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中市長盧秀燕上周宣布，台中「超巨蛋」力拚二○三○年前完工，將成台灣新亮點。「五年孵蛋」不只是市政、也是政治，既考驗台中市府團隊的施政能力，也要展現盧秀燕的鴻鵠之志。

台中超巨蛋選址和期程都是精挑細選，水湳經貿園區是市府用地，沒有拆遷、徵收問題；財源則是BOT招商興建，市府零出資。盧市府目標一年左右先跑完行政程序，才有望如期「破蛋」，前提就是綠營不要為了「卡盧」而「卡蛋」。

超巨蛋期程跨越二○二八年總統大選，充滿想像空間。二○三○年若孵蛋成功，下屆總統將是開幕貴賓，根據國民黨劇本，若由盧市長催生、盧總統剪綵，才是「超完美巨蛋」。為了不讓藍營美夢成真，綠營議員已經開始「攻蛋」，既唱衰又質疑炒地皮；身兼中華職棒會長的民進黨立委蔡其昌，雖對台中超巨蛋樂觀其成，但他也不忘提醒勿淪為蚊子館。

台北大巨蛋殷鑑不遠，原本五年可以完工，卻被民進黨和前市長柯文哲延宕十一年，印證「壞蛋比笨蛋還可惡」。盧秀燕說，她有決心台中大巨蛋非做不可，政治人物要幫忙建設，不要前面反對、後面蹭票。

當藍綠還在糾葛黨爭和罷免，燕子已在孵超巨蛋，這顆蛋未來究竟是孵出麻雀或鳳凰，不僅牽動台中風貌，盧秀燕和超巨蛋也已命運與共。

國民黨主席朱立倫日前接受本報專訪時表示，今年九月黨主席改選時程不變，他非常期盼「順利交棒」，引發不同解讀。朱立倫是否連任？台中市長盧秀燕是否表態參選？黨內是否有其他人接手？都是熱議話題。然而，比起黨主席是否換人，對國民黨更重要的議題應該是，面對民進黨鋪天蓋地的壓迫，國民黨到底要怎麼做？

此次國民黨主席改選之所以備受矚目，在於不僅攸關明年九合一選舉和二○二八年總統、立委大選布局，更和馬上要面對的大罷免以及可能隨之而來的立委補選息息相關。雖然大罷免投票前，應不存在國民黨陣前換主席的可能性，但大罷免後的政治局勢，就非國民黨能夠預判，自也無法預先規畫黨主席要不要交棒。

大罷免後至少有兩種可能的政治新局：一是結果對綠營有利，民進黨立委席次大幅增加，甚至重新完全執政；二是大罷免失敗，立院維持三黨不過半，賴政府提前跛鴨，甚至得內閣總辭。藍營「想當然耳」的思考，是大罷免結果對國民黨不利，則黨主席下台負責；結果對國民黨有利，則黨中央維持現狀。然而如此思維，正是國民黨的最大迷思。

平心而論，朱立倫接任國民黨主席以來，雖然在總統選舉敗選，但九合一地方選戰大勝、立委選舉重回第一大黨地位，並和民眾黨穩定結盟制衡賴政府，表現雖非盡善盡美，至少也是差強人意。然而黨內外對朱立倫的攻擊始終不斷；加以台中市長盧秀燕逐漸成為國民黨參選總統的熱門人選，黨內不時有「盧上朱下」聲浪，這些都是朱立倫表態「樂意交棒」的原因。

雖然自認對國民黨付出甚多，但不可否認，以「總教練」自居的朱立倫，領導風格卻爭議不斷。首先是小圈圈的決策核心，讓他「精算師」之名總被認為是「精算自己人」；而在諸多重要戰役裡，黨中央不是集體失能，就是後知後覺。諸多法案研修疏失、議題被動，乃至於面對大罷免的輕忽，導致諸多地方黨部、連署領銜人身陷司法困境，都和中央與地方黨部、智庫、立院黨團脫不了關係。尤其國民黨雖在十五個縣市執政，卻很少出現執政縣市長一致對外、地方包圍中央的場景。縣市長和黨中央常是「一人一把號，各吹各的調」，無法發揮統合戰力。這些問題，只能由黨主席概括承受。

