針對融資租賃公司分階段依上市櫃、銀行業及租賃公會會員納入管制對象，期待解決這些年之消費融資先買後賣(BNPL)所致亂象。吾人對政府重視消費金融安全之用心相當肯定，但在實行管制時，若採取有限度管制、尊重市場自律才是最佳解方。蓋因政府管制往往會影響市場運作機制，造成不效率而蒙受無謂經濟損失(Deadweight Loss)，為減緩管制所致不效率情形，管理措施應以提高市場資訊透明度，讓業界資訊透明並佐以自利誘因，將可達到自律下之市場最佳狀態。由於金保法已具備明確的主管機關責任、糾紛處理程序、資訊揭露義務與行政罰則，金管會將租賃業納入金保法可收有限度管制及自律機制運行之效，應可達成市場效率。

回顧台灣租賃業之發展可溯及1977年中國租賃公司成立，該產業初始主要是以生產機器設備租賃來協助企業發展，之後陸續開發分期付款買賣業務、車輛租賃、BNPL消費金融業務，而其業務可分為產品租賃和金融服務二大類。由於租賃業之收益是藉由租賃服務獲得之租金收入與透過銀行端的資金來源而賺取之間的利差，因此對企業而言，租賃業之租金成本相對於直接從銀行取得之資金為高，造成租賃業之客戶主要是以中小企業為主。是以租賃業提供了資金不易取得之企業可有更新設備與原物料的管道，對於協助企業與經濟的發展貢獻甚大。此可從經濟部統計資料庫中租賃業年營業額、年增率統計數字觀察，從民國90年迄113年止，機器設備租賃佔所有租賃業務比重平均達35%、年增率平均為4.84%，可見租賃業對企業之機器設備融通的重要性。

至於租賃業是否需如特許金融業般的監管？筆者認為租賃業與其他特許金融服務業(如銀行、保險業)性質不同，以銀行業為例，銀行業本身之資金來源為不特定之大眾，對其監理目的係為穩定金融體系、保障存款大眾權益，故需監理單位適時監管。然租賃業之資金來源為銀行體系，由於銀行授信時必然考量授信對象之風險，只要租賃業訊息公開透明，在市場機制運作下，不需額外監理租賃業來避免金融系統風險，因此為減少無謂經濟損失，租賃業實不需額外監理。

然而租賃業者良莠不齊，根據工商時報2025.4.28社論指出目前台灣有近7千家從事融資業務公司，其中不法放貸情形時有所聞。而金管會將租賃業中公會會員納入金保法之管制對象，可讓會員得到市場大眾之品質認可，而租賃會員為維繫業務之擴展必然會發揮自律功能，篩選品質優良之會員進而讓租賃產業合宜的蓬勃發展，進而帶動企業及經濟前進。因此，金管會當前將租賃業納入金保法管制對象是適切的，若能輔以尊重市場與提高自律機制的誘因，對企業與整體經濟的助益將臻於完善。

數日後，川普在「真相社交」平台發文表示，考慮撤銷對哈佛大學的卅億美元聯邦補助。川普言之鑿鑿地認為，哈佛存在「反猶傾向」，質疑為何美國納稅人要出錢去資助一所「充滿偏見的大學」。不僅如此，紐約時報報導，川普政府工作小組已挑出十所特別留意的學校，除哈佛外還包括紐約大學、加州洛杉磯大學等；路透取得國務院內部電文，川普政府已下令所有駐外使領館即起暫停安排申請學生簽證、交換學者簽證的新面談，因為國務院準備針對國際學生擴大社群媒體使用調查。

哈佛雖然擁有五一○億美元的校務基金，但也感受到來自聯邦資金凍結的壓力。哈佛大學校長加伯強烈譴責這是一個非法且毫無正當理由的行動，一狀告上法庭，指控川普政府試圖非法控制大學運作。哈佛的法律團隊以 「違反憲法第一修正案和聯邦行政程序法」 為由提起訴訟，不到一天，美國聯邦法官迅速作出裁決，允許哈佛大學繼續招收和保留國際學生，但也僅止於暫時性措施，聯邦法院接下來將舉行聽證會進一步審理此案，並決定能否永久阻止川普此項行政命令。理論上，官司應是漫漫長路，雙方可以把官司一路打到最高法院。

