賴總統喊話立法院長韓國瑜，對中共公安追緝綠委沈伯洋一事，要他「挺身捍衛國會尊嚴」。但曹興誠批評，這種說法讓人覺得「弱」，他要求賴清德提名沈伯洋參選台北市長，除展現對他的力挺，而且必可打敗蔣萬安，更能掃除台派人士對總統「用人」與「知人」能力的疑慮。他說，「中共能識別沈伯洋的潛力，賴清德豈可不明？」

沈伯洋參選市長，真能輾壓蔣萬安？中共追緝沈伯洋，是認定他未來大有前途？答案恐怕未必。但曹興誠話中的皮裡陽秋，卻是不少綠營人士心裡的想法。賴清德堅持己見領導的方式，尤其對參選同志們毫不遮掩的愛憎分明，對民進黨選情是好是壞，大家難免疑慮。

國民黨也有類似困擾。鄭麗文上任，果然展現不落以往主席俗套的風格；但她令外界訝異的「起身砲」，卻是宣稱俄國總統普亭不是獨裁者，又出席左統團體舉辦的白色恐怖紀念會，引發「向共諜致敬」爭議。綠營宛如撿到槍，藍營雖反批民進黨雙標，卻沒人為鄭主席背書叫好。

因此「有趣」的是，面對二○二六與二○二八年的選戰，藍綠兩大黨魁都未能發揮「母雞」功能，反而讓第一線候選人提心吊膽，擔心遭到池魚之殃。

賴、鄭兩位主席，誰能比對方先一步體會到自己的問題，並率先作出有效調整，就是未來勝敗關鍵。

政府近年積極推動能源轉型，卻也因涉及龐大利益，不斷傳出各種弊案。近日媒體報導，有業者向檢調單位檢舉，中油觀塘液化天然氣接收站（三接）涉及浮報工程達一百多億元；但兩度檢舉，均無下文。國民黨立院黨團為此舉行記者會，要求檢察官正視此事，也呼籲中油及政府出面說明。

這項中油浮報工程經費的指控，並未指名道姓點出具體對象。但皇昌公司隨即出面對號入座，聲明該公司參與公共建設均遵循《政府採購法》及公司治理規範，所有投標程序禁得起考驗。皇昌並質疑，本月十八日基隆的第四液化天然氣接收站（四接）就要開標，對手選在此時機向媒體爆料，是否別有居心？

不論此事是否出於企業間的惡性競爭，但爆料者指陳中油公司高層要求浮報三接工程經費，不僅態度惡劣，更根本不把公帑當一回事，是最讓人憤慨之處，值得檢調深究。尤其，爆料者聲稱在二○二二年「三接」開標後即向檢調檢舉，但三年過去，均未見調查。因而在今年八月再度提出檢舉，仍不見下文，只好選擇向媒體爆料。

最令人驚悚的是，爆料者所指控的三接第二期的「外推防波堤工程」，工程界估計以九十四億元即可完成，該廠商因而先提出一二二億；但中油高層一再明示他「報價太低」，還聲稱「中油最不缺錢」。業者為此加到一五○億，再加到二二○億元；不料，最後該案是報價二五三億的業者得標。這比起業界最初的估計，整整高了一六○億元。

如果此一說法屬實，中油高層不僅是在利用公共工程上下其手「吃國家」，甚至把「最低標」或「合理標」搞成了「最高標」。這種作法，無論如何不可原諒。新竹市長高虹安為了區區十一萬元助理費，就被判了七年多徒刑；檢調若放任浮報百億工程款的貪官逍遙法外，能心安嗎？因此，檢調無論如何要仔細偵辦，查個水落石出。如若調查結果，該指控純屬子虛烏有，也可以還中油和皇昌公司一個清白。