但主席交棒之說仍屬迷思，因為如果決策本質不改，不論大罷免結果對國民黨有利，朱立倫順利連任黨主席，或者大罷免結果對國民黨不利，主席職位交棒，對於改善目前國民黨沉痾，都未必會是加分。更直接的說，在黨主席職位不討好的情況下，強要盧秀燕接任，是鞏固領導？或是提前損耗？有商榷空間。

因此，與其討論黨主席交棒，不如思考黨主席角色。朱立倫把黨主席定位為「總教練」，還要肩負募款、黨機器運作等重任，無疑是把一黨興衰放在一人身上。既然黨機器是選舉取向，一切運作就應該是為求勝選。黨主席未必要當「總教練」，可能只要當「代理人」或「協調者」即可。過去吳伯雄擔任國民黨主席，全力協調黨內，並為馬英九製造總統勝選機會，就是最成功的例證。

在綠色執政強勢打壓下，國民黨主席乃至整個黨務團隊的角色，都不能再墨守成規。是要讓強勢黨主席掌握一切黨務，還是著眼於黨主席協調與「最大公約數」功能，讓黨內菁英透過黨務平台各自努力、甚至讓地方首長把背後民意轉化為對政黨支持，何者適合當前的國民黨，並不難判斷。

隨著產業創新條例修正案於4月18日三讀通過，台灣新創環境迎來關鍵轉折點。這不僅是政策層面的突破，更象徵著台灣經濟發展策略的根本轉型。在全球數位經濟浪潮中，台灣正從單一產業的輝煌成就，積極轉向培育多元創新企業的「護國群山」戰略。

台灣在新創發展上擁有不可忽視的先天優勢。首先是完整的製造價值鏈，從半導體、電子製造到精密機械，台灣建構了世界級的生產體系；其次是優秀的工程師人才庫，長期培育出無數技術精英，為創新提供堅實的人力資源基礎；第三是健全的智慧財產權保護環境，讓創新者能夠安心投入研發。這些環境也孕育出四家海外獨角獸企業--Appier、91APP、GOGORO、Perfect Corp.，它們不僅在國際市場上嶄露頭角，更為台灣新創生態系樹立了成功典範。

當前，我們正身處以人工智慧、區塊鏈、雲端運算、大數據分析為核心的數位經濟新時代。面對全球化競爭加劇，以及「去碳化」、「數位轉型」、「供應鏈重組」等國際趨勢，台灣必須加速從傳統代工模式轉向創新驅動的發展路徑。

我們不能僅止於單一產業的輝煌，而是要從「台積電之後」的思維中找到新答案：打造多元化的創新企業群，形成新時代的「護國群山」。這種轉型不僅是經濟策略的調整，更是對台灣未來競爭力的重新定義。

全球新創投資在2021年達到歷史高峰後，受資本寒冬影響，2023、2024年投資金額出現下滑。然而，台灣卻在這波逆境中展現驚人韌性，不僅未受國際資本縮減衝擊，反而實現逆勢成長，從2015年的8.4億美元躍升至2024年的27.9億美元。

截至2024年，台灣新創企業已達9,583家規模，並擁有95處新創基地與83間加速器。雖然在本土獨角獸數量上仍有很大的努力空間，但這些數字背後代表的正是蓬勃發展的創新能量。

台灣新創的國際化程度也在快速提升。從服務領域的多元化發展--涵蓋硬體、健康醫療、媒體娛樂、食品餐飲等各領域--到企業積極參與國際展會、建立海外據點，台灣新創正以「Startup □Island TAIWAN」品牌形象走向世界舞台。

在台灣新創快速發展背後，國發基金扮演關鍵催化角色。透過多元化投資管道，包括創業天使投資方案、直接投資、與國內外創投合作的創業投資，國發基金為不同發展階段的新創企業提供全方位資金支持。

這種多層次的資金供給體系，不僅解決新創企業在不同成長階段的資金需求，更重要的是建立了完整的創新生態鏈。

展望未來，台灣已設定明確而具挑戰性的目標：到2028年，募資金額倍增至1,500億元，創造至少2萬個就業機會，打造真正的新創雨林生態系。這個願景不僅是數字上的成長，更代表台灣經濟結構邁向深層轉型。

要實現此目標，需要持續強化新創生態系的各個環節。國發基金不僅擴大專案投資規模，更積極連結大學基金、引進國際資源。國際經驗顯示，成功的新創生態系需要形成良性循環：成功創業者透過併購或IPO實現出場，然後成為下一代新創的投資人或導師，形成連續創業文化。