川普聲稱哈佛大學是反猶太主義和「覺醒」自由意識形態的溫床，要求校方接受招生和聘僱方面的監督，校方的拒絕令他極為不滿。美國國土安全部長諾姆表示招收外國學生是一種特權，所有大學都必須遵守國土安全部的要求，包括學生及交換學者計畫（ＳＥＶＰ）的通報要求。國土安全部要求，若哈佛大學希望恢復ＳＥＶＰ的資格，須在七十二小時內提交過去五年所有國際學生完整的紀律處分紀錄、涉及非法或暴力活動的影片與電子資料。

無獨有偶，美國前總統尼克森四十多年前也曾做過類似的事情，試圖利用國稅局來懲罰異議大學。據報導，由於對一些大學沒有打擊校園內的反越戰抗議感到不滿，尼克森曾考慮取消這些大學的免稅地位；正因此，水門事件發生後，美國國會加強了對總統權力的限制。

川普政府的政策不僅重創哈佛等大學，更對美國高等教育的國際形象造成深遠傷害。以哈佛為例，國際學生占比達二成七、來自一四○多個國家，在科研、教學和文化交流中扮演關鍵角色。自雷根時代以來，右翼勢力便持續質疑大學的「政治正確性」，川普的策略正是這種長期對抗的延續，通過打擊常春藤盟校的象徵意義，鞏固保守派選民的支持基礎。對哈佛施壓，本質上就是學術自由與政治權力的對撞，背後充滿著政治盤算。

這場爭論不僅是川普與哈佛等大學的較量，更是美國高等教育命運的試煉。在全球化浪潮下，大學教育的多元與包容性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更為重要。善變、激進的政策，或許短期內可贏得政治資本，卻有可能讓美國失去長期的國際競爭力與全球影響力。

在這股強勢浪潮下，哈佛大學首當其衝成為整肅對象。川普竟試圖以命令手段禁止哈佛招收國際學生，理由是「防止知識外流」、「捍衛國家安全」；這種說法根本無視事實與理性，其本質不是「常識革命」，而是對學術自由的粗暴封殺，更是借「人民之名」進行政治清算，把大學做為全球知識殿堂的地位，淪為排外與反智的工具。

哈佛之所以成為箭靶並非偶然，這所常春藤名校，長期象徵美國自由派精英價值，擁抱多元、公平與國際交流，正與川普「美國優先」、反全球化、反政治正確的保守敘事格格不入。

當哈佛拒絕配合政府打壓校園內的「反猶」聲音，堅持推動ＤＥＩ（多元、公平、包容）政策，繼續招收來自中國等對手國家的優秀學生時，便被視為對川普政治權威的挑戰。

川普進而將哈佛妖魔化為「背叛國家利益的堡壘」，指控其「藉寇兵而齎盜糧」，質疑招收大陸學生是在「培養敵人」；這種論調，完全是將教育國際化與知識開放汙名化，並將其轉化為一場虛構的政治鬥爭。

川普所謂的「常識革命」，在實際操作上是一套高度情緒化、簡化問題，並以「庶民之名」對抗專業與體制的話語機器。他成功激起部分底層白人選民對知識精英的不滿，將高等教育描述成剝奪機會、背離傳統的溫床。其試圖以行政命令封鎖哈佛的國際學生名額，不過是另一波精準操弄民族情緒、仇外排他的政治動作。在此邏輯下，理性變成多餘，專業變成敵人，任何與世界接軌的知識行動，都可能被指為「出賣美國利益」。

美國的全球領導力，從不只是軍事與資本的結果，更來自於其高教體系的開放性與包容性。數十年來，成千上萬的國際學生赴美求學，有的留在美國推動科技創新，有的返國成為美式價值的承載者與擴散者；他們是美國軟實力最深厚的資產，也是維繫其全球聲望的中樞和節點。