中油三接的防波堤及棧橋工程，有一部分是建在珍貴的藻礁之上，當年曾經過全民公投，因此理當更謹慎行事。但同是由皇昌得標的第一期沉箱工程，卻遭環保團體指控施工品質不佳，對藻礁生態造成破壞。不僅如此，還有七名工人不幸在施工過程中喪命。但對皇昌而言，以高價奪得兩期工程，使它有能力不斷購入海上作業船，大大擴增了其承攬海事工程的能力。

再隔數日就要開標的基隆外木山的「四接」工程，皇昌顯然也志在必得。四接的單一工程標案高達四三五億元，皇昌聲稱該集團已布局海事工程長達七年，擁有船機隊四十多艘，對此案一定全力以赴。這次四接的業主是台電而非中油，但以皇昌的政商關係，兩者應該差別不大，重點只在如何順利奪下標案。但對民眾而言，不論三接或四接，這些以百億起跳的公共工程如果真的黑幕重重，一個國營事業高層主管就能任意左右標金和得標者，誰還能相信這些工程的品質？誰還能相信政府能幫人民看好荷包？

中油和台電是一對難兄難弟，在民進黨志大言大的「非核家園能源轉型政策」下，雙雙從國營事業的樣板「金雞母」，淪為虧損累累的破落戶。當民眾在擔心電力不夠時，他們在不斷地找藉口推託，大手大腳地揮霍公帑與台灣環境生態。從三接到四接，皇昌能否一再得標、壯大，並不是人們關注的重點；大家在意的是，這些煞有介事的浩大建設，真能帶給台灣用電的安全嗎？

美國聯準會（Fed）10月底會議決定兩項寬鬆措施，分別是再度降息1碼，以及從12月起停止縮減資產負債表。但對於市場最關切的議題，也就是12月是否第三度降息，主席鮑爾在記者會上卻否認12月降息已是「必然的結果」，「事實上，還遠得很」。由於美國聯邦政府關門，9月及10月就業報告都未公布，鮑爾承認Fed是在「大霧中開車」；決策官員也是「盲人騎瞎馬，夜半臨深池」，對未來利率走勢看法分歧。但由最近企業界的一些舉動，以及民間公布的就業相關指標顯示，12月會議時可能證明鮑爾其是「說一套，做一套」。

Fed承擔最大就業與物價穩定兩項使命。川普提高關稅及鎮壓移民政策，既可能使通膨進一步升高，也可能使就業急轉直下，使這兩項使命面臨的風險陷入一種「恐怖平衡」的狀態。Fed在兩種條件下有理由降息：第一，通膨出現趨於下降的信號，此時降息可以稱之為「利多型」降息，但目前並無此種跡象；第二，通膨雖仍然居高，但就業出現明顯警訊，此時降息則為「利空型」降息，而這顯然更符合當前的經濟情勢。

哪些因素可能促使鮑爾在12月會議時傾向於第三度降息？第一，儘管官方的經濟數據出現空窗期，但最近亞馬遜、聯合包裹服務、目標百貨、星巴克、達美航空及Meta平台等大企業，已宣布將裁減數萬員工。Challenger公司近日公布，10月美國企業共裁員153,074人，比去年同期增加175%，而雇主公布的求才計畫也降到2011年來最低。裁員增加，求才減少，一方面使遭到裁員的勞工將更難找到新工作，同時因為失業者增加，企業較不擔心難以招到員工，因此會更加放心地裁員，形成惡性循環。

第二，通膨雖仍遠高於目標，但關稅對通膨的衝擊未如預期嚴重，因企業實際支付的有效關稅稅率平均約為12.5%，比原先估計的17.5%低出不少。企業也採取多種應變措施，包括將生產基地從高關稅國家轉到關稅較低的國家，搶在關稅生效之前建立大量產品庫存，利用保稅倉庫貯存進口貨品以暫時免繳關稅。企業也只將新增關稅成本的一部分轉嫁給消費者，美國銀行估計目前消費者負擔約50-70%的新增關稅。鮑爾更強調在扣除關稅的影響後，個人消費支出（PCE）核心通膨率年升幅可能只有2.3%，實際上非常接近2%目標，這顯示通膨在鮑爾的「風險天平」上已居於次要地位。

