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北市政府在萬隆捷運站推出四十一戶公營住宅，供市民承租，號稱租金便宜，約市價的七成，吸引了快三百人登記抽籤。
看到新聞上出現「公營住宅」這個詞，似曾相識，原來，日本時代台灣各城市就有各類「市營住宅」。兩者都是政府出租房屋，但出發點略有不同。房價高漲，年輕人薪資低迷，一高一低，只能望屋興嘆，才有了現代版的公營住宅。古典版的市營住宅，都因人口快速增加，房屋不足，官方採取的對策。
整個日本時代，如果只用殖民和戰爭去想，可能會有烽火遍地、民不聊生的想像圖。但如果從現代化的角度看，台灣社會如同世界許多地方一樣，在廿世紀上半葉，進行大改造，人口穩定累增。除了台灣人從世紀初期的三百萬人正常成長到一九三○年的四百三十萬、一九四三年的六百十三萬，日本人的移入，也不像一九四九年那樣，一下子擠進兩百萬軍民；一九○七年，就有七萬多日本人在台灣，首次超過原住民人數。到戰爭結束前兩年，日本人口快四十萬，其中廿七萬人住在城市，比例遠高過台灣人的六個有一個人住城市。
特別一○到二○年代，台灣到處新增現代化的基礎建設，像嘉南大圳，從一九二○年動工，辦公室就設在嘉義。前一年春天，嘉義才設了嘉義農林學校（今國立嘉義大學前身），同時嘉義又有了法院的出張所（類似分院），可以想見，一時間，工程技術人員、律師、法院職員、老師、學生湧入嘉義，書店文具店飲食店也匯集過來。嘉義原本是兩萬多人的小城，一九一九年上半年，一下子多了六百人，報紙便高喊「激增」。
又例如，二○年代初期，羅東郡轄下的天送埤建造了水力發電廠，因為預期繁榮，台灣人的新建屋如春筍冒出，就是準備出租，迎接新入的相關人員和家庭。台北也一樣，現在的台灣大學，前身是台北帝國大學，在一九二八年開校，教授、助教授新來，便有找不到住宅的苦惱。日本時代的報章就這樣常常哀叫著三個字「住宅難」。
最初是一九二○年，台北廳（當時還未設立台北市）官方就建木造房子出租，稱為「北榮街公共住宅」。後來，新竹、台中、彰化、台南、高雄各城市陸續興築公營住宅，每次推案，都非大規模，和現在一樣，都是三、四十戶或頂多六十戶。到四○年代初，準備在台大運動場西側大手筆建屋，才聽聞到「百戶」。
市營住宅的租金都不低，分等級也分大小而不同，平均一坪一圓上下，所以，租公建住宅，起碼要十幾圓，廿幾圓非常普遍，也有高至卅幾圓。這個錢在當時跟普通人的月薪差不多了，算是昂貴，所以，日本時代的市營住宅不具備社會扶助性質，不是給下階層遮風避雨的殼；用當時的話說，目的都在「緩和住宅不足」。
（作者為作家）