川普的「常識革命」本應喚起庶民正義、挑戰體制冷漠，但若過度極化導致制度敵視，終將淪為一場披著民主外衣的民粹專制。當政治領袖恣意干預教育、箝制大學自由、將國際學生妖魔化為敵人，民主的韌性也隨之崩解。這對包括台灣在內的各個民主國家而言，是警鐘長鳴。民主制度雖允許價值更替，但若失去教育與知識的理性堡壘，極端主義終將反撲。

此事件值得反思的，不僅是單一公職人員的錯誤，而是整個公務資源管理制度是否仍有灰色地帶。例如，即便用車者自行負擔油料與保險，是否就能合理化私人用途？一旦制度設計允許公務資源混用於私人，即便形式合規，也難逃「觀感不佳」的質疑。制度的核心不應僅止於帳目清楚，更應著重於行為界線的明確與制度文化的健全。公務車的使用規範是否應更為具體和透明？是否該建立即時回報與稽核機制，以防止濫用情形？這些都是政府機關應審慎檢討的方向。

此外，這場風波也凸顯我國高階公職行政倫理的薄弱；過去公家機關過度依賴個人操守與輿論壓力，而非制度設計本身來塑造誠信文化。欲根本解決此問題，「公職行為準則」應常態化與制度化，甚至以高標準對高階公務員課以道德責任，並建立第三方監督機制，提升社會對體制的信任。單靠個人道歉與個案處分，遠不足以修復破損的制度信譽。

制度要有韌性，就必須在小錯中即時修正、在爭議中坦然反省。若能以此次爭議為契機，重新審視公務資源管理、公職倫理標準與監督制度的設計與落實，才有可能重建人民對公權力的信任。否則，不論預算如何刪減，制度空洞與民眾的信任赤字，終將無法節流和填補。

日昨聯合報「陽光行動」專題報導全國駕駛缺工及老化問題，筆者的故鄉南投縣更嚴重，因是全國唯一沒有東西部幹線鐵路經過的縣市（僅有集集支線），交通極為不便。北上或南下需經台中市，南投至台中有三十公里路程，車輛老舊的客運得行駛七十分鐘以上，部分班次還改為中巴，許多乘客必須「苦站」到目的地，也因此許多老人整年未離開故鄉。

幾年前，筆者還能騎機車來回台中，隨著年齡增長，自忖反應變差，如今也只能搭客運來回；但客運的品質，還不如半世紀前筆者往返台中搭乘的公路局學生專車，當然更無監察院公務車如計程車般召之即來的便利。

一旦生病，南投縣無醫學中心，重大疾病必須前往台中，一個療程往往數月或多年。即使小病如發燒之類，地方診所醫師卻「盍各言爾志」。

筆者月初高燒，一般診所診斷為流感，服藥三天卻高燒未退且喉痛加劇；又轉往耳鼻喉科就醫診斷「非流感」，服藥六天後退燒，但胸悶聲啞持續了半個月才痊癒。兩家診所都未懷疑是新冠、也未篩檢，但我懷疑是新冠確診。

筆者身為獨居老人，病了無人照護，也無專車接送。想到李俊俋的愛犬真好命，自嘆遠遠不如，不禁悲從中來！

許多人仍對政府生育補助或育兒津貼寄予厚望，但事實是，台灣初婚年齡早已超過卅歲，適合生育的黃金階段被不斷壓縮；年輕人面對高房價、育兒負擔、職場與家庭平衡的壓力，選擇晚婚、少生甚至不生，已成為難以逆轉的趨勢。同時，隨著醫療進步與生活型態改變，台灣的平均壽命持續延長，高齡人口比例迅速攀升，今年即將跨過「超高齡社會」的門檻，象徵新生兒愈來愈少，老年人口愈來愈多，少子化與高齡化的雙重挑戰已無法忽視。

在這樣的人口結構下，政府與企業該如何思考下一步？對企業而言，少子化意味著招募與留才更為困難，勞動力短缺成為常態。企業不能再依賴加薪或自動化生產，更應積極思考如何活化熟齡人力並促進世代共融；退休員工的經驗與智慧，能否以彈性工作、顧問制度等方式延續？這些做法不只是緩解人力缺口，更是企業面對高齡化社會、實踐ＥＳＧ（環境、社會、治理）責任的重要一環。