第三，鮑爾能夠堅持到9月才開始降息，顯示今年來的「川鮑之戰」已經分出勝負，鮑爾是在擁有客觀條件的支持下才主動調整立場，保住了Fed的決策獨立性以及信譽。

第四，鮑爾本身其實是最大的「鴿派」。鮑爾出身華爾街，與金融機構關係密切，政策立場自然偏向寬鬆；簡言之，就是降息要快，升息要慢；決策只能讓市場驚喜，絕不能驚嚇。第五，也是最重要的，就是鮑爾一心要在明年5月卸任前，留下經濟「軟著陸」政績。鮑爾可以容忍「不著陸（通膨超標）」，因為這可歸咎於川普的關稅政策，但絕不容許「硬著陸（就業嚴重惡化）」。因此他對貨幣政策的基本態度已轉為「寧鬆勿緊」。

再從決策機構聯邦公開市場委員會（FOMC）12位今年有投票權的委員組成來看，七位理事中副主席傑佛森、理事巴爾及庫克一向唯鮑爾馬首是瞻，另外三位理事沃勒、鮑蔓及米倫都是「川派」，都主張持續降息。至於五位有投票權的地區性聯邦準備銀行總裁，紐約區總裁威廉斯兼任FOMC副主席，與鮑爾一向是焦不離孟，波士頓區總裁柯林絲也是「鴿派」。如此一來12月時鮑爾若主張再度降息，至少已經擁有九票。

綜合以上觀察，不難發現除非新數據顯示通膨明顯惡化，否則12月Fed第三度降息的機率正在升高；但歸根究柢，這仍是一種「利空型」降息。

政府關閉期間因空中運能流量的管控，重創美國航空事業，尤其各大機場的航管人員與安檢人員因同屬聯邦政府雇員，又被定義為不得缺勤或罷工的「必要人力」，讓原已有至少三千五百名人力缺口的航管人力雪上加霜。而美國這場史上少見的航班運能削減政策，可能涉及的飛安問題並不會因恢復聯邦政府運作而消失。

首先，飛機空中接近的風險為歷史之最。由於機場航管人員與安檢人力嚴重吃緊，人員被迫無薪上班與超時加班，導致更多人請假缺勤或外出兼職打工以貼補家用。人力短缺不但造成飛機嚴重誤點，甚至導致部分航班機師需以無線電自行協調起降順序。這些在空飛機的「盲飛」，大大增加空中接近的風險。

其次，工作超時的疲勞現象已對飛安構成威脅。因航班取消導致飛行計畫重排，大量機組人員被迫滯留外地機場，臨時性的飛行需透過替補人力支援，但隨著使用頻繁，後備人力將逐漸耗盡。美國聯邦航空總署內部通報顯示，自政府關閉以來，因人員疲勞導致的安全報告已超過五百件，無疑對飛安造成未知風險。

此外，機師被迫縮減飛行時數恐導致操作生疏。再者，私人小飛機被迫使用較小機場，增加起降風險。由於航管人力嚴重欠缺，當局已要求各主要機場削減運量，為了讓繁忙的管制員專注於商業航班，要求私人飛機使用較小機場或飛行場，但飛機不論大小，其飛航安全規範與適航指令的遵守均需按國際民航組織規定；再加上如果飛行場導航設備不足，將危及私人飛機起降安全。

最後，美國人民對飛行的信心指數就是美國航空事業發展的財政指數。今年一月與二月，美國航班分別在華府雷根機場與加拿大多倫多機場發生嚴重空難後，搭機人數一度銳減；時值人們搭機信心正逐步回升之際，又碰上聯邦政府進行有史以來最長天期的關閉，空中運能的縮減對美國航空業再次重擊，今年無疑是美國商業航空最慘澹經營的一年。

在感恩節前夕，美國聯邦政府得以恢復運作，飛機航班與航管人力能否迅速到位、人們能否順利回鄉與親友團聚，今年感恩節或可視為美國人能否儘速回復正常生活、不再受政治鬥爭之害的指標！