台灣在這方面正加速追趕，通過創新板改革和企業併購法修正，為新創企業提供更多元的出場管道。雖然台灣創業到上市櫃平均需要15年，相較於國際標準仍有優化空間，但隨著政策環境不斷完善和市場機制逐步成熟，這個周期有望大幅縮短。

正如台灣新創品牌的核心理念：「Together Go □Big」。唯有政府、企業、創業者、投資人攜手合作，我們才能讓台灣在全球數位經濟競賽中占據重要地位，讓台灣新創從美麗之島走向世界舞台，為台灣的未來寫下更加精彩的篇章。

這種言論無疑與近年美日韓圍繞中國的安全架構形成對比。如果李在明最終當選總統，南韓對中政策與對美立場勢必調整，而這樣的「再平衡」，對台灣而言將不是單純的外交冷淡，而是戰略現實的改變。當台灣在面對中國軍事壓力與國際孤立時，原本預期的盟友若轉為觀望，所帶來的不僅是心理落差，更可能影響東亞整體政經秩序。

對北京來說，李在明的態度無異於一扇新開的窗。這位可能的領導人，質疑美韓同盟在中國議題上的必要性、反對把人權與地緣政治掛鉤、強調經濟務實主義。對中共而言，若他當選，可能正好為加強對韓統戰、削弱美國印太布局創造條件。當北京不再必須面對毫無妥協空間的美日韓聯合陣線，而是多了一個不願選邊的「中立參與者」，其在東亞的活動空間必然拓寬。

美國當然不會坐視這樣的變化，但若南韓態度轉趨消極，最先受到波及的恐怕不是韓美關係，而是原本仰賴三邊協調來應對中國壓力的台灣。

舉例來說，若三星加碼在中國的快閃記憶體產線，或與中國企業聯手發展ＡＩ與新能源技術，不僅會對台灣半導體與電子產業造成實質競爭，更可能讓「可信供應鏈」這個台灣好不容易取得的戰略角色開始動搖。李在明強調「不與中國敵對」、試圖修復中韓經貿關係，若真成政策主軸，南韓企業勢必獲得更多來自中國的市場與資源，而台灣企業則需面對被排擠的風險。

更現實的是，若南韓領導人公然表示「台灣問題與南韓無關」，其他本就態度曖昧的國家可能也會選擇沉默以對，進一步削弱國際社會對台灣的道義支持。

這些風險不是假設，而是來自對未來權力結構變動的警覺。李在明的態度，折射的是一種正在南韓內部快速發酵的民意轉向─希望聚焦經濟、避免捲入中美對抗、在台海議題上保持距離。對台灣而言，這代表我們未來不僅要面對強勢進逼的中國，更要面對一個漸趨冷漠的周邊區域。

因此，台灣當務之急是降低對南韓的單邊依賴，並強化與日本、印度、澳洲、東南亞等區域國家的多邊協作機制。在經濟布局上，加快高科技供應鏈「去三星化」與東南亞市場替代計畫。

台灣害怕的不應是一個親中的人當選南韓總統，該害怕的是尚未意識到國際格局正快速變動。當愈來愈多國家以經濟利益而非民主價值做為對中政策的指導原則，台灣更需鞏固自身經濟價值的不可替代性，才不至於在戰略洪流中被邊緣化。

行政院在五月十九日以「行政院秘書長函」的公文，「下達」所屬各機關及各地方政府，規定「禁止現職軍公教人員申領持用中國大陸居住證」，且在清查時未據實以告而被發現者，由各機關購和學校「本於權責予以適當處置」。此函的規定再次說明「法治韌性」禁不起「權力任性」的考驗，公務人員與國家早已改為「公法上職務關係」，但這幾個月來卻大步退回到「特別權力關係」。

司法院大法官為了將特別權力關係轉型與建構成公法上職務關係，曾就不同案件做過至少四號的解釋。而現行有關公務人員的法制，也早已遵循大法官解釋意旨全盤修正。簡單說，公法上職務關係不若特別權力關係僅係以國家（政府）具單方面「權力」為其特色，而強調公務人員與國家（政府）間有當事人之對立及相互間權利義務存在。

公法上職務關係最顯著的特徵，若要對公務人員施加義務，不僅應有法令為依據，而且法令規定的範圍及事項還必須明確具體。同時，基於維持公務的有效運作，固然某些內部的「特別規則」仍有必要存在，但其內容必須符合合理之目的，且涉及公務人員基本權利限制之重要事項，仍須由法律直接明定。