對國家而言，既然新生兒人數短期內難以回升，如何減輕現有年輕人的壓力與焦慮，已是更迫切的課題。當房價居高不下，讓許多年輕人不敢成家；當托育與長照負擔沉重，成為揮之不去的陰影，政府更需要從長遠的角度給予支持；從托育公共化、職場彈性，到長照資源與退休保障，唯有讓年輕人敢生、能養，社會才能注入新的穩定力量。

這樣的結構性改變也提醒每個人，未來不能再有「養兒防老」想法，也無法回到過去的水平線，必須更早為「第三人生」做好準備。許多人形容「我們是照顧長輩的最後一代，卻也是沒人照顧的第一代」，面對這樣的未來，「第三人生」的財務與生活規畫不是每個人都該及早開始的必修課。

退休生活如何有尊嚴？長壽時代如何安心？企業與政府的決策都應為這些問題鋪路。百年前的出生人數再次出現，我們更該用百倍的智慧走向未來。少子化趨勢或已無法逆轉，應用新的眼光與行動，創造出讓每個孩子都值得誕生、讓每個人都能老得有尊嚴的未來；下一步該如何走、如何面對、如何為下一代負責？應該是我們要最優先思考的事。

故宮表示，新的修正方案已降低及縮減屋頂量體，其高度與寬度不會遮蔽正館立面古典元素細部裝飾，降低對歷史建築本體影響，絕無外界所稱的「去中國化」。然而，不論是如何的量體，根據我們看見的規畫草圖，未來故宮迎面而來的就是前面的「玻璃亭」，再看不見氣質高雅的古典建築，而是號稱媲美巴黎羅浮宮貝聿銘的「玻璃金字塔」，卻跟周圍環境毫不搭調的建築來擔當「台灣門面」。

故宮館藏中華文物舉世聞名，其正館建築「中山博物院」由著名建築師黃寶瑜設計，整個建築有著中軸線，其參觀有動線，從「天下為公」牌樓，沿著對稱的華表與龍柏，循著緩坡的台階看見中央的鐘鼎，接著往右方上去來到莊嚴的正館，這是象徵著中華文化的空間序列，過程充滿著儀式感。未來尋階梯而上，迎面看見的不是正館而是灰色玻璃亭，這是要給全球來參觀的人訴說何種空間意象？

雖然我不大明白生活在台灣的建築師們，如何能對這件即將改變歷史建築景觀的事件保持沉默，但請告訴我是哪位堪比貝聿銘的國際級建築大師，有如此「膽識」設計出這種「象徵台灣的玻璃亭」，來替換掉故宮的古典建築主題，變成未來的主要意象？請問該玻璃亭有尊重故宮的環境意象嗎？

根據文化資產保存法第卅四條，完整說明任何新設建築，都不能影響「法定歷史建築」故宮正館的外觀，更不能阻塞其觀賞通道，豈能容許設置玻璃亭，毀壞歷史建築群的整體敘事脈絡？

更不要說，故宮就是「故宮」，這是台灣僅有的、能傲視全球的博物館，藏有中華文化超過三千五百年的稀世珍寶，台北故宮繼承了無數故宮人，篳路藍縷從大陸護送國寶、遷徙來台灣的歷史。今天台北故宮如果一直想要「自立乾坤」，不再堅持自己守護中華國寶的初衷，到底憑什麼擁有中國人的文化資產？建築本體是整個歷史敘事的體現，這與「增加面積以強化國際競爭」一點關係都沒有。

當前世界主流思潮是「在地化即是全球化」，當故宮不再是故宮，人們來到這裡，卻看不見其獨特於世界的中華文化建築敘事風格，縱使面積再大，焉有國際競爭力可言？史博館的整建工程已讓龍谿園這座袖珍的古典園林消失殆盡，現在故宮又要藉設置玻璃亭來破壞中華文化建築的整體敘事風格，去中華文化脈絡的意圖昭然若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