翡翠水庫主要的用途為民生供水，供水時「順便」發電，一魚兩吃，寶貴的水資源得以充分的利用。但近年台灣電力系統供電能力不足，在緊急狀況下，即使翡翠水庫不供水，台電也得啟動水輪機發電，彌補供電缺口。發電後的水直接排到下游，明顯的浪費了水資源，也影響翡翠水庫管理局收入，要求台電公司補償每立方公尺三元的損失。翡翠水庫管理局的要求是否合理，見仁見智。

水是非常珍貴的資源，為什麼不能有充分的發揮？答案很簡單，台灣電力系統供電能力不足，在翡翠水庫不供水的狀況下，也要啟動供電，度過限電的難關。

台灣錯誤的能源政策，已讓台灣的電力系統陷入泥淖，要採用各種非常態或者說違反常理的方法，維持系統的穩定，例如降頻降壓供電、降低負載。這樣做台電沒有額外的支出，但不合規格的電力，可能會對電力公司與電力使用者的設備造成損害，成本無法估算。

需量反應，也就是台電公司付錢向用電大戶買回用電權力，用電大戶在特定的時間內減少用電，台電以每度電計價補償。台電會事先招標，投標者提出額度與單價，台電由單價低的開始，累積到台電需要的額度。供電能力缺口愈大時，台電要採購更多的需量，單價也會愈高。台電每日採購的需量，可以反映出台電目前系統供電能力不足的狀況，即使立法委員們要求，台電一直不提供詳細的數字。

可停電力，台電會與用電大戶簽約，若有需要，台電可以停止供電，用電大戶的日常電費可享有折扣。情義相挺，台電會在供電吃緊時，要求大型製造業啟動緊急柴油發電機供電，減少台灣公司電網的負載。台灣電力系統的供電能力是否充足，相信能源署與台電公司都心知肚明，不但不能明說，還得在新聞媒體與官方文件中「睜眼說瞎話」。

一一三年度全國電力資源供需報告，如預期的誓言台灣電力供應無虞。但魔鬼藏在細節裡，供電的充裕是有前提的！今年至民國一二三年，要新建廿四部燃氣機組，這些機組都能在規畫的時間商轉嗎？扣除除役的燃氣機組，政府有多少把握可以在民國一二三年前完成足夠的天然氣接收站供氣？關鍵報告中的關鍵資訊，執筆人連掰都掰不出來。

基於國家能源供應的安全、發電成本的穩定、以及碳排與空汙的減少，台灣必須繼續使用核能發電。八月「核三延役」公投的結果，贊成的高達百分之七十四，說明了人民的期待。執政黨至今未宣布核電廠延役，企圖以發展小型模組化反應器來搪塞民意。

以目前發展的現況，小型模組化反應器在台灣的商轉，可能要到二○三二年以後，緩不濟急。目前當務之急為積極推動核三廠與核二廠延役，搭配規畫的天然氣電力，可以確保台灣有足夠的可調度電力供業者使用，降低缺電限電的風險，提升半導體製造業與人工智慧產業投資台灣的信心。

放眼全球，各國正積極布局ＡＩ產業。美國ＡＩ帝國系統持續吸納新成員，英國王室亦向全球ＡＩ技術菁英及產業巨擘頒獎，彰顯其國家戰略意味濃厚。這顯示：ＡＩ不再只是技術或產業問題，而是國家競爭力與文明影響力的重要象徵。

台灣若要發展ＡＩ產業及生態系統，必須具備策略性思維與「逐鹿天下」的企圖心。若僅墨守成規、或魯莽前進，甚至以「從屬角色或身分」被納入美國ＡＩ版圖的擴張，將在「數位文明」邁入「智能文明」的轉折中淪為被動或附庸式的角色；雖能有「立竿見影」的立即效應，但無法形成真正的長期優勢。在閉環式ＡＩ帝國系統中，算力驅動、演算法治理、平台流通才是全球秩序及霸權的基礎，故策略自主，才能掌握未來。