除非任職前曾申領過效期僅五年的中國大陸居住證，軍人和公務人員幾乎無辦理之機會和條件。就算公務人員曾於赴大陸旅遊時，遇陸方為求績效而放寬申請的條件，但仍因並不會在大陸生活，領有的證件幾乎也使用不到。陸委會聲稱清查至今，軍公教不僅有人領用居住證、更有身分證，但陸委會始終不講他們何時及以何種方式領取，乃至於證件還在效期內嗎？

其實，較可能受行政院規定影響者，應是有寒暑假期的公校教師。然而，公校且尤其是大學教師，自始即非特別權力關係的適用對象，現在也不適用公法上的職務關係。但行政院秘書長函，規定教師若違反該函規定，學校也要「本於權責予以適當處置」，文義上就充滿著特別權力關係的「警告」。何況，不說清楚是什麼樣的處置，既有違法治原則，還有了可使用各種方法「弄你」的恐嚇效果。

該行政院秘書長函，僅說明相關法令規定軍公教人員應效忠國家或負有忠誠之義務，進而以「按照陸方規定，申領持有中國大陸居住證須於中國大陸求學、工作或居住一定期間」為由，認定「申領持用該證與我國現行法令，要求軍公教人員對國家忠誠義務，顯然相悖」。此不僅是回到特別權力關係的做法，其不當聯結形成的理由，也意味軍公教人員只要曾在大陸求學、工作或居住一定期間，就有對國家不忠誠之虞。

在大陸地區領有居住證，只是因求學或工作而在大陸生活時能得到便利，此對台獨政權來說雖可認定為不忠誠，卻無損於對中華民國憲法及其建構之國家的忠誠。再說，行政院僅以「函文」創設了軍公教人員的新義務，此已違反了依法行政原則，何況還是以無涉權利義務才可使用的「秘書長函」為之。

雖然我國的市場不大，得到政府補助的也不多，可是我們很多廠商都能推出自行研發的產品，而且可以推銷到很多國家去。這是要有勇氣的，如果一個公司的管理階層知道某一個產品的競爭非常激烈，有可能因而卻步。我們實在應該佩服我國有很多企業家有這種勇氣。

要發展一個能夠外銷的工業產品絕非易事，需要長時間的研發，十年磨一劍。對我國的工業來說，已經是必須的信念，因為我們工業產品的品質絕對不能很粗糙。由於我國絕大多數的工業產品用在工業上，產品必須精確且能持久耐用，如果沒有長時間的努力不可能有這種工業產品。我們應該感到非常慶幸，因為很多企業家並沒有急功好利，希望工程師能在短時間內做出可以外銷的產品。

有勇氣和耐心是不夠的，要推出好的工業產品，當然需要有能力的工程師。我國有很多工業產品能夠外銷到其他國家，顯示我國的教育相當不錯。這些研發工程師有足夠的基本學問，在研發過程中，這些工程師一定會遭遇到很多困難，這些困難絕對不是靠學問能夠解決的，而是要靠研發工程中所累積的經驗，所以我們的工程師一定有美國教育家杜威「從做中學」（Learning by Doing）的理念。即使他們畢業於名校，其實在工業界仍然是菜鳥，必須很謙虛地向前輩學習。虧得我國有這種肯默默工作的工程師，否則我們也不可能有好的工業產品。

最特別的是，任何一個工業產品都需要很多不同的技術；一個比較大的設備更需要很多的零組件，設備腔體的製作就往往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內部所需要的零件又不能是很粗糙的零件，沒有一家公司可以完全自行製造這些精密的零件。幸運的是，我國有很多小公司，可以提供很多服務，使得一個設備內所需的零組件合乎規格。我從前在「科技人文聯合講座」的文章中，曾經提過我國工業有多元化的特色，這也使得我們的科技工業能夠在世界上有一席之地。

我們應該知道，我國已經有很多的企業家肯提供經費，讓工程師做較長時間的研發；我們也有很多願意埋頭苦幹的工程師，克服各種困難，使產品能夠有好的規格。我們更應該慶幸我國工業的多元化，絕對不要妄自菲薄，要對自己的科技發展有絕對的信心。