台灣面臨的抉擇不只是產業發展路徑的選擇，更是國家戰略格局的試金石。台灣必須融合技術創新、跨境合作與產業生態構建，才能有機會在全球ＡＩ浪潮中取得自主優勢，從追隨者躍升為策略主導者。唯有主動掌握槓桿優勢，台灣才能開啟永續的產業經營之路。

實務上來看，台灣的戰略思維不應僅糾結於日常感官生活或短期就業問題，而更應聚焦宏觀視角，涵蓋策略、技術、應用與治理（倫理與法治）等面向。唯有以主動、長期的產業布局，才能真正守護並傳承「護國神山」。

另外，若能在中華文化的共同基礎上，結盟大陸企業共同發展，推動跨領域本位智能技術（Ontological ＡＩ）及客製化平台服務，爭取策略性的主導角色，積極發揮槓桿效應，才是真正的永續經營策略。大陸擁有龐大的市場、豐富的應用場景、完整的產業鏈，以及日益增強的創新能力。兩岸在技術、人才、市場等方面具有高度的互補性。通過結盟，台灣可借力大陸的規模優勢，同時輸出其在半導體、精密製造與系統整合方面的專長，形成強強聯合的協同效應。

台灣的ＡＩ戰略及次代護國神山應聚焦在「多軌槓桿」創造自主空間，短期嵌入美國ＡＩ體系以維持技術接軌；中期取得在ＡＩ製造與應用之間形成「台灣中樞、區域共治」格局；長期則在於掌握模型落地的核心技術層，建立跨領域自主ＡＩ知識中介平台的優勢。

台灣若一味附庸美國，只能當ＡＩ帝國的「製造殖民地」；若能在兩岸之間發揮橋梁槓桿，憑藉製造精度與系統整合力，就有機會在多極化的ＡＩ世界中，成為「中立技術節點」而非「附庸體」。立足核心技術、放眼全球，才是建構護國神山並確保國家長期競爭力與產業主導地位的不二法門，主事者務必三思。

賴清德總統呼籲立法院長韓國瑜率跨黨派聲援遭中共立案調查的立委沈伯洋，本是一場政治表態，但韓國瑜一句「自己生病卻要別人吃藥」成為焦點。他這話既是強有力反擊，也揭示了誰該為兩岸緊張與法律戰負責？誰才深諳政治的界限與領導的三昧？這場隔空交鋒讓「韓國瑜的三高」與「賴清德的六Ｄ」成為當下政治評價的對照鏡。

韓國瑜這次回擊賴清德，既犀利又不失分寸，展現出他身為國會領導人的「三高」政治風格：

高智商：他洞察問題本質，清楚畫分職權責任，指出兩岸與外交是總統權責，國會議長則應維持議事中立；一句「自己生病要別人吃藥」切中問題核心，讓輿論焦點回到「執政者能力」而非「在野者態度」。再以「桌子四隻腳」比喻，簡明揭露賴政府政策結構失衡—台美關係一枝獨秀，兩岸關係卻完全失靈。

高情商：反擊有理不失節，未以情緒化語言挑釁，而是以比喻形式批評，話語既有張力又有餘地。他面對綠委指責，不陷入人身攻擊，而以制度邏輯回應；回以「我不是總統」，再以退一步的姿態創造進一步的政治空間，在兩岸議題重新奪回主導權。

高智慧：以制度回應政治挑釁，支持國民黨團重提「立院兩岸小組」機制，讓議題回到制度層面，而非情緒動員。他深知「抗中保台」已被民進黨操作成選舉工具，於是以國會職權為槓桿，重新定義兩岸議題的討論框架。其回應不僅是反駁，更是策略；既不挑釁總統，又讓自己成為「國會主導兩岸新路」的潛在破冰者。

相對於韓國瑜的冷靜與策略，賴清德暴露出「六Ｄ」式的執政困境。這六個英文字是：

一、Defective（有缺陷的）：他把中國定義為「境外敵對勢力」本為選舉操作，卻反而製造兩岸法理對抗，導致今日無從應對中共的法律戰；又將民間輿論、媒體與異議視為滲透，長期誤判問題本質。

二、Deficient（不足的）：面對中國大陸的法律戰，他並無有效因應策略，只能喊話或「拜託他人」。且兩岸政策缺乏系統性，執政團隊在國際協調、情報蒐集與危機回應上均顯不足，在在顯示執行力與溝通力的匱乏。

三、Devious（狡詐的）：政治操作取代政策思考，以「抗中保台」為萬用口號，將批評者貼標籤抹紅，轉移治理無方的焦點；把國安與政黨利益綁在一起，既消耗民意也侵蝕制度公信。

四、Deplorable（應受譴責的）：面對危機，總統不自我承擔卻「拜託韓國瑜講話」，形同將責任轉嫁，這是推責文化蔓延，加劇社會分裂與政治倦怠。

五、Dull（遲鈍的）：對於民意氛圍、國際觀感、青年焦慮缺乏敏銳度，他反覆使用過時語彙與對抗性敘事；抗中話術已鈍化卻仍被當成萬靈丹，政策語言疲乏無新意。

六、Disastrous（災難性的）：「境外敵對勢力」與「中共代理人」的連結，不僅未保障台灣安全，反而導致兩岸關係急凍、貿易萎縮；政府又陷於選舉與民粹的惡性循環，長期形成戰略災難。

韓國瑜的「三高」代表一種政治成熟，懂得區分制度與情緒、責任與攻防；賴清德的「六Ｄ」則像是一面鏡子，照出民進黨執政的困局。當政治失能，喊再多的口號都只是吃止痛劑，只有面對病根才談得上治癒。

其次是十月廿八日中國大陸發布「警情通報」，指立委沈伯洋透過「黑熊學院」從事「分裂國家犯罪活動」，對其立案偵查，在台灣引起政治攻防。卓榮泰嗆立法院長韓國瑜沈默吞忍；賴總統更向韓國瑜喊話應聲援、站出來維護國會尊嚴。韓國瑜回應，要他聲援沈伯洋，是「自己生病了卻要別人吃藥」，賴緊抱台獨神主牌，卻指望對方不採相應措施，是自欺欺人。

再者，國民黨主席鄭麗文出席馬場町「白色恐怖秋祭」，引發綠營猛批祭拜共諜。主辦單位「台灣地區政治受難人互助會」聲明，秋祭追思歷史悲劇不應成為攻擊個人的工具，應追求社會和解與民族共榮。

民進黨多年來將「白色恐怖」當選舉提款機，明知受難者中有相當一部分是中共「烈士」，此時卻又扭曲鄭麗文。

又如，賴清德於頒發「總統科學獎」時，期望未來卅年內能增加三名台灣的諾貝爾科學獎得主。正如中研院前院長、諾貝爾化學獎得主李遠哲最近說「科學研究需要肥沃土地才能開花結果」，現在台灣科研環境卻是一片貧瘠，可謂處於飢餓邊緣。多年前兩岸科研尚能平起平坐，如今落得幾乎在所有科學領域都看不見對岸車尾燈，源於資源投入的差異與錯置。

資源錯置主要是國防軍費大幅增加，賴總統在國慶日發表談話時指出，明年國防預算預計達九五○○億元，比今年增加約三千億元，與對岸今年軍事預算約二五○○億美元相較差異巨大。國防部報告更坦承，我方向美國軍購已付六六○○億元卻逾期仍未交貨。

種種跡象顯示兩岸不能戰、不可戰，賴政府若有智慧降低兩岸緊張情勢，則不必讓美國予取予求，只需每年在撙節的軍費中挪出少部分發展科研，期待得諾貝爾獎的宣言才不致淪為空話。賴政府在大罷免失敗後仍欲專斷治國，再以話術遮掩無能與失職。既然俟河之清無日，只有在未來選舉討回公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