（作者為清大榮譽教授、博幼社會福利基金會榮譽董事長）

近期接連發生高齡駕駛高速暴衝撞擊，釀成多人死傷的重大車禍。為回應民怨，交通部表示擬推動下修高齡換照年限、加嚴汽機車考照、修法嚴懲無照駕駛、車主連帶受罰等方案。不諱言，這些雖有必要，然平日橫行馬路者豈只老人？且駕照取得難易，與實際開車安全與否並無直接關係，遑論有些不當駕駛根本是無照上路。而重罰牽涉查緝、審判、執行等部門，配合收效不易。何況嚴刑峻罰果真是萬靈丹，何以三年四度修法，迄猶成效不彰？

若比較首揭兩案，共通處除了年長者開車失控外，經查肇事者都曾有多次違規紀錄。據時力黨主席王婉諭透露，國內取締交通違規數每年卅萬件中七成五是累犯，部分駕駛或用路人「屢教不聽」、「罰後不改」，才是類似事故一再重演主因。筆者認為交通部修法不該畫錯重點，應對症下藥、集中資源在強化累犯治理，與如何嚇阻並預防其再犯。

當務之急係研擬設置專條，通盤整合過去經驗，特別針對重大交通違規（如酒駕、毒駕、超速、無照駕駛）的累犯（一定時間內反覆實施不法），施予如下管理處分：

一、人車公示：依現行道交管理處罰條例，與各縣市關於重大酒駕事件的資訊公開作業規定，已能公開酒駕肇事者姓名、照片與違規事實；惟多流於形式、辨識度低而難以吸引關注，以致對防杜酒駕影響甚微。建議公布個資應擴及其他交通違規累犯，另方面應檢討優化作業程序；除公示於實體及網路平台外，可追加證照註記前科、車體張貼官方標章、噴漆警告、換掛特殊車牌等措施，以便公眾隨時監視檢舉、提高戒備。如此方能有效發揮社會群體制約力量，兼符上開立法原意。

二、擴大連坐：累犯人、車若經清楚公告，按經驗法則，即難容車主與同車乘客以不知為由推諉卸責。酒駕、毒駕既實施連坐，如今主管機關也認同追究無照駕駛車輛所有人，故不妨考慮將該政策全面適用至所有重大違規類型，並涵蓋累犯。

三、科技監控：累犯守法自覺與開車注意度較常人為低，宛如不定時的移動炸藥。鑑於國內有「酒精鎖」強制加裝前例，事實證明行車定位記錄器的普及，可大幅提升交通違法的取締、蒐證、破案與定罪率。此外亦有倡議取法日本、歐盟，甚至對岸，強制新車安裝AEB（自動緊急煞車）。除完善公示與連坐制度之外，若能落實應用這類設備，精準的事前限縮並攔阻累犯駕駛上路、事中管控其操駕，並將之納入定期車檢測試項目，相信必能事半功倍。

為防止妨礙自由、避免緊急危難、維持社會秩序、增進公共利益必要，得以法律限制人民自由權利，憲法第廿三條定有明文。上述意見或許過激，倘付諸實現亦將犧牲少數肇事前科者人權；但為保護其他多數人之生命與身體保障權利、修補交通安全網漏洞，使台灣早日洗脫「行人地獄」汙名，盼主事者趁民氣可用加以察納。

首先，這名七旬駕駛早已遭註銷駕照，理應被排除在交通主體之外，卻依舊能駕車，是否意味現行駕照註銷制度缺乏實質監管？此外，年長者的交通風險問題早已在各大城市浮上檯面，駕駛的反應力與判斷力退化已非個案問題，而是集體風險管理的考驗。

更值得關注的是，駕駛人臨時違規停車購物、辦事等行為屢見不鮮，也成為許多事故的導火線。此案中的倒車舉動非但違反交通規範，也反映出駕駛人對交通安全風險的嚴重低估。

因此，除了法律罰則外，亦該從城市設計層面檢視，是否缺乏合宜的臨時停車空間？是否可在易發生事故的區域，部署更高密度的監視設備或派員管理？這些都是減少事故的關鍵。

此外，高齡者的行動權與公共安全之間該如何取得平衡？七旬肇事者雖已無合法駕照，但仍須滿足日常生活需求。當高齡者無法再駕車時，社會是否提供足夠的替代交通選項？大眾運輸夠便利？外送與陪伴服務是否普及？如因資源匱乏只能違法駕駛上路，那問題根本就不只是在馬路上，而是社會缺乏高齡交通支援體系。

道安不應只在事故發生後追究責任，更要建立前瞻性的防護網，從駕駛管理、城市交通規畫，到長者交通資源的建置，都應整合思考，否則類似事故恐將成為日常。這應是社會共同的責任，唯有多層防護並進，才能守住交通安全的底線。

早年有「車掌小姐」管控乘客上下車及車廂內的情形；沒了她們以後，公車司機除了開車、注意路況外，還要費神應對乘客、留意其動態。不可諱言，渠等搭車之文明程度直接影響到駕駛的工作情緒與意願。

公車族實應有「公共」與「關照他人」的共識，尤其在尖峰時段，上車之後盡量往車廂中央／後方走，俾便讓更多乘客上來；攜帶幼童或推行娃娃車以及年長乘客下車時，可否先說聲：「司機先生有○○（例：幼童）下車，麻煩你了。」站立者一定握住扶手或拉環，以免緊急煞車而受傷。舉凡這些小動作，都是和駕駛合作、共同完成一趟安全、便捷與友善的行程。

電視新聞偶有公車意外事故消息，由於重複播放，易造成大眾不良印象，連帶斲傷公車駕駛形象。這令人無奈，只能盼望司機大哥、大姐別往心裡去。裁判應不可過度向乘客傾斜，以免釀成無人開公車的窘境！周末假日業者拉長班距，或也是為了體恤駕駛，讓他們有機會與家人相處。畢竟駕駛日日要照顧到數百人次的乘客，實在不容易。

依我之見，駕駛與乘客的良性互動、雙方的配合與搭乘公車的好習慣，還需有關單位更細膩規畫與宣導，也仍有一段路要走。此外，大家也別輕忽了搭公車一事，因為各位正一同促進節能減碳這件大事。

在這場高談台海風雲的盛會中，真正身處於風暴中心的台灣，卻如幽靈般缺席。台灣的代表無法以官方身分參與，也未被列於與會名單上，僅掛著「IISS特邀」的模糊標籤。彷彿這場關乎生死存亡的地緣大戲，台灣只能躲在幕後偷聽，卻無法站上舞台，甚至連遞台詞的資格都被剝奪。美國一邊在香格里拉對話中高喊保衛台灣，一邊卻讓台灣成為「隱形人」；台灣既是華府口中關鍵的「民主籌碼」，卻又不配擁有自己的麥克風。

赫塞斯並未忘記替老闆背書，他引述川普「中共在我任內不敢動台灣」這句話，乍聽之下像是防衛承諾，實則更像是競選標語。畢竟川普是否真的會「埋單」五角大廈的評估，還是會再度質疑「為什麼我們要為一座離美國一萬公里的島嶼冒險？」仍是一場懸疑劇。赫塞斯的強硬立場，未必能代表川普政府的未來政策走向，反而凸顯美國政軍分歧的結構性矛盾。

與此同時，大陸則照例跳出來譴責美方「炒作中國威脅論」，並祭出「勿玩火」、「自食惡果」等外交語錄。更諷刺的是，大陸此次派出的代表層級之低，幾乎等同「愛來不來」，無疑削弱了對話的正式性與實質性。赫塞斯甚至不點名地酸道「我們來了，有些人卻沒來」，這場全球安全論壇，儼然成了美國自言自語的外交秀場。

而台灣在這場對話中的處境更值得深思。一方面，台灣不斷被描繪為「下一個烏克蘭」、「民主與專制對抗的前線」，另一方面卻無法參與決策過程。台海危機明明是地球上最受關注的安全熱點之一，卻偏偏在討論自己命運的會議中缺席。如此被動的國際處境，台灣究竟是夥伴還是棋子？

美國這場「預警式威懾」操作，或許有其戰略邏輯，亦即提前公開可能的軍事行動預測，藉此干擾北京決策。但這種高頻率、大張旗鼓的「時間點倒數」，是否會成為「自我實現的預言」？最終可能逼迫對手不得不行動；而一旦劇本照著這條預言軌道實現，真正承受苦果的不是發言台上的政治人物，而是台灣二三○○萬人。

香格里拉對話再次證明了，即使是世界舞台上的主角，只要沒被邀請上台，你就只能當「背景故事」的一部分。而這場關乎戰爭與和平、存亡與命運的對話，台灣人卻只能隔牆偷聽。台灣需要的不僅是軍售與口頭支持，而是能參與攸關自己命運的制度。我們只能在世界安全劇場的邊緣打轉，看別人討論我們的命運、決定我們的未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